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九）

閑雲野雀

二十

我没有去火车站给贾小红送行，因我无法想像离别时的情景。自她回城后，我倍感孤寂，痛楚，且很迷惘，真不知自己脚下的路还能走多远。

“脱胎换骨”的本意是泛指修道者得道以后，就转凡胎为圣胎，换凡骨为仙骨，即达到“弥历时岁，脱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饴”（摘自汉魏伯阳《参同契》卷上）的状态。

文大期间，这一中国道教的专用语成为时髦的政治流行语，且专属于被无产阶级改造对象主要是对知识份子的专用语。尤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最高指示”：知识份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锤练自己，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当时，在文化上略胜于文盲的下乡知识青年，按阶级划分应属于“小知阶层”，也归类于改造与自我改造的对象。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知识青年陆陆续续开始返城，及至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做出城市青年不再下乡的决定。这场波及到中国大多数家庭，三千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宣告结束！

这一运动虽然结束了，但却给知青们的身心留下了终生的创伤，也给社会和历史留下了难以弥合的疤痕。在我们这代知青中，除了极少数人采取“自我救赎”的方式补念了大学改变了命运外，绝大多数人直到退休甚至亡故，都未因曾在乡村付出过“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沉重代价换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幸福指数。

作为千千万万个知青中的一员，我历尽五年多的熬煎，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末回到了昼思夜想的家乡一一抚顺市内，被分配到一个由“三八大军”（当时对临时就业妇女的代称）组成的街道大集体单位一一抚顺市将军街建筑工程队当上了一名建筑工人。

犹如一名被释放的“劳教人员”，回归社会还没有完全适应正常的生活，晴天劈雳般头顶轰响了一声炸雷，突然又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声指令：凡是从农村回城市，到大、小集体企业工作的下乡知识青年，均属于没有接受好“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尤其是“黑五类”下乡子女，更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异类，都应重新遣返原下乡所在地，重头做起重新做人，再一次接受劳动改造，直至彻彻底底“脱胎换骨”后，才能考虑下一步人生安置问题。

要清醒地认识到，老人家毛泽东对知青的出路和归宿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定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輩子革命！于是，我在背着三八大盖步枪的武装民兵揪头褥领，背手俯身的押送下又回到了清原县草市人民公社王游房生产大队……

我猛然从床上坐起，浑身颤抖，大汗淋漓，气喘嘘嘘，像炸裂开了似痛疼的头，晃动着抵顶在家中冰冷的墙壁上，喃喃自语道：

“不回去，我不回去，宁可被打死我也绝不回去”！

历经磨难的母亲赶紧打开窗户，让一阵清凉的晨风吹佛进来，抚摸着我的头部说：“儿子，又做噩梦了吧”。

是的，自打回城后，我几乎是隔三差五的做这种被遣返农村的恶梦。梦魇把我折磨的几近疯狂，频临崩溃。可能在这种魔怔的状态下，潜意识使我产生了空前的危机感：我一定要设法找到一个摆脱恶运的机会！

这种处于恐怖阴影下的心理纠结在后来我拜读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折学》著作里找到了理论的依据。他论述说：潜意识是指潜藏在我们一般意识底下的一股神秘力量，是相对于“意识”的暗思想。脑内革命作者春山茂雄则称它为“脑祖先”，也就是人类原本具备却忘却使用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深藏在深层意识下的特定“潜力”。 这种潜意识一旦被激发，比一般意识的能量大3万倍。人的意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潜意识是主观心理作用。一个人从本质上来说，他的命运与潜意识息息相关，因为最深层次的潜意识忧虑就是我们内在的命运走向。当人深陷恐惧，担忧和一些灾难性的想法之中时，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存在的人性本能，也是人类固有的自保动力在应对外来威胁时起着抵触抗争的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追求“满足的、享受的、幸福的、摆脱痛苦的”生活潜意识，这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不应被任何强权剝夺。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潜意识始终在不知不觉中控制着人类的言行。而且在适当条件下，升华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而做为个体的一个人，当心理暗示你为了追求本应属于你的东西时，就会祛除内在的消极因子，唤醒并激发你的潜能后，就能在逆境中涅槃重生，并在你的思想中先会产生一个“模式”，然后你的潜意识中的无穷智慧和活力就会设法铸造它，潜意识就会带会带领你去实现既定目标，你也就成为左右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时隔一年，我所期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一九七七年冬季，全国恢复了高考！难得可贵的是，高考不限制“黑五类”子女参加。但是，在最后政审上，受左的思潮影响，当年教育部有一条硬性规定，既根据“思想政治考核和现实表现考核择优录取”。这条变相政审的“尾巴”使“家庭出身有问题”子女，考上高分也不会被轻易录取。既便这样，也使“可教育好子女”在密云黑布的政治高压气侯下，似乎看到一丝穿透迷雾的光芒。

