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洪湖一中，母亲的摇篮！②

雪湖

第二章 文革风雨来袭时

文革冲击天下乱，两派对立选边站，

学生停课搞内斗，荒废学业遭劫难。

一、文革爆发

1966年6月中旬的某天，同学们正在复习功课迎接期末考试。上午10时许，洪湖一中大门口有一群人闹哄哄的，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热闹，听到了这些人的一番议论，他们说“北京都闹翻天了，你们这儿还风平浪静？”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心头一震，脸上露出了茫然的神色。有位同学小声地告诉我：“这些人是武汉高等院校的学生，是来我校点火的，帮助我们搞运动，他们觉悟高、脾气大，不是好惹的。”没过多一会儿，校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见机而行马上开始宣传外地的革命形势和学校“停课闹革命”的必要性。其中有个戴眼镜讲一口汉腔的青年男子对同行的人说道：“洪中这所百年老校水深得很，是个专走白专道路出白专分子的地方，恐怕反动的学术权威都集中在这里。我们要发动这里的学生起来夺权，让无产阶级革命派占领学校的教育阵地，赶快行动起来吧！”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激进的学生连夜在学校醒目处张贴了第一批大字报，标题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纠出隐藏在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打倒三家村在洪中的代理人！”“向四旧猛烈开火！”……，由此拉开了我校文革造反的序幕。

文革时期

红卫兵破四旧烧毁大量文物

文革时期

红卫兵捣毁庙里的菩萨，

逼迫和尚扯起横幅自辱。

文革时期

红卫兵张贴的大字报滿天飞

　　我们学校有学科门类齐全的多位学科带头人和社会面影响很大的教学名师，有戴过右派分子帽子的“反动学术权威”或有复杂海外关系的教职员工，他们成了被打击的重点对象。当时住文化馆教私塾的朱二爹很不解地对我们说：难道一个人人向往的百年学府，一个营造人才的摇篮就这样毁了？

我们家隔壁的熊婆婆快哭出声了，她儿子姑娘都是洪中的学生，此时她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吼道：“学校不开课，学生不上学，真是害死人呢！”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刀枪要对准学校的教学名师、学术权威？是谁挑起了这场内斗？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还得从头说起。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起因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本是学术上的讨论上升到党内夺权的政治斗争，由此引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就来到了上海。于是，江、张、姚多次在上海锦江饭店秘密讨论，由姚文元执笔完成了上述评论，这也算是姚加入“四人帮”的投名状。该评论虽是姚文元执笔，张春桥和江青却是幕后策划人。不仅如此，他们把吴晗、邓拓、廖沬沙开劈的学术专栏《三家村札记》诬为“三家村反党集团”，由此掀起了在全国各地揪出大大小小“三家村分店”的狂潮。这个浪潮也迅速波及到了我们学校。

由于吴、邓、廖遭到了“四人帮”的点名攻击和诬陷，1966年2月初，彭真召集文革五人小组会议，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意在纠正学术批判中“左”的倾向，保护吴晗、邓拓、廖沫沙。但“二月提纲”立即遭到了“四人帮”和林彪一伙人的责难和诋毁。

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成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依据。林彪在许多重要场合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

1966年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彭真等老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随着斗争的深入，“四人帮”逐步夺权，甚至削尖脑袋想方设法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们罗列罪名冠以反党分子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了批判，停止了他们的领导职务；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革小组；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由此，“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为了控制全局并取得话语权，“四人帮”排除异已，打击老同志，把文革小组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此前，2月11日至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正气浩然的斗争。对此，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党政机关受到冲击

红卫兵揪斗政府领导和学术权威

二、学校停课

中央文革小组掌权后，不明真象的学生在“四人帮”的鼓动下首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各大专院校、中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政府的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开始出现大动乱。

在上述背景下，洪湖一中的教学秩序全面崩溃，学校领导靠边站，老师被揪斗的现象时有发生，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少年凭着一时的冲动，盲目参入其中。

1966年9月，我们学校已全面停课。自从六月份来我校点火的“飞鸽牌”走了以后，又来了“永久牌”，即有几位县委会的左派干部天天跑学校，不准老师上课，经常组织师生员工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学习贯彻红头文件，煽动红卫兵把枪口对准老师开火，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滔天巨浪。

