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朋与兰亭因缘

王建秋

问我兰亭几世孙

－－王十朋与兰亭因缘

王建秋

兰亭，有两个意思，一是地名，在绍兴市西南兰渚山下，汉驿亭所在地，现在是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属下的一个自然村；二是指晋王羲之书作《兰亭序》，有时也泛指王羲之及他的书法。王十朋与这两者均有瓜葛。

一

《梅溪后集》卷二十有《次韵傅教授景仁马绿荔支》诗，作于泉州任上：

涪陵妃子谩名园，岂似闽南绿一盘。最喜色同青玉案，不妨功并紫金丹。画看红紫品流俗，诗嚼冰霜牙颊寒。吟罢闲观右军帖，来禽青李可同飡。

泉州盛产荔枝，王十朋多有诗记之，这是为唱和友人傅景仁荔枝诗，次韵七首中的第五首。“来禽青李”是王羲之《与蜀郡守朱书帖》中的句子，全帖：“青李、来禽、樱桃、日给滕，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是王羲之向蜀郡太守朱某（名字失载，据前人考证应是当时益州刺史周抚）乞求青李、来禽等四种果树种子的一封信札，意思是这些种子寄来的时候最好装在布袋里密封好，它才不会发芽。来禽即花红，是一种水果，也叫林檎或沙果，喻其果味甘甜引禽鸟来食。《宣和书谱》著录了这个帖子，直接叫《青李来禽帖》，是《十七帖》中的一帖。这首诗当然是夸那个荔枝与这四种果子一样是美味佳果，但“吟罢闲观右军帖”这句实在是很生活，也符合士大夫书斋遣闲景况。而“来禽青李”有时也代指王羲之书法，如温庭筠《洞户二十二韵》“画图惊走兽，书帖得来禽”，苏轼《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诗次韵》“只有来禽青李帖，他年留与学书人”。而王十朋好友喻良能山阴《鹅池》诗，有“空馀青李与来禽，宝墨知谁是赏音”句，直接把它拿来指代《兰亭》禊帖了。我们可以相信，王十朋书斋是收藏有“右军帖”的。

青李来禽帖

王羲之的书法，千百年来一直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有人分析其之所以受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新体”。王献之曾对其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而赵孟頫就直说“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魏晋是书法史上所谓的“隶变”时期，即古文字篆书的结束和新文字隶书的出现，而后又逐渐向楷书、行草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古今书体演变过程中，王羲之的艺术成就是最高的，是这个变革期里最主要的代表书家。而《兰亭序》，赵孟頫则直接把它看成是“行书”的“开山鼻祖”。以《兰亭序》为代表的王羲之书风，在后人心目中是“至善至美”的，学书者无不临写。

在王十朋所处的南宋时期，人们学书取法，虽然除王羲之外还多了唐、北宋诸多名家的选择，但王羲之的崇高地位却从来没有动摇过。

宋代非常重视书法教育，当时各级学校对学子的学书取法都有一定要求，而且规定有学习范本或范围，并有明确的考评标准。北宋宣和年间，宫廷设书艺所，培养善书人。书艺所对生徒学书对象就做出明确规定，“篆正法钟鼎，小篆法李斯，隶法钟繇、蔡邕，真法欧、虞、禇、薛，草法王羲之、颜、柳、徐、李。”（《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书学” ），其中王羲之的行草书就是必学科目之一。而未罢废前的书学，即专门学习书法的学校，其对书学生也有明确的要求：

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为下。其三舍补试升降略同算学法，惟推恩降一等。自初置及并罢年数，悉同算学。（《宋史》卷一百五十七“选举志三”）

这里除了要写好字外，书学生还得通文理，懂“六书”、文字学，故有《说文》《论语》等课程。而对王羲之书法的取法，书学生学习他的行书外，还要学他的隶书与小楷。同时还要从艺术层面上釐清学书得失，并且考书等第，所谓用笔之方圆肥瘦，“老而不俗为上”、“各得一体者为中”、“均齐可观为下”等这些评定标准。

