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一条有故事的河(五)

黄振炳

　　五、沪西工业区在日伪统治下的萎缩与战后重建的举步维艰(1941—1949)

上海全面沦陷后，日伪对粉麦实行统制，民族面粉工业产销陷入困境，1942年阜丰面粉厂的开工率仅1.47%，400余名职工被解雇，年产量只有11.5万包，只有1936年总产量1118包的1%。日伪禁止各纱厂的花、纱、布自由移动，使各纱厂纷纷停工减产，职工被解散失业。英商白礼氏洋烛厂、美商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作为敌产被日军直接占领而关闭。之前挂靠外商招牌营业的华商纺织企业被军管或被迫关闭。如统益纱厂、申新九厂也一度被日军侵占。江宁路931号内外棉上海分社直接由日本军部控制。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周旋应战，外强中乾，资源日渐枯竭，一切在沪日资工业生产均以应付军需为主。1942年日资内外棉第四厂改为军工厂，生产军需品，1944年日本军部命令拆毁机器，向军部献铁，导致工厂关闭；内外棉第六、七厂受日本军部之命令，履行献铁，为制造军火拆毁全部机器，改设织毯机，专织军毯。内外棉第一加工厂的所有机械，全部拆卸装栈，转业制鞋，将工厂改为军靴工场，并将原工场的一部分漂染机器划归内外棉第五厂管理，用以专纺1.2支粗纱，染色后供制战时军毯之用；内外棉第二加工厂停止印花布产生，专染军服布及防水军用帆布等品。后直接将机器拆除，充作制造军火原料，雕刻车间的1000多只紫铜被溶化，用作制造炮弹，1944年夏将工厂改名大隆第二铁厂，后又改称东亚铁工厂，约七、八十名工人在日本技师监督下，直接生产军火，1945年工人增至二、三百人，归日军1629部队管辖，成为兵工厂。原江宁路底的日商同兴纱厂，1943年改为日军同兴小川工业公司军服厂。可以说，日寇进占“孤岛”后，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是沪西工业区的一段“至暗时刻”，百业萧条，民族工业处于萎缩状态。

日伪实施的“物资统制”，对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正常经营置于死地。在面对私有财产受到严重冲击之际，沦陷区内民族资本没有选择躺平，为应付这种“产权危机”，他们往往会 “通过 ‘ 一部分的合作 ’ 来换取 ‘ 另一部分的独立 ’，经济利益已超越政治忠诚之上。”( 蒋宝麟：《战时沦陷区民族资本与日方的“有限合作——以上海刘鸿生企业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一期，页 99 ) 这种情况，我们从上海的刘鸿生企业和荣氏企业、严家企业中也明显看出。对沦陷区上海资本家而言，无论是拒绝“合作”，还是被迫妥协，甚至主动响应日方的要求，都是出于“趋利避害”的选择，以在政治变乱中谋求自我利益的保障。上海资本家在同日本占领当局和日商势力的折冲博弈过程中，始终是以自身利益为根本诉求的。沦陷区上海资本家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与立场，由其本质而决定，但这种“刻舟求剑”的行为，有似“孤岛”时期择用英美招牌“暗渡陈仓”作法，最终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下面，我们选择沪西工业区发生的几则个案，以期有个更清晰的认知。

　　1943年5月，日伪成立粉麦专业委员会 ( 1944年6月改为粉麦统制委员会 ) 以代替中部支那制粉委员会，实施“小麦统买，粉麸统配”，对民族面粉工业大肆掠夺。信大面粉厂则于1943年出租给“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作为仓库。此外，面粉厂隔壁的孙家私产——信源堆栈也一并租给了日商。信源堆栈公司系徽商孙多沅于1905年创建，位于澳门路和莫干山路之间沿苏州河地块，有面积20亩左右，共建堆栈4座，在岸边有平台码头3座，码头所占的岸线长达150米。抗战胜利后，信大面粉厂始终关闭，歇业不复工。

