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烟火

瀚海沧浪

灶

在紫金山游玩美龄宫时，见识到了民国时期的奢华。那一堂眼熟的传统灶却更是吸引了我，不由想起关于灶的琐事。

一般人家的灶，大致形态差不多:青砖、灰土砌成，两膛灶窝，可置两个铁锅。灶面靠烟囱处往往还安一汤罐，主要是高度利用热能，焐一罐热水，供24小时随时可用。添加、燃烧柴火的地方叫锅洞，下面还有一小空间，贮存草木灰的，积到一定的量，得用木制的扒灰榔头掏空。

我外婆家的灶还附配风箱。小时候帮忙拉风箱，特别勤快。“呼嗞，呼嗞”一阵忙，锅洞中火焰有节奏地跳动，很有趣。

砌灶的专有名称为“盘灶”。不是每个瓦匠都会的，有专门师傅，技术性较强。

七、八十年代，我父亲不知从哪请了个高手，很认真地忙了几天，全过程我亲眼目睹了，在此不赘述。

结果是父亲十分满意。他说一膛好灶是有评价标准的，大致为:省柴、火旺、锅快、排烟畅。反之就是不好，尤其回烟灶最是大忌。一动火，烟排不出，满间三屋烟气腾腾——这种灶必拆掉重建。

那膛灶一直用到八十年代末，平房老宿舍改建为楼房。搬进楼房，父亲特地选了楼下，一是为了种菜养鸡，二是在院子里搭了小屋作厨房用，又砌了台灶。

那时煤球炉已十分普及，而烧灶的柴禾却越来越稀缺，因此平时都是烧煤炉。待得过年过节合家团聚时，灶台又成了烟火最盛的地方。尤其春节前，在灶上炒花生、蚕豆，熬豆沙、糖稀，蒸馒头、面糕，……以及做出举世最重要的那顿年夜饭!

有一年，我们家灶的使用率太高，连续烧了十几个小时，差点酿成火灾。幸亏发现得早，靠烟囱的那面墙已被烤得象锅炉膛，墙壁内一片火红。立即全家总动员，搬梯子爬屋顶，排队接龙递水盆水桶……。

总算有惊无险，火势被浇灭后烟雾和水汽白茫茫地弥漫开，蔚为壮观。

自从我们搬进楼房住进套间，就与传统砖土灶再也无缘了。

现在想来，原来年味的浓淡、一大家子在一起时的烟火气盛，与灶有极大关系!怪不得灶神爷在神祇中地位如此之高，最得百姓喜爱。

井

无聊到上网查“市井”一词究竟何义，结果并不如意，古义今义一纠缠，褒义贬义一混杂，觉得是一笔糊涂账。为了写这篇闲话，从中摘取一种解释，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曰:……引申到城镇众多人家聚集而居，并合有一水井可取水，故称为市井……云云。

与我心目中市井的含义比较相近，尤其这“井”字惟妙惟肖，正是生动地描绘出小城镇的风情——但那是几十年前了，现在已难寻踪迹。

以上废话太多，且言归正传。

以前的老城区院院有井，巷巷有井，总计有多少?沒人统计过。

时上小学，家门前有口大井，井台是青石板铺成，直径有几米(比现称之为“古迹”的四眼井占地面积还大，只是沒有风雨亭)。每天人来人往，淘米洗菜汰衣担水，甚是热闹。

小学课本中有一篇“猴子捞月亮”，因此晚上月明之时，也喜欢趴在井口看一轮明月映在深邃的井底，不禁遐想联翩。

原先从井中汲水是用木制吊桶，系一根长麻绳，荡至水面，手腕左右抖动，待桶口朝下时，迅速松绳，吊桶在水中翻身时已舀满了水，然后平稳地将桶拉至井口……这一系列动作须连贯，一气呵成。常见到手脚笨拙者事倍功半。

后来改进为用铁皮吊桶，技术难度明显降低，但新烦恼是吊桶掉在井里难以打捞。此时须用一根长长的晾衣竹杆，绑上铁丝钩，沉入井中，全凭手感缓缓地盲目地试图钩住吊桶的把手，既费时又费力。但总会成功的，毕竟井身并不宽绰。看运气，或几分钟，或数小时。

为保持井水干净，过段时间必须清理，称“淘井”。请来专业人士，先出净井水，然后腰系缆绳，带着专用工具，降至井底。其实也就是清除淤泥和杂物。

虽然井边也围着一大圈人，但与农村埭上人车沟的热闹无法相比。主要是井底无鱼虾蚌鳖，偶而会捞出一两把锈蚀的刀剪，并无其它宝可淘。

到是有一次捞出了一个大油纸包，内有十几把寒光烁烁的匕首(或军剌?)。正值文革轰轰烈烈的武斗时期，遂立即上缴给了军管会。

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辈人说修桥补路是行善积德之举，其实也包括开河打井。小学课本中就有一篇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

两年多之前和小舅舅一家人去王家桥老家，竟然见到那口老井还在，井台上镌刻有模糊的舅舅名字，我赶快拍了两张照。想当初外婆出资在院墙外大路口打了这口井，为村里人提供了极大方便，口碑流传至今。

又要说到七十年代末，我们家从下放农村返城，搬迁至单位新建宿舍大院，有约十户人家。父亲主动张罗，请来工匠挖井一口，并亲历亲为，参与其中。我又观看了全过程，仍不赘述。只是听说那是简易版，井底是青瓦盘的，井身是用可渗水的三节水泥管。而讲究的老式井，是铜汁浇底(传言，不太相信)，井身是青瓦青砖层层垒至井口。

家乡地下水位高，因此普遍井不太深，几米足矣。如遇夏天暴雨，水可溢至井口，吊桶也用不上了，手持面盆舀水即可。

也遇到过严重干旱，井枯水竭的。但城里几口老井似乎永不会枯竭，比如那著名的四眼井，我还路途遥遥地去那挑过水。

最有诗情画意的，是大雪纷飞的隆冬，满世界白皑皑一片，唯井口是一黑窟窿。那首流传千年的打油诗油然而至，更显生动: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往事已矣!今日回家见不到井台边忙碌的人们，听不到井台边喧闹的方言，总觉得烟火气不盛，内心失落莫名。

煤炉

人间烟火最美的画面莫过于:夕阳西下，炊烟袅袅，鸟雀归巢，鸡鸭上窝，农人荷锄而归……。那是乡村版的画卷，市井版的则是:随着裕纶纱厂那汽笛一声悠远的长鸣，下班、放工、放学的人群涌向大街小巷，寥落了大半天的市井人家顿时热闹起来，有了烟火气。

要动烟火必须用灶或炉子。进化到那个时代，每户都有一只煤炉。炉子有陶土制的，也有铁皮桶改制的。而燃料是以扁圆形实心煤球为主，后来蜂窝煤又开始占领市场而逐渐成为主流。

随着我们年龄渐长，参与家务劳动后，方知使用煤炉是有些讲究的。

首先是生煤炉(又称:引或着炉子)。一般是在室外院子里操作，在炉膛内点燃一把草屑，加几片木柴，架上煤球(或烽窝煤饼)，握一柄济公式的、几乎家家必有的破芭蕉扇，对着炉门有节奏地猛扇。随着“呼呼”风生，煤渐渐燃着。成后，将煤炉拎回厨房，就可煨水做饭了。

巧妇们对此技术娴熟，但也有难得做家务的，会搞得满院子烟雾腾腾，自己也就涕泗横流，不可名状。

后来蜂窝煤流行了，人们觉得生炉子麻烦，邻里关系好的，就用火钳搛个煤球去隔壁“过火”。就是放在他家炉子上燃着，再搛回自家炉子中，既省力气又节约柴禾。

还有一桩技巧不得不提，就是封炉子。为免反复引炉子，也是为了节约能源，过夜或不烧煮时可将炉火暂时封住。说来简单，将炉门塞住，上面用湿煤抹平，为透气，还要用铁通条在表面戳几个洞。如是蜂窝煤，则直接盖上一块铁板。唯有不慎时，或分寸拿捏不准，会出现两种情况:或封得过实而被闷熄;式封得太虚煤被燃尽而熄火。

有一年冬天，奇冷，幸得煤炉置家中有些热量，可辅助御寒。那天晚上炉子未封严，又因为保暖而门窗关得严实。第二天早上起床，我们小弟兄仨个个萎靡不振，头晕身软。也不知集体得了什么怪病?父母急送我们去医院。我体质较好，强撑着去上学。谁知刚见到学校大门，觉得胸闷欲呕，只得主动去医院“投案”。半路上却遇到全家返回，医生已诊过，说是煤气中毒，吹吹风晒晒太阳就行了。一场虚惊，但也后怕。

那年代凡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皆凭券供应。因此街上有专门煤球店，负责计划销售。至今记得东门煤球店那位专业送煤球的正秋，戴顶本山式蓝得发黑的布帽，挑两个大箩筐，哼着自编的号子，走街串巷送煤，风雨不辍，几十年如一日。直至家用煤炉逐渐被淘汰，他的生意也清淡下去，他也垂垂老矣。前几年朱小龙为他拍摄的老照片被挖掘出来，还网红了一段时间。

