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文嫁接[四十] 中医学与文学的优势互补复盘

李昌杰

古诗词中的中医药

中华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两大瑰宝,两者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受到古代“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治世济人”等思想的影响，互相融合相互渗透，出现了“儒医文化”和“本草诗”、“药名诗”等独具特色的中医药诗词，读这些诗词，既可了解中医药文化，又能体验诗词优美的意蕴，趣雅双得。

早在《诗经》中就提到了几十种中草药，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里的“蒹葭”就是芦苇。芦苇最早入药是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里，用的是苇茎部分，叫“苇茎汤”，主要用于治疗肺痈，具有清肺化痰、逐瘀排脓的功效。“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中的木瓜则多应用于治疗风湿痹痛、肢体酸重、筋脉拘挛、吐泻转筋、脚气水肿等病证。屈原的《离骚》中也提到了大量芳香中药，如木兰、白芷、菌桂等。

《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一诗，“开州五月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服，三千余里寄闲人。”是唐代诗人张籍所做。张籍有严重的眼疾，友人给他寄来了中药车前子，车前子具有利水，清热，明目等功效，诗中既点出了车前子的效果，还表现了对友人关怀的感谢。

作为具有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的芳香植物，许多中药如菊花、芍药、菖蒲、丁香等，皆为诗中常客。如宋代苏轼的《赵昌寒菊》：“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菊花性微寒，味甘、苦，可散风清热、平肝明目，常用来治疗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等疾病。唐代陆龟蒙的《丁香》：“江上悠悠人不问，十年云外醉中身。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作者以花自比，自抒胸怀。古代诗人常常以丁香结比喻愁思郁结，中药丁香却能温中理气，治疗胃脘冷痛，呃逆不止等疾病。

中医药诗词中最有意思的当属药名诗，药名诗多取当归、熟地、防风、益智等字面含义，或以谐音字隐藏药名，或为药名之谜面。在“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思想的影响下，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对中医药文化了解很深，而优美的中药名也常常被古代文人用来借诗抒怀或行文字游戏。

《定风波·山路风来草木香》

【南宋】辛弃疾

山路风来草木香。

雨余凉意到胡床。

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月费篇章。

孤负寻常山简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

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

此词是辛弃疾邀请马荀仲同游雨岩时所作，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因为马荀仲是医生，所以就用中药名写入词中。词中木香、雨余凉（禹余粮）、石膏、防风、常山、知子（栀子）、海早（海藻）、甘松等，均为中药，嵌入词中却全不露痕迹，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传说他还曾写过一首《满庭芳·静夜思》

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堂。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

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

词中提到了26味中药（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柏叶、桂枝、苁蓉、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常山、缩砂、轻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地黄、菊花。）巧妙地用了药名表面上的词义，表达了他对妻子的相思之情。

明代文人祝枝山作有一首中药诗谜：“淡竹枳壳制防风，内藏红花正当中。熟地不须用半下，生地车前仗此翁。”相传为他聚会晚归，仆人手提灯笼迎接时，触景生情所作。诗中蕴含淡竹叶、枳壳、防风、红花、熟地、半下（夏）、生地、车前草等中药名，同时道出了谜底——“灯笼”的结构、用途，巧妙非凡。

　　探寻古诗词里的中药之美

“诗言志，歌永言”，“大乐与天地同和”，蕴藉着中华文化弦歌不辍、中华文明长盛不衰。诗词被誉为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以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人常常以物寄情、以物言志，以物诠释人生、以物针砭时弊，如此诗句俯拾皆是，如聆雅奏，余音绕梁；如饮佳茗，唇齿留香。而吟咏之物，诗词中的意象有的还有自己独特的中药药性，甚至有的本身就是一味中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下面，一起探寻诗词里的中药之美，在千古流传的文学艺术中领略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渺渺清风、荷田微漾、碧叶连天、菡萏婷婷，莲荷是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早在《诗经》里就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之句。《泽陂》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起兴，叙述无法排解的痛苦和忧愁。“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朴素明朗的汉代乐府民歌《江南》大量运用重复的句式，描绘了鱼戏荷叶、人采荷莲的热闹欢乐的劳动场面，采莲人的笑声仿佛就在耳畔。《西洲曲》中也有“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之句。“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遇景入咏”在《夏日南亭怀辛大》诗中捕捉生活中的诗意感受，用幽微清淡的荷花、圆润悦耳的露珠描绘了夏夜的恬淡闲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用“无穷碧”和“别样红”把荷花之美写得极富韵味，引人入胜，千百年来广为传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以莲寄托“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忧国志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以莲寄托“不与世俗同”的高洁情怀。荷花能抚慰心灵，还能调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有中药之美。而荷梗微苦，性平，入肝、脾、胃经，用于中暑头昏、胸闷、气滞。《随息居饮食谱》中记载“通气舒筋，升津止渴，霜后采者，清热止盗汗，行水愈崩淋。”莲房性味苦、涩、温，归肝经，消瘀、止血。《本草纲目》中记载“莲房入厥阴血分，消瘀散血，与荷叶同功，亦急则治标之意也。”

