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WS_015，我的大哥（上）

托天罗汉

我大哥陈起耀是我同父同母的至亲大哥，不是江湖上可以随便叫的那种大哥。可是他既不姓李也不姓曹，却姓了陈。我大哥和我一起生活的时间极少，却是对我生活影响极大的一个人。

我大哥陈起耀

我大哥姓了陈，是因为他两岁的时候寄养在了陕北安塞县沿河湾镇的陈家。那是1943年的6月，当时蒋介石要闪击延安，我父母所在的中央军委二局要紧急向北撤离，要求有小孩的都寄养在驻地老乡家里，我生父就把我大哥送去了陈家。

陈家原来是住在碟子沟里的，1938年冬天中央二局从延安王家坪迁过来了，老乡们就都搬到沟外沿河湾了。

后来国民党的闪击计划流产，部队返回，大哥也还经常在陈家，因为我生父和我母亲工作都很忙，我母亲又怀着我二哥六个多月。当时二局没有托儿所，部队的小孩都是寄养在驻地老乡家里的。

寄养不是送人，随时可以接回来，就是46年离开延安时把大哥留在陈家，也还是寄养，并非是送给陈家。在那个年代，养育和照料人民子弟兵的孩子是老区人民的传统和奉献。

但是我大哥却一直认为是我生父把他给了陈家，甚至说是12块银元把他卖给了陈家，因为他六岁那年，“亲眼见过爸爸在陈家的炕桌上放过这些钱。”

到了1946年，父亲母亲前先后调往晋察冀，要长途行军去张家口。一家配给一匹骡马，两个箩筐，只能带走两个孩子。母亲当然认为已5岁的大哥要比才4个月大的我要好带得多，就抱了我去陈家换我大哥，谁知第二天陈家就把我送了回来，说，“这孩子整宿哭闹，怕是养不活呢。”母亲自然明白他们是咋想的，也不能勉强，就这样，我没替成大哥。

当年二局离开碟子沟时，像大哥这样留下来的孩子有20多个，解放后都被接回到父母身边，唯有我大哥被我生父的不作为错过了时机，一辈子再也没能走出这山沟沟。

延安安塞碟子沟，原中央军委二局旧址

网络图片

母亲忍痛把大哥留在了陕北，带着我和二哥到了张家口。1947年又带着我们到了东北，在黑龙江鸡西恒山煤矿落脚，开始的生活非常困难艰苦。到了1948年母亲通过组织查找到我生父的下落，得知他已另外成家。之后不久宗岱爸爸开始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东北发展迅速，生活安定幸福，看着我和二哥无忧无虑，上学的上学，上托儿所的上托儿所，母亲越发想念大哥。她从与原二局的姐妹通信中得知，很多妈妈都已经把留在延安的孩子接回了身边，就更加急切的想知道大哥的情况。

50年代初，母亲按组织提供的地址第一次给远在川西的我生父写信，询问我大哥的情况。得知他从延安南下时并没有带上大哥，心中十分着急，说他，”北飞东飞你不管，可意你不能不管！”我生父回信说，“老大的事你不要着急，我会管，你管好老二老三就行了。”

之后母亲又给他寄过我和二哥的照片，他就寄了两只华南牌钢笔，母亲说是舅舅寄来的。也是为了让他高兴能早点把大哥接出来，就让我和二哥给他写回信表示感谢。我当时刚上小学，记不得写回信的事，二哥记得，他说他还挺纳闷：舅舅不都是姓杜的吗，怎么又有个姓曹的舅舅？当时我们谁能晓得这曹舅舅竟然是我们的亲爸爸！

从那以后，母亲一直以为他已经把大哥接回身边了，和我和二哥一样在城里上学了。1955年母亲放心不下就又给他写信询问，才知大哥还在陈家。母亲很生气，他就回信说：“很复杂，有难度，慢慢来。” 这次他在信中竟然还要求母亲在东北给他买人参，说他需要补养。母亲终于大怒，心想你把我们害得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大罪，如今你娶了别人，还要我给你买人参大补！气得从此再不理他再未与他通过信。

母亲知道大哥的事靠他靠不住，也知道他有难处；哪个后妈愿意替你养那么大个儿子，就是把大哥接出来也是得受她的气。再说陈家也不是那么容易放大哥走的。

母亲决定自己来办大哥的事。并且得到宗岱爸爸的支持。

1956年组织安排母亲去秦皇岛煤矿工人学校学习，母亲就利用寒假一个人回了陕北，找到沿河湾陈家，做通了陈老汉的工作。母亲答应孩子学成以后把他二老也接出来。陈老汉很高兴。母亲又把他们带到西安转了转，一起照了这张相片。

