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有这么一群“淮南”人

千纸鹤

在成都，有这么一群“淮南”人

千纸鹤

在今四川成都市成华区下涧槽的中车成都机车车辆厂的家属区，有这么一群“当地人”

把“不行了”、“完了”喊叫“猫比了”、“耶熊了”；
把“油条”喊作“油果子”；
把“行不行？”喊作“可造？”；
把“死了”喊作“屁掉了”；
把“骗人”叫“屁人”......

朋友，您有没有感到惊讶？心中是否存有疑惑？

这，不就是咱地道的“淮南话”吗？！

为什么远在1500多公里之外的成都，会有这样一群操着“淮南”口音的人呢？

原来，他们就是生活在成都的“成二代”、“成三代”。他们几乎都是在成都出生，在成都成长，可为什么异于成都话，说的却是淮南口音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70多年前，为支援大西南铁路建设，原九龙岗铁路工厂被国家征调，451位职工响应国家号召，携家带口，约2000人成建制的跨越千山万水大迁移的那段往事。

一

1950年，四川全境基本得到解放。国家对铁路交通的需求刻不容缓，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都至重庆的成渝铁路正在紧张的建筑中，急需一个专业的机车修理厂。但已等不及建立本地的机车厂，况且也无熟练的技术工人和设备。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通过多方调研，1951年8月，由滕代远部长定夺，征调安徽蚌埠铁路分局淮南九龙岗铁路工厂前往大西南支援铁路建设。

就这样，四百余名九龙岗铁路工人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移居西南重庆，播下了西南地区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发展的种子。

来到重庆后，他们面临着诸多困难，气候的湿热、语言的差异、生活习惯的差异、工作环境的艰苦，都没有让他们退缩。他们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对国家铁路建设的满腔热情，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然而，随着成渝铁路建设的推进，成都对于机车车辆厂的需求更为迫切。于是，1954年11月他们再次迁移，来到了成都二仙桥。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了成都机车车辆厂。

在建设工厂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更带来了家乡的文化和语言。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淮南话”得以传承和延续。尽管他们身处异乡，但乡音未改，那份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国家建设的无私奉献精神，始终伴随着他们。

　　二

关于这次迁移西南的过程，我辗转联系到四川成都。

在方传国先生的帮助下，我得与其已96岁的老父亲方自泉先生隔空视频聊天，画面打开，但见老人家气色红润，精神矍铄，高兴地招呼我：

初次见面，你好！老乡。
......

96岁的方自泉先生

我是洛河方家楼高塘寺（今九龙岗方岗村委会东徐庄北）人，小时候父亲在江苏吴县打工，1937年我8岁那年，父亲把我接去在私立敦仁小学上学，1942年7月13日差两个星期没能上完六年级。1943年初随父亲回到家乡，赶上日本人铁路机厂招工，我去九龙岗就考上了。然后把我们送到日军华中铁道株式会社江苏常州戚墅堰机车厂一个技术学校培训，当学徒。这个学校相当于“技校”，我在这上了三年。后因受不了日本人的打骂，1945年5月回到九龙岗，被分到铁路机车厂干镟工（车工）。开始住在南山下的铁路机厂宿舍“华山寮”（花山村，今淮南十四中家属区东边），西边十几米就是日军警备队大院。以后住在九龙岗车站东北一点的“老瓦房”，旁边是小鬼子炮楼。

为满足检修机车需要，日本人在原机厂旁建了一间大厂房，非常高，我们叫“大楼”。当年是九龙岗地区最高的建筑。至鬼子投降时还未建好，之后铁路局接收后又接着建完，质量非常好，大型设备及机厂都在这检修。据说1950年代后期被拆除了，有些可惜了。

那时的机厂归淮南铁路局机务处管，处长是陆凤山，厂长是柳新民， 副厂长钱燕喜。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柳与钱在淮南解放前夕都跑掉了。钱当年穿的衣服还是进口的。柳后来来成都，在铁路材料总场场长，这个场就在我们铁路机厂门口。