“灼灼其华”，桃花是春色里的一抹明艳风景，也是诗词的重要题材。“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桃夭》以桃树的花、果、叶作为比兴事物，衬托出新娘品性善良、年轻美丽，也描写了婚礼现场的快乐气氛，对后世影响深远。“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在《题都城南庄》中用“人面”“桃花”作为贯穿线索讲述了一个珍贵而美好的回忆。“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和、苏轼用素描手法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唐、宋桃花春景图，让人流连忘返。“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让春色在山中流连忘返。桃花还有美容作用，源于花中大量的营养物质，可扩张血管，疏通脉络，润泽肌肤，促进人体衰老的脂褐质素加快排泄，能有效地预防黄褐斑、雀斑、黑斑。《千金方》记载：“桃花渍酒服之，好颜色，治百病，三月三日收”。《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桃仁的药用价值。《滇南本草》记载桃子“通月经，润大肠，消心下积”，《随息居饮食谱》记载为“补心，活血，生津涤热”。

“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张籍在《答鄙阳客药名诗》里借用地黄、半夏、栀（知）子、桂心、使君子（喜君知）等中药词汇，心随物宛转、物与心徘徊，把药名与诗的内容融合在一起，表达诗人与“鄙阳客”的深情厚谊。“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堂。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辛弃疾这首《满庭芳·静夜思》，引药入诗、心物交融，“为情而造文”巧妙表达出身处疆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其诗用了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黄、柏叶、桂枝、苁蓉、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常山、宿沙（缩砂仁）、轻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二十余味中药名，并与诗的内容浑然一体，思妻之情绽放在中药的芬芳中，相得益彰。以当归为例，《本草纲目》就记载：“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用于贫血症、经前紧张、月经不调、子宫内膜炎、宫颈炎、盆腔炎、不孕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神经痛、冠心病、慢性气管炎 神经性皮炎、肝炎、小儿麻痹后遗症等。”《神农本草经》记载：“主咳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杜甫、韩愈、白居易、皮日休等都用药名写过诗词。

探寻古诗词里的中药之美，可以在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中华优秀文化沁润心灵，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中医药的文化内涵

中医药的文化内涵，宛若一泓清泉，流淌在历史的长河，滋养着华夏儿女的心田，其诗意盎然，令人陶醉。

它，是山川草木的低语，每一味药材都承载着自然的馈赠与岁月的沉淀。在晨曦微露时，它们沐浴着第一缕阳光，吸纳天地之精华；在月华如练时，它们又静静诉说着生命的奥秘与宇宙的和谐。这不仅是草木的生长，更是中医药文化生生不息、与自然共舞的生动写照。

它，是阴阳五行的智慧，在古老的哲学体系中熠熠生辉。中医药以阴阳平衡为纲，五行相生相克为理，阐释了人体生理病理的奥秘与变化规律。这不仅是医学的智慧，更是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与领悟。在中医药的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都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与平衡，这种平衡正是中医药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它，是仁心仁术的体现，蕴含着医者对患者深沉的关爱与责任。中医药文化强调“医者父母心”，要求医者在诊疗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更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与生命质量。这种人文关怀与道德追求正是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之所在。在中医药的世界里，每一位医者都是一位心灵导师，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爱心为患者点亮生命的灯塔。

它，是传承与创新的交响乐章，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回响。中医药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它始终保持着传承与创新的活力。在传承方面，中医药文化注重师承教育与传统经典的研读；在创新方面，中医药文化又积极吸收现代科技成果的滋养，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正是中医药文化永葆青春的秘密所在。

综上所述，中医药的文化内涵是一首悠扬的诗歌，它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对自然、对生命、对智慧的敬畏与追求；它是一幅生动的画卷，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无穷魅力；它更是一座精神的灯塔，引领着我们在探索健康与生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中医药的历史底蕴

中医药的历史底蕴，宛若一幅绚烂多彩的织锦，每一根丝线都蕴含着深厚的故事与情感，穿梭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它始于远古的混沌初开，那时天地未分，万物共生。在苍茫的大地上，先民们以敏锐的直觉，从自然界的万千变化中，捕捉到了草药的微妙力量。这些草药，如同大自然的精灵，在晨曦的露珠中苏醒，在月光的轻抚下沉睡，它们与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共同呼吸，汲取着天地的精华。

随着文明的曙光初现，中医药开始展现出它独特的魅力。夏商之时，酒与汤液的诞生，如同天地间最温柔的拥抱，它们不仅温暖了人们的身体，更抚慰了人们的心灵。在那个时代，中医药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者，用他那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手，为人们拂去病痛，带来安康。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如同璀璨的星河，照亮了医学的夜空。扁鹊、华佗等医家如同星辰般璀璨夺目，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探索着人体的奥秘，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帝内经》更是如同天书降世，它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构建了中医药学的理论框架，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诊疗经验和用药指导。

秦汉之际，中医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如同利剑出鞘，直击病痛之源；而《神农本草经》则如同宝库开启，为中药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这个时代，中医药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与各国医学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

唐宋以来，中医药更是不断创新发展。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对中药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与分类，为后世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个时代，中医药不仅在治疗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还在保健养生、美容养颜等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在远古的晨曦微露中，它悄然萌芽，如山间清泉，滋养着先民的心灵与体魄。每一株草药，皆是自然之灵的低语，诉说着治愈与生命的奥秘。

夏商之季，汤液如酒，流淌着先人的智慧与温情，它们不仅是解渴之饮，更是疗愈伤痛、滋养身心的甘露。

春秋战国，风起云涌，中医药之理论如繁星点点，照亮了医学的夜空。《黄帝内经》如天书降世，以阴阳五行之秘，阐述人体之奥秘，为后世医者点亮了前行的灯塔。

秦汉一统，百家争鸣，中医药之体系如大厦巍然耸立。《伤寒杂病论》如利剑出鞘，直击病痛之源；《神农本草经》则如宝库开启，为中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宋盛世，文化繁荣，中医药之创新如百花齐放。孙思邈之大医精诚，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医者的心田；李时珍之《本草纲目》，如百科全书，引领着中药学的辉煌篇章。