1958年秋天，我们刚从北京回到鸡西不久，妈妈突然领回家来一个大男孩，他就是我大哥，当年他16岁，我们哥仨各差两岁。

爸妈是早就安排好的，大哥一来就让他进了厂技校，当年这个厂技校是很不好进的，后来从这个技校出来的都成了大工匠和工程师。但是大哥上了几天学就不想去了，要回陕北去。一天我去新华书店。突然看见他躲在对面商店的门后吃点心，这种事我和二哥从来没干过。他大概是觉得食堂饭不好吃吃不饱，他觉得亲妈对他再亲也没有他陈爸爸对他好，陈爸爸每天都给他喝牛奶吃油馍，他觉得鸡西太小，还没有雅安热闹，他不想呆在鸡西，他要回陕北他自己的家去，母亲很伤心，但她看着大哥整天不开心，也于心不忍，最后让他走了。

他如果不走，一定也能学出来，成为一名大工匠，一名工程师。66年支援三线一定也能来到西安。

1965年7月，我刚高考完毕等待发榜，大哥突然又来鸡西了。当然一定是爸妈事前安排好的。

这次见到的大哥和八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是原来那个拘谨的山里孩子了。说话虽然还带着陕北腔，但已完全是普通话了，能说会道的，像似见过很多大世面一样。

在我去北京上学前的日子里，每天晚饭后我们常一起散步聊天，知道了不少他在农村生活的情形。他说他这次来是自己想明白了，人要有出息还是得走出山沟沟。说四川给他办不成事，要想出来还是得靠自己亲妈，得靠李爸爸。说李爸爸是好人，是真心的，后悔57年没把技校读下去，要不也不至于现在烧锅炉。

他说他这次是硬跑出来的，说陈爸爸为了拴住他，早早给他娶了媳妇，他都有四个娃了：莉娃、冬娃、梅娃和刚娃，三个女子一个儿子，这真让我挺吃惊的。我问他，他们以后怎么办？他说先不想那么多了，先把自己混出个人样来再说。

他说，其实他在农村生活的也可以。小时候陈家人疼他，长大了也不让干重活，不图他读书当官，只求他平安无事。公社和生产队也对他照顾，特别是当年部队留下的20几个小孩只剩下他一个以后，更是对他呵护有加，什么好活轻活都紧着他先来，成立民兵连让他当连长、邮电所招临时工先问他愿意不愿意去，二局来扶贫慰问让他出面接待。二局撤离延安后一直没忘碟子沟的乡亲，曾向沿河湾赠送过一台汽车，都是让他去北京办的手续接的车。

又说四川虽然给他办不成事，但也不是没管他，每年他都可以去四川去成都耍些日子，拿上钱满街转，啥好吃吃啥，啥好玩玩啥。临走还能给些钱，就是给的太少，总会给上一大包旧衣服也能换点钱。说成都可好耍的多喽，比鸡西大多喽……。看来他四川是真没少跑，陕北腔里都带着川味儿了。

我最不愿意听他说的什么四川家可比这个家大多喽！好多喽！他好像是引诱我问他点儿什么，我就是不问。尽管他的话让我感到非常纳闷，四川究竟有他的什么人？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一直到我离家上学我也没弄明白，也不想明白。

大哥大嫂和生父养父及他四个孩子

对大哥的再次到来母亲非常高兴：老大终于懂事了。我爸也热诚欢迎，既然这次孩子有了长远打算，就给他在厂里安排了正式工作，在一车间烧锅炉，鸡西煤机厂是前苏联援建的大型企业，就是烧锅炉的工作流程也都是半机械化的，不脏也不累，大哥很喜欢。

同时爸妈张罗着，把大哥的户口也落到了鸡西，还给他改了名字叫李南飞，大哥这是终于认祖归宗了。我还在家时就看着爸妈为大哥办成了这些事。全家人喜气洋洋的。本来62年二哥当兵离开了家，马上我也要走，心中不免惆怅，现在大哥来了，顶了我们的空缺，我也心里踏实多了。