而当时州学、县学以及私塾、书院也有习字的规定和要求，但这方面留下的材料不多，我们很难找到它对学书范本的具体要求。如制定于宋仁宗年间的《京兆府小学规》，仅规定诸生每日学书十行，至于要求写什么书体或学谁的书风不清楚。朱熹《养正遗规》对学字要求也仅限于“执笔高，双钩端楷书字，不可潦草”等，无及其他。但可以猜测，他们的范本要求与书学、书艺所应该八九不离十。

在南宋，学书取法问题也极有可能会在科举考试的考题中出现。王十朋就曾以这个为题作“策问”试诸生：

问：孟坚序六艺为九种，列小学一家于其中，则知字学之有益于斯文也尚矣。……唐选举之法有四，而楷法遒美居其一焉。夫书虽一技，然教于周，试于汉，选举于唐，参六经、《论语》《孝经》而九之，学者其可忽耶！爰自科斗书废，篆隶迭兴。汉、晋以来，乃有草楷真行杂体之书，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以相夸尚者不知其几也。唐太宗历评晋人之书，而以王逸少为尽善尽美。先翰林苏公尝评唐人之书，谓极于颜真卿，又论近代之书，以蔡君谟为第一。议者谓颜书本出于王，而蔡乃法颜而变者。然三人者，各名家当代而咸造其极，使其同时而并驾，未知其孰后孰先？诸君稽古之暇，游心翰墨久矣，其于晋、唐、宋三子将谁取法耶？抑所好不同，舍二三子而他有所尚耶？又岂得于心画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陈迹耶？愿评古人优劣之外，且自论平日之所以张吾军者，果出于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幸详以告。（《梅溪前集》卷十五《策问》）

《梅溪集·策问》之“学书取法”

如此，学书取法就不仅仅是书艺所生徒、书学生他们的事情了，普通士子如果没有这些临池经验是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的。而这些前代名贤的法书帖子，作为书学范本，士子们是要收全备齐的。所以当时的州学、县学，甚至一些私塾、书院大都有摹刻先贤法书名帖，特别是王羲之书迹，以供士子观摩临习。

“策问”也称“试策”，即由主考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考生的作答则称“对策”，以议论为主，篇幅千字万字不等。宋人科考，“试策”是非常重要的考试取士方法，它充斥在“发解试”、“礼部试”、“殿试”等三级考试中。而在“常科”外所谓“大科”的“制科”考中尤为重要，其第一关就要向朝廷进呈五十篇策、论，内容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历史、地理、天文、文学艺术诸领域。这对应试举子的知识结构、现实关怀等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苏轼当年就以制策入三等（一、二等惯例空缺）而名动天下。所以策、论这种应试文体是应试举子的必修课，各式内容都要反复练习，烂熟于心，比如细琐如王十朋这个“策问”里所提的书艺取法问题。同时，“制科”试的这五十篇策、论相当于唐代的“行卷”，是不需要糊名或誊录的，书法的好坏和取法是否符合考官的趣味等都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因而，对大部分的读书人来说，他们的文字书写不单单是冲着书法艺术去的，而是围绕干禄进行，其首先关注的是科举需要。所以朝廷对书法审美的导向就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取法对象的选择。

“策问”也往往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王十朋这个“策问”所提问题也正是南宋士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即书艺学习有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颜真卿代表的唐和蔡、苏、米、黄为代表的当朝三种取法途径，究竟取法王羲之还是颜真卿、蔡襄或者其他名家对当时士子来说是一个两难问题。当然王十朋也给出了当时共识的一个观点，即颜真卿字源出王羲之，蔡襄又变化自颜真卿，他们是有谱系关系的，而王羲之是“源头”。

北宋淳化三年，由宋太宗钦命、王著主持编次摹刻的《淳化阁帖》，是宋人学书规矱。共有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至四卷历代名臣书，第五卷诸家古法帖，第六至八卷为王羲之书，第九至十卷为王献之书。“二王”书足足占了一半的分量，可见“二王”书法在宋人心目中的典范地位。《淳化阁帖》的刊刻，实际上可看作是以朝廷、官方的力量对书法学习进行的干预，是确立官方的、正统的书法审美标准，其客观上有着极强的示范、导向作用。对广大士子来说，阁帖所收书作，其大有“钦定习书范本”的意味。