明清之际，中医药之传承与创新并行不悖。叶天士之温热论，如灯塔指引，照亮了中医药防治温疫的道路。而中医药学，亦在此时走向世界，与各国医学交流互鉴，共同守护人类健康。

时至今日，中医药之历史底蕴仍如陈年佳酿，愈久弥香。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健康财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传承与发扬中医药之精髓，让这份古老而神奇的智慧之光永远照耀人间。

时至今日，中医药的历史底蕴仍然熠熠生辉。它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又如同一位充满活力的青年，不断吸收现代科技成果的滋养，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着新的力量。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医药将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人类健康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医渊源传承及发展脉络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其渊流传承和发展脉络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在这个庞大的话题下，勾勒出其主要脉络和关键节点。

一、中医药的历史起源

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逐渐发现了一些动植物能够缓解或治愈病痛，从而积累了一些原始的用药知识。这一时期，“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的传说便是对这种探索活动的真实写照。随着人类的进化，人们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中医药的萌芽就此诞生。

二、早期医药卫生活动

进入夏商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发明酒和汤液等饮品，这些饮品在提高用药效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西周时期，医学开始有了初步的分工，出现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专业医生。这些分工使得医学知识更加系统化，也为后续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关键时期。扁鹊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医家，他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这一方法至今仍是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同时，《黄帝内经》的成书，更是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这部经典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医药学的全面发展

秦汉以后，中医药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则对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三国、魏晋及南北朝时期，中医药学继续蓬勃发展。王叔和的《脉经》奠立了脉理与方法的系统化、规范化基础；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则是临床第一部急救手册。这些著作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五、医药学突出成就与创新

唐代是中医药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理念，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成为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同时，他撰写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更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涵盖了理论、医方、诊法、治疗、食养及导引等多方面内容。

宋代以后，中医药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宋政府设立太医署和太医局等机构，推动了医学教育的普及和医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一些重要的医学著作如《太平圣惠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相继问世，进一步丰富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六、医药学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中医药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清代叶天士的《温热论》则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些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也对世界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近现代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医药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医药学也在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中医药学在疾病防治、保健养生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八、结语

综上所述，中医药的渊流传承和发展脉络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从远古时期的萌芽到现代社会的蓬勃发展，中医药学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医药学将继续发扬光大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举倒说明古典小说中对中医的描述

在古典小说中，对中医的描述往往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紧密相连，展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以下是一些具体例子：

一、《三国演义》中的中医描述

华佗的医术

刮骨疗毒：在《三国演义》中，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情节广为人知。 关羽在战斗中中箭，箭头有毒，华佗提出需刮骨去毒的治疗方法。手术过程中，关羽与马良弈棋，谈笑风生，而华佗则细心刮骨，悉悉有声。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华佗高超的医术，也体现了关羽的英勇与坚韧。

开颅取风涎：另一段描述中，曹操因头痛难忍请华佗诊治。 华佗诊断后认为需开颅取风涎，但曹操因手术风险大而未采纳。这一情节虽未实际发生，但也反映了华佗在中医外科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创新精神。

中医理论与治疗原则

书中还多次提到中医的治疗原则和理论，如“虚不受补，攻之不可 ”等，这些原则在诸葛亮的言论中有所体现，他强调在治疗重病大病后需待正气恢复、气脉和缓时方可用药进补。

二、《红楼梦》中的中医描述

张友士为秦可卿诊病

在《红楼梦》第十回中，张友士为秦可卿诊病的情节被详细描绘。张友士通过细致的脉诊和问诊，准确判断了秦可卿的病情，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一情节不仅展示了中医脉诊的精湛技艺，也体现了中医“因机证治”的原则。

张友士的诊病过程还体现了中医对情志致病的重视。他认为秦可卿所患疾病与情志郁结密切相关，这与中医理论中的“七情致病”观点相吻合。

中医药知识的广泛应用

《红楼梦》中涉及中医药知识近300处，所用中药达120种，描写病例100多个，分析医案13个。书中通过延医诊病、养生保健等内容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医学素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

三、《水浒传》中的中医描述

蒙汗药的应用

在《水浒传》中，蒙汗药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麻醉作用的药物被多次提及。如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中，吴用等人利用蒙汗药成功劫取了生辰纲。这一情节虽然与中医外科治疗无直接关联，但反映了中医在药物学方面的丰富知识和应用技巧。

四、《西游记》中的中医描述

孙悟空治病救人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多次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法术治病救人。如他揭朱紫国皇榜为国王治病时，通过细致的脉诊和辨证施治成功治愈了国王的疾病。这一情节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也体现了中医诊病治病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综上所述，古典小说中对中医的描述丰富多彩、生动具体，不仅展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也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素材。

盘点金庸小说里暗藏的中医玄机

悦读中医 2018年12月10日 11:20

那个一直笑称“我都死了20多回”的金庸先生，这次，是真的走了。

他留下的传世著作中，暗含了他对于中医药的理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2002年新华网对金庸先生的采访中，他曾提及对中医的看法：

记者：对啊，您的武侠小说里就有不少医学方面的知识，什么血脉经络、跌打骨伤、毒药解药，您写得好像很在行嘛 。

查先生：我看了很多医药学方面的书籍。但我也不是具体讲怎么治病，而是讲中西医治病的不同。西医治病主要是对付局部的细菌的侵蚀，而中医是调理身体整体，帮助增强身体的免疫系统。我对学生们说，不要瞧不起中医药学，西医不是强调一切要经过实验证明吗？拿美国来说，一种药美国人来做实验，普通是在四、五千人身上实验四、五年。

