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朗的日子

陕北后生王骥

2024年7月6日，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选举结果公布后，还须得到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认可。随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向当选总统颁发总统任职书，当选总统将前往议会宣誓就职。

（赢得总统大选的马苏德-佩泽什基安）

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出生于1954年9月，是伊朗改革派政治家。他曾担任伊朗大不里士医科大学校长、伊朗卫生部长、伊朗议会第一副议长等职务，并连续担任多届伊朗议会议员。说来说去，其实他是学医出身和我一样，我去伊朗的时候也是以医生（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他的身份是得到了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认可，我的身份则是得到了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国际拳联主席安瓦尔乔杜里的认可。

（照片右一是国际拳联主席安瓦尔-乔杜里教授，右二是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右三是本文作者）

1994年，我作为国际拳联技术代表在伊朗参加了一次国际拳击邀请赛。险些触犯伊朗的伊斯兰法律，遭受牢狱之灾。转眼30年过去，我在伊朗的日子历历在目。

为国际拳击比赛奔赴伊朗

1994年新年伊始，接到国家体委国际司四处负责拳击项目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他说接到国际拳联（AIBA）主席乔杜里发来的传真，邀请我作为国际拳联技术代表，担任伊朗德黑兰国际拳击邀请赛医学仲裁，问我是否可以去，希望尽快回复。

因工作需要，我曾经短期出访一些国家，但没有去过伊朗。早在1974年伊朗德黑兰举办亚运会的时候，我国还没有正式恢复拳击运动，当然也就没有代表国家的拳击队能够去参加比赛。不过，从事其它项目的同事和朋友，有不少人参加了德黑兰亚运会，我的同事郑介民夺得一枚举重铜牌。

那时还是巴列维国王当政，去伊朗参加过亚运会的同事和朋友都说伊朗是多么的富有，人民生活是多么幸福，不仅物质富足，精神生活也很丰富。对比当时国内凭粮票按比例购买粗粮、细粮，凭副食购买证每月每人可以购买一块豆腐的现状，伊朗对中国老百姓和运动员很有诱惑力。

去伊朗参与拳击比赛的工作，还可以探寻古代波斯文化，有机会深入了解另外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很快回复了国际司，同意担任此次出访工作。国际司的同志说：“去伊朗很容易，只要拿着公务护照就可以走，不需要办签证，拿着国家体委给你开的出境证明和公务护照就可以顺利出境。飞机票是对方出，落地后的接待全部由对方提供。你一个人出国也习惯了，国际司不再派翻译。另外中国拳击队也去，你不在这个中国拳击队出访名单之中，你是另外一个出访文件，是你一个人的出访文件，批文已经下来了。”三天后，我收到伊朗航空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提供的，由北京首都机场飞往伊朗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的飞机票。

在伊朗的飞机上

1994年1月13日，我登上飞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班机，飞机上没有空姐为旅客服务，服务员是清一色的三十岁左右的伊朗壮汉，不仅身材比较高，而且挺拔。在飞机尾部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身裹黑色长袍的老年妇女，那长袍甚至裹住了整个头部和面部，只能看到两只暗淡无光的眼睛，无法判断她的准确年龄，她专门为不多的几个女乘客提供服务。参加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的同事和朋友，曾经向我描述过伊朗空姐的大眼睛、长睫毛、婀娜的身材、短裙下面的大长腿……可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切都已无影无踪，竟然变成了欧洲童话故事里描写的巫婆，这难道是为了佐证咱中国的那句老话“岁月是把杀猪刀”吗？

（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

到达德黑兰

晚上九点多，飞机降落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城西面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Mehrabad Airport），这个飞机场夜晚的照明不是很好，但我还是看清了海关贴在墙上，严禁携带含有酒精饮料物品入境的通告。边境检查的警察看了一下我的公务护照，翻开一页盖了一个可能是波斯文字的三角形入境章，伊朗拳击协会派来接机的人，已经在出口处等待。

汽车行驶半小时后把我送到了德黑兰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这是伊朗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在昏暗的路灯下，我看到酒店左手不远处的墙上用英文写着“打倒美国”。进入酒店，一股羊肉气味扑鼻而来，我被安排在一个比较大的单人间，床的对面是一台电视机，打开电视机是一个老大爷在念古兰经，换了几个频道，还是老大爷坐着念古兰经的画面没有变化。