这年全国报考的高达570万人，录取仅有27万人，录取率仅为4.7%。 据后来调查，“黑五类”子女录取率不到1%。

如果，将被录取者喻为夜空中的星星点点， 那么，黑五类子女被录取者则是寥落晨星。

　 恢复高考，激活了千万名青年干涸的心田，但当一些雀跃欲试的年轻人重拾扔掉多年的书本时，才发现昔日那薄薄的课本竟然如此陌生，这般沉重。尤其是对我们这拨一九六六年上初中，七0年初中毕业，四年中除了“学工”，“学农”，“学军”，就是没“学习”的青年来说，实际文化程度也就是初小，却要跨跃“初中、高中”两个必然阶段去参加高考，真如让一名陆兵蹿升去开飞机一样“难于上青天”。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却步不前；仅有个别的平时多看了些杂书且不知量力的人敢报名“比试一下”；我就属于缺少“自知自明”的后者。

自从这年的10月21号，全国各大媒体公布了年终前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与平素非常好的3名男女青年自发地组成了“高考学习小组”。我们4个人都是抚顺第五中学毕业的同届同学，还都一起下乡到清原县草市公社，回城后又都分配到抚顺市将军街道建筑工程队工作。为此，自视清高且被侪辈视为皎皎者的我们，被同龄人戏称为“高考小知四人帮”。

那时周六也要上班，每天早晚我们自学，每逢周末休息我们集中学习。既便这样，要用短短的两三月的时间，恶补上荒弃多年和从未学过的课程，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没有补习班，也没有高考复习提纲，更没有辅导老师（都已被打倒），全靠东挪西借的文大前残留的一些丢皮掉页的《高等语文》，《高等术学》，硬着头皮猜谜般凭悟性理解并死记性硬背。困难重重中，最难的是没有学习时间，就连上下班“通勤问题”，都成为无法跨越的“拦路虎。

我们“高考小知四人帮”都住在新屯，单位却地处高尔山东角下。也就是说，我们上班，要从抚顺市郊最南面走到最北边。中间还要横跨一条东西穿行的浑河和一带沈抚铁路线。

每天凌晨，在这条贯通南北的路径上，呈现一道奇特的景观：一支由二百来号人（都住在新屯街）组成的男女青年队伍，犹如长蛇阵般“竞走”在曲曲弯弯的大街小巷上……我们要赶第一趟从元龙山起点发出到新屯站早5点的电车，从南台站下电车，步行赶到北台养老院站转乘上7路公交车，先横跨一条东西奔流的浑河大桥，到终点站北站下车，再穿越多条铁路线，像游击队敌后奔袭，边走边跑，时上时下，又躲又闪，一会哈腰（提鞋跟），一会掏胯（亮车票），长途跋涉近两个小时，在电、客车都正点的情况下，7点前才能一路跌跌撞撞、免免强强地赶到单位。

我们单位的大门东侧有一条潺潺流淌的浑河支流（现已近干涸），河流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土坝，从抚顺市中心医院后院的太平房直通到高尔山路东北角市殡仪馆，这是市内去郊区发送逝者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隔三差五就会遇到送葬的队伍，边嚎哭边喊叫着：你慢点走慢些走哇…乍走的这么急这么快就这么冲冲忙地走了呀，你可要一路走好呀……听得我们毛发悚立，脊骨生寒，心惊胆战，上班赶路竟然像赶往“生死场”一般。