“厉行节约”是全民的自觉行为。因此，我们也学会了做煤球。将家中积聚了一阵时的煤屑兑水，调匀，用小锹或干脆用手捏成一团，形状不论。对于从小喜欢作烂泥的男孩，无师自通且乐此不疲。成品虽形状不雅，晾干或晒干后一样可用。

后来用蜂窝煤，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模具，我们也饶有兴味地叮叮当当敲敲打打，做出的煤饼并不逊于煤球店卖的。

也说不清煤炉是何时退出家用的历史舞台的?目前却只能见到路边小吃店有用煤炉的，但是特制的大号炉。炉膛中有着一堆蜂窝煤，鼓风机“吼吼”着，火焰跃起老高。当然不似以前家用煤炉，但也能嗅出些过去的市井烟火气，虽然是淡淡的。

食堂

当家中开不了火仓(伙场)时，现在流行上饭店或叫外卖，以前却是吃食堂，稍大些的单位，都有自己的食堂。

关于吃食堂，起始于我刚有朦胧记忆。那时还住在乡镇，跟着大人提着竹篮子去公社食堂打饭，还疑问着，为什么叫“打”饭?其实是凭饭菜票买的。

不仅机关工作人员和家属吃食堂，更荒唐的是全国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连生产队也有公共食堂，社员们吃上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大锅饭，一律不许各户“开小灶”。

我年龄尚幼，回想不起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住在外婆家，那是个很偏僻的村庄，仅模糊记得小片断：她从生产队食堂回来，带着一个手缝的帐纱布袋子，将袋中的熟米倒入碗里，喂给我吃。这是外婆趁着食堂烧粥时，将自家米袋子吊在大锅中搭伙煮的。

没多久，全国的公社食堂都垮了。

最阴沉的记忆则是在文革期间。父亲被押去了“干校”住进“牛棚”，妈妈带着弟弟下放去了农村，我和哥哥正上初中，生活能自理，唯午饭来不及做，只得去商业食堂吃。

食堂离我家不远，转两个弄堂就到。只是学校放学总迟于职工下班，每每我们赶到食堂，仅有剩饭，有时连菜汤也没有了。在那冷酷的年代，却碰到了一位好心炊事员，很怜惜小哥俩，主动为我们冲了一碗酱油汤，心中顿觉温暖。

上高中是寄宿，学校礼堂“红心堂”兼作学生饭堂，八人围着一桌站着就餐。印象是出食堂比进食堂时还饿，中午每人不足三两饭，八人半盆青菜汤；早、晚饭皆是可照见人影的稀粥一碗。对处于发育阶段的学生，哪能填得饱肚子?

最热闹的是插队农场时的食堂，饭前知青们“哐当哐当”地敲着盆碗催着开饭。难得遇上有甲菜(嚼不动的老母猪肉)就眉花眼笑；老是喝粥则牢骚满腹；遇有加餐就没节制地放开肚皮穷吃，以至按月发的饭菜票，半个月不到就用完了。幸亏我们伙食标准高，大忙时每月45斤，粮票有剩余。可是13元一个月的工资不够用，还得靠家中贴补。

在扬州上的大学，和中学一样，是8人围一桌站着的集体就餐模式。伙食却已经好得多，中午有一菜一汤，量也基本够大家吃的。餐友(同学)们也很文雅，你谦我让。尤其同桌女生，主动将肥肉、吃不了的饭接济饭量大的男生。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提及此段佳话皆很动容。

尚记得当“值日生”时，一打下课铃，就得以百米冲刺速度奔向食堂，领取全班的饭菜。两人搀一大蒸笼的铝饭盒，半面盆菜、一桶汤，有时是饮事员提前发到各饭桌，有时得各班派人去领。将毕业的那年改了章程，不再是“坐桌”制，而是买饭菜票自由就餐，缺点是得排长队。

工作后基本在家吃饭，学校有所大食堂，我去得很少。单位年终免费为教职工加工馒头（包子），但得自家准备好馅芯。那几天食堂里廿四小时人流不息，现场欢声笑语，热气蒸腾。不论轮到哪家，在场等着的人都主动帮忙，揉面、包馅、上笼、脱笼一条龙，流水线式的生产。学校也不须提供夜宵，赏析各家各味馒头，尝就尝饱了。

再后来进机关工作，对食堂的概念淡薄了许多，要么在家就餐，要么在出差途中。进饭店到是很频繁，但无论是氛围或饭菜散发出的气味都与食堂不尽相同。

……

现在的居所较远处有条街，居然有家挂着“公社食堂”招牌的饭店，途经时探头一看，里面桌凳凌乱，到象50年前的单位食堂，哪能引起食欲。

再无机会进食堂就餐了，也不知现在是甚状况?

院子

知青文学和官场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种称之为“大院现象”的叙事，如军区大院、市(省)府大院、部委大院等等。一些描写和人物塑造，令人觉得有候门深似海的倨傲和势利，那种阶层的鸿沟会对部分人产生情感的刺痛。当然，我们不该这么敏感。

这是小市民情怀?也许。其实是我觉得缺少了市井烟火气罢了。

在方言中，习惯上将我们城镇居民聚居处称为院子，没有加上“大”字。这些院子，有当地大家族传承下来的深宅大院，或被“改造”后成了居民杂院；更多的则是单位建的家属宿舍。从结构上来说，清一色的平房，数幢联排，外围砌了院墙。

随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家从乡镇迁进了城里。那时年幼，懵懂中似觉得换了个世界。最早住过的那个院子，大概原来是某一大户人家的老屋子，青砖黛瓦，算是质量比较好的房子。我家住进去时已属单位宿舍，院门一关，却象个大家庭。

院子里虽只有三户人家，家长都是同一单位的同事，平时互相之间的交往显得客客气气，有些拘谨，大概受机关风气影响。家属间却正常多了，热情起来亲如家人，哪怕吃一次馄饨，也要每家送上一盆。可闹起矛盾来，也有一股子小市民般的尖酸刻薄。

三家小孩子共计有十五六个，因此院子里的日子过得既吵吵闹闹，又红红火火。小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大人，正是天真纯朴的年龄，放学在一起做作业，放假凑在一起嬉笑打闹，玩得不亦乐乎。自然意外事件也屡有发生，如正兴得翻了天时，转瞬间却有人被打破了头。于是，家长火气勃勃地争吵起来，谁知还没来得及就赔偿和营养补助达成协议，孩子们已又青梅竹马地黏糊到了一起。

一院子的男孩子虽常发生“内战”，但对外从来是“同仇敌忾”，和附近别的院子“打仗”，都是席卷而去，呼啸而归。当然也集体惹过祸，比如偷偷去横港洗冷水澡，差点淹死了小伙伴。每当此类事发生，院门一关，各家家主惩罚各家孩子。

那一段是我童年时代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文革时期略去不谈。）

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我们举家从农村返城，搬进了另一个新的院子。近十户人家皆是知识分子家庭，温良恭俭让蔚然成风。也不知谁的倡导或是全体共识，大院内部形成了一特别的习俗：长幼有序，尊老爱幼。长辈呼下辈皆乳名，如小明、小辉等等;小辈尊长者皆叫叔伯阿姨，亲密无间如一家。

我们弟兄仨在小辈中年龄大了好几岁，一伙孩子也不知谁起的头，叫起了大哥哥、小哥哥，我却落了个“中哥哥”的名分。那时我已在中学任教，院内孩子有我的嫡系学生，他们在校叫我老师，回家仍叫中哥哥。

时光流转，一院子住户早就四散了。这一习惯却延续了几十年。有一天我去公园散步，猛地听得一声唤:中哥哥！相看都是五、六十岁的皓首老者了，一时恍惚回到了少年……。

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传统的院子建筑格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所有单位的平房都改建成了楼房。虽然还是被围墙圈成个院子，但上下有了几层楼，每户一个单元套间，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鸽子笼”，院子“文化”从此开始衰退了。

直至现在，住宅区建得越来越高档、宏大，却被叫成了“小区”，当然住户们也体会不到当初“院子”热闹的生活气息，和那脉脉的人情味。

养鸡

以前城区是准许养鸡的，很多居民都在院子角落搭个鸡窝，或在屋子旁拖个披（棚），养上三五只至十来只鸡。所以每天早晨也有雄鸡打鸣声此起彼伏；傍晚也要赶着鸡群上窝；时常也会闹得鸡飞狗跳……。

家庭养鸡蛮科学的，构成了一个小小生物链:用饲料喂鸡，鸡吃了下蛋，鸡蛋当作食品增加营养，鸡粪垩菜田，人吃菜而将拣剩的菜叶子等作鸡饲料……有点绕吧。

每年开春后，街上就出现了卖小鸡的商贩，他们挑着两只盘篮，一揭开盖子，满是毛绒绒的小鸡仔，“叽叽叽”叫个不停，力气大些的还挣着往外跳。围拢过去些买鸡的人，挑挑拣拣，主要目的是想挑母鸡。我至今不知道如何识别？家父似乎有一套，买回的绝大部分是母鸡，且长大后生蛋能力都很强。

市井人家最常用的鸡饲料，是将洗锅碗的泔水拌上米糠或麦麸，加上剁碎的菜叶菜帮菜根搅在一起。挺环保，根本不担心有什么激素或有害人体的物质。

家中养了鸡，从鸡窝中捡起那幽幽发光、有一丝余温的新鲜鸡蛋的刹那，心中愉悦感油然而生。

上小学二年级时，家父捉回三只黄澄澄的小鸡仔，说是让我们弟兄仨一人负责养一只。本意是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和做事的责任心。因此我们课外有了项重要任务，就是给小鸡喂食喂水，小心翼翼而兴趣盎然。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绒毛换成了羽毛，心中欢欣。尤其我的那只，竟然是只母鸡，不免急切地望它快快长大，早日生蛋。