在这段时间里，整个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多悬挂在约两米高的铁丝上，形成了环形的大字报走廊，教室的外墙、过道墙上等醒目处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荒谬绝伦、无中生有，主要是红卫兵揭发老师的缺点错误，老师要拿记事本记录自己的“错误事实”，并到红卫兵造反兵团主动认错。出身不好、右派分子或有海外关系的老师更没有好日子过，有的遭到谩骂、人生攻击或被诬陷为美蒋特务，甚至于挨棍子。

我们学校有个资深的语文老师名叫陈纪元（化名），平时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布置的作业比较多，这也让少数散漫调皮不爱学习的学生感到有压力，他们认为陈老师总是单纯地追求教学质量，属于只专不红，也因此给他戴上了“白专分子”的帽子，并在红卫兵集会上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由于陈老师年老体弱又长时间站立，只见他老人家身体不停地颤抖，再看几个小小年纪的红卫兵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这样无情地对待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让在场有良知的同学们感到内心一阵阵地刺痛。

我们家邻居中有位在洪湖县委会上班的左派干部，外号叫“何政委”，他经常给邻居们讲述县委大院的新闻，他说“县委书记李金玉把老百姓的坛坛罐罐装满了（指的是粮食），当地居民生活改善了，但他搞的是唯生产力论，已经受到了批判！”“你们学校老师埋头教学业务，不问政治，培养的学生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如此等等。

　　学校停课搞内斗，荒废学业毁前程。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耽误了几代人！特别是“老三届”，而我们68届初中生最惨，只读了一年书也算是初中毕业生。1965年我们曾作为各小学的优秀毕业生，经过激烈的竞争考取了洪湖一中，我们本来有大好的前程，成为未来的专家、学者或领导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但文革打破了我们的美梦，让我们的人生变得迷茫。

洪湖一中6804班五十年后喜相逢

三、革命串联

1966年8月，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引发了各地学生赴京的狂热浪潮。洪湖一中的学子们也不例外，个个摩拳擦掌、整理好行装，只要串联通知一下，可以随时走出校门奔赴全国各地，戴着红卫兵袖章，去“煽风点火”，去“助威呐喊！”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霎时间，震惊中外的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正式爆发了。

红卫兵大串联

㈠离洪奔汉

1966年深秋的某天，我们洪中6804班的22名男生结伴而行，借着月色出发了。现在想起来感到不可思议，平均年龄还不满14岁，胆子够大的。我们这帮洪湖伢，有的穿草鞋，有的光脚板，也不知道累，徒步走了半天一夜，路途中在村民家里借宿了几小时，吃了饱饱的一顿红薯饭，直到第二天中午终于熬到了洪湖新滩口（一个靠长江边的小镇），算一下走了近13个小时，实在是走不动了。此时，从岳阳下汉口的客轮到了，正等待旅客检票登船。有同学提议：“我们买船票走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大家凑齐了带得不多的盘缠，买了到汉口的船票。那时候同学们家里都很穷，掏出去的都是大人们攒的血汗钱，正当大家心里很不情愿的时候，售票窗口的服务员招呼我们：“你们是红卫兵吧！”我们说：“是！”“已经得到上级通知，你们坐船全部免费！”“哇！太好了！”这就是说，红卫兵走遍天南海北乘车坐船分文不收。

到武汉的客轮启航了，我们欢声雀跃。说实在话，长这么大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洪湖小县城，这回出去可要见大世面了。

当日傍晚时分，跃进号客轮顺利地停靠在了武汉王家巷码头。码头候船室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被安排在武汉江汉区的“兴无中学”（地处三民路）住宿，因条件有限，一律睡教室地铺。北京来的红卫兵不满意，有个长着络腮胡的大高个用皮带将草垫来回抽了两下，带着卷舌音埋怨道：“他奶奶的凉药吃多了，把大伙儿安排在这么个地方，我们是猴啊！”接待站的人连连道歉。其实接待站的人蛮不错的，如我裤子上破了个洞，街道上的姑娘婆婆拿去补好洗干净了，她们的无尝服务让我心里特别感动。

我们在兴无中学住了三天，每天无所事事在街上看热闹。大伙儿经过商量，认为在武汉不要久留，虽然当时出行困难，但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可以分几路到火车站碰碰运气，首选是北上京城，实在坐不上车就南下广州也行。

