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多余的话 ——读子川《关于新诗的多余的话》

万龙生

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刊物《作家通讯》第四期发表了子川《关于新诗多余的话》洋洋洒洒的6千字长文，谈新诗，自称“多余的话”，故作谦语，其实自信得很。我读后也想谈点意见，不吐不快。我觉得说说很有必要，并非多余。 一
作为一个写新诗的人，此文说了一些真话，道出了一些真情，值得称许。不妨举几个例子吧：
一、众所周知，季羡林和流沙河先后发布了影响很大的新诗“失败”论，韩寒也插科打诨，说现代诗人“只会敲回车键”。据此，子川承认，对于“中国新诗及其文体合法性” 有着“分歧的”意见。尽管很显然他是站在分歧的另一方的。
二、在2014年中法诗歌节关于“诗歌的历程与场域”的交流中，法国诗人在指涉中国诗歌时较多征引中国古代诗人为例；而中国方面是清一色新诗界人士，他们“涉及的更多只是新诗话语”，因而在涉及中国诗歌而非新诗时“整体缺席”。这并非孤例，“许多国际性的‘诗歌’交流”，也是“这样不对称地进行着”。
三、表示需要“重建新诗的评价方式”，这就意味着目前新诗的评价方式还不科学，不能成立，那么许多对许多新诗吹出的美丽的肥皂泡是不是都将破灭呢？
四、对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认识，明显地高于许多“内容决定形式”、“内容高于形式”论者，认识到二者不能机械地拆分。
五、一个长期写新诗、编新诗（这里的新诗应该读作自由诗）的人，甚至承认某些带规律性的形式要素（例如音步、分行）的存在，还生造了“步律”的概念（是说音步安排的规律吧），要寻找“富于变化又不逾矩的诗意表达”，这倒是十分难得呢。这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格律体新诗（在子川心目中没有这一概念吧）的“无限可操作性”来。那不能逾越的“规矩”是什么呢？就是应有而尚在探索之中，而且已见雏形的新诗格律！
二
以上是我从子川文章中发现的可取之处。遗憾的是，瑕瑜互见，此文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之处也不少。也列举几点吧：
一、先说“读新诗的人不多”，这倒是事实；可是紧接着又说这一“诗歌新样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知从何说起？事实上，读新诗的人越来越少倒是不争的事实。此文最后不是承认新诗面临“备受冷遇，不乏诸多非议的严峻现实”吗？
二、子川一方面承认“在中国语境中，诗歌这个概念应当不止于新诗”，又在不少地方以“现代汉诗”实际上指代新诗——这难道不是自摑耳光吗？
三、子川一方面承认新诗历经百年，还在“草创阶段”，没有相对稳定的评价方式，又说“优秀的中国新诗文本，事实上已经并正在创造一种新母语”！？岂止草创而已！简直是痴人说梦！
四、子川既承认“中国新诗与中国诗歌传统还不是一回事”又怎么能肯定新诗“作为一个可以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诗歌新样式”呢？
五、子川提出新诗的“汉语性”概念，说什么“既是汉语，又大于汉语”，还说正在创造什么“新母语”，如此等等，完全是胡言乱语，随意性达于极点。
三
子川此文还有一些毫无依据的妄断，令人匪夷所思。举两个例子：
一、前文已涉及“新母语”，还说这种虚无缥缈的“新母语”居然“既是汉语，又大于汉语”！试问“新”在何处？又“大”在何处？
二、对诗词在当代的存在于发展妄加判断，认为它“不可能作为可以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诗歌样式”，其依据是语言载体问题。他也许不知道，古代就有“白话诗”，唐代就有白话诗人王梵志呢。至于古诗词中的白话成分也比比皆是。元曲中就有许多作品是“白话曲”呢。现代“白话”又怎么能成为决定诗词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呢？
事实胜于雄辩。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诗词创作尽管备受挤压，仍然打而不倒，摧而不毁，产生了许多佳作，出现了许多杰出诗人。新诗人之如闻一多所言“勒马回缰写旧诗”者不知几多！抗战期间形成了诗词创作高峰。新时期以来，诗词复兴已成大势，不容抹杀！故耳丁国成先生在太原一次诗会上大呼“新诗主流论可以休矣”，语惊四座！为什么诗词就“不可能作为可以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诗歌样式”呢？
四
总上所述，子川的洋洋大作尽管也有可取之处，但是许多观点看似言之凿凿，其实违背常识，不合逻辑，经不起推敲。鉴于《作家通讯》是发到每位中国协会员手中的刊物，不能任其谬种流传，乃作此文，略加辩析，以正视听。不知能见容于《作家通讯》的编者乎*？
*记得寄去了吧？其结果当然是音信渺无。
【后记】文末没有记明写作时间，从文中提到2014年诗事，应该距今10年以内吧。可叹文中观点我以外并没有过时，也就是说新诗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嗟乎！

2024·7·9武隆和顺洞道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