1965年8月23号，我离家进京，当天来送我的人很多，付玛丽的母亲付秀云也来了，用手绢包了一包鸡蛋，付阿姨是我妈的下属，煤机厂医院的负责人。当时母亲的总务科权利很大，与职工福利有关的，包括建房、分房、医院、食堂、澡堂、托儿所，她都管。但是上面还有一位主管后勤的厂级领导，付树贵厂长，而付厂长正是付阿姨的丈夫，单从这层关系就可知我母亲的工作不是太好做的。多年前我母亲在取消厂领导吃小灶的问题上就和付叔叔发生过争执，结果是领导的小灶取消了，两个人的成见也结下了。

付玛丽和我是初中和高中同班同学，我们一毕业付阿姨就和我母亲商量，“你看孩子和咱两家这关系，就把玛丽给了东飞吧，”母亲知道我心里早有了文娟，就婉言说，这事还是让孩子自己做主吧，给婉言拒绝了，今天看见付阿姨也来送我就不免有些尴尬。

1965年的夏天，是我们全家人最高兴的一段日子，我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虽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还是圆了我一定要重返北京的梦，也符合爸爸要我上能学无线电的大学，继承妈妈在延安工作的希望。二哥已在一年前通过部队高招考取了北京二炮医专。八年后我们哥俩又能一起在北京上大学了。大哥也在八年后重返鸡西改了名落了户。

母亲应该是最高兴的：三个儿子两个在北京上了大学，让她牵肠挂肚了十几年的大哥也终于回到了自己身边。从母亲的来信中我就能感受到她的喜悦，母亲说：”一下班回家，还能听到二胡声，就像你还在家里一样。”

我和二哥不在家，但爸妈身边依然有儿有女，他们并未感到孤单，这是我们最感安慰的。

到了北京，我每天都盼着母亲的来信，能告诉我更多家里的好消息。可是这次母亲来信告诉我的却是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坏消息。母亲在信中说，“你大哥走了，又回陕北了，原因是国家动员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鸡西也搞起来了，”

你爸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该反倒把本来就是农村孩子的可意搞到城里来，影响不好，应该让他回去，我们是老党员老革命干部，应该带这个头。母亲说，我给你爸讲我们的特殊情况，他不听，说你那都是小道理，还说，你不同意咱们就离婚！”

离婚？！爸妈要离婚？！这样的字眼在我当时听来简直太受不了，太震惊了。我立即跑去清河二炮医校找二哥，二哥训练不在，我就在清河邮局里给母亲写回信，等二哥。

二哥比我镇静很多，他说不会这么简单，大哥走就走了吧，否则以后更麻烦。我也有这样的预感。但大哥好不容易来了又走了，母亲一定会非常伤心，母亲难过，做儿子的怎能高兴得起来，长大了，哪个儿子的喜怒哀乐不是和母亲的喜怒哀乐牵挂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二哥说得是对。

寒假回来，家里平平静静，爸妈脸上都一如往常，平和带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问母亲，母亲不让我再提此事。只好私下问小妹，小妹8岁了，能学说些事情。

事情的起因就是如母亲在信里说的，两人吵的很厉害，把当时的市委书记王维之都惊动了，到家里来劝爸爸，王书记说，你家老大是战争年代你们为了革命寄养在老乡家的，革命胜利了孩子找到了，你们一家人团圆是天经地义的，谁能说出个不字？爸爸固执地说，你们说的那都是小道理，个人家庭的小道理，必须服从国家的大道理！王维之书记实在是讲不过爸爸的大道理。最后僵持不下，爸爸连家也不回了，母亲拗不过爸爸，又怕他犯了高血压，只好妥协，做通大哥的工作让他走了。

爸爸坚持他的道理当然没错，但他一反常态地固执和绝情让我深感意外。二哥说爸爸让大哥走的原因没有那么简单，倒也让我想起在我和大哥相处的十几天里大哥的表现，他没有多少农家孩子那种勤俭吃苦的精神倒是有点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劲头，我们知道爸爸是最讨厌这号人的，以爸爸的脾气他真的是忍不了他多久的。但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不管怎么说1965年那个寒假，那个春节还是非常愉快，非常令我难忘的。爸妈也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两个在北京上大学的非常英俊潇洒的儿子都回来了，特别是我哥，穿着部队改制后的新军装非常帅气。只从他当兵走后好几年没过过这样的团圆年了。

1969年以后，因鸡西煤机厂內迁我们家移居西安，和陕北离得近了，大哥又可以方便地来看望母亲了。

自从1965年他不得不又一次离开母亲离开鸡西，他对李爸爸（他这样叫他）就改变了看法，有了成见。他不会在我爸在的时候来西安。我爸没来西安时，或我爸回鸡西住院养病，他来的次数就多了。特别是往返成都，他和大嫂都要经过西安，到我家来。

