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这些老物件

古柏

　　我不是什么收藏家，也不是玩古董，我只是比较留心，对日常生活中曾经有过一定意义的老物件喜欢保存下来，为了怀旧，更喜欢经常翻腾的看一看。今天，就将我保存的部分老“古董”极其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给读者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回味过去。

　　一、陪伴我的那盏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有了煤油，家家户户由点胡油灯照明逐步转变为点煤油灯照明。煤油灯的灯盏多数用白铁皮制作而成，但我父亲图省钱省事，就用我的空墨水瓶自制了煤油灯。美中不足的是，这煤油灯烟气大，又呛人，多少有点儿风就容易熄灭。记得当时有句俗话叫做：“煤油灯怕见风，熏黑两个鼻窟窿”。就是这盏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熏黑了我的两个鼻窟窿和原本白嫩的脸庞。我借着那蚕豆般大的一点点灯光翻烂了好几本新华字典，自学了一些文化知识，阅读了《青春之歌》《草原烽火》《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长篇小说，阅读了无数份报纸杂志，写下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和工作日记。就是这盏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陪伴了我的整个青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工作，走进机关，才与此告别。如今，煤油灯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那闪烁而微弱的灯光仍留在我的记忆⾥，铭刻在我的⼼底深处。

　　二、我那小书桌

我十一岁时，父亲把我送到家乡哈拉沟大队的民办学校读书。一个不到两间大的破土房子是教室，十几名学生自己背着小书桌，盘膝坐在教室里的土炕上，家长们怕自己的孩子屁股着冷，就给带一块烂羊皮片子或者烂毛毡子作为坐垫。我趴在这小书桌上读课文、写作业心情很愉快，新鲜感和快乐感满满当当。只是好景不长，由于唯一的老师参军入伍，学校只好停办，我背着书桌回家给生产队放牛。 第二年，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哈拉沟回来两个有文化的人，学校又重新恢复，我又背着书桌回归学校。但不到一年功夫，两位老师中的一位迁移户口到巴盟，一位安排工作到乌海，刚恢复了的学校又一次散伙，我第二次背上书桌回到家里。过了一段时间，我背着我的小书桌转到了十五华里外的一个叫石油厂的民校插班。不知是客观原因还是我的求学命不好，不到一年，这石油厂民校也因一位姓韩的老师被借调当干部而散伙了。我第三次灰溜溜的背着书桌回到家里，又一次拿起了放牛鞭子。正是“马驹驹撒欢牛咩咩吼，苦命鬼娃娃又放了牛”。在我十四岁那年的秋季，我的一位叫李存小的堂哥把我拉引到准旗暖水小学插班四年级，这是一所比较完美的公办小学，环境条件都很好，再也没用背我那小书桌。

　　三、一床传了两代人的被子

我的叔父李志忠，只因家贫，终生未娶，一直和我们一起过生活。一九七二年因病去世，留下了这床他盖了二十多年的花被子，我母亲舍不得扔掉，在太阳底下晾晒了一段时间，通过拆洗翻新，做成了我的被子。因为这个被子的面料和图案比我当时盖的被子好的多，通过母亲一番加工，我也很喜欢叔父留下的这床旧被子。后来一直到我结婚有了装新铺盖，才将这床被子作为遗物保存到现在。

　　四、我和爱人的订婚礼物

一九六八年春天，经媒人介绍，我找成了本村一位姓张的女子。订婚的时候，我给她买了香皂、擦脸油、牙膏、牙刷、和这个刷牙缸子作为订婚礼物。五十多年来，这个几经磕碰，疤痕累累的老物件一直伴随着我们俩，见证了我们幸福美满的婚姻。

　　五、我家唯一的一台缝纫机

一九七三年，我们准备要结婚了，人家的女女们找对象要“三大件儿”或者“四大件儿”，我岳父家这个女女找我的时候只要了“一大件儿”，那就是缝纫机。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我岳父是共产党员，特别反对索要彩礼的不良风气；二是我未婚妻是共青团员、生产队妇女队长，带头作用起的也很好；三是我本身家贫，想买也穷的买不起。那时候缝纫机、自行车是紧缺商品，都是由基层供销社分配，我等了一年半后才买到这架公家分配的燕牌缝纫机。当我赶着毛驴车把新买的缝纫机拉到未婚妻家里时，一家人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儿说，尤其是我的未婚妻……后来这架缝纫机陪伴了我们三十多年，我爱人用它给全家老少三代人缝新补烂不说，还给周围邻居们缝缝补补。直到二零零四年搬家进城时，才把这架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缝纫机寄放在邻居家的库房里，至今再无过问。