那王十朋自己学书取法于谁？王十朋法书，现尚留存的真迹仅《宠示帖》一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他书体因没有传世，没有可比性。明末清初人吴其贞评“王梅溪《宠示帖》，书法熟健，长篇一气写成，盖法孙过庭《千字文》”（《书画记》卷四“宋二十名贤翰墨一大卷”），说王十朋《宠示帖》是学唐孙过庭的小草书的。孙过庭的小草书可以说是直接传承了王羲之的《十七帖》衣钵。他在《书谱》里就极其推崇王羲之，主张应当保守王羲之的书风传统，以此抵制偏离“王字”典范的“新书风”的萌生。他与颜真卿他们学“王字”求变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是唐人，颜真卿是王羲之之外的另一座高峰，是当时“新书风”的代表，并且是开了一代风气的。而孙过庭是王羲之书风的忠实延续者，他的小草书在唐代可以说是“王字”的隔代“呈现”。这于现代学书的意义是，我们是可以在他的笔迹中寻找、还原“王字”刻帖里的“真笔”的。王羲之法书真迹在宋代就已凤毛麟角，有的大都是不知翻刻了多少遍的刻帖和摹本，所以在当时学孙过庭可以说就是学王羲之。但宋人接触孙过庭的概率比较小，因孙过庭的书法在历史上传播有限。如他的代表作《书谱》一直秘藏于皇宫内府，要到民国初年才通过印刷品得以广泛传播出来。南宋虽有翻刻，但流传不多。王十朋小草书大概率是取法王羲之《十七帖》，如《青李来禽帖》之类，宋人是非常熟悉的。

孙过庭《千字文》局部

颜真卿《湖州帖》

王十朋自己有没有发表过学书观点以及书法的取法问题？除上文所举“策问”仅提出问题外，在其它诗文里几乎没有透露出自己学书取法的半点信息。有《纸铭》：“是惟王子之纸，吾不善书，慁尔多矣。”自谦之语也。又《次韵梁尉秦碑古风》有“上蔡猎师妙小篆，奴视俗体徒肥皮”句，知其对用笔壮硕肥圆这一类书风是不喜的。《宠示帖》用笔就比较纵放流动，藻丽多姿，书风是接近王羲之的，与颜真卿的圆浑淳厚大异其趣。另，《梅溪后集》卷四里有王十朋早年在绍兴任上时写过的一首诗《右军祠堂》：“欲弔右军千载魂，祠堂荆棘断碑存。老僧相见话前事，问我兰亭几世孙。”他对王羲之的情感和一般读书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他在《宠示帖》中的行笔来看，有王羲之行草书的影子，他在这一书体的取法上是走“王字”这一路书风的。

《宠示帖》局部

由于朝廷对学书取法的要求、科考的“暗示”以及社会普遍“崇王”的心理，当时的读书人除其他名贤外，对以“二王”字为主的《淳化阁帖》以及《十七帖》《集右军书圣教序》等这些王羲之书法范本，书斋中定会常备（当然更多的是这些帖子的翻刻本）。而《兰亭》又是“右军书第一”，有宋一代帝王皆好《兰亭》，宋高宗更是在禁中摹刻《兰亭》并亲自临写《兰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民间翻刻成风，致使《兰亭帖》“士大夫人人有之”（赵孟頫《兰亭十三跋》）。我想在这个大环境下，王十朋应该也不例外，在他所收的“右军帖”中，也会有一二本《兰亭》的。王十朋是高宗亲擢进士第一，又曾是孝宗业师，人品又极高，在高宗、孝宗两朝是极受朝廷上下尊重的。其甚至能受赐得到《兰亭》内府刻本或御笔临本也都是极有可能的事。他集英殿赐第不久就有同僚转赠其高宗御笔《孝经》一部，这个篇幅可比《兰亭》要大很多。