工作压力也使人甚至常生喘息艰难之感，因街道基建队没有一件象样的施工设备，只有简单的劳动工具，完全靠强体力劳作完成施工任务。

当二百多名农村回来的知青分配到将军街道建工队后，使这个原以三八大军为主体的小集体单位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几个平时就求上进的青年人，很快地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力量。那时，为了强化对基层建筑行业的管理，市建委经常定期召集各建筑施工单位举办“现场施工大比武竞赛活动”。凡不达标的企业，就可能被取消建筑职格。故此，各单位都要派“精兵强将”参加。我们“高考小知四人帮”都是单位生产骨干，就回回拉不下，我曾因十个小时砌三千多块标准粘土砖夺过“标兵”，也因此，累得住了三天医院。为了不影响各单位施工进度，这些竞赛活动还大多利用周六，周日举办，这可苦了我们这几个似参加高考的青年了，仅有的周末集中学习的可怜时间也给挤占没了。

鲁迅先生对学习有个著名的论断：他形象地比喻说，时间象海绵里的水，你一挤它就出来了。

可是当海绵里压根就没有水，你挤碎了也就是“一地鸡毛”。

　 在这种超负荷，超体能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中，还要起早贪黑爬半夜地复习备考的功课，其效果不想而知。

时经两年来的锤练，回城知青已成为将军街道建筑队的主力军。这个原本无任何资质的街道集体建筑单位被市建委评为具有“三级资质标准”的建筑施工单位，将军建筑工程队被抚顺市轻纺工业局收编并提升为“抚顺市轻纺建筑工程处”后，又从上面派来一名叫孟宪章的人来当处长兼党总支书记。

单位提格，本应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孟宪章的到来，却给我们带来了祸害甚至灾难！

此人原本是吉林省某装甲兵旅的参谋长，荣转到地方后被安排到我们单位当上了一把手。他虽然是春秋大儒亚圣孟子的后代，但却承袭了隋末唐初“混世魔王”程咬金的作派。他刚上任，就对工程处砍了“三板斧”。首先，他提出要恢复原来单位的名称，私下里都要叫“将军施工处”。他常讲，如恢复军衔制，按他在部队的职务级别，起码相当于“准将军”。

他常说我酷爱这个称呼，“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它圆了我一个在部队未实现的梦。为此，我们当面喊他孟书记，背后都叫他“梦将军”。接着，他又提出要打造一支“钢铁般装甲式的建筑队伍”。他要求从处机关到各施工队的管理层人员，都要实行“早操制”。即每天早七点必须到单位，然后围操场上或者工地四周奔跑半个小时，再由新增设到各施工队的指导员负责进行“立正，少息，喊口令，列队行走”训练半小时，方能上岗工作。其次，他提出要像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严格遵守劳动纪律。

他在处机关守卫室门前拉了一道手腕般粗的铁索链，守卫是他当年曾带过的转业兵，每天早七点准时打铃提索链，铃响第一声，前脚跨进大门，后脚绊到铁链的算“有过”，扣工资1元；铃响第二声，被铁链拦腰截住的按“违纪”处理，扣2元并写检讨；铃响第三声，被铁链拦在脖颈上的扣3元写检讨加保证书。为监督落实这条铁打的纪律，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套铺盖，时常住在单位里，一大早身穿一套洗的白不啦哧的旧军装，头戴一顶像褪皮未尽绽露青黄杂揉本色的军帽，有时还亲力亲为，冷不丁地出现在守卫室大门口，一手拿着铁铃铛，一手操起铁索链，偏赶上送葬队伍高举灵头幡的人走在他身后。唉呀妈呀，在朦朦胧胧的晨雾中，他比打鬼的钟馗还吓死个人。后来不少人得了心脏病，都归罪于当年的“梦将军”所赐。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迎头浪”。本来，基础差底子薄，边工作边自学的我们已被折磨的苦不堪言，再“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眞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悖谬人性的恶劣生存环境下，终于发生了疲於奔命的意外伤亡事故。

