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17）作者：赵洪洋

洋洋

柏林奇遇

从意大利回来后，在洪堡医院安心工作数周，接到朋友多瑙教授邀请，到他所在医院讲学。在回忆录的第8章《我在德国的良师益友》中曾提到好友多瑙医生，他当时因为卡斯帕医生打抱不平，带领团队扳倒了科主任。尽管这属义举。但毕竟以下犯上，轰动整个德国医学界，所以他竞聘科主任屡屡失败。好在他从不气馁，终于应聘为柏林郊外普劳岸基（Plau am See）医院神经外科和康复科主任。我为他终于如愿以偿，感到非常高兴。能应邀去他那里讲学并参观学习他领导的科室，我是再乐意不过了。

从洪堡乘车到柏林也记不得用了多长时间，德国统一后，东西德国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相差还是很大，普劳岸基位于东德，从柏林的火车站不能直达普劳岸基，需在中途中转，中转车站十分破旧，周围都是荒草，车站没看见有火车，50米外停着一辆类似大巴的破旧车。妻子看到这种境况，不免担心是否找错了地方，想四周打听一下，可周围没有人。我开始还很镇定，可是离开车时间还有2分钟了，心里也着急起来，心里嘀咕，莫不是这个像个破旧校车的就是我们要搭乘的火车吧。

登上这个破旧车，车中驾驶位真有一人、我拿出火车票向他打听是否在此等车，那人看了车票，说就是这列车，即刻出发。我简直不敢相信，2000年的德国竟有如此破旧的火车，实际上，就是只有一节车厢的电机车。乘客也只有我们两人。原来统一后的德国，基础设施的东西差别如此之大。

作者夫妻与多瑙夫人和他三个女儿的合影

　　上车时的场面如此冷清，下车时却大不一样，多瑙主任携妻子和三个女儿到车站热烈欢迎我们，一出车站，多瑙主任走上前和我拥抱，他的妻子也和我妻子行吻面礼，三个女儿则拥向前抱着我和妻子的腿热情非凡，这一场面太让人感动了。

坐上多瑙主任开的商务车，一路欣尝沿途风光，与黑森林不同的是，沿途是无边的原野，长着高高的蒿草，间或有较多的湖泊，很多叫不出名的水鸟在低空翱翔或驻足水中，视野宽阔，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

多瑙主任的宽大别墅就座落在自然原野之中，周围的湖泊星罗棋布。宽敞的大院子中，有一10*10米大的充气塑料游泳池，一看就是三个女儿的娱乐场所，打开门，一只大黄狗冷不丁就扑了上来，给我妻子来了个拥抱，当时吓得我妻子是魂飞魄散，惊呼不已。多瑙妻子抱开大黄狗，一边说着抱歉的话，一边说这大黄狗很友善，温和，刚才的举动也是欢迎客人的方式，妻子这时还有点惊魂未定，我仔细打量这大黄狗，约一米来长，身高过膝，两只搭拉的大耳朵，眼神确实温和无敌意，憨态可掬，是条让人喜欢的狗，应该是可卡犬。

　　多瑙主任有三个女儿，大的10岁，二女儿8岁，小的6岁。三个小女孩十分活泼可爱，很快就和我们特别是和我妻子无拘无束打得火热。斯托伊德主任家很重礼仪，孩子们比较拘谨，客人们也都循规蹈矩，而多瑙主任家比较随和，不怎么讲究，客人也就比较放的开。第一天晚歺是多瑙妻子做的，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晚歺前给多瑙夫妻及三个女儿都赠送了礼品，多瑙全家都很高兴，特别是三个女孩饭前饭后还不停摆弄这些礼品，问这问那。第二天多瑙妻子问我们想吃什么，并说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中国歺。听了这话，我妻子兴奋了，立即挽起袖子，戴上围裙下厨房了。妻子很勤快能干，可以说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仅手术做的好，做饭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结婚前，她就能做出一桌酒席，一人就能完成饺子的活面、剁肉剁菜，调馅、幹皮、包饺子全流程。她没把做饭当作包袱，而是乐在其中。在家我是没机会做饭的，出国后在她的指导下学会了做饭，她来德国后本想给她露两手，可是每次回家她都抢先占领厨房阵地，我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一声叹息。就这样，在多瑙家，我妻子和多瑙妻子每天一起去超市买菜做饭，她俩也成了好朋友，我们的歺桌上也是中西歺混合，孩子们也很喜欢中歺，大家都其乐融融，不亦乐乎。