历史上王十朋是否藏有《兰亭》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在浩若烟海的《兰亭》传本当中，却有一个本子与王十朋扯上了关系。晚清民国时，广东有一个传为王十朋藏本的玉石《兰亭》在流传，非常有趣，其为《壮陶阁书画录》所著录，民国十三年文明书局又对之影印，以广传播，曾风动一时。根据本子上的印记和当时的书画著录，知道它曾经广东巨商、大藏书家伍崇曜和潘仕成他们收藏过，最后落在裴景福手中，并著录在他的《壮陶阁书画录》里。其实这个本子是广东高要人何昆玉、何瑗玉兄弟俩伪造出来的，《兰亭》墨本是由一个清翻刻本配的（参见拙作《脱壳金蝉，微茫真面－－记“王十朋藏玉石版兰亭序”》）。从这个事情也可看出王十朋在闽南粤中一带，影响是蛮深远的。他在泉州当过知州，颇有政绩，留下的遗迹也多，又曾为广州州学写过《广州重建学记》，在后来两地读书人心目中是有一定份量的，否则何氏兄弟也不会把这个伪造本依托于他。这也是王十朋与《兰亭》的另一种“缘分”，虽然这个“缘分”出现的方式有些特别。

民国十三年文明书局影印传王十朋藏玉石兰亭书影

二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也就是王十朋进士第一的那年冬天，高宗“欲试以民事”，特添差绍兴府佥判，至二十九年年底解官，王十朋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在绍兴任上。绍兴地属古越州，秦为会稽郡，此地兰亭，因王羲之而名扬天下。在绍兴两年的王十朋，自然与兰亭这个地方有所牵扯。

绍兴府佥判王龟龄先生小像

在来绍兴的第二年冬天，王十朋写成《会稽风俗赋》（《梅溪后集》卷一），通篇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其中相涉兰亭、王羲之事颇多，现为节录如下，括号内是南宋人周世则所注文字：

采葛食蕺，敬弔前王兮（蕺山，在晋为王逸少别址，尚留故池与祠堂），修竹茂林，缅想陈迹兮（山阴县西有兰亭，王羲之序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在鉴中，舟行画图（王逸少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鉴中游），五月清凉，人间所无。……禊事修兮觞兰渚（兰渚即兰亭也，羲之序云：会于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陶泓沐兮池戒珠（戒珠寺在蕺山，本王羲之别业，有鹅池、砚池、题扇桥在焉）。……能言之鹜，善鸣之鹅（陆龟蒙养能言之鹜，王羲之爱善鸣之鹅）。……菊山黄华，兰亭国香（兰亭在山阴，越王种兰处）。……雷鼓铜漏（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声闻洛阳。会稽黄阁故有铜漏，古制甚精。王羲之书陆机《漏赋》，镌刻于上，历代以为宝），梅梁窆石。……有君曰：晋王右军为越内史，雅会兰亭，流觞曲水，临池墨妙，辉映千祀，能使遗文感慨君子，故其俗始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

《会稽三赋》书影

东晋永和七年，王羲之除右军将军，来任会稽内史，至十一年三月称病去职，放情山水，弋钓娱乐。在他近五年的会稽内史任上，留下了许多他的风雅和传说。八百来年后，王十朋来绍兴尚能一一凭吊这些古迹，如“黄阁铜漏”《漏赋》铭文、蕺山“戒珠寺”右军别业等等。当然，还有那场名动千古的兰亭上巳禊饮，以及随之派生出的那篇脍炙人口、词翰俱美的绝代佳作《兰亭序》，王十朋定不会错过山阴兰亭这个凭吊怀古的好去处。

《梅溪后集》卷三有诗《十月十六日欲与梦龄及闻诗闻礼同游兰亭仍约喻叔奇偕行会天气不佳喻亦以疾辞出门而止兀坐终日怀抱殊恶》：

我欲游兰亭，天气殊不佳。同行感微恙，杖屦不可偕。出门兴遽阑，兹游竟未谐。遗文阅永和，聊用慰此怀。

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王十朋公馀之暇，游兴忽起，收拾笔砚诗牌，欲踵武右军遗风，准备与弟弟寿朋（梦龄），儿子闻诗、闻礼，还有“同舍同年友”喻叔奇一起同游兰亭。因天气不好，喻叔奇又有小恙在身，游兴遽阑，怅然作罢，“兀坐终日，怀抱殊恶”，心绪也随之沉落，镇日的不开心。是年春三月，两个弟弟百朋（昌龄）、寿朋自乐清左原来临安赴补太学，皆下第。百朋还乡时曾来绍兴为别，而寿朋则留绍兴待再赴补，王十朋有诗赠寿朋“我缘窃禄寓东州，子亦相从千里游”之句。而当年闻诗二十岁、闻礼十八岁，兄弟俩时随父任在绍兴。