这是十一月中旬夜间的第一场大雪，下得又急又厚，将大地覆裹成银色的妆束。清晨，当职工们陆陆续续吃力地蹚着积雪，蹭进将军街道正在建民宅的施工现场，看到水泥搅拌机旁残留的水泥堆上挿着的两三把铁锹内倒栽葱式地斜戳着一尊雕件似的物体时，顿时都惊呆傻了眼。当人们尝试着要将这一物体放倒时，才发现，这是一具头部已被水泥糊死身体冻僵的女子。

意外死亡的女子叫金英爱，她是我们“高考小知四人帮”中唯一的女性。小金是个能歌善舞，秀外秀慧中的朝鲜族姑娘，在校念书时就是校文艺队的骨干。中学期间及下乡后，她先后两次考上抚顺市矿区文工团和抚顺市文工团，皆因在抚顺社科院从事少数民族文史研究的父亲被打成了“反动技术权威”而没有录取。从农村分配到将军街建筑工程队后，在年初的全局迎春晚会上，她用中文和鲜语演唱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插曲《春天年年到人间》感动得台下的观众热泪滂沱，哭声一片。由于勤勉奋进，她成为主管30多名女工的油工队队长。自从准备参加高考后，长期疲劳过度使她总感到头痛迷糊，“带病高空作业”本是施工大忌，她却真把自己当成了“装甲式”战士，始终坚守在生产第一线。

据女油工们回忆，她出事头天晚上，刷完顶层六楼门窗的油漆后，已到下班时间，她劝其它人先下楼，她再找找平补补漆。据公安部门现场调查，根据她当时的活动地点，范围和特征，尤其是在她亡故现场附近找到一本自编的高考资料记录本，认定她是在坐在高空窗口看书时，不慎失足大头冲下跌落死亡的。

金英爱事件在单位激起轩然大波，并在回城知青中产生极大震撼，尤其对我们这些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刺激，这其中最动情的当属董逸古。

小董是我们“高考小知四人帮”中年龄最小的老弟，也是能考上大学概率最高的人，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我们当中唯一出身“根红苗正”的人杰，又是张中鹿老师最得意的门生。张中鹿就是我在本《书缘》作品之（二）中提到的原抚顺市第五中学的校长和高中语文教师。张中鹿在文大中被打倒后，租借在小新屯山沟里看林员的草房里，这名看林员就是董逸古的父亲。

董逸古早年丧母，打小就与他看林的父亲独居在深山老林中。可能是受孤寂的生存环境影响，使他形成了单纯厚实且又执著专一的性情，只要他认准的人，就能把心掏给你；只要是他认准的事，就非得干到底。一九六八年“复课闹革命后”，他仅上了几堂课，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辞学了，但实际上却没黑天白夜地粘糊在张中鹿老师家中，因他认准了一个理：在学校是瞎胡闹，跟张老 才长能耐。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精通国学的张老师的私授下，他在我们同龄人脱颖而出，小小年纪就能将《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倒背如流，还能按常见的十余个词牌的格式要求填词和常见的四种律诗格式写诗。

毛泽东主席发表在《诗刊》一九七六年一月号（复刊的第一期）上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诗词在报纸上公开转发后，全国很快掀起了学习热潮，在抚顺轻纺系统只有局宣传部的吕为民部长有资格并敢于对该词进行讲解，却苦于分身乏术，无法完成对局属五十余家企业的定期宣教任务。恰在此时，董逸古毛遂自荐被派到各单位进行巡讲后，好评如潮，也使返城知青受到刮目相看。

因我与董逸古师从同门，故相往甚密。他经常把张中鹿老师私下里为他圈定的参加高考的文史复习重点范围和试题首先渗透给我，为此，我参加高考文科考试时，语文答了高分，史地考卷的历史部分也基本上没丢分，但术学却仅考了5分，亏得“文史”部分帮着“背分”了。他本来叫董义，从师张中鹿后，给他改成现在的名字。长着圆圆的娃娃脸上戴上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的董逸古，年龄虽轻但论起事来却好摇头晃脑地据经引典，故做大家风范的神态可掬可笑，故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小古董”。