　　六、我的牡丹牌收音机

上世纪七十年代，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主要信息宣传工具开始普及，东方红、春雷、牡丹等各种牌子、各种款式的收音机在农村逐步露了头角。当时，我们村是先进集体，老支书雷子善回旗里开会拿回了一个大奖品——春雷牌收音机。我们每次回大队开会或者是办公，总是利用业余时间，由老支书拧开收音机，让大伙儿听听新闻，听听《京剧样板戏》……准格尔旗人喜欢晋剧和二人台，老支书也偶尔让大伙儿听听这些地方戏曲。每一次打开收音机，总能让人听得如醉如痴。我的心里多少回在想，要是自己能有个收音机该多好、多方便，这拥有收音机的梦想天天困扰着我。终于有一天，我用三十块钱问熟人买了一台半旧不新的牡丹牌收音机。这种收音机体积不大，携带方便，我一出门不论是开会还是劳动，总是随身背着它，有空就打开收听，成了我娱乐和学习的重要工具。村里的老人们管这收音机叫“洋戏匣子”，他们一听到我的收音机声音就说：听，前唤子的“洋戏匣子”又唱打开了。再后来，各种品牌的电视机大量普及，收音机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唯有我这三十块钱的牡丹牌收音机依然藏匿在小库房的一个角落里。

　　七、保存了五十三年的一张人民币

一九七二年，时任大队干部的我拿着五块钱回旗人民政府沙圪堵开了十天会，不过吃住都是公家负责，这五块钱主要用于零花。那时候时兴给参加会议人员计算误工补贴，散会那天，会务组给我算了一十二元人民币作为我十天会议的补贴。我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当会务组的同志把钱发到我手里时，其中出产新的一张十元大钞让我欣喜若狂。那时候，人们管这种十元大钞叫“大团结”，因为正面图案为工农兵和各族人民的形象。那时候的十元钱相等于现在的千元以上人民币。所以，我如获至宝，将这一张出产新的“大团结”没舍得花，一直保存到现在。

　　八、保存了四十八年的粮票

一九七六年，我被旗委组织部借调到当时的纳林公社工作，为了下乡到老乡家吃饭方便，我拿自己的口粮去暖水粮站兑换了一些粮票。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吃饭买粮食除了用钱还的用粮票，买布用布票。当时的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内蒙粮票）两种，全国粮票是全国通用的，走遍全国各地都能使用，而内蒙粮票仅仅能在内蒙地区使用。过去那年代干部素质高，不白吃老乡的饭，每次去老乡家吃饭，都要给放下几两粮票和几毛钱。去供销社买一个月饼或者一条麻花儿，除了付几毛钱外，还需要付二两粮票，所以，没有粮票就无法吃饭。我的这些粮票就是计划经济年代结余下的，至今已有四十多年。

　　九、我的第一块手表

一九七八年初冬，我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民兵代表大会，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上省城，第一次见大世面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我腕上没表。无奈之下，自己戴上我大兄哥的延安表上呼市装了一回门面，见了一回大首长。虽是借别人的手表，但戴在自己手腕上也感到有几分得意和光彩。后来到了一九八五年，随着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我家的日子也开始逐步富裕起来。我们靠卖余粮、育树苗攒了几个钱，我和我爱人每人买了一块上海表。那时候上海表属于国产名牌，价值一百二十块钱，能戴一块上海手表真的很了不起。当时农村流行的一句山曲儿叫做：“只要亲亲你对我好，我给你买一块上海表”。如今这表保仍然存完好，只要轻轻的拧一下，还能走动。

　　十、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

幸福摩托车已经问世，可我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人连个自行车还没有，为了早日能骑上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我经常借用别人的车子进行练习骑车。功夫不负有心人，拿别人的自行车终于练的差不多了，就开始琢磨着自己买车子的事。一九八四年的一天，家门上来了一位本地收购农副产品的商贩，我用三副羊杂碎和一个猪的猪毛、猪鬃、猪肠子换购了他骑的半旧不新的红旗牌自行车，就这样圆了我的自行车梦。这辆旧自行车功劳不小，一直伴随我八九年，其中有段时间，两个儿子在暖水三中读书，这辆旧自行车成了他俩主要的交通工具。直至一九九二年我当上了乡镇领导干部，一次偶然的情况，这辆旧自行车才离开了我。这就是我所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辆自行车。

　　我收藏的东西虽然不是那么珍贵，但对我来说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同时也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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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前唤，古稀老头，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