1941年后，侵华日军先后成立“华中烟草配给组合”等组织，以烟叶配给来达到统制卷烟、垄断市场的目的，强制各烟厂加入该组织。因产销统制，原材料匮乏，这一时期中国福新烟公司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营业萎缩，产量锐减。中国福新烟公司丁厚卿出资中储券100.6万元成为该组织成员之一。在汪伪时期，丁荷泉(丁厚卿五子)曾出任伪商统会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查封其企业财产，其本人被起诉，后丁荷泉向南京最高法院行贿，改判无罪，发还其被查封的企业财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丁厚卿曾任汪伪政权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华中烟草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垄断烟草运销，成为巨富。抗战胜利后，中国福新烟公司丁厚卿及其子丁裕泉(三子)因犯有汉奸罪，企业再次被上海市高等法院查封，后业主以200根金条贿赂而被宣判无罪，发还经营。1945年8月，丁厚卿和丁裕泉辞去中国福新烟公司总经理和经理职务，前往香港开设中国福新烟厂驻港办事处。中国福新烟公司利用其厂房、设备在抗战中保存完好的特点，加紧生产，又向美国订购了32台卷烟机，以扩大生产能力，自1946年起，中国福新烟公司年产卷烟居上海民族烟厂之首位。1955年1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没收丁厚卿、丁裕泉财产。将中国福新烟公司收归国有，改名为国营上海卷烟四厂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进占租界，统益纱厂因挂靠英商被视为敌产，1942年1月被占领军管，遭日军大肆掠夺，损失惨重，最终被迫关闭。经业主吴继宏、吴瑞元多次向汪伪政府说明股权实情后，于1943年4月17日发还原主，并中止与庚兴洋行所订合同，由吴瑞元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厂于是年12月复工，吴瑞元因曾出任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被法院判决为经济汉奸，缓期执行，财产被国民政府没收。

1937年，大丰庆记纱厂的资本增为法币315万元。是年抗战爆发，事业开始不顺，工厂遭日寇掠夺，改名同兴纱厂大丰工场。1941年，徐家公子徐懋堂与日本人串通勾结，将工厂改为“大丰纺织株式会社”，与日商合作经营该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丰纺织株式会社被国民政府经济部作为伪产没收，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十一纺织厂”，但迟迟未能开工。尽管徐懋棠在上海沦陷时期，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投靠日本人，但杜月笙仍念着其是杜门之人，所以在人人唾弃的时候帮了他一把。1947年1月，原大丰纱厂业主出资向敌伪产业处理局赎回厂子，恢复“大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徐懋棠是杜月笙门徒，恒社创社的19名骨干之一。

1937年“八·一三”沪战之后，福新一、三、六厂皆处于沦陷区，损失惨重。当时，“面粉大王”荣宗敬出于保护在敌人魔掌之下的这些企业减少损失，曾一度参加了日本人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遭到了上海各界集会抗议。后参与该会者南市电气公司总理陆伯鸿被人暗杀、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遭到恐吓，荣宅（今陕西北路186号）四周也被人监视，荣宗敬情急之下，为脱离这个“维持会”性质的伪组织，选择离沪避居香港，于1938年2月10日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港去世。“在敌伪势力威胁之下，福新一、三、六厂于1942年4月和三兴株式会社订立租赁合同，租期三年，到1945年4月期满后又续订租约两年。”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页 133 ) 在福新一、三、六厂被迫出租与日商经营之后，工厂才被解除了“军管”。

日伪统治下的天厨上海厂，依托与日伪有关系的吴蕴斋出面斡旋，其拉上林康侯、陈日平等人将天厨上海工厂改组为天承工业公司，并向南京汪伪政府实业部注册登记。接着由天承出面，承租原天厨顺昌路精制工场，同时又将徐虹路粗制工场改为益大(“天”字拆开为 “一”、“大”，“一”的谐音为“益”)工场。就这样，天承、益大两厂在沦陷后的上海继续经营。随之，又将天厨在战前购下的北新泾(今天厨味精厂现址)70余亩土地，以天厨农场名义暂租给乡民耕种，以待日后复工，可以重建新厂。至此，天厨之名在上海已不复存在了。1941年，日本海军部派吴蕴斋任《新闻报》报馆董事长。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解放前夕，吴被释放出狱，后秘密去了香港。