喻叔奇即喻良能，叔奇其字，号香山，义乌人，有《香山集》（原集已佚，现存十六卷乃清四库馆臣采掇自《永乐大典》者，佚诗颇多）。喻良能为人淳厚，陈亮称其“于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别去三日，念之辄不释”，人乐与之交。他与王十朋关系非常密切，以前曾同是太学上舍，又同年登进士，故为“同舍同年友”。这次又是应王十朋举荐，入两浙东路安抚使、绍兴知府王师心幕府，始得时时相从，论文赋诗，事见王十朋《赠喻叔奇县尉》诗小序：“叔奇摄职会稽，公事之暇，必访仆于民事堂，终夕论文，欣然相得”（《梅溪后集》卷三）。他们俩杯酒论文，惺惺相惜。王十朋谓“叔奇之诗，清新雅健，有晋宋风味，得韩公之高，无东野之寒，予不逮远甚”（《梅溪后集》卷二十七《送喻叔奇尉广德序》）。喻良能有《怀东嘉先生因诵老坡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作十小诗奉寄》其一：“三赋成会稽，四集始东楚。一洗凡马空，斯文有宗主。”（《香山集》卷十二）直比王十朋为文坛盟主。二人实云龙相从，韩孟良朋。他们同在绍兴的这段日子里，几乎形影不离，“盍簪才百日，唱和无虑百数篇”（《送喻叔奇尉广德序》），故他们集子里写与对方的诗作亦多。

《梅溪集》诗文是编年的，故所录诗文时间有先后顺序，紧接着“十六日未成游”这首诗的下一首，王十朋就说：“我自扁舟入越初，兰亭已向梦中如。崇山峻岭至今阻，唱和诗成无处书。”这是《和喻叔奇集兰亭序语四绝》四首中的一首，诗中自注“前日具笔砚、治诗牌，竟不成往”。这次兰亭访游不成，让王十朋一直耿耿于怀。喻良能在这之前是有去过兰亭的，并且还特意集了《兰亭序》中的一些句子作成五首绝句纪游（现存十六卷《香山集》中无载），令王十朋羡慕不已。在“兀坐终日”后两天，便唱和了喻良能这五首诗中的四首以志向往，弥补未去兰亭的遗憾。

王十朋此后有没有去过兰亭不清楚，有的文章说王十朋与喻良能在十月十六日之前和之后均有同游兰亭的经历。他们的根据之一就是王十朋写的那首《赠喻叔奇县尉》，其作于十月十六日兰亭未成行前，也是喻良能的名字第一次在《梅溪集》里出现，可知是刚来绍兴不久：

同舍同年友，天资迥不群。诗文侵晋宋，兄弟类机云。梅市访仙侣，兰亭怀右军(叔奇尝集《兰亭》，作诗五绝)。公馀时过我，无酒亦论文。

因诗中有“梅市访仙侣，兰亭怀右军”句，便认定王十朋与喻良能曾一起游访了梅墅和兰亭。乍一看似乎也有道理，但纵观整首五律，除最后“公馀时过我，无酒亦论文”指向王十朋自己外，其他的都是在写喻良能和他兄弟喻良倚（也是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喻良弼，谓他们可比晋陆机、陆云兄弟，诗文堪与六朝人媲美。那时喻良能进士及第未久，意气风发，欲遍游会稽，遍题稽山鉴水，故王十朋举了他游览过的“梅市”、“兰亭”两地以示倾羡。据诗中自注“叔奇尝集《兰亭》，作诗五绝”，知王十朋的那四首《和喻叔奇集兰亭序语四绝》就是唱和喻良能这次的游兰亭诗。也就这四首唱和诗，便是他们所认为的十六日后有与喻良能再游兰亭的根据。看王十朋的和诗中有“崇山峻岭至今阻，唱和诗成无处书”、“茂林修竹未成往，游目骋怀聊自欣。畅叙幽情有齐契，一觞一咏细论文” ，“至今阻”、“无处书”、“未成往”，可知他在这之前是没有去过兰亭的，遑论再游？这是只看诗题没看内容而造成的误解。“齐契”是王羲之《兰亭诗》中的句子“迺携齐契，散怀一丘”。“遗文阅永和，聊用慰此怀”，兰亭没能去成，王十朋只能读读王羲之的《兰亭序》《兰亭诗》，以解结想。

