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的醉与醒（散文）

想写就写

醉翁何人？除欧阳修，还有谁敢妄称“醉翁”？一篇《醉翁亭记》，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早已将“醉翁”定格为独属欧阳修的亮丽名片，历千年而不褪色。

自号“醉翁”的他，晚年又给自己取了个雅号“六一居士”，六个“一”中当然也少不了酒一壶。这给人一种感觉，欧阳修是不是很爱喝酒、很能喝酒？就像陶渊明，就像李白。其实不然，爱喝点小酒有可能，说他能喝酒估计站不住脚。“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刚喝了一点就醉了，欧阳修的酒量可见一斑。其实，欧阳修自号“醉翁”，有点名不副实，不仅酒量相当一般，刚过不惑之年的他以“翁”自居，如果不是故作深沉，那就可能是人生已秋的缘故了。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40岁正是一个人年富力强、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段，正处壮年的欧阳修怎会如此“翁”意浓浓？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的北宋仁宗年间。

1043年，一代名臣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作为革新派得力干将的欧阳修，自然积极参与，甘当范仲淹的左右手、急先锋。不久，“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欧阳修日子自然不好过。朝中一帮宵小之辈以欧阳修一首描写少女情思的词作《望江南》，杜撰出他与“出非己族”外甥女张氏（非嫡亲外甥女，由欧阳修抚养长大，后嫁给其远房侄子）不干不净的罪状，结果当然子虚乌有，但搞臭欧阳修的目的已经达到。36岁的欧阳修被贬安徽滁州，朝廷认定他所犯错误为：不该抚养张氏，不该将张氏嫁给其远房侄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此，欧阳修在滁州太守职位上一待就是6年。

这已不是欧阳修第一次被贬了。1036年，范仲淹因宰相吕夷简、谏官高若讷等人弹劾而被贬，时年29岁的欧阳修愤愤不平，一怒而作《与高司谏书》，大骂谏官高若讷，个人感情色彩浓厚。很快，他也紧随范仲淹之后，被贬夷陵县令，一当就当了整整4年。

当我们了解欧阳修的这些经历，就不难理解40岁的他为何自号“醉翁”，为何将琅琊山上这座亭命名为“醉翁亭”，为何在《醉翁亭记》中写下“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为什么？我们也可从他《题滁州醉翁亭》中找到答案：“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四十岁不能称为老，我这个醉翁偶然在这座亭子写下这篇《醉翁亭记》。一个人在醉中可以忘记万事万物，更不用说记得自己的年龄了。

由此来看，欧阳修的醉是故意的，欧阳修的“翁”也是故意的。他其实并未醉，而是人间清醒；他其实并未老，而是饱经沧桑。大约10年后，他在写给当时著名音乐家、琴师沈遵的一首长诗中这样写道：“我昔被谪居滁山，名虽为翁实少年。”看看，“名虽为翁实少年”。“翁”，是因为政治上的坎坷与挫折，让他心生倦意；而“少年”，恰恰说明他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他并没有因为一再被贬而颓丧而放弃。欧阳修的醉，是暂时的，是一种摆脱与放松，是一种休憩与蓄能；欧阳修的“翁”，也是暂时的，是一种反省与沉淀、是一种渊默与深沉。

有了这样的心态，欧阳修即便被贬滁州6年，却从未沮丧、消极过，而是“既来之则安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滁州这片土地上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官民关系融洽，于是才有了“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的和谐画面。与其他很多被贬官员不同，欧阳修是真正的大儒，“仁爱”思想深入至骨髓、落实在行动。“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太守之乐，乐在以百姓乐为乐，乐在与民同乐，他的这种快乐与其精神导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出一辙、相得益彰。

醉翁亭并非欧阳修所建，但醉翁亭旁的醒心亭乃欧阳修所建。当年，醒心亭建成，恰好曾巩来滁州求教欧阳修，于是，欧阳修就请他写了篇《醒心亭记》。透过曾巩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醒心亭下的醉翁：他醒心而望，他洒然而醒；他醉在其表，醒在其里；他醉在一时，醒在永久。

这份醒，让他重返政坛后，秉承仁爱思想，将革新事业延续下去；这份醒，让他扛起宋代古文运动旗帜，倡导平实文风，将古代散文推向新的高度；这份醒，让他善恶分明，秉笔直书历史，留下彪炳史册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二十四史占其二；这份醒，让他慧眼识珠、奖掖后进，担任嘉祐二年主考官，创造中国科举史上最亮眼的进士榜，9人官至宰执，苏轼、苏辙、曾巩名列“唐宋八大家”，张载、程颢乃著名思想家；这份醒，让他看透功名利禄，处于巅峰之时选择急流勇退，甘当“六一居士”。

于是，醉翁的醉与醒，历千年而不朽！

（谢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