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拉 总统阁下：<br data-filtered="filtered"> ……<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陆军事件：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被同僚告发，在主管的压力下被判刑。<font color="#333333">我一再地说，他若沉冤得雪，参谋部全体官员便必须认罪。因此，陆军运用了任何想象得到的方法——在新闻上运作、声明与暗示及各种有用的方法——袒护埃斯特哈齐，以便再判德雷福斯有</font>罪。共和政府应当带把扫帚到耶稣会的巢穴扫个干净!什么地方可找到刚强、明智又爱国且具有足够胆量彻底改革整个制度、从头再开始的内阁?我知道不少人只要想到战争便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国防是由怎样的一批人操纵的一座神圣的教堂现在已变成了卑鄙阴险、散布谣言、背后中伤者的狡窟，而这就是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地方!人们从德雷福斯事件中那个人的牺牲看到了那恐怖的情景。对，一个不幸、“卑鄙的犹太人”牺牲了。对，几名军官运用了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审判官式与暴君式的手腕，却没有受到处分!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font color="#333333">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font>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审中不知不觉地的凶暴主角，他更运用极荒谬与应受谴责的诡计，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行动之一的同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为了政治目的，他犯下这起违反公义、违反人道的罪行。他这样做是为了挽回已受连累的参谋部的面子。<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同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自强烈的神职信念，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不可攻击的至圣之所的团队精神。<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诉佩利厄将军和哈法义少校，他们指挥了一项低劣的调查。我指的是该项调查是绝对一面倒的，而哈法义所写的报告是天真、无耻的不朽之作。<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诉三名笔迹专家，即贝洛姆、瓦里那与库阿，他们呈交了虚假的报告——除非医疗报告显示他们的视力和判断力有问题。<div> 我控诉陆军部在新闻界主导了一项可憎的运动，尤其在《闪电报》与《巴黎回响》，以隐瞒自己的错误，误导公众意见。<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最后，我控诉第一次军事法庭，它违反法律，只依据一份目前仍为秘密的文件，即宣判被告有罪。我控诉第二次军事法庭，它奉命掩饰第一次军事法庭的不法行为，后来自己却明知故犯，判一个有罪的人无罪。<br data-filtered="filtered"></div> 在提出这些控诉时，我完全明白我的行动必须受1881年7月29日颁布的有关新闻传布条例第三十及三十一条的监督。依据这些条例，诽谤是一项违法行为，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这些法律下。<br data-filtered="filtered"> 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种实体，只是社会胡作非为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显露。<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在等待。<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左拉<br data-filtered="filtered"> 1898年1月13日<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自然主义创始人。全名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少年时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做过打包工人和记者。1872年成为职业作家，以场景壮阔，气魄宏大，文体粗犷遒劲，喜作夸张描写和大量的细节描写著称。左拉是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但是他的优秀作品往往突破了他的自然主义框架，而成为现实主义的创作，被视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萌芽》(1885)是左拉的代表作，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 左拉 - 流亡事件<br>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1896年，有关情报机关查出一名德国间谍与此案有涉，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但是战争部及军事法庭不但无意纠错，而且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调离该情报机关负责人，公然判处真正泄密的德国间谍无罪。为此，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接连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直至致总统的公开信，即有名的《我控诉》，由此引发整个法国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接着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的罚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国，一年后返回法国。继续与军方斗争。直到1906年，即左拉逝世四年后，蒙冤长达12年的德雷福斯才获正式昭雪。<br><br>事件评价：左拉受到法国乃至全世界的赞誉是理所然的。因为他是如此不遗余力地为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同整个军队和国家相比实在渺小不足道的人说话，维护他的权利、名誉与尊严；因为他敢于以一己的力量向一个拥有强大威权的阴谋集团挑战，而正是这个集团，利用现存的制度，纠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极力扼杀共和主义、社会正义和自由理想；还因为他不惜以抛弃已有的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为代价，不怕走上法庭，不怕围攻，不怕监禁和流放，而把这场势力悬殊的壮举坚持到最后一息。为维护法兰西精神而反对法兰西，这是不同寻常的。马克?吐温写道：“一些教会和军事法庭多由懦夫、伪君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所组成；这样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万个，而造就出一个贞德或者一个左拉，却需要五百年！”如果目睹了人类生命质量的差异之大，应当承认，这些话也不算什么溢美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