而我们的中医药， 可是几亿人经过五千年的实践证明了的。著名的医书《伤寒论》从唐朝到现在也有两千多年，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是经过 总结的相当科学的医书。我们自己可不能妄自菲薄，老祖宗的传统也要看重，要挖掘，我们的一些传统，外国人佩服得不得了 。现在西医也在慢慢接受中医的一些治病原理。

我讲的这些道理，医学院的学生很爱听，浙江中医学院还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我很高兴，但也很惭愧，因为我其实不懂中医。

——新华网香港2002年12月16日电(记者韩舞燕)

其实在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大象中医谨以此文，致敬一代武侠宗师金庸先生。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涉医内容探析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说的是金庸先生最著名的14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代表了金庸武侠的创作风格，是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这些小说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功夫，热血的江湖恩怨，以及神秘的中国医术。

所谓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必然有死伤，有死伤就必然会有医术。金庸武侠小说不单单只有武侠，在武侠的背后还隐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其中的中医文化便是组成小说的重要成分。

所谓“医武一家”“古代凡习武之人，多少懂点中医的道理”，因此，每一本金庸武侠小说都有涉及中医的内容，缺少了中医的武侠小说是不完整的。

那么中医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武侠小说？它对武侠小说情节的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探讨，从而一窥中医文化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

一、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医者

在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中，对中医文化的描写虽不如对武侠的描写多，但每一部小说都有涉及，有的轻描淡写，寥寥数笔简单勾勒；有的则精雕细刻，浓墨重彩加以描绘，无不让读者感受到金庸对中医的独特见解。

其中更是刻画了一群既可杀敌于千里之外，又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医者，正是群医者的存在，才使得金庸笔下的江湖更加波澜壮阔。小说中每一个医者都各有特点，鲜有雷同，在神情、动作、语言、招式等细微之处更是刻画得十分形象。或许因为金庸是江南人士，江南文化的优美细致在此可见一斑。

大英雄、大豪杰也是人，只有血肉丰满的人物才能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武林高手还是医者，除了本领高超之外，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金庸在人物刻画尤其是对医者的塑造上可谓煞费苦心。

提及其武侠中的医者，首推《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这位全书非常重要的奇女子出场时便对胡斐自我介绍道：“你这人很好，我便索性连名字也都跟你说了。我叫程灵素，‘灵枢’的‘灵’，‘素问’的‘素’”。一出场就通过名字暗示了她的身份，可惜胡斐并不知道《灵枢》和《素问》是两大医经，所以未能察觉其医者的身份。

程灵素这位“毒手药王”之徒平生未杀一人却救人无数，最后更是为了解救身中三大奇毒的胡斐而香消玉殒。程灵素的死除了对应其本身的悲剧色彩之外，也反映了医者的仁心仁术，为救治病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书中写道:“我师父说中了这三种巨毒，无药可治，因为他只道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肯不要自己的性命来救治病人。大哥，他不知我…我…会待你这样”这段遗言不仅让读者看到了程灵素对胡斐的一片深情，更让人感受到一位医者勇于牺牲的精神。程灵素，这位以医经为名的“毒手药王”之徒生来就与医药相伴，最后死于剧毒药物之下，暗合神农为救人尝百草而死于断肠剧毒之意。

除了程灵素之外，《倚天屠龙记》中的胡青牛也是重要人物，这位脾气古怪的医者号称“蝶谷医仙”，又号称“见死不救”，不救除明教弟子外的所有人。但是却救了不肯加入天鹰教也不肯辱骂武当派的幼年张无忌一命，虽未能将他的寒毒彻底治好但也将其发作的时间大大推迟，若是没有胡青牛，张无忌在得到九阳神功前恐怕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书中对其救治张无忌做了详细的描写：“胡青牛思索了两个多时辰，取出十二片细小的铜片，运内力在张无忌丹田下‘中极穴’、颈下‘天突穴’、肩头‘肩井穴’等十二处穴道上插下……然后以陈艾灸他肩头‘云门’、‘中府’两穴，再灸他自手臂自大拇指的天府、侠白……胡青牛潜心拟了一张药方，祛邪扶正，补虚泻实，用的正是‘以寒治寒’的反治法”。这一段文字将胡青牛的医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其手法，用药的描写也非常细致到位，语言也很专业，可见金庸在中医方面是涉猎颇深的，否则也无法写出如此专业的中医术语。

除了这二人金庸在小说中还刻画了诸如平一指、薛慕华等其他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医者，这些医者为金庸的江湖注入了生气和希望，他们虽不是江湖的主角，但他们的存在却为江湖增添了中国独有的特色。他们人虽少，却折射出中国中医文化的深厚内涵——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和仁心仁术。

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药物

金庸武侠小说中记载了许多灵丹妙药，这些药物功能各异，但效果俱佳。小说中的江湖人士往往借助这些药物之力，或战胜强敌，或治疗重伤，或恢复功力。一种效果奇佳的药物往往引起各种势力的争夺，甚至引发江湖黑白两道之间的大战，这便是药物的威力：可救人于危难之中，也可杀敌于千里之外。

金庸小说中的药物种类众多，既有符合中医药理的，也有想象虚构的，但无论真实与否，丹药都成为了金庸武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其中，又有几种丹药最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存在甚至决定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方向。