自打金英爱意外身亡后，董逸古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他在单位系搅拌机工，当时尚属于重点岗位的技术工种。他时常长吁短叹地自责道：“嗳，都怨我，我头天晚上下班时，刚飘雪花时把搅拌机前面剩余下的水泥堆清理净了就好了，也不至于让金姐走的那样难堪，那样凄惨！”每说到这时，他就会旁顾无人地放声大哭一场。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种不幸偏偏应验在我们“高考小知四人帮”头上。金英爱事件尚未平息，董逸古又惨出车祸。

　 家住小新屯深山沟里的董逸古，在上下班的途中又比我们多了一份困难，他每天凌晨四点多，即古人称做“寅时”的夜与日交替之际，“猛虎下山觅食最凶时刻”，就得从家出来，沿着荊棘丛生，岭陡坡斜的东山环徒步奔行半个多时辰才能走到新屯电车站。

他出事的那天，滿天弥漫着晨雾，恰好头天晚上下了场冰雹加雨雪，山路上结滿了一层薄冰，一走两哧滑，两步一跟头，眼看着赶不上新屯电车站五点钟驰出的头班车，小董决定冒险改道，即沿着山路斜角立陡山坡哧溜到下面的铁路线上。

这里正是东山环下有轨电车通过死角的视野盲点，当董逸古凭借着惯力冲向山脚下的铁路线路基时，恰好一列货车嘶鸣着由东向西急驰而来，小董眼前一黑就过去了。

当他醒来时已在矿区医院里，面对自己双腿高位截肢的残酷现实，他整天双手捧着自制的誊满高考试题的卡片发呆，这距高考仅差一周的时间。就这样，一棵本应结满硕果的青春之树尚未及绽开花蕾就无情地凋零了。

当大兵出身的孟宪章书记对恢复高考非常反感，他有一套从“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中衍化出来的悖论。他洋洋自得地卖道文识说，但凡部队里的好士兵，如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欧阳海，麦贤德，还有雷锋都没念过大学，可也没妨碍他们当英雄人物呀。人一念书多了不但怕苦怕死还又酸又臭，你看我的祖先孟轲，周游列国胡说八道，也没造过“孔老二（孔子）”呀，最终也是个“亚圣”，还没得好死，是让比他还能瞎白话的草民张仪给气得吐血而死的。

对于单位职工发生的“一死一伤”重大事故，他归纳为准备高考过于紧张疲劳造成的，面对议论纷纷的舆论，孟宪章针对拟参加高考的青年职工，愤然地做出两条硬性规定：一，今后不准任何人将高考资料带进单位，严禁在岗位上学习与行业无关的东西。二，病假以住院为准，事假一律视为旷工处理。

他为了“防患与未然”，派人事科长找“高考小知四人帮”仅剩下的我和王福利谈话，迫于压力，王福利表态放弃参考，并立马顶替我被提升为处“青年突击队长”。

唯有我不识抬举，顽固地表示继续参考，但很快就受到了领导上的“特殊关照”。

孟宪章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梭角分明的脸上强挤出笑比哭还难看的表情，对我软中带硬说道：“你不是爱学习吗？我特意从市局争取来一个指标，为培养专业干部，保送你脱产到抚顺市财税培训学校去深造，但有一个硬性的任务，你两年内必须拿回来一个毕业证书。否则，你不但要赔偿这两年的带薪工资，我还要开除你的公职”。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弄得我措手不及。明知我术算不好，还偏让我学财经，真让我无所适从，哭笑不得。而且，抚顺市财税培训学校开学的日期，正好是辽宁省恢复高考的考试日期，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这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日子！

