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老家的算法，妈妈今年八十了。 记的有一个“苹果定律”，说有一堆苹果，里边有好的也有坏的，你会是先吃好的呢？还是先吃坏的呢？一般来说，正确答案一定是先吃好的，把坏的扔掉，如果先吃坏的，好的也会变坏。但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却总是先把好的留着，把坏的吃掉。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妈妈的这种倾向就更加严重。所以说，妈妈做饭时，我们总怕妈妈做多。 逢年过节，老二是主厨。人说最优秀的厨师一定是男人。诚不欺我，老二做的饭确实好吃。尽管在量上，已经提前做了规划，但难免有些会剩下。所以，家里的女士们在收拾时，就会显得特别积极，趁妈妈不注意，赶紧把吃剩的饭菜倒掉。妈妈是知道的，但也不挑透。 我是家中老大，谱摆的自然也是最大的。即便是剩菜剩饭被妈妈截胡了，我也坚决不吃。这是一种传统。尤其是就我和妈妈时，妈妈也很自觉的不吃。妈妈知道我不习惯早起。临睡前，妈妈通常会坐在我旁边，搂着我的肩膀问：明天早走还是晚走？妈妈好给你做山药丝丝红薯稠饭。 我知道妈妈是想在让我吃好的同时，不误她的养生课。很多时候，我会选择早走。于是，妈妈便在五点多起来，摇晃着脑袋，颤抖着双手，给我拣米做饭。正常半个小时的饭，她要做一个多小时。妈妈得这种颤抖病很多年了，一直治不好，后来也就不治了，经常连菜也夹不住，吃饭也总是抛撒。但妈妈给我做饭时，我还是睡得很安心。 起先我是不赞成她去听那所谓的养生课的，那就是收割老人们的生活费。但看妈妈坚持，而且能“规律”妈妈的生活，也就顺着她了。但还是会起些“幺蛾子”，故意不早起，妈妈只能在感觉我要起床前开始做饭。那神情就像误了课的小学生。后来，也就不“捉弄”妈妈了，哪怕再累，哪怕回太原也没什么事，我也会跟妈妈说，我明天得早起。 前几天回家，妈妈电话里跟妹妹说，明天早上给你大哥吃酸汤荞面疙瘩的吧！“啥？大早上吃酸汤荞面疙瘩的？”“你大哥爱吃。咱家没红薯了，没有红薯的稠饭，你大哥不想吃”结果，夜里我就听见妈妈起来好几次。等我起来时，已经八点了。妈妈说，不急，八点半去了就行。 当妈妈把圪锥戴帽的一碗酸汤荞面疙瘩的端到我手里时，我看见妈妈只盛了一点儿。“您怎么就吃那一点儿？”妈妈看我的眼神有点儿躲闪：“妈妈不饿”。其实，我知道答案，一个可能就是只做了我的，另一个可能就是妈妈赶课。 妈妈做的疙瘩的很顺口。当我呼噜呼噜紧着吃时，感觉嗓子里卡了点儿东西，怎么也咽不下去，抽出来一看，原来疙瘩的里裹着一根长长的头发。我趁妈妈不注意，赶紧扔掉了。妈妈问“好吃不？”我说“好吃，还是小时候的味道”。但下饭的速度却明显慢了下来。因为我发现，我的碗里和疙瘩的里有好几根头发。我把碗里的头发拨拉到碗边上，疙瘩的里的头发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在我抽头发的时候，还是被妈妈发现了。 “头发？”妈妈问。我不敢抬头看妈妈。当了一辈子老师的妈妈是极其认真的。我不想让妈妈看到我发现了她的窘态。“正常啊，谁做饭能不掉一半根头发”。我说着，三口两口把疙瘩的消灭掉。我感觉裹在疙瘩的里的一些小发屑还是被我吃掉了。 回来的时候，我肚子疼了一路。酸汤和荞面是寒性食物，妈妈知道。但因为我爱吃，而且我又等不到中午，她就早早起来做了。我也知道，但那是妈妈给我做的新饭。而中午和晚上，妈妈一定会吃剩饭。妈妈上年纪了，她没精力顿顿做新的。而且她还要听“网课”，没有多余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做一个人的饭是一种折磨。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描述过这样一段话，“有一堆葡萄，乐观主义者，必是从最坏的一个葡萄开始吃，一直吃到最好的一个葡萄，把希望永远留在前头；悲观主义则相反，越吃葡萄越坏，吃到绝望为止。” 尽管把苹果换成了葡萄，但我还是很赞成钱老先生的观点。妈妈何尝不知道“苹果定律”的标准答案，但她还是把最好的留在了最后，把最好的给了子女。因为儿女和未来都是她的希望。而疙瘩的里的头发，是八十岁的妈妈盛给我的爱。哆哆嗦嗦、圪锥戴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