不料有天放学回家，见那小鸡站着打瞌睡，喂它水米，理都不理。父亲说它病了，养不下去了，卖了吧。无奈，我拎去满江红饭店门口，蹲了半天，也没人买。

下放农村那几年，我家一下捉了一、二十只刚出壳没几天的小鸡，见它们在院子里成群结伙地追逐、觅食，甚是有趣。我们用砖、瓦搭了个象样的鸡窝，训练它们早晨出窝、傍晚上窝。白天全天候放养，任由它们在院子里、屋子周围、附近河坎田边去找东西吃。每天适当拌些菜叶麸子作饲料，给加加餐。只是满院子鸡屎，难以下脚。

鸡长得蛮快，换了羽毛，就能辨出雌雄。如是雄鸡，长足一定斤量就杀了，妈妈说我们正发育，亟需小雄鸡补养身体，据说刚会啼的最有营养。凡是母鸡，一律留着，不久就开始下蛋了。我们家的鸡个个会下蛋，基本上每天一只。

鸡蛋多得来不及吃，还用盐水腌了咸蛋。腌鸡蛋没有咸鸭蛋香，但口感更细腻些。

落实政策全家回城后，父亲在宿舍靠河边的外墙搭了个斜披作鸡窝，常年养着七、八只鸡。城区不能放养，只是偶而让它们在院子内的菜田里啄啄食，而以杂拌饲料为主，一天喂两次。平时拾的蛋基本够食用，过年才舍得煨两只老母鸡，来年春天再补充会下蛋的新母鸡。

有一天家中最能生蛋的芦花鸡被咬掉了鸡头，原来鸡窝临近河边，环境复杂，竟然招来了黄鼠狼。后来也不知道家父用什么法子对付黄鼠狼的。

大概90年代初开始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城区禁止养鸡了。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在披屋里种上了平菇，那时还算新鲜事物。平菇长得鲜嫩而厚实，产量极高，每批采摘后都送与同院子邻居分享。

……

不管大小城市，现在都禁止养鸡，养狗的却越来越多。出门不担心踩着鸡屎，却步步惊心，怕踩着狗屎。鸡犬之声终不相闻矣！

夜里做梦，突然想到家里养的鸡已有好几天忘记喂食了，心里一紧张，醒了。

菜园

以前的老城区，屋宇高低参差，房舍前后不齐，除街道上垫着石板、巷弄里铺着砖块，大多数房屋的周边都有些空地。会过日子的人家，在本就不大的院子里拾掇出一个小菜园子，甚至将屋檐下、院墙边、及转弯抹角巴掌大的泥土地也高度利用起来，用钉钯筑筑，锄头梳梳，整成块菜地。

我们家乡这方土地实在养人，种啥都能长得很好。虽然那时市政建设并不注重绿化美化，却因为家家户户种了菜，到也处处绿意盎然，花果飘香。

但孩童少年时期的我并不介意这些，走街穿巷玩耍，或去同学家做作业串门，对于各处小菜园子熟视无睹，只偶而见着红的番茄、青的辣椒、缠着的扁豆、吊着的丝瓜……瞟几眼而已。

我们家住的是单位宿舍，也在山头（墙）边开垦出尺把宽一条狭长菜地，种了点东西。因恰好在大路边，整天尘土飞扬，菜地里砖屑石块拾之不尽，菜长得没草茁壮，没能给家常餐桌增添多少内容，只记得随手拔些去喂鸡，余则无甚印象。

历经下放农村，插队农场，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后，忽然开了窍:种些蔬菜既能调剂伙食，还能美化环境……从此自觉成了父亲种菜的帮手。

当全家从农村再次迁回城区，搬进农业局宿舍后，家父最满意的是每户门前有块小空地。他率先挥动钉钯、锄头，将门前那几平方土地整理成菜园。

我们家位置紧靠着城河边，父亲一不做二不休，又率领我们平整河坎斜坡，也种上了蔬菜。连屋檐下也栽了几棵北（南）瓜秧，很快藤蔓沿墙边爬上了屋脊，茂密的藤叶将屋顶遮去了大半。

一时院内各家争相仿效，那股热火朝天的劲，恰似南泥湾垦荒。家主们皆是货真价实的农技员、农艺师等中高级职称的专家，各自大显神通。于是，宿舍大院一年四季(冬季稍萧条些)生机勃勃，各类应时菜蔬翠团碧簇，瓜果琳琅满目。

父亲的老农本色彰显无余，一有空闲，就侍弄那些“庄稼”。为此而挣了许多农具“家当”，扁担、粪桶、料勺、钉钯、锄头、大锹、小锹，除了没耕田的犁。他熟悉所有菜蔬瓜果的种植程序，撒籽、育苗、间棵、施肥……每天都有活计可做。而我仅是出些死力气，如碎土块、梳垄子、挑水、浇粪、搭豇豆棚、架铅丝网(让丝瓜藤攀爬)等等。

收获时，心中总是喜孜孜的。丝瓜长得特别快，根本来不及吃，因此有许多吊在瓜棚上老去。待得枯黄后采下，摔摔打打，只剩了丝瓜筋，却也是好东西，洗锅涮碗用起来特别上手。

河边有棵老杨树，爬滿了扁豆藤，结着一串串扁豆煞是喜人，却生着许多刺毛辣子。我爬梯上去采扁豆，被刺得鼻青脸肿，用药后几天方消。

父亲退休后，兴趣转移，专心于侍花种草，因此菜蔬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些小葱大蒜。而满园却是另一番气象:繁花似锦，清香弥久。

……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概与城市改造有关，几乎见不到居民们家前屋后种有蔬菜，更毋谈有菜园了。十几年前的某天，我和一位朋友闲聊，他说因在门前种了点菜被罚款了!方才醒悟，原来“创建”有了新规定。

其实现在老城区已被全面硬覆盖，哪还有裸露的土地？也只能盆栽些花花草草。也好，四季还留着些芳香翠色。

邻舍

俗语“邻舍隔壁”既指居住状态，还指一种特别的人际关系。方言中“隔”是个多义字，还有“合”的意思，如说两人“隔得好”，就是相处合得来，关系很亲密。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邻里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民间也流传着劝导睦邻友好的习语，如 “远亲不如近邻”，“邻舍好，赛金宝”，“亲帮亲，邻帮邻，狗子还帮自家人”……我对这些说法皆深以为然。

过去城镇居民的住宅区，或是院落式，一个院子内住几户甚至几十户；或是多个单家独户联排，前后交错而成一片，所以谁家都有左邻右舍，自家大门一开，即刻进入一个（小）社会，并自然形成人际交往的圈子。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邻里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但因人的品行、性格、习惯、观念、情操及文化修养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或受社会环境、政治事态等影响，邻居之间的相处是多样化的。可能亲如一家，亦可能势不两立;或许气氛祥和，又或硝烟弥漫;相帮时两肋插刀，相恨时插尔两刀……。但无论哪种状况，都透出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大大区别于居住在森冷的高楼大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久居对门不相识，

常逢电梯是路人。

墙壁东西两世界，

楼层上下几乾坤。

在老城区居住至今，曾与不少人家为邻，大都相处和睦，至今留有美好回忆。

上小学时有一邻舍孩子，和我家兄弟仨年龄相仿，一放学就来我家玩，甚至作业也带来做，亲密如一家人。这关系保持了几十年，虽早就不住一起了，他每年初一大清早第一个来给我母亲拜年，从未爽约，令我们十分感动。母亲年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糊涂时亲人都不认识几个，但见到他却是眉开眼笑，说是老四来了。

我成家后，有段时间住在学校家属宿舍楼，条件较差，拥挤而紊乱，楼道内满是各家煤炉和杂物。那时孩子幼小，工作繁重，我每天早出夜归，生活节奏飞快，常无暇顾及琐碎家务。

恰与一位中年教师为邻，他人极厚道，长者风度，象个大家长，照顾着年轻刚成家和未成家的青年教师，俨然生活导师，暖心地指导大家过日子。

我们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晒出衣物被褥后却下起了雨，上班时来不及赶回来收;二是回家又累又饿煤炉却熄了火，吃饭没了着落。这类悲催的事却没发生过，都亏得这位邻舍默默关照，帮几家人收衣物、生炉子，料理得妥妥当当。

想起特殊时期的一位邻居，平时关系正常，缺东西来借、煤炉熄了来过火，他家小孩还养成了每天来我家摸饼干筒的习惯。时值文革，有一天那位邻居带了一帮“红袖套”气势汹汹地抄了我们的家，因为我妈妈被打成了“走资派”。不久妈妈被下放，在那人的策动下，单位革委会又夺去我家宿舍，使上初中的我和哥哥几乎流离失所，后来我上高中只得寄宿。

与恶人为邻只能自认晦气。如现在，碰到一家子泼皮无赖，蛮横霸道，无事生非，不可理喻，只得不相往来。

隔壁有一老头，每天在家门口烧柴火炉子，弄得乌烟满天，瘴气弥漫。烧的是胶木、化纤板，大家都知道极有害健康，但环保部门和街道居委都对付不了他，其他邻舍又有何奈?