　　我几乎是怀着实现遗愿但又忐忑不安的矛盾心境参加高考的。录取结果让我喜忧参半：忧者，正象我所预料的，因政审我没有被报考的辽宁大学录取；喜者，出乎意料的是，我被抚顺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在参加抚顺市师范专科学校组织的入学体检时，负责的老师公然告知我，你本不是我校录取生，是被“捡漏”到我校的。本来心有不甘且怀着“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偏见的我，一怒之下，撕了抚顺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不希罕这“不幸中的侥幸。

我暗暗发誓，不念辽大誓不罢休！因从高考政审透出的缝隙中我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也我看到了改变自己厄运的希望。

二十一

那时，我的生活就像被捆绑在了“过山车”上，飄飘忽忽，悠悠荡荡，瞬间冲入云霄，刹那跌回尘埃，期冀和失落的思绪滚动扭曲着，终日萦绕在怀。

在看望董逸古的医院里，我又碰着了想见却总躲着的扬青大姐。由于她在农村时像个贴身丫鬟似地护理过贾小红，知青们都习惯性地称她为“保姆”。

返城后，扬青被分配到将军街建筑队当仓库保管员。后来，我在当青年施工队长时，本与她有业务往来，知道她一直与贾小红来往密切，虽然总想从她口中了解到贾小红的近况，但又总害怕她追问我对贾小红的想法。无奈中又碰见了，扬青把我拽到一边悄然地说：“小红知道你考上师专了，她嘱咐你千万不要再错过这来之不易的机遇，还有，为今后仕途着想，你必须与你的反动家庭一刀两断”。

扬青用力地推搡着我又拽住我的手臂，“我知道你总想出人头地，但你也不能总犹豫不决，无论如何你总应该给小红回个信吧！”我推开扬青褥着我衣襟的手，长叹一声抽身而去。

贾小红责怪我所错过的机遇是有所指的……

按正常讲，就我在农村的表现，理应分配到全民企业。但却来到被称做“二等公民”的大集体单位，正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在一九七五年九月的这拨回城招工中，我原被抽调到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系周恩来总理主抓的在建项目）。本想揣着“回城调令”回到抚顺市向父母道别的，但惨不忍睹的家庭现状却让我改变了初衷。

自从父亲逃离“牛棚”后就被停薪了，我家也被撵出了楼房，我家7口人（父母，奶奶及4个正在念书的妹妹）委身在日本楼下，一处不足十平方米的低矮破漏的平房里（原系我家的煤棚）。全家9口人（包括我和下乡的大姐及弟弟），仅靠母亲每月42元的工资维持生活，还要给年迈体衰的奶奶和和遍体鳞伤父亲看病，家境已窘迫到极点。刚过不惑之年额头却爬满蚯蚓状皱纹的母亲拉着我的双手哭诉起来。

　我父亲被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后，被关押在抚顺市炭黑厂工人俱乐部改造成囚房状的牢笼里已有三年有余，他既使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也无法自圆其说反复轮回交待的历史上做“汉奸”，解放后当“特务”的经历。这一天，他趁看守一时溜号的上厕所机会，一头扎进暂停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老式解放牌货车底盘下面，双手抓住车的前轴，双脚使劲蹬住车的后轴（我问了懂汽车的人说应是车前后桥悬架的控制臂部位）。汽车开出炭黑厂路经新屯电车站上坡减速缓行时，我父亲缩身一轱辘从前后两轮中间猛然钻出，看到车站附近平房晾着的衣裤抓下来换下“囚服”，乘电车到住在电车车库站的我表叔家借了10元钱，又一路小跑到抚顺大官屯火车站，飞身蹬上一趟正向西启动的货车上，碾转奔命多日跑到北京去“上告”。

　 每思此事，我都在想人受到了多大危害才能做出这般冒险的举动？及至自今，我都钦佩我已故父亲当年超然绝决的壮举！那年我父亲已46岁，多亏他身高1.82米且有着运动健将的体魄。

虽然我父亲挂在解放汽车底盘下也就十来分钟，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没有被碾碎在车轮之下，但撑死挣扎的身体背部和臀部，却在上下巅波的车毂下被路面蹭得血肉模糊。

