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蓬莱人

桃源水含烟

刘安亮 李鹏程

题记：岁月在流逝，但历史会铭记。

一百多年前的1919年5月4日，一群年轻人，唤醒沉睡的民族，用血肉之躯披荆斩棘，劈开中国前路，走出属于他们的光明。

这是一场伟大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是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让国人第一次见识了唤醒民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启蒙之旅的灯塔。

运动爆发前，陈独秀、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渗透北京各大学，启迪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热烈自发勇敢地投入到这一政治洪流中，追求民主、科学的新风，吹过校园的围墙，激荡着学生们的心灵。

在这一洪流中，蓬莱一位北大学生，一位清华学生，成为五四运动中学生领袖和风云人物，一位北京女师学生，成为妇女解放先锋，担当促进民族进步的时代觉醒者。

他（她）们一位是当时北京大学国文系四年级学生杨振声，一位是清华大学高等科二年级学生潘钟文，一位是北京女师哲学系学生孙继绪。

杨振声 潘钟文

我们先来说说潘钟文。

清朝年间，山东旱灾，潘钟文先辈举家从蓬莱，北上闯关东，在山海关外宁远州搭盖窝棚，开荒种地，此为“潘家窝棚”之肇始，也是今日“潘家胡同”前身。

1896年出生的潘钟文，字毓书，兄弟三人，个个读书聪颖，时人称他“潘三先生”。1914年入南开学校学习，结识了周恩来，潘钟文在乙三班，周恩来在丁二班。他是南开《励学》杂志主编，周恩来是《校风报》总经理，两人从此成为好友。

离开南开后，带着校长张伯伦亲笔推荐信，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是清华建校以来，首位录取的东北籍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潘钟文与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罗隆基、秘书部中文书记闻一多，成为清华爱国学生中的学生领袖。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副主席，主席是北京大学段锡朋。著名的全国通电《废除二十一条》就是潘钟文宣读的。

1919年5月30日，巴黎和会承认日本对中国青岛占领，对取消强加中国头上“二十一条”要求，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置之不理。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爱国学生举行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

5月9日“国耻纪念日”，四年前这一天，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二十一条。学生们“激于五四之事，犹觉创巨痛深”，清华学生在体育馆前，举行“国耻纪念会”，潘钟文宣读《废除二十一条》，决议以此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继之，同学们向国旗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持中华民国人民土地权！”接着同学们齐集操场，焚毁日货。

第二天，潘钟文带领清华学生，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随身携带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他们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翌日进城，“身著制服，精神擢升，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主张，深入民众心中。

随后，潘钟文作为清华5位代表之一，看望城内其它院校的学生，统一行动和思想。

五四运动后，潘钟文出国留学，读博士期间，父亲去世回国，受蓬莱籍东北大学校长王永江聘请，担任矿物系教授；后在任职常荫槐秘书时，帮助周恩来夫妇虎口脱险，顺利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北大。东北铁路局辞职后，任天津市市长，抗日爱国将军张自忠秘书。1957年，任天津市政协委员，1972年病逝于天津，终年78岁。

潘钟文（前排右一）和张自忠将军（前排左二）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策源地，发祥地，中共建党创始人之一，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张国焘和大批冲锋陷阵青年学生，勇敢地投入到这一洪流中，杨振声成为其中的“闯将”、“干将”。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出生登州水城村，在蓬莱省立八中毕业后，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从1918年秋天起，他就参加北大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筹备工作，与傅斯年、罗家纶酝酿出版《新潮》杂志，成为《新潮》编辑部书记，并从1919年3月起，陆续发表《渔家》等一篇篇小说，直接反映各种社会问题，鞭挞吃人旧社会，他呼吁青年“打碎身上枷锁，歌唱着冲出封建堡垒！”

五四运动爆发时，作为大四学生的他，时年28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1919年5月3日，《申报》主笔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学生们贴出告示。食堂吃饭时，杨振声跳上饭桌，喊出“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口号。当夜7时，13所高校1000多名学生，涌入北大法学院参加会议，杨振声是其中之一。

5月4日，杨振声跟随许德衍，与同学们一起，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直奔东交民巷使馆区，遭到大批军警阻拦，经反复交涉未果，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去找曹汝霖算账去！”

他们旋即北转，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进发，曹宅大门紧锁，义愤的学生砸了半天未砸开，凭借身材高大，杨振声搭人梯率先从围墙上翻入，打开门后，学生们如同潮水般涌入院内，后有人点燃曹宅，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学生，32名学生被逮捕。这一次，杨振声并未被逮捕，但有个与他同名福建同学被逮捕，当时水城家人也是虚惊一场。

