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最杰出的南开大学校友，没有之一。 为了纪念周总理，南开大学在校园里先后为周总理立碑和塑像。 周总理纪念碑建于1979年南开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之际，位于风光旖旎、荷香袅袅的马蹄湖湖心岛。 碑座以花岗岩为基石，碑身用汉白玉制成。碑的左上角镶嵌着铜制的周总理浮雕头像，正中镌刻着周总理的手书——“我是爱南开的”6个金色大字。 <p class="ql-block">纪念碑背面镌刻着时任校长杨石先教授手书的碑记。</p> 周总理塑像耸立在南开大学主楼前广场，建于1989年南开大学七十年校庆之际。 这座汉白玉塑像选用周总理1959年第三次回南开大学视察工作时的形象。 塑像坐落在1.2米高的花岗岩平台上，平台四面均为7级台阶，寓意南开大学建校七十周年。 底座背面是东艺系教授范曾书丹的碑记，概述了周恩来总理与南开学校的历史渊源。 <p class="ql-block">雕像东南侧的草坪上，安放着一块灵璧石碑。碑面上雕刻周总理1917年创作的诗歌手迹：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期，周恩来将要离开南开中学到日本求学，以此诗赠友明志；诗中抒写了发奋读书、探索真理以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壮志豪情，显示出青年学子的宏阔胸怀与卓荦不凡的才情。</p> 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期间，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有很强社会活动能力，从而给当时的校长张伯苓、校董严范孙留下深刻的印象。张伯苓多次夸奖: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严范孙认为周恩来有“宰相之才”。张伯苓得知周恩来家境贫困，特意为他安排一些为学校刻蜡版和抄讲义的工作，以便为他提供部分补贴。 1917年6月，周恩来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回到天津，经张伯苓、严范孙批准，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 下图为1919年南开大学首届开学典礼时的全体师生合影，当年招生96人。第二排右七是首任校长张伯苓，右九是首任教务长严范孙，最后排左一为周恩来。 后来，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迫于当时省教育厅的压力，周恩来无法继续在南开大学学习。严范孙先生为此专门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另一名学生出国深造。 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恩师，他曾经告诉张伯苓先生:“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啦，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士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张伯苓先生于1951年12月23日去世。由于张伯苓解放前曾短暂担任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在刚刚建国的政治压力下，很多张伯苓的故旧都不敢前往祭奠。周恩来听到消息后，在南开校友、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等人的陪同下，亲往张宅吊唁。周恩来肯定了张伯苓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的功绩，支持召开张伯苓的追悼会。总理的态度、市长的行动，让张伯苓家属和众多南开老校友在春寒料峭的政治氛围中感到了一丝暖意，同时也使得张伯苓先生的最后人生旅程走得比较体面和尊严。 周总理分别在1951、1957、1959年三次抽时间回到母校视察。 这是1951年1月24日周总理第一次视察南开大学的照片，背景是思源堂。 1957年4月10日，总理第二次视察南开大学，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1959年5月28日，总理第三次视察南开大学。 下图是周总理第三次视察母校时，向外文系师生了解教学情况的画面。 第三次视察母校的过程中，周总理来到职工食堂，热情地与炊事员们握手，买了一份中午卖剩下的萝卜、两分钱的咸菜和两个窝窝头，并与随行人员坐下一起简单用餐。吃完饭，周总理来到厨房与炊事员一一握手道谢。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遇到南开大学的师生，他都会委托他们代向全体师生问好。1975年1月，周总理已经77岁高龄且罹患重病，他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见到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时仍表示:“代我向南开大学的同志们问好，将来有机会我还是要回到南开看望大家的”。 下图是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简图，图中的红色矩形是总理纪念碑的位置，红色五角星是总理塑像所在位置。 最后附上一张总理纪念碑近照。纪念碑周围种植了许多总理生前喜爱的海棠花。每到盛花期，粉白嫣红、娇艳动人的海棠花更衬托出纪念碑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