我和妻子在多瑙别墅的花园里享受早歺

与多瑙家庭的两天开心相处后，进入到办正事的时候。多瑙主任带我参观了他领导的神经外科和康复中心。没想到，原处于东德偏僻之处的普劳岸基医院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绝不亚于洪堡，可能是因为该医院建于统一后德国的原因吧。参观当天上午的手术，最多的也是脊柱外科，少数是脑肿瘤手术。参观结尾时，多瑙主任被告之来了台急诊破裂动脉瘤患者，他必须马上上手术台。在中国作为科主任很少会上急诊手术，在德国就不同了。如我前文所述，培养一名能做脑动脉瘤手术的医生，在德国大概需要十五年，但因为做动脉瘤的医生很辛苦，要随叫随到，经常披星戴月忙在路上和手术台上，此外，因术中遭遇出血概率高，手术者精神高度紧张。曾有研究者观察到，动脉瘤手术者在术中心率和血压波动很大，心率最快可达160次/分，血压则可高达180mmHg.所以，研究者的结论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医生不适合当这类手术的手术者。那么越来越少的年轻医生愿意学习这门技术。在德国，能做脑动脉瘤夹闭的医生就越来越少。所以科主任去做急诊破裂动脉瘤手术也就不足为奇了。多瑙指示一名下级医生继续引导我参观康复中心及实验室和安排我的中歺。交待完毕，他对我说，他会担任我下午讲座的主持，说完，匆匆忙忙的准备手术去了。

下午讲座在神经外科会议室，讲课的题目是：中国神经外科的过去和现在。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多瑙主任对我说，德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对中国同行的发展知之甚少，想通过我的讲座促进彼此的了解和交流。

在多瑙工作的医院与多瑙一家人的合影

多瑙赶在我讲座前做完了手术。他担任会议主持的工作。会议室来了约50余人，大多是年轻医生。这次讲座没有丝毫紧张感，一是有了在洪堡讲课的成功经历，心里有数，二是听课的大多为年轻医生，不像洪堡那次讲座，听者多为大专家大教授。中国的神经外科较世界起步晚，基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陆续在全国医院成立神经外科，天津、北京和上海成立神经外科最早，发展也最快。其后，北京天坛医院、上海华山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成为了中国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成立于1978年，起步很晚，但起点很高。1978年我的国内导师朱贤立教授赴瑞士向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雅夏格（Yasargil）学习显微神经外科，回国后率先幵展显微神经外科，对推动中国显微神经外科的起步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讲课中对我科开展的显微神经外科和伽玛刀治疗工作也进行了介绍。会后，年轻医生们对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培训制度提了很多问题，我尽我所知做了解答。世界都一样，作为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们的工作量很大，非常辛苦，精神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每当电话铃声响起，就会心慌、心跳加快，焦急和恐惧，平常照顾家庭时间少，家庭矛盾也多。相比德国，在发生医疗纠纷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要承受医闹的人格污辱，身体侵犯，甚至付出生命，面对患者和家属的纠缠和不理智行为。不少医生就是因为一次医疗纠纷风波的打击，不再能承受人格和身体的打击而放弃医生职业。这种情况在上世纪的90年代和本世纪10年代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是德国医生最不能理解的。

在柏林游览

我不觉得天天旅游会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工作与学习的闲暇去旅游的确是一种享受，也叫劳逸结合吧。周末,多瑙开着商务车带着他一家和我们夫妻俩游览了统一后的柏林，这里曾是二战最为惨烈的战场，而现在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柏林大街边沿河的帐篷，旅行车和在此休闲烧烤的人们。不同的历史时刻，人们处在战争的痛苦与和平的幸福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物是人非，让战争永远辞去不回吧。

在美丽的罗斯托克港留影

　　离柏林约30公里是德国第四大港口罗斯托克，这个港口城市十分美丽，岸边飘过来波罗的海的海风腥味，城市的色彩丰富，颇为浪漫，和活泼的三个女孩一起游玩，一路欢声笑语。在吃中歺时三个孩子在吃蛋糕时弄花了脸和衣裳，多瑙也在喝咖啡时，让喝溅出的咖啡滴在他那大肚子上的白衬衣，花里胡哨，大家禁不住捧腹大笑。热闹欢快的一天随着夕阳要结束了，在返回的路上，三个小女孩睡着了。

我妻子在多瑙举办的烧烤晚歺上帮忙烧烤食物。

　　这天，多瑙主任在家举行烧烤晚攴，歺前还有个朋友交流会。我喝着干白葡萄酒，就着凃了黄油的法国棒棒面包，一边品尝，一边与客人们闲聊，妻子则给多瑙妻子帮忙，做菜上菜比我忙。多瑙此时介绍一位朋友与我认识，当这位朋友听到我的工作单位有“同济“二字时（Tongji），不由问我是否来自上海，我明白他的意思，解释说，我所在的同济医学院是从上海同济大学迁来武汉的，同济大学还在上海。这位朋友顿时激动起来，他让我稍坐，他要去拿样东西来给我看。