经过蔡元培校长幹旋，学生获释，杨振声受北京学联委托，前去京师警察厅交涉，要求返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当时北平警察总监吴炳湘，看到他的名字，盯着他说“你还敢来？”下令将其逮捕。

这期间，和他从小在老家，一起长大玩耍伙伴，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后青岛大学会计处长刘本钊，在街头演讲中，被警察击伤腿部。

杨振声被关押一星期，由胡适先生保释出狱，他曾给老家亲人写过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中充满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

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五四时曾这样写道：“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我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认识了自己的年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叛逆的种子。”

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支持，学生、工人、商人和市民纷纷加入，形成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抗议浪潮，上海工人开始举行总罢工，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1919年年底，杨振声考取公费留学，与冯友兰、何思源同行，一起赴美国留学。先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读教育心理学博士，同时担任《新潮》杂志社旅美通讯记者。

回国后，先在武昌大学任教，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杨振声在美国（中）

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建树者和践行者，五四精神在他的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贯穿他生命始终，形成他一生“爱国、科学、民主”思想基础和价值观。

1922年，在美国留学的杨振声，与罗家伦、何思源等组成“中国留学生”代表团，面见参加太平洋九国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在大会上据理力争，公正解决山东问题，不与日本单独会外协商，此可谓“五四运动”在国外的继续。

1924年，中篇小说《玉君》，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小说旗帜鲜明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激烈斗争，是继鲁迅《阿Q正传》后，又一部反帝反封建重要作品。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杨振声发表小说《阿兰的母亲》，谴责段祺瑞政府屠杀民众、践踏民主的暴行。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创作小说《济南城上》，描写人民被屠杀的惨状，后来被收入全国中学教科书中。

鲁迅称其为“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

杨振声与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

他在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采取“科学民主、学术自由”的方针，广聘各界英才，分别在各系任教，梁实秋、老舍、沈从文等等，可谓名流云集，英华蕴聚，阵容之齐整，在全国大学屈指可数，聘请蔡元培、章太炎、胡适、冯友兰来校讲学，形成青岛三十年代少有的文化现象，影响深远。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杨振声去了东北大学。1956年，病逝于北京，临终前，遗嘱将2371册图书，捐赠东北大学图书馆。

杨振声与闻一多、赵太侔等人

杨振声在讲课

孙继绪（1897年2月21日—1989年1月28日）蓬莱城里西街人。

五四运动开启后，北京15所中学当仁不让，成立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派代表孙继绪、王中尧参加，孙继绪是当时北师7位评议员之一。

北大清华等高校学生被捕，国立教育史上第一届女大学生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她们要去总统府游行示威，并推定孙继绪撰写请愿书。由于学校大门被关闭，奋笔疾书的孙继绪，把请愿书从门底下递出，再拿到总统府前，请愿书明确四条：

1、学校不是监狱，速释放被捕学生。

2、不能以对待土匪办法，对待学生。

3、不得部署军警，干涉爱国学生演说。

4、对学生只能训诫，不能拘禁虐待。

总统秘书陈子厚应允三日内答复。女师学生整齐队伍，英勇行为，在运动中引起深刻连锁反应。

李超之死，1919年历史大事件。8月16日，北京女师学生李超，因家族和男权压迫，忧愤莫诉，积悲成疾，悄无声息去世。从整理的李超日记中，孙继绪敏锐察觉到，中国妇女在多重压迫下亟需解放。

她和另一位同学，将李超去世之因，推向社会和公众视野。胡适由此写《李超传》，进行深入剖析。11月30日下午，迟来的李超追悼会，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章士钊等社会名流云集，“会场几无空足地，全场感动，满座恻然。”

孙继绪在追悼会上发言，对旧式家庭和宗法制度，给女子带来的压迫和戕害进行控诉，呼吁男女教育平权。邓中夏在《大公报》撰写《李超女士追悼会纪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男系制和遗产制》，杨振声组织《新潮》杂志，连续刊发评论文章，会后女师排演六幕话剧《恶家庭》。李超事件在全国引起中国妇女命运及其解放的强烈反响和讨论，全国高校男女同校，经此事件，逐步传播形成。李超追悼会，成为五四运动推波助澜又一迭高潮。