解放后，原天津人、锅炉场主任柴兰田接任铁路机厂厂长。
又从江苏戚墅堰工厂调来迟永华任副厂长。

上为1946年淮南铁路机厂徽章（庞士全先生提供）

1951年8月，国家修建西南大铁路，铁路技术工人缺乏，就把我们厂选去支援。为了动员我们迁移西南，济南局还专门选派了一位老红军罗岗（四川人，去西南的总领队）来担任厂书记，多次开会动员我们，欧呦，阻力很大哦。那时大家都是当地人，没出过远门，这一下子要去“大西南”，更不知道“大西南”在哪里，又值刚解放不久，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所以都不愿离开淮南。多次做工作效果不大，后来领导想了个办法，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机务段3月份派出了1585号解放型蒸汽机车，参加了抗美援朝。同时由董明才带队，去了九位火车司机，上前线跑运输。领导把这些参加抗美援朝的家属喊来开会，给我们做报告，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希望我们能为烈士报仇雪恨。大家以为会去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便纷纷报名，在申请书上签名。

谁知道，过了几天我们的申请全被批准了。领导又给我们开大会，说，我们这些人抗美援朝不上前线，不出国，进军大西南。报效祖国，抗美援朝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去大西南支援国家铁路建设，同样也是为“报效祖国、抗美援朝”作贡献。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孬也孬不掉了。

当然，在那个年代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想去也不会让去的。

除了以上，全厂仅有一个姓陈的，因为家里实在困难，走不掉，说什么都不愿去。领导担心动摇军心，不愿松口。因为一旦开口，那么会迎来持各种理由不愿去的人，那就麻烦了。而小陈家住大河北（淮河北），父亲瘫痪在床，母亲双目失明，自己也未成家，他家困难的确比较特殊。如果去了西南，父母亲将无人照管。小陈说，实在不行，我就辞职去炸“油果子”卖。厂党委书记领导罗岗不同意“我会同市领导讲，让你卖油果子也卖不成”。

不过，后来我们走后不久，就把小陈安排到机务段去工作了。毕竟那时技术工人少嘛，培养一个也不容易。

由于去的人多，只好分成三批，我们是第二批。
9月1日早上8点，上级专门安排了两节车厢，开到厂里接我们。由钳工赵友才带着我们100多职工，拖家带口总共有三、四百口子，每人领个迁厂证，并发给两个月的工资，其他东西也不让带，我们只带点换洗衣服，这么就出发了。

上为当年迁移西南时用的九龙岗铁路工厂迁移委员会发放的“迁移证”。该证现由藏友老兵收藏。

先到蚌埠，下来到蚌埠分局，局领导赵国栋给我们开会打气：“这次大家能被国家选中，是你们的光荣，到了大西南，大伙儿一定要干出一些成绩，一定要给淮南人争气！”

然后经徐州到了郑州。眼看着离家越来越远，好多家属抱头痛哭，舍不得啊。

到武汉汉口江岸站，沿途受到各地职工群众，打着标语“支援西南建设光荣！”......

2日到达武汉。由于长江水位高，轮船少，我们被安排在江岸铁路招待所住了有一个礼拜，吃住条件都很好。然后乘坐轮船去往重庆，我们大都是第一次坐大轮船，稀罕的不得了，沿途的大好河山暂时屏蔽了旅途的劳顿。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离开淮南那一天是9月1日，农历八月初一，等我们到重庆时正赶上过“八月十五”中秋节。在朝天门码头下了船，就爬那个阶梯，哎呦哎，那个阶梯太高太多。埋头爬梯子间，就听两边的小孩子一起喊“海军、海军”。这才明白，他们没见过海军，看我们穿着蓝色的铁路制服，误以为我们是“海军”。

然后把我们送到重庆一个招待所，在这里呆了两个多月，吃住都不要钱。12月才把我们转到九龙坡。

九龙坡相比已经比较成熟的淮南，实在是简陋。这里原本有一个极小的机械厂，迁来的工厂就安排在这里，沿着路走过去，两边是两排粗粗搭建起的车间，而我们的住宿地点就在厂子周围的山坡上，四周一片荒芜。新修建的职工宿舍，每家床、桌子、凳子、柜子基本家具都已配好了。

不久，从九龙岗厂里带来的设备也陆续运到了重庆，与原西南铁路工程局机车车辆装修大队合并，成立重庆九龙坡临时机车修理厂，共计521人。因为工厂技术人员奇缺，就把我们九龙岗这一批人当成种子分到各主要岗位挑大梁。这些人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像汪长华，厂纪委书记；景鹏西，曾经是中铁二局的党委组织部部长；赵友才，成都铁路局某处处长；于凤乔湖南株洲车辆厂长。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1953年1月1日西南铁路工程局改为重庆铁路管理局。

