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陈祖良

一勾

　　“学而优则仕”是一直以来被读书人所奉行的金科玉律。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成为了寒门出贵子的唯一出路。120年前的1904年7月4日，我国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宣告结束。古代科举考试的基本顺序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中者分别称秀才（生员）、举人、贡士和进士。知道“范进中举”的典故，就会明白科举考试历程的艰难程度。在古代，获得进士，就有机会被国家征辟任命为官员了。从隋唐开始，我国共从科举考试中产生了十余万名进士。余秋雨的《十万进士》对古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利弊诠释。

实际上，清政府在科举制度废除后，接着实行了对归国留（游）学毕业生的考试奖励制度，凡经考验合格者，获赏进士或举人出身（此举被有人称为“刹不住车”）。从1905年至1911年共举行了七届留（游）学生考试，产生了180余个进士，这其中有两个是余姚人，一个是1910年获赏的临山人陈祖良（1883-1960），另一个是1911年获赏的低塘人严鹤龄（1879-1937）。

现在各地方，均会对本地在古代的科举等第者进行统计和作传。有意思的是，由于统计上的原因，不同文献的统计数字常常会不一致。《余姚进士录》（2022）统计的余姚文武进士数为701人，这其中，经作者考证认定的临山进士人数为20人，并且不包括科举废止后的陈祖良。

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试图详细了解陈祖良的相关信息。令人遗憾的是，网上涉及陈祖良的内容非常之少，连“百度百科”都没有相应词条。目前有关陈祖良的文献资料，内容相对全面的是收录于《临山名人》（2014）一书中的介绍。以下是经整理后的陈祖良小传：

陈祖良，字味轩，余姚临山人，工科进士。1895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即上海同文馆）求读， 后被送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习。1903年被派往法国留学（次年成行）。1908年成为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会员。1910年回国，任京师大学堂理工科教员，并经考验，被赏给工科进士。1911年授翰林院编修，任南洋方言学堂法文科教员。1917年充任中国铁路技术委员会会员。1918年转任京汉铁路局机务处文牍课课长，后任平汉铁路总局工程师、工务处文牍课课长和主任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北京长兴店铁路部门退休。1960年因病去世，享年78岁。

纵观陈祖良的生平经历，笔者对其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是，读书成绩优异。陈祖良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首批留欧出国的留学生，回国后参加留学毕业生部试，列最优等，被赏给工科进士。再参加进士廷试，列一等，被赏翰林院编修。以上考试规格和成绩优等者待遇，实际上与科举考试相当。目前在一些有关晚清的留学历史和科举研究文献中，通常会提及陈祖良。

二是，崇尚科学救国。作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学生，陈祖良曾抨击当时的重文轻实世风，他撰文认为：“倾心洋文，吐弃科学，吾国人之通病。科学不备，虽通洋文，无能为也。”作为科举废止后的留洋者，陈祖良回国后除按规定要求充任几年教员外，长期从事于实业之中。联想到百年后的今天国家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不禁使人对陈祖良先生产生由衷的敬佩之心。

三是，未见应有功业。陈祖良在留学时学习的专业是化学，回国后曾参与《法华新字典》（1911）的编译，随后因其精通法文而被举荐入铁路建设系统。从其工作经历来看，大部分时期的职位并不是很高，这很难发挥其智慧和才能，所以未见其有职业上的较大成就。

　　上图为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于1908年在伦敦召开第一次正式年会时的留影，其中中排右一为陈祖良。

总体来说，陈祖良的一生，虽未波澜壮阔，但也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了一些印记。当然，相比同样获赏进士的余姚老乡、两度出任清华校长的外交官严鹤龄而言，其名气和功业要远远小得多。

陈祖良的故居在临山东门头，西靠舫市弄，即所谓的“旗杆墙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小学老师和几位同学都曾居住其内。可惜现已被拆除。

　　上图为1997年的临山东大街近十字街头，中间为旗杆墙门口。

这个“旗杆墙门”应当是插过旗杆的，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称呼是否因陈祖良获赏进士而被叫，也不晓得当时的这个墙门宅院内，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喜庆热闹场面，或者，是否曾经轰动过整个小城。而这里说的“当时”，距今只不过百余年而已。

陈祖良，是临山最后一位进士。作为里人，我们似乎不该早早地把他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