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日子（十）肖英的返城之路

（塞北豫翁）丁作义11759369

麦收刚过，九队的同学肖英和郑玉梅过来串门子看我了，这让我喜出望外。 在我们这帮同学中，肖英无疑是我最佩服的最有才华的一个。她的父母都是上海人，好像是在五十年代支宁来到固原，在固原的第一中学任教。自打我们认识起，她总是与众不同，高高的个头，清秀的脸庞，又黑又粗的两条辫子，不论是长相和身材都属于优秀的那种。也许是由于基因的关系，她的一行一动、一颦一笑，都充满着南方女子的那种温婉和优雅。无论什么时候，她往同学中间一站，都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是我们学习朗读的榜样，在我们班以及年级里，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她从上初中开始，就一直坚持着写诗歌和小说，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刊登在某个杂志上的一首诗歌，是写冬天的“雪花”的，时间过去太长，好多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这么几句： “我是一片小小的雪花 来自苍穹云朵是我的妈妈 我有窈窕曼妙的身姿 晶莹剔透的骨架 任风儿轻轻地托着 自由的旋转潇洒的落下 …… 我想落在他的手心 慢慢把自己融化 渗入他的毛孔融进他的血液 在他的心头 留下一段青涩纯洁的情话……” 我曾经非常喜欢她的这首诗歌，还想过，同是娘生爹养的，上帝怎么给了他一个如此聪明的脑瓜。 　　牛玲一看来了这么漂亮的两个女学生，非常高兴，中午特地留下她俩，专门到罗泉河村去请阿訇宰了一只兔子，用爆炒兔肉和黄米干饭招待她们。饭后，队长还特意给了我半天假，让我陪着她们在队上的瓜田、菜园到处转转。 在瓜田，守田的兰广义远远看见我们，笑嘻嘻的走过来招呼我们坐在柳树下的田埂上，一会儿功夫，就给我们摘了两个还没有熟透的“涨死狗”（一种香瓜的俗称），草地上一放，一掌下去，四分五裂，脆甜脆甜的，非常好吃。菜园子周围，有十来颗杏树包围着，果实累累，有好多已经泛黄，兰广寿给我们拿来了几个草垫，摘了一些熟透了的杏子，还拔了几根胡萝卜，用萝卜缨子擦了擦上面的泥土，看着我们吃的香甜，满脸的皱纹都乐开了花。 　　在转悠过程中，郑玉梅的精神一直很好，有说有笑，而肖英则不同，情绪不高，不怎么说话。回家的途中，我问她怎么啦，她摇摇头不肯说，后来郑玉梅说“她是受不了农村这个苦，一心一意想回到城里去。”她没有否认，告诉我在农村无论是劳动还是生活，她都受不了，劳动又苦又累，天天满身是土，晚上收工还没法洗澡，想烧点水洗头吧，还要到村里的涝坝上去担水，饭要自己做，水要自己挑，顿顿除了黄米就是豆面，吃多了让人想起来就恶心。她对我说“农村我是一天都呆不下去了，现在只有求爸爸妈妈在各方面多活动活动，越早离开越好。”说着说着，她就抹起了眼泪。 回到我住的地方，牛玲都烧好了开水，热情的招呼他俩快坐下缓缓，看见肖英红红的眼睛，就问怎么了？我把情况大概的给说了一下，牛玲想了想说，你看，如果九队呆的不如意，我去给你跑跑，到我们七队来咋样？肖英摇了摇头说，在农村，那个队待着都一样，我不想换地方，只想回城。 在肖英去厕所的功夫，郑玉梅对我们说，她一点苦都受不了，一苦一累，就爱发脾气，摔工具，哭鼻子，还经常和人吵架，和领工的吵，和队长吵。天天给她的父母写信，就这么短的时间，她爸爸妈妈来过好几次，每次带礼物，拉关系。次次都嘱咐我照顾好肖英，我怎么办，给她做饭，帮她洗衣服，可总不能代替她劳动吧。 　　我对牛玲说，嫂子，能不能想办法帮帮她，看着也够可怜的。牛玲说，让我跑跑，换个生产队倒是不咋难，但要帮她返城，恐怕做不到。 不过牛玲还真的帮她跑过几次，去过大队，找过公社，最后对我说，兄弟，实在太难，眼下要想回城，一是你得了重病，二是你的父母亲人去世。首先卫生院、生产队出证明，写材料，然后大队审核，最后到公社革委会上会研究。我到公社找了婶婶和管事的武镇江主任，主任告诉我，他去过肖英她们的九队，队长说，九队的四个知青中，肖英是表现最差的一个，不好好劳动不说，还经常闹情绪，和社员们吵架，如果让他出个返城的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说，谢谢嫂子，你已经尽力了，她这种情况，谁也帮不了。 　　记得是一九七零年元旦刚过没几天，我突然接到了肖英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回城了，没有当面告别，有负同学一场的情义，对不起。没有办法，农村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苦累是一个方面，感觉到连呼吸都没有一天是顺畅的。我这次回城，是用我一生都洗不干净的耻辱换来的，虽然人走了，但是心里的血流在了九队。