“总之，上海全面沦陷后，在日伪政权的统制、征购物资，限减电力供应等政策措施下，工业呈严重萎缩，除日商工厂及接受日本军用品订货的工厂外，民用品工厂已大部停工。至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工业基本上陷于瘫痪。”(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 259 )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5年8月11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开始对沪西工业区内的日资企业进行接收，原内外棉8家厂、日华5家厂、同兴纱厂、公大三厂、东亚制麻株式会社，分别改组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二、三、六、七、十一纺织厂，第一印染厂、第一绢纺厂，第一制麻厂，第二纺织机械厂，军政部上海被服总厂第二分厂(1946年7月改称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上海被服总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在沪西地区拥有纺锭46.29万枚，织机4836台，纺锭数占全市官僚资本纺织企业纺锭数的52%。此外，国民政府接收的原上海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印刷所改组成立中央印刷厂上海总厂，加上原有的中央造币厂，使沪西工业区的官僚资本工业骤增到了13家。上海官僚资本工业中最具实力的就是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战前，上海的官僚资本中纺织企业一家也没有，此时迅速膨胀，一举取得重要地位。其享有多种特权，可以获得国民政府拨发的资金和国家银行大笔低利贷款。深思沪上棉纺织、印染、绢纺、制麻的“第一厂”均出在沪西，绝不是偶然，其也说明沪西近代纺织工业在上海近代工业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①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印染厂商标“水月”“少女”“聚贤村”商标 ②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二纺织厂“彩球”商标 ③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七纺织厂“蓝凤”商标 ④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二、三、十一纺织厂“月水”商标

　　1946年被上海民族棉纺织业资本家形容为所谓的“黄金时代”。这年申新各厂与所有的棉纺厂一样，都以巨额盈利套购外汇、黄金，获利之高，比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棉纺厂最高利润时还要高出很多。我们不妨从申新二厂在战后和“孤岛”时期的产量和盈利的具体比较中，可以看出，“1938年，申二在租界内日夜开班生产，年产棉纱33271件(包括少量棉线在内)，盈利总额折合黄金计1.7万两；1946年，申二实际运转的纱锭已略超过1938年的运转数，但年产棉纱为22926件，不过是1938年的68.9%，而盈利总额折合黄金约计3万两，比1938年反增高了76.5%。”(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 215 )可见战后初期的棉纺业都是发了大财的。为何整个上海工业在战后尚处于一片萧条之际，唯独棉纺工业却能“众枯独荣”？个中原因，首先是国民党政府出台的低外汇政策，外货自由进出，廉价美棉来华大肆倾销，在花纱市场上出现的比价差距悬殊，是纱厂资本家获得巨额利润之主因。其次战后国内外市场棉纺织品空缺，一时供应不上，市场价格不断抬高，给了棉纺织生产企业抓住机遇猎取高额的上佳时机。再者市场纱布紧俏，在通货贬值及金融外汇政策的瞬息万变情势下，造成投机市场的活跃。

1946年，申新62万元一件的10支双马纱，在广东的售出价120元，至广西梧州就是130元；申新的120-130万元一件的20支双马纱，从广州销至越南、新加坡等地，最高售价达200万元。是年，申新将售得货款，都立即大量套购外汇、黄金。据不完全统计，是年申新套购的数额都在数十万或百数十万美元之上。“1947年之后的中国棉纺业，由于国棉在外棉倾销打击下产量下降，外棉进口又骤减，以及政府的管制政策和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战后一多年的‘黄金时代’瞬息即逝，转入了逆境，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许维、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页 218 )尽管荣氏企业在战后积极重建与扩展，至“1947年荣氏企业纱锭数占国民党统治区民营棉纺厂纱锭的22.9%，布机的17.3%；” “相当于官僚资本‘中纺公司’纱锭的38%，布机仅相当于11.5%；” “面粉生产能力占国民党统治区全部面粉工业生产能力的25%，”但事实上产量不及战前，“1947年申新各厂棉纱产量为战前的83.5%，棉布产量仅及战前的49.2%，”(《荣家企业史料》[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页 557—559 ) 1947年，福新各厂的面粉产量5167千袋，较1936年14565千袋减少了64.%。

申新第二厂“四平莲”商标

　　申新第九厂“金、蓝、紫、黄、绿、红双马”商标

　　上海卷烟工业是产值仅次于棉纺织业的第二个大行业。中国福新烟公司的厂房、设备因业主丁厚卿投靠汪伪，在抗战中未受丝毫影响，保存相当完好。抗战胜利后，又向美国订购了32台卷烟机，以扩大生产能力，1945年底即月产卷烟2000箱，产品行销汉口、长沙、南昌、广州及沪宁、沪杭沿线各地。自1946年起，中国福新烟公司年产量58329箱，占民族烟厂总产量的7.9％，产量开始跃居上海民族烟厂之首位，1947年达81517箱，职工人数增至3000余人，卷烟机增至45台。1946—1947年又先后两次增资，分别为2亿元、30亿元，接近上海华成烟厂的水平。至1949年，中国福新烟公司拥有上海、青岛、天津等3家卷烟厂。