随后孙继绪，又在北师创办《文艺会刊》上，发表白话小说《二等车中的一位阔太太》，引起反响。

1922年孙继绪北师国文部哲学系毕业后，曾先后任湖北省女师教务长，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孙继绪

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五四运动中，中国崛起一位真正的爱国将军，他的所作所为，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五四运动走向和结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就是蓬莱孚威上将军吴佩孚。

曾参加辛亥革命，在登州成立“山东军政府”蓬莱老乡孙丹林，此时在做吴佩孚幕僚，对吴佩孚支持学生运动，起草所有通电电文，以直系势力影响政局和运动走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参谋作用。

孙丹林

五四运动爆发时，当时的北洋军阀，有的做缩头乌龟，有的观察风向，时年45岁，正在衡阳前线任前敌总指挥的吴佩孚，直接发来通电，义正辞严指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他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否则众怒难犯。

他回复北洋政府：“顷接来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哀催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

他希望政府与日本开战，捍卫国权：“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签字，直不吝作茧自缚，饮鸠自杀也！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愿率部备效前驱！”

他直接打电话给当时的总统徐世昌，陈述主张和要求。

在北洋政府犹豫不决时，他停止前线战事，推动南北合议，公然与“敌人”——南方湘桂军事派系联合发电：“山东问题不表保留，中国绝不签字和约！”

事情就是这样的，北洋政府可以逮捕学生，可以对知识分子的要求置之不理，但是，在军阀当政的时代，枪杆子无疑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是皖系段祺瑞当政，而吴佩孚所在直系军事实力，已经超越皖系，凭借军事地位旗帜鲜明的通电，政府不能置若罔闻，否则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激变。

通电第三天，北洋政府通知外交代表：拒签巴黎和约，总统徐世昌请求辞职。

早在1915—1919新文化运动期间，曾为秀才的吴佩孚，就十分支持并参与，多次给予文化界人士以物质上的支持。

五四运动以后的吴佩孚，在国人中有着崇高威望，段祺瑞政府却一落千丈，直皖之战中，皖系因为失去民众基础一败涂地，吴佩孚实力更为强大。

1922年苏联革命胜利，列宁派越飞南下寻找盟友，第一站找的就是吴佩孚。吴佩孚当时提出合作条件：先归还外蒙古和中东铁路，最后越飞南下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

蓬莱北大学生黎天才，1919年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国就是一张白纸，染则苍则苍，染则黄则黄”，他是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后成为中共北方局党的重要领导人、北京市委书记，二七大罢工组织人之一，当时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

曾受孙中山推荐，在外兴安岭测绘国界地图，后写出著名歌曲《苏武牧羊》歌词的蓬莱人翁曾坤，辛亥革命后，于烟台益文学馆任教， 五四运动接蔡元培电示，于烟台组织学生运动，新作歌词《团结御侮》，与全国反帝声势相呼应，后去同窗好友洛阳吴佩孚处任参谋处教官。

翁曾坤画像 黎天才

五四运动中，有三位蓬莱籍学生，成为北大、清华、北京女师学生领袖和妇女解放先锋，有一位蓬莱籍将军挺身而出，蓬莱人民也是积极踊跃参与支持。

5月6日至17日，以省立八中为主要力量蓬莱进步师生，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联络各学校致电北平学生，表示誓作他们的后盾。

同时联合各校各界成立演讲团，深入工厂、农村组织游行演讲，与各界团体成立“国民联合会”，提倡国货，严禁日货。

6月10日，省立八中联合社会各界，将查获日货当场销毁。6月16日，蓬莱县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6月17日，蓬莱派学生代表参加山东团赴京请愿。省立八中师生在五四期间的爱国活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深刻影响。

朱德发

说起来也有意思，蓬莱大柳行镇门楼村青年朱德发，在走出山村成为学者后，也许是乡贤间无形的天人感应，专注于五四运动文学的研究，做专著《中国五四文学史》，成为中国五四运动文学研究的奠基人，这位著作等身的山师大终身教授，也成为五四文学研究的领袖和开先河者。

后记：

寻灯五四，举火人间。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直击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缺少民主和科学病灶，促进封建体制向现代政治转变，它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才能实现民族崛起和富强。

105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实，让民主和科学，真正深入融进国脉和国民血液中，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让德先生和赛先生身影，能够时刻伴我们惕励前行！

参考资料：

杨振声 《我与五四》

黄爱杰、张世峰《孙继丁、孙继绪传略》

《吴佩孚传》、《奉天达人录》

鸣谢：

原蓬莱政协文史委主任、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主编蔡玉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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