我正在认真阅读多瑙客人拿来的一本与同济学府有关的旧书

　　不一会儿，他兴冲冲地再次来到我身边，拿着两本书给我看，一本是发黄的线装旧书，一本是厚厚的精装绿皮书。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名叫《欧特曼教授哀思录》编著者：蔡元培。一本是《德汉词典》。欧特曼我不认识，但蔡元培可是鼎鼎大名的中国教育家，北大校长。他亲自为欧特曼教授编撰哀思录，可见此人不一般。而欧特曼又和我的母校同济学堂息息相关，这极大地激发我要赶紧读完此书的渴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对同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不只宝隆这位德国人，还有当时名噪一时，现在却几乎无人知晓的德国欧特曼教授。为什么说他当时是名噪一时呢？他对同济大学所做的贡献可以用当时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的挽联词概括：“越数万里而至中邦。学校秉成规。巧授准绝宗格匠。历十五年克勤厥职。疆圻多方难。悲深圭臬失名师。”

　　当时的民国政府要员，上至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孙科，中至教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北大、清华和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下至上海各界层人士皆不吝笔墨，称颂欧特曼教授为同济大学和中德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时有记者采访同济大学教职员，问欧特曼教授在他们心中是何种形象。答曰：欧特曼对同济大学之贡献如诸葛亮对蜀国之付出，同济大学失去欧特曼如蜀国失去诸葛亮之痛心。

欧特曼是德国在中国所办中学的总负责人，他创办了供同济学生学习的《德文月刊》，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汉德词典和第一部汉德袖珍词典，他是同济大学附中的教务长。除主持附中教务外，还担任大学多项职务和专业委员会委员。德国政府授权其主管在华德侨学校的毕业考试。

　　作为商务印书馆附设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的委员，他为该馆捐赠了大批德国书藉。欧特曼教授学识渊博，除母语德语外，精通英、法、希腊、拉丁、中文、日文，会西班牙、葡萄牙、俄、库页岛方言、赫哲语、印度佛语等。翻译多本著作：如《中国国民党总章》、《建国大纲》、戴季陶著《孙中山先生著作及演讲记录要目》、胡适著《我们走哪条路》、《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明史徐达传》、《朱元璋御制周颠仙人传》、《聊斋》节选等。当时汉译德的译者无不找欧特曼教授作为校对，他均乐意应承并身体力行，他特别鼓励和支持年轻人翻译作品。欧特曼教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人品一流。同事和学生们评价他做事“极端精细，丝毫不苟，忠于职务，历久不渝，言忠信，行笃敬。” 国立中央大学以其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欧特曼教授在附中主教德语和地理，德语学习是枯燥乏味的，但欧特曼教授总是将教学与地理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课堂与学生互动频繁，他常对学生说“不知者为不知，且不可不知之而強为知之。”有目的的大量阅读文献，是丰富自己的最好途径。对学生的文章不足之处他除指出外，还推荐作者阅读相关文献以弥补不足，还时常自掏腰包给求教者从德国买来珍贵书藉。有时参考书只有西班牙文、西腊文或拉丁文时，他更是不惜时间利用自己精通的这些语言帮助作者详细讲解意思，他帮助学生们完成的文章涉及文史、地理、哲学、语言学。他帮助过的学生，像著名翻译家魏以新（格林童话全卷译者），著名眼科专家陈任（同济医院原眼科主任），著名小儿科专家宋名通（同济医院原小儿科主任）等，对他莫不感动有加，或为师爱或如父爱。如此多的学生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人品之美，不言而喻。自同济附中培养出的学生大多进入同济大学深造，欧特曼教授给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学风和基础知识，也给同济大学输送岀培养的优秀生源。在同济大学，在附中，在上海的德侨社团，当遇到困难时，人们也总是把期待的目光聚焦在欧特曼的身上，他无论在管理者还是德中教职员工和学生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一二八之战，同济校舍尽毁，同济大学面临解散，欧特曼教授联合朋友在德国多方筹得巨款，重建同济校舍，因同样原因，校方不能给教师发放薪水，教师们意欲离校求职，欧特曼教授求助德国公使和政府资助防止了教师队伍的继续流失，稳住了教师队伍。他是校管理方和师生都喜欢的享有盛誉的人。

欧特曼的孙子给我看的两本书，一本是蔡元培编辑的《欧特曼教授哀思录》，另一本是欧特曼教授编辑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汉德词典》

我与欧特曼教授的孙子介绍同济学府和医院的前世今生

拿这本书给我看的客人、正是欧特曼教授的孙子。我看完这本书，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爷爷是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同济大学和中德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回国后，一定会将你爷爷的功绩铭记在同济大学和同济医学院，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这样一位同济的功臣，为什么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在武汉的同济医学院校史上毫无记载呢？伟人埋名近60年，我的柏林奇遇将弥补这两大学校校史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