中国福新烟公司书籍插页广告

　　抗战告捷后，振华油漆公司潭子湾路厂区由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振华厂几经交涉后，于1945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下达批文：认为 “ 该厂被日本油脂株式会社强迫租赁部分应准发还。惟属于敌人之增添部分则应收归国有，并可予该厂以优先承购权。”(《中国国货工厂史略》国货事业出版社1937年2月版，页 100—101 ) 1946年4月26日，潭子湾厂区终于正式回归振华油漆股份有限公司。是年公司资本额调整为伪法币一亿二千万元。1947年，国民政府对工矿运输事业固定资产价值重新评估，振华油漆公司资本额调整为伪法币十二亿元。

潭子湾路振华油漆公司制造厂外景

　　抗战爆发后，中华书局一度被日军查封，无奈之下，被迫将书局总管理处迁至重庆。战后，中华书局总管理处于1946年由重庆搬回上海。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中华书局印钞业务日夜加班不停，盈利惊人，占到书局总收入的60%以上。从1946年迁回上海澳门路原址后，至1948年，中华书局增设分局40余处，全国各地的代办销售点千余处。

静安寺路(南京西路)中华书局总厂外景

　　1946年8月，华生电机制造厂从渝返沪后，立即将设备运至长寿路81号新厂，并组织人员迅速安装，陆续召回离走职工500余名，立即恢复开工。是年生产电扇15000台，基本恢复到战前生产水平。至1949年，企业急剧滑坡，生产能力迅速下降，电扇产量仅1500台。

华生电器制造厂包装纸

　　抗战胜利后，大隆机器厂被国民政府经济部定为敌产劫收，易名上海机器厂第一厂，由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一直到1946年2月，在该厂工人要求复工的呼声中才部分开工。“最初复工了100人，后增至300人左右。”(《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版，页 83 ) 此时严家也乘机提出赎回大隆，严庆龄走通国民党门路，于1947年9月严家以600根金条赎回原大隆厂，11月正式开工生产。

光复西路大隆制造机器厂外景

　　1945年8月，财政部由重庆飞抵上海接管江南制纸厂，因沦陷期间日军在该厂制造钞票纸，国民党为应对通货膨胀需要，将其改为“财政部中央印制厂上海第一造纸厂”，继续生产钞票纸。次年2月，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上海造纸工厂复工指导委员会又将该厂重新接收过去，改名为“经济部第一造纸厂”。1947年，撤销经济部上海造纸厂复工指导委员会，江南厂由中央信托局接管，更名为“中央信托局接管江南造纸厂”。此时，刘孟靖 、詹沛霖等以江南厂系被日军强迫收买为由，要求敌伪产业处理局予以发还，经过反复诉愿及多次诉讼，最终官司胜诉。1948年1月。刘、詹接到行政法院通知后，即在外招收股份，组织公司，仍沿用“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之名，于是年8月1日正式接收，开始经营。

光复西路江南制纸厂遗址(局部)

　　1946年冬，中央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由重庆迁至上海，设办事处于南京东路慈淑大楼501号，开始筹建中央制药厂总厂。次年春，购得白利南路底(今长宁路)沪西周家桥陈家渡A7号德商哈门药厂，开设中央制药厂上海总厂（上海试剂一厂前身），原重庆厂改为分厂。1948年12月，股本总额为金圆券300万元，交通银行占63.2％，卫生部占6％，孔祥熙占2％，余为民股，成为一家官商合股企业。上海总厂早期产品为硫、草酸、原料药品、硝酸银和铋化合物等。从这家厂的资本构成看，除国有资本外，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也占了2%的股本，其中民族资本30%都不到。

