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迷思（3）：江陵之名与江陵之城

楚之思

（荆州城东门 自拍）

如果我们确定溪峨城就是江陵故城，那么，对于某些与之相关的历史研究结论，就要重新审视了。比如我上篇文章中提到的，1975年纪南城凤凰山出土的西汉古尸，当时的发掘简报认为西汉江陵县城就是郢城。也就是说，出土的这个名遂的五大夫是来自于郢城。如果那时溪峨山城被发现，简报会不会这样来判断呢？

关于古江陵县，光绪版荆州府志是这样记录的：“春秋楚郢都，汉置江陵县，为南郡治，后汉因之”、“秦分南郡郢县地置江陵，汉为临江国治”。

而关于南郡，府志记录是：“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

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江陵”之名何时出现？二，“江陵之城”创建于何时？

第一个问题，根据府志记录，“江陵”这个名称始于秦汉时期。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278年，秦拔郢设南郡，并置江陵县。府志的这个记录应该来源于唐代的《通典》：“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县 ，今县界有故郢城”。

这记录是否可信？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有这样一句话：“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此《语书》为秦南郡郡守对属县官吏的讲话文稿，发布时间为（始皇）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即公元前227年。因此，秦简中的这句话可以证明“江陵”之名秦朝时就已存在，也即是证明了《通典》《府志》中的记录：秦分郢置江陵县。

但这是不是可以断定“江陵”这个名称始创于秦拔郢后呢？我们先看下面这个印玺：

（此图片来自网络）

（此图片来自网络）

（此图片来自网络）

此印玺是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属于楚国官玺，保存于上海博物馆。此玺可以证明“江陵”这个名称在战国时代就已存在，并且它是楚国的县邑之名。

这种出土的刻有“行邑大夫玺“的楚国官印不是独此一枚，网上还可搜到“蔡侯行邑大夫玺”、“上场行邑大夫玺”等，有研究者（黄盛璋）根据这些玺印断定，所谓“行邑”应为楚失郢东迁后，将故郢所辖的旧县邑，侨置于新都管辖之地。此看法我非常赞同，如同东晋时期荆州江陵境内所置北方侨县一样，侨置之邑即“行邑”。因此，这也证明，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之前，“江陵”作为县邑之名早已存在了，它的名称及县级行政区域的设置并非始于秦拔郢之后。

（郢城遗址）

（溪峨山遗址）

（荆州城、纪南城、郢城、溪峨山城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第二个问题，“江陵之城”何时创建？前面的文章，我探讨了“江陵故城”的问题，我认为“江陵故城”应该是2011年发现的溪峨山城。关于这座故城址，网上也可看到其它的看法，有认为是现荆州城的，也有认为是郢城、纪南城的，这些看法我认为都缺乏可信的理由。其实，仔细阅读《水经注》就知道，作者郦道元对江陵故城及纪南城、郢城、江陵城（今城），是有确定的描述及区分的，如果把它们混同，则我们就难以准确理解《水经注》中对长江流经荆州城区域的地理位置描述，这会产生很多混乱。

“江陵故城”确实是有点神奇而令人疑惑，虽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了它，却缺乏对这座故城的具体描述，我们除了知道长江从其城南经过之外，其它一无所知。这可能是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前代的资料有限，无法具体描述吧，而后代的研究者对此故城的存在就更加莫衷一是了。

江陵故城不是江陵城，这个字面意义上就很清楚，《水经注》中的语境描述也很清楚。江陵故城也不可能是郢城或纪南城，古籍资料没有这样明确的记录，它应该就是一座独立的城。

为何这样断定呢？前面谈到江陵行邑的问题，既然有江陵行邑，当然在其故地就有江陵邑了，而在春秋战国时代，所有的县邑都是有城的，那么江陵邑也必定有城。

再来看《史记·项羽本纪》的内容：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另外还封了许多王，其中封共敖为临江王。这里非常清楚，临江王以江陵城为王都，而这个江陵城既不是郢城，更不是纪南城。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江陵邑城就是临江王的江陵城，也即是《水经注》中的江陵故城。而这座迷失了的江陵故城，一定就是2011年发现的溪峨山城。而此城在秦拔郢前，即公元前278年前就已存在。

那么，现在有学者认为的秦拔郢后，所设南郡郡治、江陵县、郢县县治均在郢城，这种看法就值得商榷了。

作于202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