所以孟母三迁，为的是孩子受教育的环境。我们却无能力一迁，虽然养老环境也很重要。

摊头

我们当地人所说的摊头是指室外的售货点，与开了门面的店铺不是一回事。

先说地点相对固定的摊头，一般设在路边、街道旁，或人群流动量比较大的公共场所。民间习惯上称之为“摆摊头”，设施很简单，用两张长板凳搁块铺板或竹榻，在上面铺展开琳琳琅琅的商品。摊主一般是老市民，在自家门前设摊，并以此为生计。也有“职业”摆摊的，每天去固定场所“上班”。这些摊头大多卖些价格低廉的日用杂货，或者代销家庭妇女做的手工产品，如缝的鞋垫、扎的鞋底、老虎头童鞋童帽、针织小物件等。

还有属于服务类摊头，如修伞、修鞋、修钢笔钟表、修车、配钥匙、磨刀、代写书信、租借小人书等等。大多有技术含量，摊主本人就是工匠。

至于算命、看相、勘风水、卖狗皮膏药这类的，与跑江湖有关，当作别论。

所谓集货成市，同类摊头一般是相对集中于某些固定地点。比如布市里的摊头最多，卖的是针头线脑，皮筋发夹，花草鱼虫等等；小书摊是在实验小学大门两边，或新华书店门侧；修理服务摊头在百货、五金两大公司门前或附近；算命看相的则在公园河边那一排柳树荫下……而当时的学场，则集其大成，汇聚了各式摊头。

再说流动摊头，主要是卖各类小吃的，如挑着担子卖小馄饨、白（米）酒、凉粉；或推着车子卖烘山芋、煮玉米、茶叶蛋、香干臭干（豆腐干）。至于荷叶桂花茵糕、臭豆腐、烤串、摊饼等类是“近代”产品，以前没有。荸荠串、糖人到是流行过。

这类流动摊点穿行于大街小巷，不但带来人气，还带来食品的香味。值得说道的是，食品种类非但秉承传统，还在不断创新。且看现在街头的吃食，好多我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

还是回头说以前吧。时见几个瘪瘪缩缩蹲在路边的人，面前搁着个篮子或箩筐，里面遮遮掩掩地装着些东西。据说他们是从偏远农村或河北(泰兴)来的，卖的是自家种的花生、蚕豆、芋头之类的土产。奇怪的是在文革期间却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说是投机倒把分子。

我家隔壁胜利街有个叫“市管会”的部门(怀疑是“城管”前身)，他们戴着红袖套，整天抓人，沒收秤杆秤砣、箩筐和货物。隔三差五周围居民可从市管会买到便宜得不象话的东西，比如熟花生。可是赃物?

那时到处是摊头，我们并沒感到市容不整，反觉得烟火气十足。摊头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便利，一些百货公司买不到的小商品，可以在摊头上随意找到，而且摊头上的东西比商店里便宜。至于修修补补的摊头，正是急群众之所急，解决了市民们许多生活难题。

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大发展，摊头呈爆发式增长。我正在靖城中学当教师，最怕值周，放学时那条狭窄的四、五百米长的团结路上，有几十个食品流动摊，街两边有几十家小卖店，千余名学生涌出校门，大部分还推着自行车，那条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也没有交警、城管过问，全靠学校几名教师维持，但我们没权威赶摊头，难煞人！

所以对于“城管”赶小贩的问题，我一直心中纠结：摆摊头的都是社会底层生活困难的人群，他们是为了生存；摊头销售的物品价廉实用，普通老百姓受惠；不文明摆摊的人确实影响交通、有碍市容；城管人员要履行职责……如此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咋办？

如今传统的卖小商品的固定摊头几乎从老城区消失了，临时和流动的（食品）摊头依然游走于步行街和学校附近，而疏通道路已由交警承担了起来，城管也只赶赶大早占道卖菜的，社会和谐了许多。

去年突然听说鼓励地摊经济，后又莫名其妙地烟消云散了。不知为何?

菜场

童年时曾经住在名为“小菜场”的本县最大菜场附近，这是城区最繁忙和最喧闹的地方，整日人流熙熙攘攘，混乱而嘈杂，还散发着奇怪而复杂的气味，夏天尤盛。如果不刻意绕道的话，几乎每天上学都得从菜场穿过，当然我不做那傻事，菜场上太拥挤，从人缝中挤来挤去，脚踩着满地的烂菜叶子，满耳是淘气杠嗓①声，很是没趣。

也仅是逢放假实在无聊时，去小菜场闲逛逛，看看掐头②，凑凑热闹。

且不谈“公家”菜摊位上的事，到是路边的景况有些趣。卖菜人守着一摊菜，大多自家田里刚采摘的，看上去鲜嫩、水灵、应时，他们或蹲着或坐在爬爬凳（小板凳）上，自带着一根杖杆③或等盘秤。若遇人询问，会立即“王婆”般自卖自夸，顺便贬低下别人家的菜。

再细致观察下去，会发现卖菜人中有些老油子，喜欢在秤纽、秤砣（盘）上做手脚，或在称秤时手上耍点小花头。而老买菜的人也是眼尖嘴利，发现掐秤（斤量不足），即会引起一番争吵。这可以看成是传统小农意识与小市民意识间的“交锋”。

几十年后我方明白：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是我们家乡买菜的习俗，好象没这过程就不算做买卖，何止是“斤斤计较”，甚而精确到两和钱这些更小的计量单位，发生争执也无伤大雅，双方似乎皆乐此不疲。这几年住在南京，就发现习俗不一样，无论哪家菜场都不许还价和挑拣，却感到缺少了些气氛。

我从小对上菜场买菜并不积极，主要原因就是对讨价还价心存抵触，所以一直没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幸亏父母平时也没交待给我买菜的家务。

但每到年终，却是承担了去菜场排队的重任!那年代许多年货都是凭券供应的，小菜场到处人挤人，尤其水产店、肉墩头前队如长龙。排队任务蛮艰巨，有时一天得站几个钟头，无聊而烦躁。特别痛恨插队的，但人小力薄，只得忍气吞声。还会碰到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却宣告售罄。更气人的，有人拿着白纸条直接从窗口提货而造成断供，这就是最恶劣的光天化日之下“开后门”。

买“下脚(猪内脏)”是要起很大早排队的。不知谁发明了用“替身”，隔夜就将篮子系在店铺外的窗洞口，后来的自觉接龙，以至各式各样的破旧篮子真的象条奇形怪状的龙，蜿蜒在大街上。第二天一大早，不知谁扯断了绳子，抛抛滚滚了一地的篮子!吵闹着，咒骂着，推搡着直至发展到打架……。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我们似乎要和外部世界脱节了，尤其是疫情闹得凶的这三年。以前不屑于去菜场，现在买菜却成了我们这类人与现实社会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于是，也学会了从中体验生活的情趣和妙趣。

在家乡逛菜场，因为能吃到对口味的时令菜蔬，还能遇到那么多熟面孔，听到那么亲切的乡音和土得掉渣的俗语，不仅生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感慨。在这些买卖声中，还可以赏所普通市井人的脾气个性:精明或爽直;俭朴或铺张;细致或粗犷；实诚或狡黠……其实是各人对居家过日子的生活态度，或为人处世的方式而已，可不去厚非，更不必苛责。

再如客居外地，有时抱怨大城市肃森冷僻，烟火气不足。若多去菜场转转，原来市井气象蕴藏在此，不过是别一番风情，却也蛮有味道。因此，也慢慢习惯了异乡的另一种生活形态。

注释

①淘气杠嗓：俗语，形容吵架。

②看掐头:方言，意为旁观。

③杖杆:俗称传统杆称。另有“等盘”，指老式台称。歇后语:癞宝跳等盘——自称自(形容自高自大)。

店铺

店铺多是市井繁华的显著标志。以前我家乡靖江的老城区店铺林立，市中心主街道自不必说，盘踞着以百货公司门市部为首的各大国营商店，其间穿插了机关、学校、菜场、影院等等，共同构成了一县（城）最繁华的街市。

城区其它地方店铺也很密集，并不宽阔的石板街道两侧，皆是私人经营的中小型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尤以东门街和胜利街为甚，门面资源宝贵，可谓寸土寸金，凡临街一面几乎全部是店面，鲜见有空地和闲置房屋的。

老的说法:大为店，小为铺。其实概念不太分明，全在于市民的习惯称呼，我们这一带就统称为店，如:南货店、北货店、窑货店、布线店、杂货店……。奇怪，大都有个“货”字。不过这仅是口头称谓，还各有店名，各有招牌，不谈。

我曾注意过，大多数老旧些的店铺都是用的闼子门（或窗），即以一扇扇长方形的同样宽度的木板联排构成。晚上打烊时，由学生意(学徒或称小伙计)按序将一扇扇的闼子推过，称:上闼子。当然，每天早上开市，也是一扇扇的卸下，整齐地靠放在店堂的墙边，蛮有趣的操作。

那时的店铺门面很是简单朴素，无风格可言，但因所售货物不同，店堂内的摆设却各有特色。如布线店，将整匹的布卷成长方或圆柱形，整齐竖起在货架上，层层叠叠，颜色参差呈七彩缤纷。再如食品店，清一色的玻璃柜台，一眼就能看到各色花样糕饼，散发出诱人的芳香。百货店内总是显得杂乱拥塞，货物是琳琅满目，令人看得眼晕……。