光复西路中央制药厂遗址(局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乞降，9月下旬吴蕴初即回到上海，着手天厨上海厂的复工复产。一边恢复徐虹路、顺昌路两处老厂开工；一边则竭尽全力筹建新厂，厂址就是原北新泾天厨农场(今云岭东路40号天厨味精厂现址)，天厨战后复工就此拉开序幕。北新泾天厨上海新工厂于1947年2月破土动工，全部工程由桂兰记、顺升记、庄松记等建筑商承包，总造价约10亿元法币。于次年春基本竣工。为了将新厂建设的更为先进，吴蕴初将重庆工厂战时积累的外汇调拔过来，前后共调沪黄全400两、美金3万元，用于向美国进口耐酸蒸发器、真空烘箱等高档设备。

邵修善上海大明火柴公司、刘鸿生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分别为上海天厨味精厂监制广告火柴

云岭东路天厨味精制造厂上海工厂外景

　　新会路裕民毛绒线厂自1946年6月复工后，先进行毛线加工业务，1947年才逐渐转为自产自销。因“双手”牌绒线质优价廉，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为了扩大生产能力，1948年7月，裕民厂以130万美元盘进原英商怡和洋行的公益纱厂。该厂占地50亩，厂址在长寿路1118号靠近曹家渡。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强制收购黄金，裕民厂以所有黄金兑换成自备外汇，向英国订购了1200锭绒线纺机、2600锭针织纺机、20台织机及呢绒、绒线染整的全套设备，加上澳毛数十万公斤，并装运到了香港，暗中储备，见机行事。至1949年，裕民厂资本已达50亿元，成为当时上海规模较大的一家毛纺织厂。“恒源祥”有裕民厂做后盾，如虎添翼，货架上各色粗细绒线一应俱全，而且质量过关，品种丰富，加上库存周转经营有10多万磅，这在同业中是首屈一指的，故沈莱舟也因此登上了上海“绒线大王”的宝座。

新会路裕民毛绒线厂包装纸

　　上述中列举了纺织、卷烟、油漆、电器、机器、造纸、化学、制药各业，在战后重建中表现出了极强的主观能动性，虽各自动机与目的不同，得失各异，收效不等，但多少体现了战后沪西工业区内民族资本与时俱进，只争朝夕的奋发有为之实业精神。除上述外，在抗战胜利后，沪西工业区内还有其它一些，如日用化学、火柴、橡胶、制笔、钟表等若干日用品制造业，由于人民大众战时消耗丞待补充，市场需求强烈，这些行业也因此一度出现生产增长，亦十分活跃。可是，随着内战的扩大，通货膨胀的加剧，低层百姓购买力的锐减，这些行业也先后陷入了困境。

小结：1941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对沪西工业区而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1941年上海全面沦陷，苏州河以南公共租界里中外企业被日寇割韭菜似的，租界内所有英、美籍企业被日本上海陆海军部宣布为“敌性工厂”而接管，并把这些工厂分别委托有关日商经营，或委派会计监督人员进驻该厂管理一切业务。对战时华商为保护私财，借靠英美列强庇护，挂其牌号进行经营的若干民族工业企业，日寇也以“敌产”名目加以接管。整个沪西工业区在连续遭受工业原材料搜括，工业产品被统制和强购，工业用电量不断削减等迫害下，民族工业处于奄奄一息之中。日伪对面粉、纱、布、橡胶的统制并强购，导致沪西工业区内与此有关的面粉、织布、内衣、针织、毛巾、橡胶等工厂大多被迫停减产。到1945年日寇投降，抗战告捷，国民政府以“胜利者”自居，对沪西工业区内8家内外棉、5家日华、同兴纱厂、公大三厂、东麻厂等日资企业作为敌伪产业进行接受。在整个接收过程中,国民党各级官员贪赃枉法,肆意抢掠,把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变成了事实上的“劫收”。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不断以资金入股的方式渗透到民族工业中去，对其进行侵蚀。国民政府实行的“低外汇政策”，为美货倾销敞开大门，大批民族工业被逼入窘境，“而进口之多，品种之繁，影响面之深广，则为上海历史上空前未有。”(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 289 )而1946年上海棉纺工业昙花一现的“众枯独荣”，其后遗症导致染织业也步其后尘。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为从经济上支撑内战，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造成空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金融秩序濒临全面崩溃，沪西工业受其影响严重，颓势已经败露，进入1948年则更趋恶化，到“八一九”限价失败，民族工业已基本上彻底躺平。在工业生产如此糟糕透顶的同时，投机之风、逃资之风却大肆猖獗，至解放前夕，沪西工业区已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