到了1954年下半年，听讲工厂准备从重庆九龙坡迁到成都下涧槽，我们淮南来的这些人就炸了锅“考了考了，这下是真回不了家了（九龙岗）”。大家开玩笑说“这一路从岗（淮南九龙岗）下了坡（重庆九龙坡），这又要掉进槽（成都下涧槽）里了。考了，这下是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下涧槽实为因一条小河流而得名，从东风渠分流而来，流经机车厂，由于它对机车厂作用太大了，以致于生活区就依据河的名字，取名为“下涧槽”。

1954年11月迁至成都，正式定名为成都机车修理工厂。

这里聚集了从安徽九龙岗、武汉江岸、青岛四方、株洲田心，江苏戚墅堰的机车厂抽调来技术工人。淮南九龙岗来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一时间，淮南话、武汉话、青岛话、客家话、四川话交融一体，形成了机车厂独有的家属区话，也被称为下涧槽话。

而在机车厂中，淮南人占大多数，所以淮南话又被戏称为“厂话”。

三

汪长华先生， 1927 年出生于安徽定远。1944年随父亲来淮南煤矿谋生，进入九龙岗铁路工厂。

1950 年，先后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历任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组织部长、纪委书记等职。

上为1950年代初时的汪长华先生（汪绍敏先生提供）

伴随工厂的搬迁，他一路从安徽辗转至重庆，再抵达成都，直至 1988 年于成都机车车辆厂光荣离休。

起初，他从事闸瓦（火车刹车片配件）制作工作。在此期间，他不仅勤恳劳作，还持续对制作方案予以创新，致力于提升生产效率。以其名字命名的“汪长华小组”，乙型闸瓦日产量从起初的 8 箱，逐步攀升至 32 箱、60 箱、80 箱……最终创造了日产 208 箱的全国最高纪录。

1951年，汪长华先后被评为淮南市、济南局劳动模范、全国铁路模范团员。

上左为汪长华先生1951年9月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时发给的镶嵌铜掐丝铜字、胎体红铜纪念茶杯。

右为时在京出席“鸡尾酒会”的邀请函。（汪绍敏先生提供）

之后，“汪长华小组”又被铁道部命名为“全国铁路汪长华先进生产小组”，其本人也荣获“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奖章。

在担任班组长期间，他始终以身作则，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各种技术难题，繁重艰难的工作总是抢先承担。他为自己订立了劳动规划：每周星期六查验一次个人生产计划，每三天保养维护一次机器工具，每天早中晚检查安全状况，并有专人负责检查质量等。此举不但确保了安全生产，产品质量也持续提升，1951 年 3 月，产品合格率达 80%，同年 5 月，合格率更是提高至 95.5%。
　　
1951 年9月19日，汪长华做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进京出席了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并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新华日报》、《工人日报》等众多媒体对他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

上为1950年代多家媒体报道汪长华先进事迹的剪报。（汪绍敏先生提供）

有意思的是，汪长华先生进京参加劳模大会时的那些天，恰逢工厂正在迁移。他是在安排好家人随迁后，到了济南局报到，然后去北京参会。待会议结束后，淮南的厂子已经全部迁到重庆了，所以他再回时，已只能去重庆了。

四

1930年4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淮南煤矿局在九龙岗落地经营。随着煤矿开采规模的扩大，为了拓宽销路，提升运输能力，酝酿已久的九龙岗至芜湖的通江铁路工程在程士范先生的主持下，于1934年3月15日，正式破土，次年12月底全线建成通车。

为了配合即将建成的铁路运营的需要，1934年10月，淮南煤矿铁路工程处组建了九龙岗机电厂。

由于九龙岗是淮南煤矿及淮南铁路的大本营，因此机车厂建在此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1936年5月《淮南煤矿六周纪念》记载：

机电厂在淮矿站之南，与该站轨道平行方向。

自二十三年十月开始建筑以来，以砖瓦缺乏，其他材料亦多未如期购到，迟至二十四年九月始告成。

机电厂包括办公室、机厂、木工厂、机车厂及客车厂五部分，共四十间。

“淮矿站”即后来的“九龙岗站”。机电厂1934年10月开始建筑，1935年9月竣工。

据1935年12月《淮南煤矿》：（淮南煤矿铁路工程处）机电厂由首任主任为工程师、福建闽侯人陈体钦兼，陈时年33岁。另有工务员许蔭生、学习工务员黄仁良、事务员徐槐卿、夏寅，司事朱墀（chi）、练习生王积愔（原淮上军总司令王龙亭的三子、王积惇的三哥）、郁之光、程学田、郑祥麟。