（酒店旁建筑物的大墙上画着打倒美国的宣传画）

第二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饭，餐厅里的服务员和酒店前台一样，清一色的男性服务员。可以吃的品种不是很多，除了咖啡、牛奶、面包、黄油、果酱、小点心，就是有当地特色的羊肉炖萝卜、牛肉炖土豆，还有洋葱、鹰嘴豆和酸奶。

吃过早饭回到房间打开电视机，一个频道接着一个频道地挑选节目，转了十几个来回，全都是一样的内容，依然是一个老大爷坐在那里朗诵可兰经，是不是昨天在电视里出现的那位老大爷？还是另换人了，我也分不清楚，着装、外形、包括大胡子，似乎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也许就是同一个人从夜晚工作到天明？

阳光下的伊朗街道

因为航班的原因，我和中国拳击队提前一天到达德黑兰，没有更多的事，我就到街上去闲逛，除了看到马路上飞驰而过的大卡车里荷枪实弹的军人和民兵，还发现街上的公共汽车挺有意思。与我们国家不同的是，男女是分开两个区域乘坐公交汽车，公交汽车前后各有一个门，被黑袍包裹着的女人从前门上车，上去之后就坐在车前面的座位，或者站在前面的车厢中。男士则是从后门上车，上车后坐在靠车尾的位子或者站在那里。男士和女士之间，大约有两米的空间作为真空地带，就是禁区，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霍梅尼的宣传画像）

我看着一辆接一辆的公交车从我眼前驶过，透过车窗看到坐公交车的女人不多，她们坐在座位上低着头，人和人之间也没有语言上的交流。我在车站只看到她们的长袍，看不到她们的脸，男人或坐或站在公交车的最后面，许多人都留着胡子，一副严肃的面孔。几乎每一辆车都是如此。

在路边比较高的建筑物上，都有用英文写着的“打倒美国”的标语，或是画着丑化美国的漫画。街上行走的女人都裹在黑色的袍子当中，我的第一感觉，这个国家不需要服装设计师，一生当中在黑袍子中度过，拒绝美丽颜色的诱惑，也许就是伊朗女人唯一的选择。

美国是敌人，美元是亲人的商业中心

在商业中心购物时，可以看到欧洲出产的名牌产品，价格不是很高，但是大多数伊朗人的购买力已经不行了。外国游客很少来这里，所有的美国产品都被说是欧洲出产，而且几乎都说是德国产的，后来才知道伊朗和德国在历史上还真有一些渊源。

（打倒美国的宣传广告随处可见）

虽然美国被当成最大的敌对国家，当地商人还是喜欢美金交易。我看上了一件风衣，老板说要40美金，风衣上生产地的标签被剪掉了。我问老板是不是美国生产的？老板竖起食指紧紧贴在嘴唇上，我明白了，不能说出“美国”这个单词。他回顾了一下四周，向前探了探头，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不是，不是，千万别说美国，说是德国生产的。”从他那恐惧的样子我看得出来，如果说是美国生产，定会招来横祸，不仅东西要被抄走，老板还要受罚，说不好还要进监狱。

波斯地毯是世界有名的工艺品，分为毛织地毯和丝织地毯，价格也不贵。在伊朗制作地毯的作坊很多，购买地毯的人却不多，买一块地毯可以用好多年，不会像买洗脸毛巾，换得那么快，何况，来伊朗的外国游客少得可怜。

挂毯上面编织的古代波斯故事和传说，让我坚信古代波斯不仅是军事强国，还是文化发达的国家。小时候读《一千零一夜》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盏神灯，再就是得到一条飞毯，这波斯地毯要是飞起来，可能会比阿拉伯飞毯，飞得快，飞得稳……这不免让人触物生情。

伊朗的当代手工艺品也很多，除了宝石粗加工、银器、铜器雕花、木雕、木刻的工艺品，还有一些皮革制品，不过，对于我这个几乎走遍亚洲所有国家的人来说，各个国家的纪念品家里早就没有地方摆放，已经不得不放在几个大箱子里了，面对这些工艺品确实没有购买的欲望，包括华丽的波斯地毯和挂毯。