一是黑玉断续膏。它出自《倚天屠龙记》，气味芬芳清凉，用以接续被西域外家武功打断之肢骨。这味药材可以称得上是举世无双，纵观金庸所有的小说，唯有这黑玉断续膏可以将人的筋骨脉络重新，复原武当七侠中的俞岱岩和殷梨亭原本都遭到暗算四肢皆断，筋脉俱废，一身武功十不存一。可当使用了张无忌千方百计得来的黑玉断续膏后，二人只是修养了一阵便恢复如初，重新练武，可见这味药功效之神奇。

为了得到这种药来治愈自己的师叔师伯，性格忠厚如张无忌也不得不狠下心来在比武时折断赵敏手下的四肢，可见此药的吸引力。而对于《倚天屠龙记》全书来说，黑玉断续膏起到了令张赵二人进一步接触，并加深彼此感情的作用，也为下文的情节发展做了铺垫。

二是十香软筋散。该药出自《倚天屠龙记》是西域番僧献给元朝汝阳王之女赵敏的毒药。此药无色无味，药性一发作便全身筋骨酸软，数日后虽行动如常，内力已半点发挥不出。赵敏设计用此药困倒武林六大门派高手，一齐掳到大都万安寺内，幸得张无忌等人盗得解药相救。

此药在《倚天屠龙记》中的作用甚至要高于黑玉断续膏，由于此药的出现，使得赵敏围捕六大门派的计划得以成功，这才有了张无忌万安寺救六大门派的情节。也正是在这一回中，张周二人的感情出现危机，从灭绝师太将掌门传给周芷若的那一刻起，二人的人生道路便开始出现分歧并最终走向了对立。可以说如果没有十香软筋散的出现，那么赵敏的计划不会成功，张周二人的感情悲剧不会那么快来临，或许二人的结局会是另一种情形。这味药的出现，标志着全书情节的最大转折。

三是蝮蛇宝血。出自《射雕英雄传》，这是一种辅助修炼的药物。此蛇本由参仙老怪梁子翁饲养，他机缘巧合之下害死一武林前辈，得到了一本武学秘本和十余张药方药，方中有一方是以药养蛇、从而易筋壮体的秘诀，他照方采集药材，又费了千辛万苦在深山密林中捕到了一条奇毒的大蝮蛇，以各种珍奇的药物饲养。那蛇体色本是灰黑，服了丹砂、参茸等药物后渐渐变红，喂养二十年后体已全红。只要吮吸蛇血，静坐修功之后，便可养颜益寿，功力大增。

梁子翁本想在蝮蛇功德圆满之时吸食蛇血以增加武学修为，不想被郭靖捷足先登，将蛇血吸食殆尽，梁子翁二十余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而郭靖在此之前虽然已将全真内功练至小成，但仍然不是杨康的对手，吸食蛇血后郭靖功力大增，不仅全真派内功突破大成境界，延寿养颜，其本身更是从此百毒不侵，不惧蛇类。

这蛇血不但为郭靖打下了深厚的内功基础，也使其日后面对西毒欧阳锋时能不受毒物影响，并震慑欧阳锋的毒蛇群，削弱了西毒的战斗力，经过蛇血调养的郭靖在练武方面更是远超常人，进步飞快，这才使得他能在短短数年之内赶上武林前辈们的步伐，并成为一代大侠。

除了上述三种药物之外，金庸小说中还有许多其他药物。“既有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也有各种剂型的成药，如丸、散、膏、丹、粉等等。同时对于药物的药性、配伍、炮制、运用等方面也有很多分析说明，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些药物成为金庸武侠小说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小说中的药物大多为虚构但似是而非之中又能给与圆满的解释使读者默然接受”。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盘点历史上那些神一般存在的名医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自古以来学子的朴素理想。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了范仲淹青年时期的一桩佚事：一天，范仲淹到庙里抽签问卦。他抽了一支签问：“我将来能做宰相吗？”主持说不能。他又抽了一签问：“我能做个良医吗？”主持告诉他还是不能。

范仲淹叹息道：“两样都不能，我如何实现平生之志呢！”主持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男子汉大丈夫，立志想做宰相，可以理解；可是，你怎么又想做个医生呢？志向是不是小了点儿？”

范仲淹说：“立志向学，能为天下百姓谋幸福的，莫过于做宰相；做不了宰相，能以自己的所学惠及百姓的，莫过于做个医生。做个好医生，上可以疗治君王和父母的疾病，下可以救治天下苍生，中可以教人保健养生，益寿延年。身处底层而能救人利物、为老百姓解除疾苦的，还有比当医生更好的职业吗？”从此，历史上便有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励志名言。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参天大树上一枚光彩夺目的硕果，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围绕疾病健康和生命等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而富有成效的探索，成功建立了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中医理论和实践体系，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在原始社会后期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们就尝试用草药治疗疾病。

《史记》所记载的“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传说，至今仍广为流传。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记载了10多种疾病，在中医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神医，下面就带大家一起盘点一下中国古代史上的10大名医。

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一般是指扁鹊、张仲景、华佗、葛洪、皇甫谧、孙思邈、钱乙、朱震亨、李时珍、叶天士，他们著有作品《扁鹊内经》、《外经》、《伤寒杂病论》、《肘后方》、《针灸甲乙经》、《备急千金要方》、《小儿药证直诀》、《濒湖脉学》、《本草纲目》、《临证指南医案》、《温病条辨》。



药神：神农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神农氏，古代三皇中的帝皇是中医药和农业的发明者。他一生跋山涉水，行遍三湘大地，为民找寻治病解毒良药，尝遍百草，被人们称之为“药神”，又被称之为“药祖”。

