古诗之乱弹

石河子

古 诗 之 乱 弹

我之于古诗，确切地说是门外汉——一个常从诗院路过并流连的门外汉。诗院学子琅琅如歌的诵读很是好听，总忍不住向里偷觑。许是耳濡目染吧，时间长了，竟也敢在回家的路上模仿那旋律，含糊不清地哼几句，也往往引得路人侧目。这只不过如同那阿Q“革命”后，在未庄的大街上学着“我手持钢鞭将你打”的戏文，赚得不明就里的人们一些眼球而已。

许是几十年讨生机之故，我之于古诗词，也略知一二。但终怀敬重之心，不能竟研，更不敢亵渎，自然也始终懵懂并虔诚着。诗，先圣视之为“经”，自给了后人许多崇拜，少有一些“文学科学家”去研究、掌握；芸芸只有望其虹霓，岂敢轻慢？

但终于读了一些诗，竟也滋生了想歌吟的奢望了。

细细想来，诗本发轫于民间，诞生于寻常百姓。马克思说：“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而最早的文学艺术就是诗歌。先祖们抬着猎物或扛着木头时，便会发出“吭哟吭哟”的声音，便产生了“吭哟文学”。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的《弹歌》就是说伐竹做箭，弹丸打猎之事。伊耆氏（神农氏）蜡词曰：“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就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及祖先愉快的心情。东西南北中的民歌经汇集、筛选，便诞生了《诗》。后被知识分子奉为经典，生生被罩上了神秘的光环，吓退了许多人。士大夫自是乖巧伶俐，很快就掌握了此种形式，经咬文嚼字后，便产生了“雅诗”；那神汉巫婆口中的谶语也便成了“颂诗”。那时的统治阶级看重民意，专设了“乐府”，招聘许多公务员，专事民歌收集，以此“观民风、执政事”。可见诗歌原本是属于人民的。

随着社会之进步、文明之普及，用辞之宽泛，诗歌从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发展到七言句（甚而有九字、十字句）。其内容也从摹状写实到托物言志，以遣胸中块垒。先秦之《伐檀》、《硕鼠》就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奴隶主奢华的寄生生活，表达了奴隶们的不满情绪。

　　战国末期，出现了颇具地方色彩的楚国词——楚辞。它始产于楚地民间，后得力于屈平子吸纳，在此基础上注入了强烈的激愤、孤高之情，铸就了以《离骚》为代表的新诗体，将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秦汉时期重文轻诗，实在想写了，就写乐府。若欲附风雅，只好步《楚辞》之后尘，曰“楚声短歌”（如刘邦的“大风歌”）。汉末诗歌主要是“乐府民歌”例《东门行》、《孤儿行》、《儿不可轻》。那时，汉武帝成立了中央宣传部，集诗、入乐、歌咏。诗多为四言，也有五言。到了东汉初，五言极盛，臻于完善。

魏晋南北朝时，文人诗歌创作大兴，扛鼎者非曹家父子莫属。“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是建安文学之特点，曹家诗更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大气、霸气。后来自太康始文风下衰，“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句之奇”。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上层建筑，骈文俪句竟红火了一百八十余年，书传不多；倒是街闾巷弄的南《孔雀》、北《木兰》流传至今。

　　七世纪初，唐帝国立。在诗界，初期仍扬“宫体”之余波，求“绮错婉媚之本”。始有王杨卢骆扬清新自由之气息，后有诸子建规范之格律。自始，诗，这一悠久绵长的文学传统，正如滚滚长江东逝水，穿三峡，历荆门，荡激萦廻积蓄着无尽的力量；到了唐朝，好像奔泻到宽平的地面，掀起了“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壮观。唐290年间留下大名的2800余人，诗作48000多首（全唐诗撰），洋洋大观，浩浩汤汤！唐人诗家如大禹一般，将那茫茫流九派的诗规理于长江、黄河固道——格律化了。有了格式律条，往里填字便是。字数整齐、音律抑扬、节奏和谐，自是比祖先的曲儿斯文了许多。写诗，成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必考作文手段，必厉蒙童去悬梁刺股，理所当然地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诗才。诗仙、诗圣够可以了吧？但还有人一言以蔽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人誉为“孤篇盖全唐”之作。闻一多先生就说：“这是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在这种诗面前，一切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可见人们以自己的爱好而扬弃。窃以为，诗一“格律”，便有了条条框框，绊人手脚。为尊律条，遵规伤义，也就出现一些“和我们不相干”（鲁迅语）的、内容空洞、四平八稳的诗。

诗仙李白，风流倜傥，那受得了这等束缚？每每酒酣发飙时，便大行古风之道，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的，酣畅淋漓，荡气回肠！曩时蛰伏荆里，皇帝恩招，白自“仰天大笑出门去”并向邻里矜夸“我辈岂是蓬蒿人！”然此君太傲得可以，在皇帝老儿的金銮殿里醉酒，竟击节高唱“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那金銮殿主心想“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便赐言：“作你的诗去吧！”酒醒，仍不买账，将“......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扔在了殿里，飘然而去......

杜子美先生就老实得可以，作诗和他的做人一样，循规蹈矩，锱铢分明，但结局和李先生一样：不得重用。只不过一个潇洒，一个苦捱罢了。一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便见杜老生活之潦倒。因中规中矩，其诗被视为“诗史”——后人尽可放心地从杜老的诗中去“读”唐史，老先生是不会浪漫历史的。

到了宋朝，人们总不能在“登峰造极”、“无以伦比”、“盖了帽了”的唐诗面前“有景道不得”吧？于是另辟蹊径，发明了“词”。你有那框框，我有这框框；你既“登峰造极”，我亦“无以伦比”；各领千秋数百年。到了元，成了曲；明清成了小说。王国维先生将此现象称之为“一代文学”（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通俗点用《地道战》的话说：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故事已久，且说现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受传统文化的启蒙，喜古诗者颇多，然风格迥异、熟疏不等。董老、朱总是清朝举子，自然通晓格律。为性格所制，其诗虽规整，少了些气势。越南的胡志明出身、经历、性格、诗风亦然。倒是那个自称“半个诗人”的陈元帅，受不得格律的束缚，自管想写便写。还别说，在其众多的诗中，《梅岭三章》突兀诗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惊天地，泣鬼神。每每读来，心潮澎湃，热泪横溢。悲愤出诗人。在阎王殿里走了一遭的人自是字字血、声声泪的。一个国之干城的形象跃然纸上。那个“丰泽园”的新主人更是伟才。一生戎马倥偬，那兵戈鲜血锻淬出的诗，自透出字字千钧、大气磅礴、经天纬地、舍我其谁的帝王之气！

　　胡说浪谝了这许久，看官已揣出拙意：为其不入律的歪诗辩护哩。嘿嘿，也不尽然——是为天下的好吟之众找一些想写、敢写的口实。

——2016-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