应该说他们都是淮南铁路机厂的创始人。

上为1935年底，新建成的“淮南铁路机厂及车头房”

此时通过淮南煤矿局职员录看，尚未设置“机厂”，业务均归“机电厂”。

另通过1935年4月12日国立浙江大学毕业生夏寅给同学殷文友的信中写到

......
现生等抵矿山已三日矣；今将此间情形，陈其一、二：该地系一平原并无高山，茫茫四野，仅间有居民而已。该局范围颇广，合计工人四五千，职员200余人。内有发电所、医院、消费合作社，一应俱全，不啻（chi）市镇。而生活程度殊低，膳费每月仅4元4角，鸡蛋每月可购百余只，较之沪杭，诚有天壤之别！其组织方面设有机电、木工、采矿、营运、总务、会计等诸课，及采购委员会。而机电课分机电厂、工务股、机务叚（应是段字）。生等均在机电厂工作。因该厂尚未完工，故每日上午均在局内制图；下午在机车场看视装配新车，俾德明悉内部机构，以免将来修理之困难。现该路自洛河至合肥，业已通车；合肥至巢县，已在铺轨；而巢县至芜湖，方在建筑。据当局言：一二年后，当可全程通车；将来安徽交通，当有一番新气象也。此间有母校同学8人（机械科5人、土木2人、电机1人。）互相切磋，更有钮先生（注：钮因梁时36岁，淮南煤矿局机电课工程师兼课长，后任淮南铁路局首任局长）多方指导，颇觉兴趣。
......

也可证实。

但照片上写为“新机厂”，说明是出刊前设置的。 1938年6月，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淮南，淮南煤矿沦入敌手。他们很快修复了被国军破坏的煤矿与铁路设备，开始长达七年之久的非人的法西斯统治，疯狂掠夺我宝贵的煤炭资源，致我万余名煤矿工人死于非命。 原被破坏的铁路机电厂也被日寇恢复利用，厂子需要有经验的工人来干活儿，但在当时，懂得机车修理技术的工人不多，抢手得很，往往是先找到一个人，再由这个人去找原来的工友或者认识的工人，一个带一个地招人。

后来去大西南的王德仁、汪长华、方志泉等当时尚未成年，都被招进了厂里。

上为1940年日侵时期之九龙岗铁路机厂局部。

1945年8月15日，日军战败投降，淮南煤矿及铁路复归原淮南矿路公司。

1948年《世纪评论》第四卷第11期
通讯 铺修中的淮南铁路（八月二十四日）一文中对铁路工厂有这么一段文字描述：
......
另外还有路局设立的工厂，也需要在这儿提一提的。工厂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完整的机器，几乎难得有一部，现经几年来的整修添置，亦大有可观了。该厂的组织分有机车、车辆、锅炉、机工、翻砂、电工、锻工等七部门，拥有钻床、刨床、熔铁炉等机械共百余种，技工有五百余人，除修配装制客货车、机车、矿山机械器车、汽轮外，并能自制客货车，等到合水段全通后，这个工厂将要更加忙碌了。

据1948年4月《淮南铁路局职员录》铁路局机厂归机务处管理，有关管理人员信息：

局长 吴競清 53岁 月薪700元
副局长 胡卫中 （字 维垣）55岁 月薪650元
宁树藩 （字 介人） 47岁 月薪650元

机务处副处长代替处长：陆凤山（字 瑞周）42岁 月薪480元

（铁路）机厂厂长：柳新民(字 作人）38岁，月薪480元
付厂长：钱燕喜（字 侯鲁）40岁，月薪400元
课员：傅全怡（字 君和）39岁

1．主任课员兼总务股主任：杜家均（字天陶）39岁 办事员：李健（字 刚生） 27岁
2.课员兼会计股主任：朱先镇（字 令铉）32岁 司事：沈先举
3、材料股课员：郭尧年（字 汉沧）34岁 办事员：安荣椿24岁
4、工作股试用工务员：季焕文24岁 办事员：浦裕生
5、帮工程师兼机車场主任：张景生（字震五）49岁 月薪 280元
试用工务员：朱志钧（字 人桀）32岁 技工佐：杨迪安
6、工务员兼锅炉场主任：柴兰田（字 春生）46岁
铸工场监工：史铭泉（字 滥昇）32岁 技工：王宏业
7、工务员兼车辆场主任：林汝贤32岁 实习员：朱衣20岁
8、副工程师兼机工场主任：蔡瑾38岁 月薪 340元 办事员 田文龙 29岁