后人将他的寻药记录，整理成《神农本草经》，成为中国最早的中药学的经典之作

也成为中国最早的中药学经典之作，对中医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医祖：岐黄（岐伯与黄帝）

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主要是黄帝和岐伯。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先祖轩辕氏，是五帝之首。

黄帝与当时著名的医官岐伯，对医学进行探讨，被后人整理成《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也是中国四大经典之首，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角度阐述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探讨生命规律创建天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病治病的原则技术。

这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几千年难以超越的旷世经典。二人被称为“医祖”，后世一家也常把“岐黄之术”作为中医的代称。

中国古代十大名医：

一、扁鹊

扁鹊（公元前407-310年），真实姓名秦越人，又号卢医。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诊断齐桓侯的病。　　有一次，扁鹊到晋国，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专心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五天不省人事。大夫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按了脉，从房里出来。从人尾随着探问病情，扁鹊沉静地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醒过来了。准确地用切脉诊病是扁鹊的首创。　　

又有一次，扁鹊路过齐国都城临淄，见齐国的国君齐桓侯气色不好，就断定他已经生病了，说：“你有病在肤表，如不快治，就会加重。”桓侯听了不以为然，说：“我没病。”扁鹊见他不听劝告就走了。这时，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凡是医生都是贪图名利的。他们没有本事，就把没有病的人当有病的来治，以显示本领，窍取功利。”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对齐桓侯说：“你的病到了血脉，不治会加重的。”桓侯听了很不高兴，根本没有把扁鹊的话放在心上。再过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经过细致的观察，严肃地对他说：“你的病进入肠胃之间，再不治，就没救了！”齐桓侯听了很生气，当然也没有理睬扁鹊的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桓侯，他只瞥了一眼，就跑开了。齐桓侯发觉扁鹊不理睬自己，就派人询问。

扁鹊说：“病在肤表，用汤熨可以治好；病进入血脉，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到了肠胃，用酒剂也能治愈。如今齐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再也没法治了，我只好躲开。”又过了五天，齐桓侯果然病重，派人请扁鹊来治，扁鹊早已逃离齐国，而齐桓侯因误了治病时机，不久也就死了。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扁鹊就能从齐桓侯的气色中，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发展，这是很不简单的。　　

扁鹊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

二、张仲景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　　

张仲景自小好学深思，十岁时，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等古代医书。《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

三、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考证，华佗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华佗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他的医学经验并没有因此完全湮没，他的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　　

华佗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其最突出的贡献，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则几乎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

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鹿、熊、猿、鸟等。相传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限假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　　

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四、皇甫谧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　　提起皇甫谧，人们可能立刻想到他编撰的《针灸甲乙经》。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像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　　

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三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义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共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穴位六百五十四个（包括单穴四十八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至现在，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　　

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七O一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

五、葛洪



“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这是晋代科学家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约生于晋太康四年（公元二八三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三六三年）。　　晚年，葛洪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葛洪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　　《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　　

《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葛洪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共读了近万卷。就以他编写《玉函方》（后缩短摘要写成《肘后方》）来说，就阅读了张仲景、华佗等医书和百家杂方近千卷，“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肘后方》自序）。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说：“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世哉，诚乐之自然也。”（《抱朴子·外篇》）　　

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乐于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他的先祖葛玄，在吴之时，炼丹学道，有一套本事，曾授给弟子郑隐。葛洪知道后，就去拜郑隐为师，把那套本事学了过来。后来，到了广东，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见葛洪虚心好学，年青有为，就不但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并且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　　

葛洪在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肘后方》记载了他对各种病症长期观察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从中可以找到他临证细看的生动事例。例如，对沙虱病的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种病，是由一种形似小红蜘蛛的恙虫的幼虫（恙螨）做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于东南亚一带、我国的台湾省和东南沿海各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以前，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就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事。　　

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瘈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病人非常痛苦，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因此，有人把这种病叫做“恐水病”。葛洪首创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他不仅明确记载了病状和发病过程，而且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传染性。所以，称他为“传染病学专家”，一点也不过分。　　

在《抱朴子·内篇》里，我们可以发现，葛洪曾做过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他在书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东，将它加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成为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六、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活了一百零二岁（有的考证活了一百四十一岁）。人们把他当做“神仙”，尊称为“药王”。

　　他从小勤奋好学，七岁开始读书，每日读经诵典，有“圣童”之称。到了二十岁，已精通诸子百家学说，既“善谈庄、老”，又“兼好释典”，学问非常渊博。隋唐两代帝王屡次请他做官，他都“固辞不受”，而立志学医，他的这种认识，是从切身体验中得来的。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要经常请医生诊治，“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周围贫苦百姓，也跟他一样，因为患病弄得穷困不堪，有的竟得不到治疗而悲惨死去。这些事，使他感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千金要方》自序）。因此，他十八岁开始，就“志于学医”，并下了很大的苦功，所谓“青衿（古学子所穿的衣，后称入学的生员）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千金要方》自序）经过这样长期刻苦的钻研，他的医学造诣很深，成为隋唐时期医药界的佼佼者。宋代林亿称道：“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济，比翼双飞的意思。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济，比翼双飞的意思。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孙思邈结合实践，广泛地学习各家之长，所以医学水平很高，有许多独特的贡献。其中，对脚气病的治疗最为擅长。这种病多少年来折磨着江南一带群众。孙思邈在学习前人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提出一个有有效而又简便的防治方案，那就是用防己、细辛、犀角、蓖麻叶、蜀椒、防风、吴茱萸等药物来治疗，用谷皮（楮树皮）煮汤调粥常服来预防，这在世界医学史也是非常先进的。欧洲于公元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开始作脚气病的研究，而孙思邈早在公元六百年左右，已经详加论述，并掌握了正确的防治方法，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年。