我和东升兄南下广州

㈡南下广州

当我们来到汉口火车站时，好家伙，红卫兵串连的人潮铺天盖地，火车站里里外外到处都是人，每一列火车都被学生挤爆了。我看到了绿皮列车过道上站着的、行李架上躺着的、车箱门外梯子上坐着的、不顾生死趴在车顶上的全是人，他们怀揣梦想，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奔赴世界革命中心北京，去见红太阳！”我们看到每列火车满载的学生，心里异常焦急，不甘心困在武汉。

正当我们焦急万分的时候，有一列装牲口的闷罐车从北方驶来，恰好停在我们跟前，一阵骚动，车站里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冲过来，几分钟的工夫，闷罐车里的学生挤得严严实实，还有些没来得及上车的学生从车皮小窗口疯狂地往里扒，直接踩在车箱里学生的人头上，一个个被踩得敖敖叫。我和东升“近水楼台先得月”，占了一个靠近厕所的“好位置”。闷罐车逢站必停、逢车必让，一路饥饿口渴，我们经历了三天三夜南下广州的“浪漫旅程”！

1966年10月6日，我们经过闷罐车上几天几夜的苦苦煎熬，终于在上午九时许到达了广州火车站。我们随川流不息的学生人潮走出了车站，来到了车站广场。每个出站的学生虽略显疲惫，但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神情。

广州的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好，接待人员在广场上将学生列队分块，停在广场上的接待车辆迅速将红卫兵一批一批地接走。我和东升兄被一辆巴士直接送到了“广州市西华路新桥直街28号”的居民家里，在这里吃住一条龙，开始了广州的串连活动。

我们每天吃街道食堂供应的广东餐，广东的阿姨待我们象亲人一样，每顿饭不仅味美而且让我们吃得饱饱的，感觉过得非常惬意。街道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些重要去处：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过这些地方后，我们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受益匪浅。

说来好笑，我们和居民家的孩子都正在舞勺之年，由于年龄相仿都相处得来，于是就经常一起出去看大字报和红卫兵炮打当权派的造反活动；有时候童心未泯跑到小摊位上看娃娃书；玩累了就打牙祭，到“流花湖米粉店”吃五分钱一碗的“香葱麻油米粉汤”。

我和东升兄在钢一连长征队

㈢参加长征

有一天我和东升在越秀公园看了一张振奋人心的海报，标题是“走长征路，徒步2万5千里”，这是由一帮高校学生（他们是北京大学的裴永朗；武汉大学的杨阿鲁；哈军工的孔令波；华东师大的葛新民；……）发起的徒步串连倡议书，宣称要从广州走到延安，最精彩的是要“过雪山草地”。我和东升即刻报名参加，通过面试和体检，荣幸地被录取了。

⒈休整出发

录取人数大约有300人，在广州白云机场附近的一个旧机库里进行了休整，统一配备了雨衣、被子、行军壶、绑腿布等物品。休整期间完善了组织机构，长征队被正式命名为：“钢一连长征队”，设连、排、班、先遣队等，哈军工的孔令波为连长。我和东升分配在一排一班，班长是抚顺一中的李昆，班里有上海第九女中的王新妹；广州一中的陈丽萍；上海华东师大的葛新民；广东河源的林绍喜；北京八中的王光稿等，长征几个月的路上我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6年10月28日，钢一连长征队从广州出发了，鲜艳的战旗迎风飘扬，同学们戴着红卫兵袖标，个个精神饱满，齐声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行进在北去的路上，此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好在先遣队提前出发，负责探路安排食宿，大部队到站后有吃有喝有睡，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沿路走过了增城、博罗、河源、龙川、寻乌、会昌、瑞金、赣州、井冈山等地。

⒉进村住厂

当走到博罗县时，“连首长”决定在黄山洞扎寨取经，原来黄山洞这个小村庄位于博罗县石坝镇，是当年闻名全国的“学毛选”先进单位。我们被安排住在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了当地百姓的农家生活，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们带我们到山上打了三天的柴火，山里人纯朴憨厚、勤劳务实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11月中旬，我们徒步到了江西赣州，先遣队联系了赣南造纸厂安排我们住厂劳动。我们大队人马入住在厂部大礼堂，舞台下两侧是用三合板隔离出来的临时工棚，分别为男女住宅区，里面全部是清一色的钢絲床。礼堂后面是食堂。对于我们来讲吃住非常方便。