在北京上访接待部门做出相关承诺后，炭黑厂派人进京把我父亲接回家中，但由于皮肤大面积的撕脱伤长期外露，没有得到极时救治，造成皮肤感染和坏死，以至于他晚年时，每逢阴天下雨便呻吟不止。

“儿子，为了这个家，为了你爹娘，你就回来吧，别去外地工作了，帮帮家里，妈妈求你了！”

看着母亲茫然无助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想想这些年自己给家庭带来的痛楚，我噙着眼泪向母亲点了点头。

当我回到乡下，拿着换成抚顺市“大集体企业”报到的“回城调令”走出草市公社时，正处于秋收季节，可我却没有丝毫的收获喜悦，望着山野中摇曳飞舞的蒲公英，悬挂在犹如伞状下的一粒粒种子，随风漫天飘荡，谁知哪粒种子飘失自我，谁又知哪粒种子落地生根……这时，我想到进化论学者赫胥黎在《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曾有过的一段描述：

人也如同生物，生下来就有三种选择，即“物种选择，自然选择，社会选择”，前两种选择还有随意的成份，而恰恰是后一种是人为的选择，往往是残酷的，无奈的，必须淘汰的，且无法抗拒的。

我年轻时并不执迷于唯物或唯心主义，生活经历使我偏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核心是“优胜劣汰”，是指物种之间的抗争，不能适应者必然灭亡，能适应者被选择存留下来的一种丛林法则。

我的选择不仅是一种良心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自然选择和无法逃避的社会选择。我明知自己选择了家庭就背离了贾小红，我撕掉了抚顺师专录取书也就毁灭了我们的相期承诺。所以，面对她给我来过的几封信，我始终没有勇气给她回复，我更无法答复她让我与家庭彻底决裂的这一决绝要求。

生存的选择决定了生命的延续，生活的抉择则需要生活的质变。

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份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给“地、富、反、坏、右”份子一律摘帽，其子女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党、入团主要看政治表现，无论家庭出身，使建国以来受尽凌辱的“黑五类”家庭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政治上得到解放后，我也迎来了生命中第一次收获。一九七九年底，我拿到了抚顺财税培训学校的《财税中专毕业证书》，一九八0年四月，我被辽宁大学函授学院录取。

在农村时，我与贾小红始终争论的焦点是：我说你家是官吏，我家是草民，只要现实无法改变，我们就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人。她反驳道，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一个人不能选择家庭出身，但是可以选择革命道路”。你只要革命到底，我们就能走到一起。

时隔不久，我又考进了抚顺税务局，仿佛一夜之间，我就变得“高大上”了，我虽然不是官也是吏了，成了国家干部了。我有一种被踩瘪的气球又鼓胀起来的感觉，在飘忽上升中自觉已拉近了与贾小红的距离，我鼓起勇气去北京去见她。我与贾小红一年多没有联系了，听扬青大姐说已在国家对外贸易际部工作的贾小红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

　我先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得知贾小红已于一年前结束进修。我又直奔对外贸易部，刚近门禁便止步难行了。守卫的一位大伯得知我要找贾小红，绷紧的脸上立刻变幻成渴盼的表情“唉哟！你就是贾小红让我捎口信的那个小伙子呀。她说你肯定会来的，这可把你等来了。她去年初中美建交后（中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交），就被派到中国驻美办事处了。对了，临走时，她还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这大门照了个像呢，你还别说，那小男孩长的挺像你”。你说什么？我身不由已地心跳了一下。“把这个赶紧给你吧，这是贾小红一再嘱托我当面转交你的”。我眼睛一亮：这不正是当年下乡前张中鹿老师送给我的那本在文大中“劫后余生”黑焦残破的《辞海》吗，自被贾小红借走后我一直没有要回来，现今终于物归原主，可我的心却怅然若失。但是我那套珍藏的巴金著的《激流三部曲》又名“爱情三部曲”的书仍在她手里，难道曲终人未散……

是的，我的命运始终与书相连，书才是我人生的情缘！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