　　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是创建妇科的先驱。他在《千金要方》中首例妇科三卷，儿科一卷，把妇儿科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还打破当时医学界“各承一业”的陋习，主张用综合疗法治病。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他本人用药、用针、用灸都很精熟，对病人，不问“贵贱贫富”，不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赶救。”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着棺材在前面走，从棺材里滴出几点鲜血，后边跟着一个老婆婆，伤心大哭。这种情况引起他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棺材里的“死人”是老婆婆难产刚死的独生女儿。他告诉老婆婆，产妇并没有死。于是开棺抢救。一看，产妇脸色蜡黄，一丝血色也没有，同死人无异，但一摸脉搏还在微微的跳动。孙思邈选定穴位，只扎了一针，不一会，产妇就苏醒过来，胎儿也顺利下产。眼看母子得救，大家十分感激，齐声称赞他的医术高明。《历代名医图赞》称道：“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本草蒙筌》）

　　孙思邈在生之年为医药事业作了那么多重大的贡献，临终时，却遗嘱“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的家乡人民给他修庙立碑，把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山上至今保留有许多有关孙思邈的古迹，如“药王庙”、“拜真台”、“太玄洞”、“千金宝要碑”、“洗药池”等。这也说明历代人民对他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七、钱乙

　　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约生于宋明道元年（公元一O三二年），卒于政和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钱乙自幼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功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所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痢、火丹（即丹毒）、杂证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耳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他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逐步摸索出一整套诊治方法。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如左腮赤者为肝热，右腮为肺，目内无光者为肾虚，等等。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主张“柔润”的原则。

　　一个姓朱的人，有个儿子五岁，夜里发热，白天无事，有的医生作伤寒治，有的医生作热病治，用凉药解表，始终治不好。病儿的症状是：多涎而喜睡。别的医生用铁粉丸下涎，病情反而更重，至第五天，出现大渴引饮。钱乙说：不能用下法治。他于是拿白术散末一两煎水三升，使病儿昼饮服。姓朱的问道：“饮多了不会泻吗？”钱乙答道：“不渗进生水在里面，是不会泻的。纵使泻也不足怪，只是不能用下法治。”姓朱的人又问：“先治什么病？”钱乙说：“止渴治痰、退热清里，都靠这味药。”到晚上，药估计服完，钱乙看看病儿，说：“可再服三升。”又煎白术散水三升，病儿服完，稍觉好些。第三日，又服白术散水三升，那个病儿再不作渴，也没有流涎了。接着钱乙给其服两剂阿胶散（又名补肺散、补肺阿胶汤），由阿胶、牛蒡子、甘草、马兜铃、杏仁、糯米组成，病就完全好了。

　　钱乙由于对小儿科作了四十年的深入钻研，终于摸清了小儿病诊治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但皆散失不传。现存《小儿药证直诀》，或叫《小儿药证真诀》是钱乙逝世后六年，由他的学生阎季忠（一作考忠）将他的医学理论，医案和经验方，加以搜集，整理，于公元一一一九年编成的。此书共三卷，上卷言证，中卷为所治病例，下卷为方剂。该书最早记载辨认麻疹法和记百日咳的证治；也是最早从皮疹的特征来鉴别天花、麻疹和水痘；记述多种初生疾病和小儿发育营养障碍疾患，以及多种著名有效的方剂；还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此书一为历代中医所重视，列为研究儿科必读之书。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儿科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八、朱震亨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享年78岁。因他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朱震亨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他36岁时，闻有朱熹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抠衣往事，就学于许公门下。听其所讲“天命人心之秘，内胜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颠沛”，不由汗如雨下。自此茅塞顿开，日有所悟。如此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以为“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适意亭”遗址上，造祠堂若干间，于其中“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又在祠堂之南复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学其中。　　

　　朱震亨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当地有个“蜀墅塘，周围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之书，一心致力于医。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合剂局方》（共297方）。朱氏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他至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恒方稿，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医罗知悌者，为“宋理宗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谁知却一见如故。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恒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闻此，朱氏向日之疑尽皆冰释。罗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讫，端坐而逝。