不过老同学放心，我不愿意在农村，但不代表我不努力，我会用自己努力改变命运。我还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掌握了一定的权势，一定要亲自拿把刀，回到这里一刀一刀活刮了那头畜生。” 接到信的第二天，我就请假去了九队，见到郑玉梅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陪着她的是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社员。见我进了院子，她高兴地站起了把我让进了她住的窑洞，我看见炕上放着两床被子，她告诉我，房东见肖英走了，怕我一个人孤单，便让他的女儿过来给我作伴。看来，她和房东相处的很好，我听了也很高兴。谈到肖英，她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她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肖英在走的前些天，像丢了魂似的，不和任何人说话，饭也吃的很少，我不知道她怎么了，也不敢问。接着，她就有好几个晚上没有回到窑洞睡觉，我一问，她就哭。事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她拿到了公社卫生院开具的“肾病报告单”和公社革委会同意返城的证明。临走的头天晚上，她像换了个人似的抱着我大哭了一场。说道这里，郑玉梅哭了：“我现在明白了肖英到底做了些什么，她为了返城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我真为她感到不值。也为这里在朗朗晴空下有这样阴暗、龌龊的行为感到十分的愤怒！”我当时的心情和郑玉梅一样，但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这些弱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即便是去大胆的揭露，证据在那里，搞不好反而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让自己陷入泥潭。就对郑玉梅说：“算了吧，还是咬碎牙咽进肚子里，仔细想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她既然为了返城做了这样的选择，恐怕也是沉痛决心下的无奈之举，我们也应该体谅她。” 　　我问郑玉梅：“肖英的情况那两个男同学知道不？”郑玉梅说：“应该不知道，关于肖英的情况我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说。这两天，他们还一个劲的羡慕肖英的爸爸妈妈本事大，路子多呢。”我说：“事情虽然很严重，但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为了肖英，为了我们自己，还是要守口如瓶，让这件事情烂在我们心里是最好的。”郑玉梅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一场噩梦，除了你我，坚决不让第三个人知道。”我伸出手指，和郑玉梅紧紧地拉了几下。 房东和其他几个同学很热情的留我吃中午饭，我婉言谢绝，郑玉梅送我到村口，临别，我紧紧的握了握她的手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保重身体，不要怕苦和累，用真真实实的成绩，换取自己想要的。她说，放心吧老同学，我会用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实现自己梦想的。 　　肖英的事情在我的心底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新中国的农村，在知识青年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在肖英身上的这件流氓、令人发指的兽性深深地刺伤了我。然而面对这些，自己又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深感无奈和沮丧。好些天晚上都睡不踏实，有好几次都被睡梦中肖英的哭声惊醒。 …… 一九七零年的十月三日，我和郑玉梅一同返城，到县革委会知青办报到后的当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去了肖英的家，小院里那两间小房还是老样子，但主人已经不是肖老师。房东告诉我们，三个月前，他们就举家迁回上海了。那天起，千里迢迢，西东相隔，从此渺无音讯。 （图片选自网络，感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