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日记窗口看曾国藩怎样读书

忧者无忧

透过日记窗口看曾国藩怎么读书

文/忧者无忧

历时25天，读完了《曾国藩最喜欢读的书》。书为2004年版本，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郭生旭编著。其编排体例为：一段导读、一则日记、一篇古文及其译文，后缀N条摘选的锦言警句。全书500余页，28万余字。

以“最喜欢”为书命名，难避当时流行的标题党嫌疑。我虽然不大喜欢或者比较反感这个书名，但持书在手、大致翻看之后，还是决定将其耐心细致地阅读一遍。“最喜欢”以日记、古文为主体，共选编150则日记、150篇古文。我想在阅读日记中满足对曾国藩日常生活的好奇，在阅读古文中检验对文言文的认知水平及钻研精神。

“最喜欢”选取的日记，当然均与读书有关，因为编著的主旨便是“读书”。但日记所记的并非只是读书，还有曾国藩的每日作息：处理公务、会客访友、习字作诗、写信校稿、养病睡觉等等。阅读这些日记的过程中，我留意了这样一个问题：曾国藩是怎样读书的？这包括读的方法、读的时间、读的书目、读的感想等等。

一说读的方法。“读书”是个笼统指代。曾国藩日记中关于自己的读书，使用了阅、温、读、看、诵、吟、圈、写、借、选、批校、披点等多个字眼。我笨拙、人工、粗略的统计是：“阅”居首位，出现100余处；“温”列第二，50余处；“读”与“看”，共30余处；“诵”有温诵、朗诵、默诵、背诵等；“写”以送人的有《石钟山记》、《丰乐亭记》、杜甫五律诗等；“圈”的是《史记》、韩愈杂文、《贾谊传》、《文三王传》等；“批校”的是杜牧、李白、韩愈的诗文。我对其中的“诵”读，倍为好奇，很感兴趣。我的疑问是：现在成人的世界里，还有“诵”这个“有声”的读书方式吗？

二说读的时间。“最喜欢”所选曾国藩日记，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此期间，曾国藩先后任礼部侍郎、湘军统帅、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身在朝堂也好，军旅也好，地方也好，一定算得上“大忙人”。但从日记看，他一直有时间，或者一直能够挤时间、找时间、抢时间读书。我注意到，曾国藩除了利用“正课”时间、“和平”时期读书外，还常常甚至主要是“夜阅”“夜温”“夜读”。我还注意到，除在室内阅读外，他偶尔也在“轿中”“船中”阅读。

如：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二日，他“夜阅苏子游《策论》书说类数首。”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一日，他“二更三点入内室，温《古文论著类》，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夜阅《古文辞类纂》奏议类、书说类。”

如：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九日，他“夜温苏子瞻各策。”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八日，他“夜写零字颇多，温《报任安书》。”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七日，他“二更阅《左传》数篇。”

如：同治十年五月十一日，他“夜又阅《湖南文征》。二更后，因阅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书文阅之。”同治十年五月十九日，他“夜阅姚惜抱、梅伯言《文集》，又阅韩文。”同治十年五月廿一日，他“夜阅《宗传》二程子一本，未毕。二更后，温古文。”

三说读的书目。曾国藩读书甚多，可谓广泛涉猎、博览群书。除前文提到的，日记中被直点其名的书目还有：《震川文集》、《荆公集》、《史记》、《汉书》、《楚辞》、《论语》、《阅微草堂笔记》、《欧阳文忠公全集》、《庄子》、《曾子固文集》、《左传》、《资治通鉴》、《文萃》、《古文》、《昌黎文集》、《文献通考》、《刘梦得诗集》、《湖南文征》、《孟子》、《辛稼轩集》、《战国策》等，既有鸿篇巨制，又有诗词小令。而且其中的若干书目或篇目，他并未止步于一“阅”了之，还经常“温”之、“诵”之、“写”之。

四说读的感想。“最喜欢”所选日记中，少有成段、成篇的“读书感想”类文字，大概是因日记的简约、流水特性所决定的吧。曾国藩对读书活动的“痕迹管理”，多以某年、月、日、时，读某书、卷、篇、页的极简方式体现。但还是有一些简短的“读书感想”类文字，部分抄录如下。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责备自己“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廿四日，他叹息自己“因眼蒙日甚，本日未写笔记，将来并不能看书矣。”

咸丰八年十月廿日，他剖析自己“以心中实无所得，不能轻视外物，成败毁誉不能无所动于心，甚愧浅陋也。” 咸丰九年八月初九日，他提醒自己“思古文之道……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 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他敲打自己“今年，温《史记》已大半年，尚未及三分之二，自抚州拔营后至今，未一寓目，似此，焉能造古人之堂室邪！”咸丰十年六月十二日，他勉励自己“思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二曰不终……三曰不胜……”咸丰十一年三月廿日，他的感悟是“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他警示自己“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皇无已。”

同治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念余平生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是自适矣。”同治九年四月初八日，他“阅《范文正集》，《年谱》中有云……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他“盖无事则愈焦闷，故不如稍阅书籍也。”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细思古人工夫，期效之尤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梁启超直言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有人换了个说法，夸曾国藩“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韩欧。”毛泽东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通过读书，把自己读成了大学问家、大军事家，其胆、其识、其才，其德、其功、其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读书。但于常人而言，也许只可仰望，只可旁观，只可闲议，而不可高攀、无望到达。任何一个所谓的成功，包括曾国藩的成功，都是独特的存在，既无法复制，也未必需要复制。

（202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