《梅溪集》中没有明确写兰亭这个地方的诗文，有几首看似相关的诗章如《右军祠堂》《鹅池》《砚池》《题扇桥》，其实与兰亭都没有关系。那个“右军祠堂”和“鹅池”也不是现在兰亭景区里的“王右军祠” 和“鹅池”。据周世则在《会稽风俗赋》里的注文，“戒珠寺在蕺山，本王羲之别业，有鹅池、砚池、题扇桥在焉”、“蕺山，在晋为王逸少别址，尚留故池与祠堂”，王十朋所写的这几首诗应该是指在蕺山南麓的王羲之故宅别业，即后来与田园山林一并捐与了佛门，即“戒珠寺”的便是。而那个“右军祠堂”，估计就另设在戒珠寺内。所以这几首诗是王十朋拜谒戒珠寺时所写的，非是游兰亭诗。然而，王十朋是从没去过兰亭吗？《梅溪集》里的诗直如日记，那么向往兰亭，若有游访当不会没诗，此殊不可解也！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支遁等四十二人在兰亭的修禊燕游，被后来文人一直所追企“模仿”，谓之雅集。当然，内容上不一定是上巳节“修禊”、形式上也不一定是 “曲水流觞”，主要是燕游过后有没有诗文结集。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北宋元祐年间的“西园雅集”，据说当时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及米芾、李公麟等一概名流齐聚驸马王诜家，饮酒赋诗，极宴游之乐。而后李公麟画下图记，米芾谓“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王十朋去没去过兰亭姑且不论，但他却“模拟”了兰亭雅集这一盛会，只是地点不在兰亭，而是绍兴城南、秦望山麓的天衣寺。

《流觞图》墨拓局部

《西园雅集》局部

检《梅溪集》中游天衣寺的诗文材料，知这次结伴同游共有八人，都是前进士并临职绍兴者。八人中除王十朋和喻良能外，明确的尚有“陆宰”和“梁尉”，王十朋有写与他们的天衣寺唱酬诗，并且诗中自注有那天游访情景。据《梅溪先生廷试策并奏议》卷五《代王尚书辟陆宰状》，知这位“陆宰”即陆之望，生平事迹不详。仅知他之前曾为会稽知县，“为治宽平，持己廉洁，长于抚字，蔚有政声”。这次山阴县缺宰臣，便由安抚使王师心向朝廷推荐罢官在家的陆之望，来顶这个知县空缺，而这个状子就是王十朋代拟的。“梁尉”即梁安世，字次张，处州丽水人。其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二十七年任会稽县尉，在八人中年齿最小。这次游天衣寺，王十朋有写与梁安世的诗《次梁尉韵》，其中“潇洒宗之最年少，我惭叨预八仙名”句下自注有“梁最年少”。《梅溪后集》卷四里有一首《次韵梁尉秦碑古风》，记录了一件非常风雅的事情。诗很长，大概意思是王十朋听人说会稽秦望山有一块秦代遗留的“颂德碑”，是李斯所书。因忙于公务，遂拜托梁安世代为寻找。梁安世慨然而行，果于秦望山顶觅得此石。“丰碑屹植最高处，不知磨灭从何时。剔苔扫墨了无有，模糊片纸亦足奇。”当时梁安世还专门椎拓一纸送给王十朋，王十朋非常高兴，时时摩挲，视为珍宝，“虚堂默坐对此纸，闭眼暗想君勿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十朋平常是有留意收藏古碑刻拓本的。是碑即《会稽石刻》，后人有谓“宋绍兴以前，字虽泐而石犹如故也，嗣后亦无访而志之者”，是其没有读过《梅溪集》，方有此感慨。原石在元代即已无存，现在绍兴大禹陵碑廊的刻石是清乾隆年间所重刻者。王十朋、梁安世他们的原石拓本，现在估计也早已灰化不在人间了。