上为1950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刊登的11日“皖北九龙岗铁路工厂职工 保证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解放后，九龙岗铁路机厂更名为“九龙岗铁路工厂”。

因为战争的原因，上述技术管理人员大都在淮南解放前各处逃生。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又回到了淮南铁路，有的跟着去了西南。比如前面提到的原机厂厂长柳新民，原工务员兼锅炉场主任柴兰田回来后继任机厂厂长；原车辆厂实习员朱衣，后来在重庆九龙坡时任锻工工程师。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工作股试用工务员季焕文任工程师。还有傅全怡、方良和等，他们都是高级技术人才，后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9年2月，淮南刚刚解放不到2个月。机厂工人在十天之内，加班加点，修复报废货车11辆、客车28辆，获上级嘉奖。

上为今原铁路机厂局部

五

曾经的成都机车修理厂，已经发展为中车集团成都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车）与其下属的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主营业务为中国铁路客车检修、城轨地铁车辆研制生产与高级检修等，现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四川省级技术中心。

曾经的成都机车修理厂（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他们始终把

“1934年创办的安徽淮南铁路九龙岗机厂”

视作公司的起源。

上为今成都机车车辆工厂文化活动中心前建起的电力机车模型。左边1934，标志着成都机车车辆工厂前身是1934年建起的安徽九龙岗机车修理工厂。上方2017，标志着成都机车车辆工厂2017年搬迁到新都区石板滩镇。画面上凸出的一块块造型，寓意岁月留痕，抹不去的机车记忆。（姜长盛先生拍摄）

上为成都机车车辆工厂人行道上增添的刻有机车记忆和机车文化的文字内容。排在第一的就是“1934---安徽淮南九龙岗机修厂成立”。（方成国先生拍摄）

而今，这些“成二代”“成三代”依然继承着先辈们的淮南口音，他们是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见证者，也是淮南文化在成都的传播者。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两地交流与融合的生动写照，也激励着后人在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改造后的老成都机车厂，旧貌换新颜，已蜕变市民休闲观光的打卡地。

这里不仅承载了人们弥足珍贵的记忆
还被赋予了更多美好的未来。

当年奔赴千里，支援大西南的451位淮南九龙岗铁路工厂的老人，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大都已长眠于巴蜀大地。

目前在世的仅剩方志泉先生（96岁）、陈兰滨先生（94岁）、王德仁先生（94岁）、于凤乔（94岁，原株洲车辆厂厂长。前几年回到成都居住）四人。

在此遥祝四位老人家福寿康宁！

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淮南市政协文史专员

上为本文作者

衷心感谢：
方自泉先生、郑世忠先生、汪绍敏先生、方传国先生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各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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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972年的资料显示：

柳新民 又名作人，1909年生，交通大学机械科毕业，江苏泰县苏陈镇人。
民国三十五年任国民党淮南矿路特党部筹备委员，九龙岗机厂厂长兼副工程师。
成都铁路储运处机厂工作。

蔡瑾 1909年生，中华联业学校机械科强华工业学校机械科受过训，江苏省武进县人。曾住上海建国西路747号。民国三十五年任淮南矿路九龙岗机厂主任、副工程师。1972年在上海市真空二泵厂任工程师。

傅全怡，民国三十七年任国民党淮南矿路特党部第四区党部筹备委员。后在成都机电工作，后调至太原铁路局临汾分局。1968年在包头行车公寓自杀。

柴兰田 民国三十四你任淮南铁路工会理事，国民党淮南第四区党部委员。
后成都机厂退休，住河南漯河火车站。

钱燕喜，又名候喜，1907年生，北平大学工程学院电机工学士，江苏江都人。曾住扬州市仙女镇新街。民国三十五年任淮南矿路九龙岗机厂副厂长。
现在中央二机部湖北省长滩“五.七”干校三大队工作。

陆凤山，蚌埠铁路分局“五.七”干校。

杜家钧 又名无陶，1908年生，含山县人。民国三十五任淮南矿路九龙岗机厂主任课员，主任办事员。
现在齐齐哈尔车轮厂工作。

方良和 民国三十七年淮南矿路工会候补理事。成都机车厂一般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