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大足石刻——重庆第六日

朝阳

　　没到大足石刻之前，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大足石刻不叫大足石窟？参观后，我想:盖其石像直接于岩壁间以浮雕形式雕出，而非以洞窟形式出现之故耳。当地政府曾专门召开过大足石刻改名“石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专家分成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名，根本的原因有二:

一是清代已有“大足石刻”称谓，并被写入了县志。二是大足石刻早在1999年就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继莫高窟以后第二个洞窟石刻类遗产。所以就约定俗成称为石刻，实则称为大足石窟也不为过。

　　我去过龙门石窟和莫高窟，已经很震撼了，但遗憾的是两个石窟都有损毁。大足石刻则保留相对完整。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山崖上、洞窟中，也有用无数刀凿錾刻而成的文化遗产，不仅有人间风情画卷，更有′′三千诸佛云中现，玲珑楼殿凿岩开″的极乐神仙境。此次来回乘车奔波六个多小时，一睹石刻丰采也算不虚此行了。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是以大足区、潼南县、铜梁县、璧山县为范围的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中75处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有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简称"五山"）；市级有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县级有峰山寺等66处，造像1030龛（窟），约5万余尊，总计10万多躯，碑文、颂偈、题记等铭文10万余字；雕刻类别主要是高、浅浮雕，少数圆雕，极个别阴线刻；内容以佛教为主，道教次之，余为佛道合一、佛道儒三教合一、历史人物、供养人（又名功德主）等造像，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其以佛教造像为主，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第2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归类为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大足地区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其时代可追溯至公元9-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卓越、题材丰富多变而著称，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它们为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和谐共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石窟艺术源自古印度， 作为寺庙的一种形式，随佛教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西部，之后从新疆向东进入中原，再从中原进入四川及中国南方其他区域。石窟在传播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石窟原本是凿在山崖上的佛教建筑形式，窟内有足够的空间供人礼拜修行与生活。而中国古代石窟最终演变成为开凿于岩壁上的浅龛，早已不具备修行与生活的功能。分别于公元五世纪和七世纪前后，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是唐天宝之后走向衰弱。从公元9世纪末~13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一座丰碑。

　　″择一事，终一身”是中国工匠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1174～1252年的七十余年间(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时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大足僧人赵智凤，承持晚唐川西柳本尊创立的佛教密宗教派，于宝顶山传教。他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清苦七十余年，在宝顶山的一道马蹄形山谷里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中国佛教密宗史上唯有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使大足石刻造像达到鼎盛，宝顶山成为中国佛教密宗成都瑜伽派的中心地。观者置身于这场大型法会中，或与诸天神佛相望，或与世间冷暖相知。这，正是这位一代高僧终其一生谋划营造的愿景。

　　宝顶山石刻所处的佛湾依据山体呈倒U字形，东、南、北三面崖壁上绘刻了三十一个主题，上至极乐世界，下至阴曹地府，包罗万象，精彩纷呈。规定的参观路线为顺时针方向，不走回头路，也许这和赵智凤的布局是相反的，现在最先看到的恰是整个石刻的最后部分。

　　因为集邮的原因，我到处寻找曾出现在邮票上的大足石刻。第一个发现的是《养鸡女》。

　　″养鸡女”体现了大足之美，1988年中国邮政发行《古代石窟艺术》普通邮票，其中20元面值的就是″养鸡女″。养鸡女位于宝顶山石刻第20号的《地狱变相图》中，属于“刀船地狱”内容里一尊独立的浮雕造像，展现了一名善良、淳朴的农家养鸡妇女形象。养鸡女身着紧袖尖领服装，头上高扎双股发髻，脸庞圆润而清秀。她脸带微笑，提着鸡笼，笼里的鸡争相出笼，笼前有两只鸡在争抢夺食蚯蚓，还有一群鸡争先恐后，那是对自由的向往。整个画面洋溢着清新雅致的乡土气息，与周围其他恐怖狰狞的地狱造像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温馨、恬美的画面却被安置在地狱中，表达的依然是没有饲养就没有杀生的教义。传说中的养鸡女住在宝顶山附近，养鸡、卖鸡，当时凿刻的工匠经常买鸡为食，这自然引起赵智凤的不满，因此在雕刻“地狱变相”时执意要把这件事归入地狱。工匠同情养鸡女，把她最美好的形象刻在石壁上。这样的表现前所未有，宋代的宗教艺术已经接受世俗化。