《会稽石刻》局部

其他四人都有谁不清楚，但有一个人可能性比较大，他叫刘仪凤，字韶美，四川普州人，绍兴二年进士。王十朋离开绍兴后的第二年，有几首写给他的诗，“平生少相识，摸索能记刘。东南小蓬莱，二年同宦游”、“寻幽入禹穴，杖屦谁相从。……去岁鉴湖别，份甘老岩松”（见《梅溪后集》卷五），知道刘仪凤绍兴二十八、九年在绍兴，并且常与王十朋游屦相从。因《梅溪集》中没有王十朋写与他的天衣寺唱酬诗，所以不敢断定。

又，莫济，字子齐，湖州归安人。绍兴十五年进士，二十五年中博学宏词科。其绍兴二十九年前后为绍兴府教授。王十朋《次韵梁尉秦碑古风》诗序有“会稽秦颂德碑，丞相李斯撰，世传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君好奇嗜古，搜访尤力。有言碑在何山者，莫以语某。”又莫济《登秦望山求秦碑刻》诗序有“秦会稽石刻，唐人如张守节、司马贞皆尝援以证《史记》。绍兴初，舅氏姚令威登山吊古，见碑石犹存。后二十馀年，分教是邦，以语佥判王龟龄，勉邑尉梁君求之，则石已缺，字不可见矣。”以二诗序相参，知那个秦望山上有李斯书碑即是莫济告知王十朋的。莫济后来曾任温州知府，其与王十朋相知最深，王十朋过世后，其《行状》即由莫济所作。后来汪应辰的《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及朱熹《梅溪王忠文公文集序》，二文所涉王十朋生平，均参考了莫济的这篇《行状》。所以这次的同游天衣寺，估计有莫济在。

另，王十朋在绍兴任上有多通信札写与当时同僚，如《梅溪后集》卷二十二的《答上虞陈县尉损》《答诸暨王县尉万章》《答周主簿贺冬》书札，收信人是陈损、王万章、“周主簿”，都是进士出身，他们是否也是那天的同游者？《答周主簿贺冬》中有“某托芘同年，窃禄仙里”句，知这个“周主簿”也是绍兴二十七年进士，与王十朋、喻良能他们是“同年”，可能性好像也比较大。王万章要比他们早三年，是张孝祥那一榜的进士。当然，信札中还有很多写与绍兴同僚的信，但不知他们功名，此处不具。

绍兴二十八年十一月廿三日，冬至刚过后两天，天气殊佳。王十朋等八位同僚，一早约好在绍兴城东北贺知章旧居天长观集中，戒装联骑出城，直奔秦望山天衣寺。

天衣寺

天衣寺始建于东晋义熙十二年，乃高僧昙翼道场，号“法华寺”。唐武宗时废除，宣宗后重建，正式改寺额为天衣寺。寺内所遗古迹颇多，王十朋他们仔细阅读了唐李邕所书的“秦望山法华寺碑”，并一一瞻仰当年梁武帝所施“普贤”金铜像、红琉璃钵及唐人元稹、白居易他们留下的诗文碑刻。又听寺僧讲昭明太子赐金缕木兰袈裟故事。这时颇解风雅的知府王师心大人，竟让府吏送来美酒“百榼”，以助游兴。于是王十朋他们便效王、谢兰亭燕游，以山水供奉词章，作文字饮。王十朋首唱《游天衣寺》七律一首：

拂晓篮舆出蠡城，稽山照眼鉴湖明。千岩深处十峰好，万壑流中双涧清。香霭嘘成普贤像，风松吹作法华声。灵乌不肯来城郭，长伴高僧避宠荣。（《梅溪后集》卷三）

喻良能、陆之望、梁安世等七人均有诗唱和。且一日行吟饶多，短句长歌，不计篇目。王十朋感叹王、谢兰亭之游，群贤少长毕集，也有赋诗不就者十有六人，“岂若吾侪臭味之同，游从之胜乎”。故又予以一一次韵，唱酬交作，自比“兹会如兰亭，同行类荀龙。盛事在诗史，奚用呼画工”。这是唱和喻良能的“游天衣四十韵”里的句子，谓如此诗赋雅会已可载入诗史，不需要再像“西园雅集”时王诜那样请人画下图记，以布流传了。王十朋除了次韵这个“四十韵”外，同在《梅溪后集》卷三里还可以找到《次梁尉韵》《酬陆宰用梁尉韵》两首。可惜喻良能的“四十韵”不见现存的十六卷《香山集》，陆之望和梁安世还有其他四人的诗句更是无处查对了。