一次他来我妈有事要出门，就让他看家。他看见桌上我妈的手表和工资袋就拿上走了。我妈回来一看手表和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见了，以为是家里遭了賊，正要报警，突然想起可意来过，知道是他拿走了，只能不了了之。

这件事说明大哥心里是有很大怨气的，这怨气不是从1965年我爸赶他走以后才有的，而是从1946年母亲没能用我把他从陈家换回来时就有了。他心里几十年来一直都憋着这股子怨气，是这股怨气促使他做出了这种非理智的行为。促使他想报复他的李爸爸，也想报复自己的亲生母亲。

他对四川的亲父亲自然也有这种怨气，怨他到老也没有把自己办出山沟，他也同样从四川家里偷拿过东西，让四川全家人都把他当贼防。但毕竟年轻时老头子允许他随时去成都潇洒，也特意回陕北看过他们，在经济上资助他们。特别是允许他大女儿在成都复习备考，考上了山东大学。后来又允许他儿子去成都学成了川菜厨师，回来开了餐馆致了富。这些都缓解了他对四川的怨气，

其实不伦是成都家还是青城山家里，大哥都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二老晚年大哥频繁往返于川陕伺候老人起居，大哥勤快能干，二老把原来的保姆也辞了，偌大一座别墅采买、起居、搞卫生全靠大哥一人打理。老头子见大哥辛苦，曾许诺给大哥五万块钱带回陕北，却一直不予兑现，大哥惦记不下，屡次让我讨要，我生父也只是嘴上应兑。老头子最后住院至病危至去世，长达数月大哥撂下有病的大嫂不管，一直孝守床头寸步不离。

所以他的怨气主要还是怨在我父亲和我母亲身上。他由怨而生的报复心态也主要是指向他们。对我母亲，他的报复已经有过一次具体的行为，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他做不出第二遍，无论在陕西还是四川。

对我父亲，他如果想报复，那十分简单，也将十分可怕，他只要捅破一个秘密，对我和二哥说一声“李宗岱不是你们的亲父亲”就行了。他说这句话不过是在讲一个事实，但对我父亲来说将是致命的！他应该是知道讲这话的严重性，所以他至今没有向我们透露过，尽管他曾多次诱导我们问他点什么。但是他是否向外人透露过？什么时候透露的？向谁透露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如果想透露他随时都可以透露。他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想到了这一点，我突然明白了1965年我爸为什么要一反常态的赶他走，我爸是嗅到了他这颗定时炸弹的味道！原来这就是我二哥说的没那么简单！

那么是谁向我爸传递了危险信号？又会是什么样的信号？开始我一直以为是莉莉，是我妹妹把大哥给她说的什么话告给我爸了，这是事后大哥和我说的，那我就问他：那你跟妹妹说了什么？他说：“我就是给她说，以后爸爸说的对的你听，说的不对的你不要听。”我也问过莉莉，两个人说的也差不多。这话爸爸听了是会不高兴，但也不至于成为赶他走的理由啊。

这事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一个偶然的事件让我比较清晰了。

大约是1987年唐城宾馆开业不久，一天我正在大堂巡视，偶然碰到了付胜利，付玛丽的弟弟，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喊我，“东飞哥！”我回头认出他来。寒暄过后他就问我，“南飞哥怎么样了？”，南飞哥？我一愣，才想起他问的是我大哥。我说你认识我大哥？他说，“岂止认识，我们是好朋友啊！”

原来1965年我大哥在鸡西煤机厂工作的短暂日子里，他俩是一个车间的，正赶上当时付胜利生病住院，车间就派了我大哥去医院给他做陪护，十几天下来两人就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大哥还不大可能知道付家和我家的某些微妙关系，但他一定知道付胜利是付厂长的公子，自然会多几分信赖和尊重，而无话不说。他一定是对付胜利说了不该说的话，成了付家人闲来说道的话题，不难想象这些话很快也会被他们传播。我爸从一开始积极容留大哥就是在做一件没有风险意识太过善良的事。

其实即使没有付家什么事，风险都是存在的，毕竟我爸妈是在1948年才在一起的，他的同事和部下，那些当年目睹他和带着两个小孩的女人成为一家人的同事都还健在，例如我们很熟悉的当年是恒山六坑坑长的王成岳叔叔。当然这些人都会秉持道义和良心，绝不可能跑到两个孩子跟前来说破此事。我父亲坚信这一点。他坚信一切危险都只在我大哥一个人身上，只要赶走我大哥就会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