我小时候不喜欢去菜场买菜，厌烦讨价还价，但对去店铺买东西到是颇为积极，因为购物过程有点小趣味。

去老字号“新泰丰”打酱油，拎着酱油瓶跨进店门，就能闻到那任何时候都弥漫着的浓浓的酱滂气。一溜几个酱缸紧挨着，店堂伙计用半截毛竹筒做的“端子”，从缸中舀出酱油，再从架在瓶口上的漏斗灌入瓶中，动作熟练，一气呵成。

油粮店打豆油的也是这般操作。技巧更为高超者，可以不用漏斗，且能隔着一段距离，用端子直接倾射入瓶，还不滴漏一滴油。看着那流动着的一道弧形油线，着实令人惊叹。

那时买食品没有过度的精美包装，大都是散装，即现买现装，由店员即时包扎。春节期间，计划供应的副食品种类很多，形状各异，购货量大，顾客还排着长队在等着，这时尤能见出售货员们的功力。

看着他们手法灵巧地用一张牛皮（黄裱）纸卷起一摞桃酥、马蹄酥类圆形的饼，两端一折叠，扯一根细绳三绕两绕，扎一个扣，几秒钟后就递到了顾客手中。也有用纸袋子的，食品装入袋中，轻轻一顿，袋口一拗一叠，也是扯一根细绳，滴溜溜一转就扎好了。他们包装时那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还真赏心悦目。

去大店里（如百货公司）买东西是有一定程序的。先在柜台选好商品，交钱，营业员开票并将钱卷起，夹在头顶上一只铁夹子上。然后用把尺“啪”地一击，夹子沿着一根雪亮的铁丝“嗖”地滑向总账台。一会儿再打过来，顾客方能拿到找的零钱和发票。

高高在上的总账台才是收钱、找零的地方，与每个柜台都有铁丝连接，象个“稳坐中军账”的大蜘蛛。遇到生意好时，空中铁夹子“嗖嗖”地穿梭般来来往往，令人眼花缭乱。

……

虽然如今大商场，大超市，专卖店，联锁店占据了主要消费市场，更有电子商务，网上购物如潮般的冲击，街边小店铺依然在开着。然而已不是传统门面，却仍是市井生活不可或缺的花样点缀。

有时怀念过去，不过是一种情愫。淡去的昔日烟火虽值得留恋，但时代总得进步。已发展到用手机支付了，怎能看到钱夹子满天飞呢?

加工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上城办事如果没有亲戚家可落脚，可是比较麻烦的。尤其奉生产队之命“出差”来城里的那些农民老大哥们，他们的任务是来买种子、化肥、农药、或饲料的。

那年代办事颇费周折，就算手续齐备，付货时还得排队，所以半天往返是不可能的。那就带来了吃饭问题，至少得在城里吃顿午饭，再说路远没轻担，饭后还得再休息一会，才能恢复体力后再住家赶路。

可是上饭馆不仅开销大，而且还要收粮票或代粮券。这很使人为难，总不能自带锅灶吧?一天就挣那几个工分，折算下来仅值两、三毛钱（甚至几分钱），根本就坐不起馆子，总不能赔上老本还要倒贴。

既然消费不起，只得自带粮食菜蔬，寻个地方加工。要求很简单，填饱肚子就行。这既能节俭省钱，还能吃上热汤热水，比啃干粮好得多。于是，应时而出了个行业:烧加工饭。记得那时仅一条骥江路从东到西，就有数家烧加工饭的门店，似乎生意还都很不错。

据我所知，烧加工饭和开饭店的最大差别是顾客自备食材，农民们自带加工好的米面，和自家田里刚摘采的新鲜菜蔬。店家仅提供锅头碗灶、桌子板凳这些做饭和吃饭的设施、场所。至于是否帮助洗菜淘米、烧火做饭？没细致考察过，大概和收取加工费有关。我所见到的，大多是农民兄弟自己在店里忙乎着上灶煮饭烧菜。

因为仅是加工，收费肯定是极便宜的，加上提供了遮风挡雨、可以休息的场所，确实极大地方便了上街的农村人。

县政府对面那爿店，门口竖了个木牌子，上面歪七斜八地书写着“代烧加工饭”几个大字。因为离我们家比较近，也是我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所以对其印象犹深。那一家人似乎生活特别困难，穿得破斯邋遢，因为这家弟兄俩脑子都不太好使，老大在门口架了个炒米机炮炒米，老二整天在街上游荡，不务正业，而加工饭事宜全由老妈妈主持，生意倒是蛮好，有地理环境的优势。

我在中午放学从那里经过，常常看到店前歇着一溜担子，正是农民们吃饭时搁在门口的。心下自然好奇，总要去看看。那些担子或是牛皮纸袋、塑料袋包装的化肥、农药；或是箩筐盛着稻子、麦子等粮食种子；或是木桶内装着氨水、酒糟。

于是空气中飘散着相应的气味，最难闻的是氨水，呛人，走过时我们得捏住鼻子憋住气。最好闻的是酒糟，又香又甜，醉人，不免作几下深呼吸。

再看店堂内，热气腾腾，人声喧闹。破旧的八仙桌上摆放着简单的饭菜，吃饭的人少则七、八个，多时二三十，他们在高喉咙大嗓门地谈笑着。不过，沒见过划拳喝酒的，靖江农民没那么豪放。我有些被那气氛所感染，对农民的辛劳心生敬意。

我上高中那几年，逢假期也得回妈妈下放的生产队义务劳动，却只能勉强做些三等劳力的活计，心中想过能否出差去城里挑趟远担？也好尝尝加工饭的味道。谁知我还没资格呢，那是头等劳力的事，一天能挣十分工。

后来插队农场，倒是理所当然的干活主力，也被派去城里买过化肥、酒糟什么的。是开着拖拉机去的，领导不批准上饭店，因为知青们城里都有家，难得回来，父母怎会不犒劳？更别说去吃加工饭了。

直至八十年代初期，城区还零星有几家烧加工饭的，以后就渐渐衰落，不知何时，那曾经的市井一道风景彻底消失了。

打伙

上网查了下，“打伙”的意思是:结伴、合伙。与我所认为的仅符合一半，也许家乡方言赋予了这个词特殊含义。我们以前的“打伙”，那就是合伙聚餐的意思，凡入伙者都得有贡献，有物出物、有力气出力气。最大的优点是人气高涨，欢快热闹，是一种增进友谊、融洽感情的民间社交形式。

我最早参加打伙，是在农场插队。那年月，耕作辛劳，饭菜寡淡，生活拮据，精神荒漠。我们打伙不仅是改善伙食，更是知青间的相伴、相帮、相怜，还能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

农场在长江边，不仅风光好，而且“物产”丰富，根本不愁食材问题，只要得闲或有兴致，几个要好朋友一商量，分工合作，各显其能，一顿美餐就有了。夏天，傍晚去江边摸鱼、捞虾，夜间去水稻田夹黄鳝、戳青蛙；秋天，带着弹弓汽枪去果园打鸟，在晒场上用大盘篮磕麻雀；冬天，半夜在宿舍煨骨头汤，引诱来觅食的草狗，来个关门打狗……然后聚在宿舍，用火油炉子烧煮，大快朵颐。至于春天，各人将春节探亲归来带的各种年货零食，集中共产，一扫而空。

打伙，是插队时期给我们留下的不多的快乐记忆之一。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当了名教师，那年月民间仍时兴打伙，借个名目，大家出资，大多去饭店搓一顿，极象现在流行的AA制。当时教师比较清贫，学校同事间也打伙，通常是以教研组为单位，因为便于“基金”的筹集。来源主要是个人和组集体被评为先进，及优课、论文、辅导竞赛获奖的奖金，美其名曰：个人出名，集体获利。再不够，就向组员们搞“募捐”，三元五元不嫌少，十元八元不嫌多。

我们外语组女教师多，个个是巾帼，上得了课堂，下得了厨房。于是我们常常借教研组活动时间打伙，为避免不良影响，悄悄地从教学区溜去家属宿舍区某位老师家。群策群力，分工合作，搞出一桌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更多次的是集体做馄饨，乒乒乓乓剁菜，热热闹闹拌馅、裹馄饨、煮馄饨，再配几个热盘冷菜，上桌吃得热火朝天，一屋子欢声笑语、雾气腾腾。

我体会到，打伙给教研活动增添了更具人情味的色彩，更有助于凝聚人心，融洽同事间的关系。当时教师的工作辛苦，社会地位不高，所以还有象现在所说的抱团取暖的意味。

随着物质的富裕，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渐渐不屑于打伙了，动辄去饭店摆上一桌。在灯红酒绿中享受美味佳肴，确实气氛也很不错。我只是隐隐觉得过于奢乎，静下心来与过去的打伙一比较，似乎缺了DIY亲手烹调的乐趣，还淡了些人与人间的脉脉温情。

这些年忽然热起来的各种名目的聚会，一下子将疏远了几十年的同学、战友、知青、同事聚拢在了一起，恰是蛮有意义的事。我也参加过许多次，尤其推崇“AA制”的形式，我们并不在乎场所的档次和美食的味道，在平等交流的环境下，仿佛回到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相互间感情更显朴实纯真，更有情调。但仔细一想：“聚会”还是不同于过去的“打伙”，缺了些随意、平白和市井的烟火气。

寓居南京，几位大学同学来我家小聚，带来些地方土特产，凑一餐家常便饭，却意外地找到了打伙的感觉。而且还有了升级版:饭后茶余，打几把掼蛋，聊聊过去现在，温馨而友睦。后来再聚又有扩展：气候宜人时，去个景点，徜徉在山径湖滨，唱几首老歌，奏几段新曲，……不亦乐乎!