　　石刻中出现了一个“吹笛女”的形象，她虽然属于六师外道，但依然形象美丽，她包头巾、梳双辫，侧头吹笛，悠扬的笛声好像破壁而出，完全是生活化的体现。

　　石刻连环画式地表现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成长的过程。十组雕像表现了母亲孕、哺、养、育的全过程，堪称对母亲的颂歌，从中能感受到中国化佛教满满的孝字。不知何时，石刻中又添加几段文字，如“知恩者少，负恩者多”，这种现实的解读使石刻更具真实性。

　　宝顶卧佛的形象曾出现在《四川风光》邮资明信片上，它位于宝顶山大佛湾，是大足石刻最大的一尊造像。全长31米，头北脚南，背东面西，右侧而卧。卧佛两眼半开半闭，似睡非睡，安详平静，佛经里叫释迦涅盘圣迹图。涅盘是佛教的最高境界，是修行圆满，进入“不生不死”、尽善至美的理想境地。在释迦面前从地里涌出十八弟子，或内向，或外向，或合掌而立，或手持如意，或手捧香花水果，表现了弟子对逝者崇敬眷恋之情。

　　中国邮政曾发行《大足石刻》特种邮票，其中的小型张为《千手观音》。

　　千手观音：位于宝顶山大佛湾第8号龛，雕凿于南宋中后期。该千手观音造像在88平方米崖面上刻有830只（2009年以前一直盛传的数字是1007只）手、眼，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状如孔雀开屏，金碧辉煌。造像采用纵横交错，上下重叠，反侧相承，深涉错落的布局，在坚硬的岩壁上打刻近千只手、眼，而且手的姿势无一雷同，没有一只手当时被打坏，可谓世所罕见，让人叹为观止，被誉为“天下一绝”。

　　华严三圣：位于宝顶山大佛湾南岩东端第5龛，宋代作品。在岩面上刻有三尊擎天柱般的立像，雕刻精美，中为毗卢舍那佛，左右为文殊、普贤二菩萨，三尊像合称为“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像高7米、肩宽2.9米、胸厚1.4米。头顶崖檐，脚踏莲台，袈裟皱褶如刀斧劈出，舒展自如。令人啧啧称奇的是，3尊造像身躯前倾20多度，正好符合造像与观众之间的透视关系，仿佛菩萨正亲切地俯下身来，与芸芸众生交谈一般。

三像高达七米，文殊手托之宝塔重达千斤，因巧妙地运用袈裟支撑手臂，故能八百年不坠。

　　龛高780cm、宽480cm、深260cm，刻人物90像，动物24身。一个高达七米的无常大鬼（转轮大王）嘴叼臂抱，驱动着“六趣生死轮”，佛家教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轮回比喻生死如车轮转动永无止境。轮回有道，天、人、阿修罗、畜、饿鬼、地狱，来生何去，唯看福报。

　　转轮下方还刻有一幅猫鼠对视图，老鼠爬到竹枝上，猫想吃鼠上不去，求死不得；鼠想逃生下不来，求生不能。世间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于“求不得”。大足石刻的魅力不仅在弘扬佛法，更在于世俗化生活化，劝人修行为善。这幅小品让我驻足品味良久。“舍”与“得”，不仅是生活的常态，更是智慧与艺术的体现。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适时地舍弃眼前的安逸与束缚，是通往成功与成长的必经之路。正如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诱惑与困境时，唯有勇于舍弃不必要的负担，才能轻装上阵舍，并非简单的放弃或失去，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是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位与调整。而得，则是在舍的基础上，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坚持，所收获的更加珍贵与持久的成果。因此，舍是得的前提，它要求我们在面对选择时，能够洞察本质，勇于割舍；而得则是舍的升华，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在失去中找到了更加宝贵的收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往往被外在的浮华所迷惑，追求名利、地位、物质享受，却忽略了内心的真实需求与感受。然而，真正的幸福与满足并非来源于这些外在的拥有，而是源自内心的平静与充实。“舍之艺术，得之智慧”，这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更是一种人生的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让我们学会以舍为桥，勇敢地跨越那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以得为镜，清晰地映照出自我成长的轨迹与心灵的蜕变。在舍与得之间，我们不仅能够收获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满足，更能找到生命的真谛与价值所在。愿我们都能成为智慧的航行者，在人生的海洋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最终抵达那片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佛教题材的牧牛图以牛喻心，以牧牛人喻修行者，阐释着佛教调伏心意的修证行为。

牧牛图全长30米，分“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服”、“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忘”、“禅定”、“圆月”十二个篇章。

　　巍巍宝顶，空谷足音。一眼千年，一生大足。大足石刻是时光雕刻出来的传奇，任历史的烟云变幻，信仰赋予的力量，让它成为永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