那天他们兴致极高，最后还让喻良能执笔，在寺壁上一一题名，至夕阳薄山，方联骑鬓簪腊梅而归。而后大家收拾一日所作篇目，整理成集，并一致推状元郎王十朋为作诗序。就像当年兰亭修禊时王羲之首唱作诗而后又为《兰亭诗集》制序一样，在整个天衣寺燕游过程中，大家俨然是把王十朋比作了王羲之。《梅溪后集》卷二十七便收录了这篇《游天衣诗序》，行文大似《兰亭序》。但没有王羲之“惜时悲逝”的感慨，有的是那天王十朋寄情山水的快乐和刚踏入仕途的鲜衣怒马般的意气。现为誊录如下，以飨读者：

绍兴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后二日，游天衣者八人，皆前进士宦游于越者。

黎明，戒装集于贺监之故居。天气既佳，爱日初长，篮舆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阴，徉徜乎秦望、鉴湖，千岩万壑之间，有松阴十里，林麓静深，山转径迂，烟蔼出没。初行若迷，俄有钟磬声出乎翠微之端，盖天衣寺也。十峰堆秀，双涧涵碧，朝阳、法华二峰，尤苍然崭绝乎其中。

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乐天、李公垂诸作者诗文，其碑刻尚无恙。有化身普贤，飞来铜像，萧梁衣钵，双乌故事，缁徒颇能道之。

方杖屦寻幽，有府吏将使君之命，饷以百榼，既拜赐，有举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盖不偶然也。昔王、谢兰亭之游，群贤少长毕集，可谓雅会矣，然赋诗不就者十有六人。岂若吾侪臭味之同，游从之胜乎！白衣之来，非王弘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欢其可以不记？”于是举白飞觞，唱酬交作，杂以谐笑。咸有馀适，僧有劝游云门者，夕阳薄山，遂不果往。乃舍车联骑，探梅而还。晚集于泮宫，饮文字也。

初登山，某首赋一章，同行即席而和，既而吟咏者多不记篇目。遂列书于招提，诸公命某序之。

《梅溪集》之“游天衣诗序”

三个月后，喻良能离开绍兴，赴补广德县尉，与王十朋遂成劳燕。在第二年的夏至日，喻良能想起去年冬天的天衣寺胜游，顿生感慨，作诗《长至忆天衣旧游寄王状元》：

去年连辔到朝阳，红日初添一线长。八俊偶同人已羡，四难俱得计真良。浇肠竹叶惊深碧，插鬓梅花咤浅黄（是日回时，马上簪腊梅）。回首只今深似梦，云山烟水正相望。（《香山集》卷十）

王十朋唱和：

去年同会类高阳，蜡屐登临雅兴长。可但山光向人好，更欣天气为吾良。路经禹穴深怀白，目对秦峰遥忆黄。日线又添人正远，尺书千里慰相望。（《梅溪后集》卷四《次韵喻叔奇追感去冬天衣之游》）

兰亭契阔，会稽胜游，二人时时在念，回首如在梦中。半年后，王十朋亦解官离开绍兴。

其实绍兴与他们的缘分尚不止于此，“兰亭”也曾再次向王十朋“招手”。那是绍兴三十一年五月，王十朋自秘书省校书郎迁大宗正丞，供职绍兴府。可惜未曾赴任，时累疏乞祠，去国还乡，回了乐清左原老家。到第二年高宗内禅，孝宗即位，被诏赴临安召对，后除起居舍人、侍御史，其再次与兰亭失诸交臂。而后宦海飘浮，踪迹频劳，再也没有来过绍兴。而喻良能来任绍兴府通判，那已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