心下豁然:这种聚会胜似打伙，真好。

老虎糖

“老虎糖”这叫法基本专属于靖江老岸人，比较正式且能为大多数地区人们所能理解的，应该称之为甲糖，更正规的说法其实是麦芽糖。

也有些地区的人称为“梨膏糖”，但我们小时候所认为的梨膏糖与老虎糖是有显著区别的：老虎糖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的；而梨膏糖是走江湖的在街头或广场设摊卖的。

上世纪60、70年代，离我们家不远的闹市中心——学场，就常年有人在兜售梨膏糖。当时听他们唱过一段很有趣的顺口溜，只记得头一句是“吃了我的梨膏糖”，后面的词好象蛮押韵的，可惜我全忘了。我们也尝过梨膏糖，很甜，有中药味，说是有止咳化痰、润喉清肺的功效，能治咳嗽、气管炎、哮喘等疾病。与老虎糖的形状不同，梨膏糖有的是块状，有的是装在瓶子里的较浓稠的液态，象膏滋。

据说老虎糖的制作是将麦芽糖熬成糖稀，再经过发酵等程序，成形后则似块大圆面饼，外面是层白色生粉，内里呈金黄色，入口又稠又黏又甜又有韧劲。我们那时对老虎糖的兴趣，远远超过任何软糖、硬糖，甚至大白兔奶糖。象我生来牙齿不太坚固，既怕酸又怕甜，却也忍受不了老虎糖的诱惑。

卖老虎糖的货郎也没有特定的吆喝口号，而是边走边吹着一支特制的简易小竹笛，那调子是固定的“哆来咪~，来~，咪来哆！”循环反复，不多也不少一个音符。也有少数卖老虎糖的是手持一面小镗锣，边走边敲得“当、当、当”响，和算命瞎子敲的锣声差不多。还有的干脆摇拨浪鼓，和其他货郎一样。

每当我们听到外面传来悠扬的口笛声，大脑立即传来信号:卖老虎糖的来了!立即拿出多日积攒的破布、牙膏皮、废铜烂铁，冲出院子，守候在路边。

卖老虎糖的挑着副担子晃悠悠走过来，前面箩筐上搁一木板框，放着一盘老虎糖，后面箩筐装着收购来的各种废旧物品。

担子一歇，就围上了一群小孩。他逐个收过废品，扔入后面箩筐中。然后一手拿块铁片，一手举起小榔头，在那扁圆形老虎糖上敲下窄窄的一路狭条。面前这孩子很不满意，叫道:再饶点，再饶点。于是，再敲下一点，如此再三，终是饶的比卖的多，才算打发走一个。接下来又重复于第二个小孩，直至这批孩子再也拿不出仼何东西交换。他挑起担子，吹响口笛，向下条街巷走去。

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乐趣，不仅是因为老虎糖有咬嚼，还享受“再饶点”式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长大后不好意思再去敲老虎糖吃了。有一年春节前，我们家买回了做老虎糖的原料糖稀，在家做起了花生糖、芝麻糖和炒米糖。那程序是：先将糖稀倒入大铁锅细火慢熬；脱尽水气后捞出，分别拌入炒熟的芝麻、花生米瓣、炒米花；待半凝结时在砧板上压平，用菜刀切成薄片。

切片既是力气活，还得动作快，否则糖稀完全固化就切不动了。于是由我主刀，一通猛切，结果我握刀的虎口处很快红肿开裂塌了皮。得出的教训是，下刀要迅速、要稳准狠。那年过春节吃上自做的花生糖、炒米糖，心情特别愉快，觉得比凭票供应从星火商店买回来的好吃多了。

几十年间从没注意过老虎糖担子是否还在大街小巷中出没，那短笛吹出的曲调“哆来咪~，来~，咪来哆！”，仅偶而在记忆深处回响。

炮炒米

炒米是我们小时候比较喜欢的零食，只不过一点也不熬饥①，一大碗炒米无论干吃还是泡开水，下肚之后一点感觉也没有，但嘴里是香喷喷的。

炮炒米也可叫作爆炒米。

根据靖江俗语习惯，对一般传统匠人都是称师傅，但有些说不清行业的人却是含糊的称为“……的”，比如“补套鞋的”、“修钢笔的”、“卖白酒的”，于是类推出了“炮炒米的”。

以前见着炮炒米的，都是挑副担子，一头是个特制的小炉子以及上面架着台炒米机；另一头是个木箱子，里头有一个手拉风箱，一只硕大的有层层叠叠补丁的焦黑色的麻袋(或棉布袋)及其它小零细碎的物件。

炒米机的形状比较有个性，中段是个压力容器，象一截胖肚子炮弹壳，一端是盖子，另一端是连着压力表的摇把。这压力表我从来沒看懂过，看似简单，也不知可不可靠?

炮炒米的并没有标志性的吆喝调子，但是一听到“嘭”的一声放炮声，就能聚拢起周边有需求或看掐头的人群。尤其能勾起了孩子们心中的欲望，于是壮着胆子向家长提出要求，一得到同意，赶快从米缸里舀出一瓢米，带个大面口袋，急急来到路口，这时炒米机旁边已有好几个人在排队，那只得耐心等待了。

我也曾有过如此经历，并在等待的过程中，观察过“炮”的过程。只见那炮炒米的先是将生米倒入炒米机，讲究的人家会添点糖精，味觉要甜些;上紧盖子后，将炒米机平卧在火炉架子上;然后一手摇着炒米机，另一手拉风箱，两手一作圆周运动，一作直线运动，到还协调。我曾试过空手玩这两动作，别扭而滑稽。

伴着“呼哧、呼哧”有节奏的声音，炉火一窜一窜地舔着炒米机的圆肚子，不须多时一锅就炮好了。师傅从炉火上移开炒米机，将麻袋口裹紧机盖，用一空心铁管掰开盖上的机关……只听得一声巨响，麻袋口腾起一股白烟，炒米香味，扑鼻而来!周围人虽有心理准备，捂上了耳朵，仍还是吓了一大跳。

所以排这种队等候，并不太心焦②。

轮到我时，还有点好奇，想上前凑把手，感受下劳动的乐趣。但炮炒米的既不让我拉风箱，更不许摇手柄，只得作罢。

待自家那一锅炮好，轻飘飘地拎起鼓鼓囊囊装了一面口袋的炒米，高高兴兴地拿回家，慢慢消磨。

那炒米机也可以炮玉米籽或蚕豆，程序相同。机炮的蚕豆特别酥，好嚼，但是没有自家铁锅炒出来的香。炮出来的玉米花膨胀得很大，也很香，只是那玉米籽的皮易沾在上颚，令人口腔不适。

大概到80年代，街上出现了电动的炮炒米机，但成品不是膨化的米粒，而是象根圆棍子，而且从颜色、形状到口味还不断地创新，所以更受孩子们欢迎，一时抢占了市场。

老实说我看着不太顺眼，好象包装用的塑料泡沬。但是我们早已过了对炒米感兴趣的年龄，也没啥发言权。

现在偶而在老城区还能见到老式炮炒米，和很久以前一样，有小孩子们围观。我远远看着，“嘭”的一声响，冒出一蓬白色烟雾，传来一阵熟悉的炒米香。

注释

①熬饥:方言，抗饥饿。

②心焦:着急，焦躁。

老虎灶

依稀记得老虎灶(又称开水炉)的样子: 偌大的一口灶，有两口大铁锅，两至三个汤罐，其中总有一个在“咕噜咕噜”冒着水泡，水沸腾着，屋内整日雾气腾腾。灶膛内烈火熊熊，灶门口堆着拌湿的煤，插着一把煤锹，店里的伙计随时准备向灶膛内添几铲煤。

老虎灶营业时间很长，可从清晨一直到深夜，为附近的居民们供应开水。那时城区有好几家老虎灶，门面都不算大。离我们家最近的是胜利街上的“刘铁记”，因此去得最多。不远处西小桥头也有一家，叫“范福记”，因在主街道上，生意更好。

当时一热水瓶开水的价格大概一、两分钱。一般人家都事先向店家买了许多水筹子存在家中，去泡水时带着，免得交现钱，甚为方便。那筹子有毛竹片削的，上面烙着“某某记”黑糊糊的字。也有用硬板纸剪的，盖了红印章。纸筹反而比竹筹面值大。象人民币一样，硬币面值小于纸币。开水筹也分壹(瓶)、贰(瓶)、伍(瓶)等，便于找零。

我从能拎得热水瓶就去老虎灶泡水了。之所以比较喜欢接受这差事，是因为可借机出去遛遛，或可在街上遇到稀奇事。一手拎一个竹壳或铁壳热水瓶，晃晃悠悠地来到老虎灶，却不一定能即到即泡，要等哪个锅或汤罐中水开了才行。因此将热水瓶递上灶台，让它们先排上队，而人们则在店门口等着。