　　朱震亨的坟墓在赤岸镇东行四公里的东朱村，面对八面青山。其坟曾几经修葺，至今香火不绝，表达了后人的深切怀念。

　　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

九、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

　　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穷搜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确实如此，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而且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这些诗句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而且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像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很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没说明白，各家注释也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观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在四处采访中，或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很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一五七八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十、叶天士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叶天士生于医学世家，祖父叶时、父叶朝采都是精通医术，尤其以儿科闻名。叶桂12岁开始从父学医，14岁时，他父亲死了，于是抱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再他父亲的门人朱某为老师，专学医术。叶天士聪慧过人，悟超象外，一点即通；尤其虚心好学，凡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向他行弟子礼拜其为师，十年之内，换了十七个老师，并且他能融会贯通，因此医术突飞猛进，名声大震。尚书沈德潜曾为他立传，说：“以是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运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由其实至而名归也。”（《沈归愚文集·叶香岩传》）叶氏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治学讲求宏搜博览，学究天人，精细严谨，使医术与学术相得益彰，他认为“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故虽享有盛名，但却手不释卷，广采众长。嵇璜“序”曾说：“先生之名益高，从游者益众，先生固无日不读书也。”其为人“内外修备、交朋忠信……以患难相告者，倾囊助之，无所顾藉”。他为医却不喜欢以医自名，临终前对他的儿了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叶氏一生忙于诊事，在世没有亲笔著述。现传有《临证指南医案》十卷，后附《幼科心法》及《温热论治》各一卷；《叶天士医案存真》三卷。据载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代整理记录的。其中《温热论治》是叶氏口传心授经验心得，为临床经验的结晶，是温病学说中一部非常重要珍贵的文献。全篇主要论述温病感受途径、传变规律、治疗大法和卫气营血辨证作为温病诊治纲领以及舌、齿、斑疹等的辨析方法及其诊断意义，并论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据传是他的门人顾景文随叶氏舟游洞庭湖时，将其口授之说记录而成。《临证指南医案》则是无锡华岫云收集叶氏晚年医案，加以分类编辑而成。分疾病八十九门，每门由其门人撰附论治一篇，门后附徐灵胎评议。卷一至卷八记载内科之杂证、时证案；卷九为妇科；卷十为儿科；书末附所用方剂索引。《幼科心法》相传为叶桂手定后，章楠改题为《三时伏气外感篇》，主要论述儿科诸病的辨证论治，尤其阐发了春时、夏令伏气外感和秋燥之证治。《叶天士医案存真》是叶氏曾孙叶万青，取家藏方案编成，卷一以杂病为主；卷二以温热病案为多；卷三为运用仲景方验案。另有门人周仲开抄录而成的《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另外，托名叶氏的医案和著述颇多，可考的有《景岳发挥》、《叶氏医衡》、《医效秘传》、《本事方释义》、《女科症治》等等。

　　叶天士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位贡献非常卓越的医学家，他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杂病提出的许多新见和治法方药，至今在临床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在明清以前，论治外感热病皆宗伤寒，自吴又可出始将伤寒与温疫明确鉴别开，可惜他把温疫与广义的温病等同认识，混为一谈，因此他对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只起先导作用。叶氏则首次阐述了温病发生发展规律。他明确提出“温邪”是导致温病的主因，突破了传统的“伏寒化温”的认识范围，彻底摆脱了热病皆伤寒的束缚，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温病与伤寒的界限。叶氏接受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概括新感温病的受邪途径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其传变规律为邪如不外解，可由肺卫顺传阳明或逆传心包，这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不同。特别是“逆传心包”理论，是对温病传变规律认识的一大创见，亦是对《伤寒论》六经传变理论的一大突破，如叶氏认为神昏谵语不单单是按《伤寒论》所说由燥屎所致，更重要的是因“邪入心包”，故立法以清营清宫为主，选“三宝”和犀角、金汁、竹叶之类。因此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更重要是为温病危重急症的治疗独辟蹊径，拯救了众多垂危病人的生命。叶氏在对温病整体认识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他指出温病的病理变化主要是卫气营血的病机变化。其各自证候表现为：邪在卫分则见发热、微恶风寒、无汗或少汗、头痛、咳嗽、口渴、脉浮数等肺卫证；邪在气分则见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口渴欲饮、苔黄燥、脉滑数等里热证；邪入营分则见烦躁不安，夜甚不寐、斑疹隐现、舌质红绛等热损营阴和心神被扰证；邪在血分则见身热、吐血、衄血、便血、斑疹透露、舌质深绛等热盛动血证。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传变顺序规律，并据此确立了“在卫汗之可也”，治宜辛凉透解；“到气才可清气”，治宜辛寒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治宜清营泄热，药用“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治宜凉血活血、清热解毒，药用“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的温病治疗大法。可见，叶氏的卫气营血理论，与仲景以营卫解释风寒表证病机，并作为调和营卫辛温解表的立法依据，用气血来解释部分病证的病位、病机的意义很不相同，与《内经》只提出卫气营血的概念、功能，更是理论上质的飞跃。

　　叶氏在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的同时，还丰富和完善了辨舌验齿、辨斑疹的温病诊断方法；补充了东垣脾胃论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他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护理等方面创见也颇多、贡献很大；他还十分善于运用古方，如程门雪说“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不偏不依，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他的许多治法药剂，经吴鞠通整理成为广传后世的效验名方。

　　叶氏生平虽无亲笔著述，但其临证医案，辞简理明、“无一字虚伪，乃能徵信于后人。”在医学教育方面，叶氏培育成不少能济世活人的名医，他的诸多反映其独到经验和深邃医理的名言，对后学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叶氏以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为医最高境界，而深受广大医家景仰，他的学说，在二百多年的不断发展中，形成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医学流派——“叶派”，在近代医学史上闪烁着灿烂的光彩。百余年间，私淑叶氏者很多，最著名的有吴塘、章楠、王士雄等。叶天士的儿子叶奕章、叶龙章都善医，但被父亲的名声所掩盖；他的孙子叶堂、叶坚，曾孙叶万青等3人则转习儒业。叶氏的学术不能很好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但却广泛地流传在人间。

　　当然，叶氏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难免有其不足。如叶氏所题“踏雪斋”以与薛生白题“扫叶庄”的门匾相诋，则难避同行相嫉，门户之争之嫌；叶氏虽学验巨丰，但受他“不欲以医传世”的思想影响，生平除部分医案和简短的口述温病学说外，无亲笔著作，致使其许多的学术思想精华和临床经验失传，而有些传世的学术论点又零散残存在有限的医案中，缺少完整性理论论述；另有些学术论点又存在前后矛盾之处等。但是小疵不掩其大醇，叶氏作为一位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伟大温病学家，作为精通内科、儿科及妇科、外科、五官科的医学大师，以其卓越的医学思想、高超的医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而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