厂部安排我们参加工人倒班，主要在作业流水线上干不同的活。我和东升参加成品运输，另外就是把弯曲的钉子锤直，主要考虑废品利用即“节约闹革命！”我们大概干了一个多星期的活。

另外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在大礼堂舞台上排练了大型史诗舞蹈“红军不怕远征难”，我有幸扮演了红军小战士。记得当前奏音乐响起时，前面“啊……”的小合声夹杂着狂风暴雨声，两名男女红军战士一前一后起伏旋转着出场，然后是一名英俊魁梧的红军战士挥舞着钢一连战旗，带领战友们冲向乌云翻滚的雪山草地，场面相当震撼！到底是一帮名校高材生，排出来的节目让人耳目一新。后来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地演出，该节目都会蠃得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

⒊告别队友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 串连的师生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通知明确要求我们返校就地闹革命，这意味着我们的长征就要结束了。连队领导经过商量，为了尽快返校，将钢一连长征队按师生所在地区划分成了几个支队分开行动，按照各支队的意愿：有的走茨萍；有的到韶山；有的走长沙；……。当连长宣布队伍解散彼此就要告别时，往日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友情的队友们，怎么舍得离开呢？此时很多学生止不住泪流满面抱头痛哭起来，用深情和难忘在彼此的日记本上写下了优美感人的诗句。

记得华东师大的葛新民在我的日记本上挥毫写下了《七绝》，成为我终生的坐标：洪湖岸边英雄多，如同湖水逐逝波。愿君来把韓英学，一样悲欢一样歌。广州一中的陈丽萍流着眼泪拉住我和东升的手说：“你们俩个洪湖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分别后，我和东升走茨萍，经长沙，落武汉，于1967年2月中旬返校。

红卫兵宣传队

派性斗争引起社会动乱

四、派性泛滥

对文化大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红卫兵组织，是当年最活跃、最激进、最具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也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导致文革爆发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各地的造反运动风起云涌，地方的各级领导都受到了冲击，而这些领导人在当地有着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所以他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领导的拥护者及家属们不甘心被打倒的命运，他们奋起反抗，誓死“保皇”。

文革前，洪湖人民在县委书记李金玉的带领下，顶住了合作化运动吃大锅饭的浪潮，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农田改造、狠抓粮食生产、发展副业、盘活市场经济上，洪湖的经济一度搞得风声水起，周边市、县的百姓羡慕得不得了，不由得翘起大姆指赞叹道：洪湖人民真幸福！有个敢顶敢碰、务实能干的李书记！当年洪湖老百姓的坛坛罐罐装得满满当当，生活富足，无一人饿死，安然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群众打心眼里佩服和感谢自己的父母官李金玉。

1965年4月，中央和湖北省联合调查组对洪湖新堤集贸市场进行了调查，认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复辟资本主义的七大过错；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牵头，洪湖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县委书记李金玉为首的县委领导班子，被错误地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文革中，李金玉被关进了牛棚，紧跟李金玉的科局长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

以李金玉为首的一大批乡镇、科、局领导干部都是一些实干家，造反派称他们是“唯生产力论”的追随者，他们挨斗、挨整、下台很快影响到了学校的干部子弟，这些子弟非常痛恨造反派“打倒一切”的造反行动并与之对抗，几乎都加入了清一色的保皇组织。

我们学校有几位县委大院的子女经常抱怨，认为自己的长辈吃苦耐劳、清正廉洁，在领导岗位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却无辜地被打倒，同时表达了对造反派的强烈不满。他们希望这个社会首先给个公道，另一方面保全自己的家庭。

“五一六”通知把党内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错误判断影响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错误的认为：只要是当权派，他们就是隐藏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坏人”，主张打倒一切当权派，于是他们盲目地加入了造反的行列。从另外一个角度客观地讲，参加造反派的大多数学生思想很单纯，他们心里想着：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被誉为“文革旗手”；林彪是毛主席亲点的接班人，是举着红宝书的副统帅。这些假象蒙住了很多人的眼睛。谁曾想到以林、江为首的阴谋家最终成了背叛人民的两个反党集团？造反派被他们利用，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棋子。