待得水开了，看着冲水的伙计一手持漏斗搁在热水瓶口上，一手握水勺从沸腾着的锅中舀水倒进漏斗，动作甚是娴熟。

随着年龄增长，力气也大了，我可以一手拎两个热水瓶。最多时，每只手可拎三个，共六个水瓶，有显摆的意思，但手硌得痛，且有手滑摔碎水瓶的风险，半路上还得歇几次，所以只敢偶而试试。

听说苏南好多县的老虎灶还兼作茶馆，很受一些老年茶客的青睐。三五个老头，自带茶叶、茶杯，点一大铜壶开水，坐下慢慢自酌自饮。讲究的，还带几碟瓜果点心，边喝茶，边聊天，一坐半天。这大概是现代茶座的简易版，但经济实惠多了。靖江的老虎灶却十分简朴，只供应开水。可能是各地人的生活习惯不同，那时靖江连茶馆、茶社也没有。所以我们看样板戏《沙家浜》，阿庆嫂在“春来茶馆”智斗刁德一和胡汉三，觉得特别有意思。

传说上海的老虎灶还兼具浴室功能，可以洗澡，更不可思议了。

曾想过为什么那时老虎灶生意那么好，常常要排队?除价格便宜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可能是为了省下自家的煤球，那时煤也是凭券按每户人口计划供应的。

老虎灶是什么时候从街面上消失的？我竟然没留意过。只记得80、90年代住在学校家属宿舍区，还每天中午拎几只热水瓶去食堂灌开水，那已经不是用老虎灶烧开水了，而是从蒸汽小锅炉中放的。

有一天去公花园散步，遇到一位几十年未见面的老熟人，亲热地聊了会。他是我小学同学，当初的刘铁记就是他家开的。不过，他并没有能继承父业。胜利街早不是原来模样了，热气蒸腾的老虎灶也仅偶而在我们记忆中浮现。

浑堂

靖江老辈人习惯称浴室为浑堂，“浑”方言读wèn，这说法来自于上海话，尤指公共浴室。

1950、60年代城区仅有一家公共浴室，挂牌国营“靖江浴室”，位于十字街口星火商店南隔壁，规模很大，入冬后几乎日日爆满，营业至深夜。大概到70年代未，才有了老汽车站旁的“清泉浴室”，缓解了城区洗澡难的问题。

那时“靖江浴室”大堂内有间小理发店，剃头匠是个“名人”，牛皮豁豁，说在扬州比赛获过第一名。他剃头的特点是速度快，手艺差，但生意不错，除了价格便宜，还因为方便了群众，可享受剃头洗澡“一条龙”服务。

浑堂的规矩，洗澡得先买筹子，一块木（竹）片上刻着X室，无座位号。

挑开厚厚的棉门帘进去，可见里面有好几个砖墙隔开的房间，既是浴前等待室，又是浴后休息室。每间房内排列着几十张光溜溜的木躺椅，并配备有肮脏的浴巾。

交了筹子，就是耐心的等座位。浴室总是很忙，很难找到空位子，因此等座位既要有耐心，还得有眼力劲，所谓“头尖眼快”。得到空位后，你得边脱衣服边喊来跑堂的（服务员），他用一根长柄木叉熟练地将你所有衣物摞在一起，一下子送上高高的屋樑上挂着的衣钩，这是件有较难度的技术活。

进浴池前每人可领一条破毛巾，又是一道潮济济的厚门帘，进去是汰浴区，满是雾气腾腾，人影幢幢。这里有两个浴池，小池水温太高，人不多，是些年长不怕烫的老浴客的泡澡专属区。另一个大浴池适合普罗大众洗澡，但池内人群林立、浴汤浑腻。却也顾不得许多，急忙寻个空隙下到浴池占个空间。热浪涌来，果然舒服通透。

待洗好澡，已是大汗淋漓。回到休息室，要两块滚烫毛巾，擦干汗水，坐在自己位子上待凉。若还需毛巾，拍拍手并招呼一声，立时会有绞干的热毛巾，不偏不倚飞入手中。这是跑堂的基本功，本事好的，还象东北二人转演员，将毛巾耍得车轮似的飞转。

那时节俭，每年我们仅在大寒天去浴室洗几回澡，算是比较重视个人卫生的了。但有一批中老年人，将浑堂泡澡作为休闲和享受，几成嗜好。

他们汰浴过程也较复杂:先在浴池中捂到肤红骨酥筋软;然后躺在池边，叫来搓背师傅，全身正反搓得透彻;再回池中泡过瘾，上来用清水冲几遍;回休息处躺下，盖上浴巾，或抽烟喝茶，或聊天看报，或啥也不做，昏昏然睡上一觉。

更讲究些的，还做一些附加项目:如扦脚、敲背、掏耳朵等等。老技人老手法，侍候得老浴客飘飘欲仙。结束后，还得再去池子里泡一阵，舀几盆清水冲净，方为套路完整。

这些浴客不管浴室多忙，等的人多急，他们总是逍遥地“霸占”着座位，悠然地享受着泡澡乐趣。

记得在儿子婴幼期时我带去洗澡，很累人，待帮小家伙洗好，自己已没力气和兴致泡澡，只得马虎了事。有时同老父亲一起去，祖孙三代，倒也其乐融融。

那些年还没“春晚”，除夕夜吃过年夜饭，我独自一人去浑堂，已没几个浴客，也没有了往常的喧闹。我浸入浴池，肌肉和筋骨在热水中全面松弛，舒适感席卷全身。泡到尽兴，洗去一年尘埃和疲惫，深夜回家，暖入梦乡。

现在浴室越来越多，装潢越来越华丽，服务名目越来越复杂……不过在老城区某些不太繁华的街巷，还能找到几家低档浴室。挑开厚厚的门帘，热气扑面而来，简陋的衣柜，一大一小两个水池，一张搓背的木板凳（床？），几个中老年老浴客，……空气中弥漫着那老浑堂的气息。

叫卖

沿街叫卖是个古老的行当①，著名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就有生动反映。且从我们熟悉的1960年代说起吧。刚进入夏天，卖棒冰（冰棍的俗称）的就充斥了大街小巷，到处是“啪啪啪啪”敲棒冰箱子的声音，比知了叫还要嘈人。这对我们诱惑力太大了，哪怕在家听到，也会豁虎跳②追出去买一支，当然口袋里得恰巧有几分钱。

特别羡慕邻居家大孩子，能背个棒冰箱出去叫卖，据说是走关系从冷库批发来的，既能赚到零花钱，卖不掉或融化了的自己还能吃个够。

遇到叫卖白(米)酒、凉粉和小馄饨的，我们只能相相③馋嘴。家教严格，父母是绝不支持吃叫卖食物的，因此我们也从小养成了习惯，优良作风保持至今。仅在旅游景点偶而买过，也是为了尝尝当地土特产。

到了80、90年代，市场繁荣，百业兴旺，叫卖的货郎和货物突然多了起来。而且不限于白天叫卖，还发展到集中开夜市，一时生意兴隆遍大街。只是后来又取缔了夜市，不知为何？

但沿街叫卖却一直延续着，虽然有时会遭城管围追堵截，特别在“创建”和“整治”阶段。两者间进进退退的“游击战”打了几十年，至今烽烟不息。

据我观察，其它商品不谈，叫卖的食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家做好的成品，如茶叶蛋、熟玉米、酵烧饼、荷叶桂花茵糕等等;另一类是半成品或生的食材，可在街上歇下担子现做现吃。如过去的馄饨、凉粉，现在的烧烤、手抓饼及烘山芋等等。

叫卖者工具设备也随着时代在更新。比如已从仅提个篮子或挑副担子，进步到装备了专用食品车，或象那些卖水果的，干脆开着大卡车在大马路上转。

当然叫卖形式也在与时俱进，不再是直喉咙喊叫，大多数用上了电喇叭。那喋喋不休的本地土话，听起来也蛮搞笑。

稍留心点的人会注意到，流动摊点最密集的地区是在中小学校大门附近。我在靖城中学工作期间体会颇深，那些流动摊加固定路边店，将条窄窄的团结路打造成了小吃一条街。

因严重影响交通，及对学生饮食健康有隐患，学校想过要治理。但一是同情学生读书辛苦，不要饿坏了肚子;二是无此职权，易引发与小商贩们的纠纷。因而眼睁眼闭，尽量管好校门内的环境卫生，可包装纸食品袋满校园飞舞，收拾起来也很费劲。

后来学校一搬迁，团结路立刻阴冰火落④。如今每当我从那经过，心中总有无限惆怅和失落。到不是为了消失的叫卖声，而是怀念我火热的青春，还有充满生气的学校生活，和洋溢着勃勃朝气的青少年学生们。

倒马桶

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写这个话题？有些忌讳被人斥之为粗俗，但心里是想写的，这毕竟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是小城的一缕烟火气，也是时代变迁中的一个例证，还牵动着几幕忘不掉的记忆。于是，找了个借口对自己说：人食五谷，有进口就得有出口，所以不该有这顾虑。

先说马桶有个雅号：子孙桶。最风光的时候，是出现在新娘陪嫁的嫁妆中，漆得红堂堂，里面装着花生、红枣、桂圆、染红的鸡蛋等等。在送亲的队伍中，挑马桶的也是亲属中极有地位的成员。这风俗以前在我们这一带很流行。