两派斗争在不同层次和各单位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地方上的两派之争直接影响到了学校。

我们串连返校后，学校已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组织即“新一中”和“新洪中”，其次还有红卫战团、野战兵团、夜老虎战斗队等等。

在当年，“新一中”是洪湖地区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新洪中”是学校唯一敢与“新一中”造反兵团对抗的“铁杆保皇派”。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造反派打倒一切引发社会动乱的做法非常反感，尤其是被打倒的一些干部子女。两派的对立把学校变成了一个格斗场，那个时候学校每天都在打打闹闹，“老三届”的每个学生都在荒废青春，浪费人生的宝贵时光。

记得67年夏季的某天晚上，“新洪中”在学校北面的两个蓝球场隆重集会，声援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个集会惹毛了新一中，新一中组织“敢死队”冲击会场：他们在学校南面的两个蓝球场列队摆好冲锋架势，高呼着“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乘势而上，百余人像脱了缰的野马，疯狂的向北面集会人群冲过去，粗暴地猛推集会人群，抢夺兵团旗帜，顿时会场大乱，与会人员被冲得七零八落。我们68届的初中生大多不满14岁，年幼无知喜欢看热闹，那天我和班里的几位同学刚好路过夹在南北球场中间的排球场，瞬间被冲过来的敢死队挤得人仰马翻。

另外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新堤有一批文革前下放的知青乘文革动乱之机闹着要返城，有百余人在县委大院靠篮球场北面的一栋平房里搞“绝食抗议”，提出了回城工作的有关条件。政府有关部门领导进行了劝解，要求他们返乡无果。绝食第二天，已经有人昏倒，但也有婆婆妈妈偷偷送吃的，看热闹的人观点不一在外面争吵。有个老婆婆说：“伢儿们绝食对你们学生都有好处，免得今后下乡。”绝食抗议到了第三天晚上，因饥饿昏倒的人越来越多了，外面的婆婆妈妈哭的哭、闹的闹，场面一片混乱。正在此时，有一帮蒙面人“从天而降”，他们从后墙爬上屋顶，开始掀瓦砸场子，绝食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蒙了吓怕了，不一会就被打散了。我和同学们在平房南面走廊看热闹，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的酒精瓶砸在走廊的柱子上，酒精和玻璃碎片撒落在我的头上，好险！差点儿要了我的命。这个酒精瓶应该是砸场子的，可能砸偏了。事后听说这些蒙面人是造反兵团派来的，理由是阻止回城青年们破坏“上山下乡”运动。

1967年，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全国范围内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大事件，开年是由“四人帮”刮起的“一月风暴”，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指挥，率先在上海夺取党、政、财、文大权，此后，夺权之风迅速向全国蔓延，各级政府机关未能幸免，学校成了重灾区，许多老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

备受瞩目的当属武汉“七二O事件”，即所谓的“陈再道兵变”，实际上是林彪和江青企图栽赃陷害乘机夺权的诡计。

3月中旬，武汉军区和地方公检法执行了叶剑英等老帅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抓捕了恶意煽动激左思潮的破坏分子，解散了“钢工总”，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大批老干部。

中央的这次行动使得我校“新洪中”的保皇队员一个个扬眉吐气，受到遏制的造反派实在是坐不住了，林彪、江青等人千方百计为他们撑腰。便于4月2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对武汉军区领导人的做法给予批判，警告他们不要阻止红卫兵进行造反活动，紧接着林彪泡制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有了林、江的保护伞，“新一中”的造反行动愈演愈烈！当支持革命小将的社论发表后，造反派算是抓到了救命稻草，当即开大会庆祝胜利，一个个趾高气昂，而“保皇派”又一次受到了打压。

…………

学校两派群众就这样无休止地争来斗去的。“老三届”在校三年半，参加内斗两年半，后来又作为知青下放，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陆续回城。在文革风雨飘淋的十年里，我们的学业被无情地荒废，还有那在武斗与暴乱中受伤或惨死的两派群众，以及那些含冤受屈的冤假错案，所有这些回想起来让我们心痛不已！历史的教训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