日常生活中，作为家具的马桶也很有地位，虽然制作简单，一般用木板条箍成。大户人家讲究些，有雕花描图的。放的位置一般藏在床尾，用个布门帘遮着，隐蔽而使用方便。

倒马桶是一项重要家务，一般由家中女性成员承担。男士们蛮自觉的，不大用马桶。再勤快的男人，也不去倒马桶，怕被邻里笑话，地方风俗如此。

这项家务，各家几乎都安排在清晨。因此一大早街巷里弄都有倒马桶的，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线”。

最老式马桶没有拎把，倒时只得双手端着走，有些难度，由此就显出了女士们的功力。要走得平稳、端庄，其身姿步法，颇有讲究：一步一摇，腰肢、臀部随着自然扭动，从后面看，似微风拂杨柳，摇曳款款行。

后来马桶改进，装了把手，那步法到不如原先好看了：一手拎着沉重的马桶，另一条手臂平伸做劲，保持身体的平衡，脚步也不敢太快，怕荡溢出来。也有另一只手拎桶水，可保持平衡，还可用于冲马桶。

倒完后有一系列清洁工作要做：清水冲洗荡涤两遍，再用篾条扎的刷子沿着内壁旋转着反复刷，伴随着有节奏的“唰唰”声，力图除去一切污垢残渣，再内外反复冲洗至干净。

待工序全完成后，将马桶端（拎）回家，找一个荫凉通风、或阳光不太强烈处晾着，将坐圈和桶盖交叉相搁，以互为支撑。

且说我70年代初去上海，吃惊地看到竟然有男士堂而皇之地拎着马桶去倒，这对我们“乡下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后来听人们评价，说上海男人堪称当丈夫的典范，我十分认可。

在上海看到另一惊奇的事，是街道里弄排列着许多马桶，统一将坐圈和盖子架着，使人联想起葵花朵朵向太阳。怪不得听说过“上海有三怪”的顺口溜，曰：走路要比坐车快，马桶排排沿街晒……还有一怪忘了，可能是：男人挎篮去买菜。

时代的进步，也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同步变化，新型的、清洁卫生的马桶面世了。

我最早见到抽水马桶，也是在上海。住在筒子楼，许多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我是乡下人上街头一回，不知怎么用？待半夜悄悄一个人摸进去，黑灯瞎火的，只听到头顶上水箱里有流水声，旁边一根象电灯开关的绳子，我一拉，“哗”的一声大水冲下来，吓了一跳。

卫生洁具不断更新普及，也进入了小城市的普通人家。大部分人仍简称为马桶，文气点的说法是坐便器。略一想，也不见得比马桶这词更文雅。

再也不须去外面倒马桶了，街道上清洁文明了许多，只是少了一道风景。

排队

经常做核酸检测，一看到楼下检测点排起了队，就悠然自在地走过去。现在的人文明多了，规规矩矩地相隔一米，缓缓而行。这是物质文明推进了精神文明，插队现象极其少见，可在过去确是司空见惯。

至少是上个世纪的后50年，排队是城镇的一道风景，是市井烟火气的必然显现。尤其在物质匮乏和计划经济时代，许多东西都是凭票、券、条子（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供应。若是逢年过节，满大街到处都是蜿蜒曲折的队伍，强烈渲染着节日气氛。

也记不得从何起，我就加入了排队大军。大人说，我们“撑门嫌短，种火嫌长”，在家也帮不了什么忙，还碰手碰脚，不如去街上帮排队。

于是，我拎个篮子，带上票（券）和钱钞，有时还约上同院子的邻居小朋友一起去，免得心焦。

那时人的文明习惯没现在好，凡排队处一定嘈杂喧闹，有唠叨着家长里短的，有牢骚抱怨的，有高谈阔论的，有嬉笑调兴的……是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还常有淘气杠嗓的，往往因为有不自觉的人插队加塞。虽时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维持秩序，象现在的“志愿者”，也支撑不了多久，或管不住蛮横嚣张的人。

我们人小力薄，是弱势群体，被强占位置、挤出队伍，也只得无奈地翻白眼，愤怒地喊两句。最令人沮丧的，是好不容易排到将要轮上，突然被告知“售罄”，没货了。这在买下脚（猪下水）时最易碰到。

还有更气人的，是有人拿张二指宽的纸条子挤上去，明目张胆地“开后门”，却公然不从后门进去。我估计开后门一词的流行，就始于那时。

最无序的是在大会堂（电影院）售票处，可以一下排出几条长龙，突然“天下大乱”，人群全涌到了窗口，继而真正出现了人头上攀人。接着就是打架斗殴，有人头破血流。幸亏县城派出所就在对面，互相揪着去找警察……一场新上映的电影也看不成了。

讲一次自己插队的经历。

那年我们刚去农场，熬到年底放春节假了，知青们兴高采烈地到了镇上的车站。刚开始是规规矩矩排队买票的，可那女售票员冷着个脸不搭理，“碰”地一声关上了卖票窗洞。眼见得来了几个人，钻进了票房，都拿到了票。恰巧汽车到了，几个身高力大的男生守住车门，放“自己人”全部上车，上来阻挠的售票员大喊“不许插队”！

有人嘻皮笑脸道：我们就是响应号召来“插队”的知青，谁不让插队了？

一番推推搡搡，差点打起来……到了县城车站，知青们被车站工作人员围了，又险险乎闹出群殴大事，亏得“知青办”领导赶来调解，并派专车去农场接滞留知青回城。

人生一直在排队。后来排队返城、找工作、结婚生子、下岗、退休。

近年老家、南京两头住。除了去医院看病要排队，排长队，其它是没什么过多排队体验了。

偶然从菜场得来一个小经验：店铺门口有人排队的，肯定货好质优（不一定价廉），门庭冷落的就“呵，呵”了。

疫情早点过去吧！一切恢复正常后，但愿处处再现长长短短的队伍，却应是繁荣昌盛、烟火气旺的景象了。

把戏

“把戏”是个比较过时，但曾很流行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有几层意思，一是指以前的杂技、杂耍、戏法（魔术）等类表演，民间称这类艺人为耍把戏的。二、可解释为骗人的花招，如：他在搞什么鬼把戏？三、词组“看把戏”含有旁观、围观、看笑话的意思。

还有种说法，某些地区方言，称小孩子为小把戏。曾有个邻居，大概是镇江某地人吧，在斥责别家孩子淘气，或赞赏某孩子时，总会以特殊语气插一句：这小把戏！老上海人也说小把戏，比“小赤佬”在语气上亲切。

很早的记忆里，人们奔走相告，“去学场看把戏哦！”其实是去学场看走江湖的民间杂耍艺人表演。不知何人何时，将看把戏误传成了看马戏，且以讹传讹，反而成了正规说法。我也稀里糊涂地分不清，因为那些表演中确实有马戏类的节目，更何况马戏、杂技和把戏的重合度是很高的。

从60年代开始，马戏团和杂技团的演出风行了起来，其中有民间组合的草台班子，也有县级及以上（有编制）的表演团体。而且表演地点也从街头、广场，上升到剧场、大会堂的舞台，真正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又因为几部电影，如香港的《杂技英豪》及苏联《莫斯科大马戏团》的推动，风头极盛，盖过了其它杂耍和曲艺类节目。

而传统的民间把戏表演，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批为“四旧”，斥为“糟粕”，而逐渐衰弱，最终丢失了街头表演阵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眼。

过去，只要传出“去学场看把戏”，整个靖江城乃至大半个靖江县都会轰动起来。我们家离学场仅百余米，近水楼台，自然早早就去抢位子。广场演出，其实没座位，自己带凳，抢个位置，占个地形罢了。

事实证明，这个抢的举措是可笑而无效的，看把戏最不讲秩序，全凭身块和力气，我们小孩子是弱势群体，只得凭头尖眼快身滑钻人缝。一旦到了前排，就保稳了能看全套把戏，但必须坐在地上，不给人添堵，添睹。代价是，有可能挤丢了帽子和鞋子。那时一场表演结束，学场上会留下许多的、无主的、不成双的各式大小鞋子。

在学场看把戏自然不需花钱买票，当时人小，也不懂什么是义务演出，什么是商演？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后来回想到，其中有个环节，少年男女一人敲着铜锣，一人端着个盘子，随着“戗戗戗、哐哐哐”的锣鼓点子，迈着碎步，绕场一周。其间，观众中有人向他们扔去硬币和纸币零钱。那情形，和跑单帮走江湖的做派如出一辙。

心下曾想过，他们功夫这么好，表演这么辛苦，这收入也太微薄了！怪不得过去人们将艺人看作下等职业呢。但他们表演时的飒飒英姿，确在我心目中留下了美好印象。

（把戏的部分表演已在《学场》一文中有过描述，不重复。）

算来“把戏”在我们这一带已消失了几十年，甚为可惜！说是某些偏远地区，反到有这种表演形式。不知可能作为“非遗”保留下来？

后记：

《市井烟火》这一系列随笔文章不想续下去了，最后解一下题，什么是市井烟火?

即:

市井生活

烟火气息;

于市井之中

得人间烟火;

市井小民

就那些衣食住行琐碎事，

人间烟火

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

感谢亲友们的关注、分享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