（不同图案的打倒美国宣传画）

准备进入角色

下午，达赫兰先生来酒店看我，他在伊朗拳击协会负责外事工作，同时是国际拳联(AIBA)一名资深的A级国际裁判，是当时整个伊朗国家唯一有资格在奥运会拳击比赛当中执法的人。我们在奥运会、亚运会中合作了很多年，已经很熟悉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个人的情况，英雄不问出处嘛。不过，国际拳联的其他一些裁判和官员告诉我，达赫兰先生曾经是巴列维王朝时代的一名海军军官，伊斯兰革命后，整个伊朗军队高层遭到了清洗，数百名高层军官全部被处死。

达赫兰先生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他不是高层军官，他作为中层军官曾被关在监狱中。据说他是个裸官，他的子女在美国读书，新的伊斯兰政权要求他把子女叫回国，否则他会被杀死。他用尽办法拖延子女回国的时间。当他的女儿得知真像后，毫不犹豫脱去花衬衫、牛仔裤和高跟鞋，回到伊朗换上了黑色的长袍。全世界的拳击界几乎都和警察有扯不清的关系，正是由于伊朗拳击界那些警察朋友的帮忙，最终达赫兰先生才得以出狱与家人团聚。

据说1980年爆发两伊战争时，伊朗监狱中关押了很多前政权的官员和政治犯，当时达赫兰先生也在监狱中。新闻媒体爆料，伊斯兰政权定期抽监狱中犯人的血来补充前方急需的血浆。达赫兰先生在监狱中有没有被抽过血，我没有问过他，他从来不评说前政权的功过，也不对现政权作任何评论，看来伊朗人也懂得“沉默是金”这句话。

达赫兰先生告诉我晚饭后开领队会，并问我是否准备发言。我回答他说：“我不准备在会上发言了，我会准时到会。”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中国拳击队和我住在一个酒店，领队会在二层楼的会议室召开，我约上中国队教练王守忻一同参加。邀请赛的技术官员坐在主席台的长桌后面，桌上放着每个人名字的标签。对面的几排长桌上放着一些抛光玉石底座，每个底座上都有一个金属的旗杆，旗杆上挂着参赛国的国旗。

（右侧是30年前带队参加伊朗拳击赛的国家拳击队教练的王守忻教授，左侧是本文作者）

此时，已经有两三个国家的运动队领队到了，我环视了一下整个会场，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中国拳击队桌签旁边摆放着的那面旗子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也不是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地区使用的台北奥委会会旗，却是台湾地区正在使用的另外一面旗子。没等我说话，王守忻指着桌子上摆放的旗子说：“这旗子不对呀！”我们马上走出会场找伊朗方面的负责人。在会议室门口碰到了伊朗组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告诉他国旗搞错了，请他马上更换。王守忻又向会议室内望了一眼，指着桌子上的旗子，说道：“他们丫的这是有预谋的……”我说：“咱们先不进去开会，必须换上我们国家的旗子再进去。”

此时，国际拳联的另一位技术代表，来自巴基斯坦的拉施德少校走了过来，在这次赛事的技术官员中他排名在我前面，他是第一位，我是第二位。我把组委会放错旗子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招了招手，把伊朗拳击协会的负责人叫了过来，告诉他必须要听从我的指令，把旗子换了。同时他说：“让中国队的教练和领队先进来开会。”我对他说：“不行！国际奥委会有规定，你是知道的，台湾代表队参加任何项目的体育赛事，参赛队伍不能叫“台湾代表队”，必须叫作“中华台北代表队”，不得使用台湾地区现在用的任何旗子，旗子应该是印有红色梅花白色台北的奥委会旗子。此次中华台北队还没有到达？不管是否派队伍来参加比赛，来自中国的体育代表队不能用这面旗子，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必须遵守国际奥委会的每一项规定。”拉施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会场是由酒店负责布置的，但他们始终没有来换旗子，为此，会议被拖延了半个小时。最后，在中国队教练王守忻缺席的情况下，还是召开了各国领队会。我也拒绝参加这个本来应该参加的会议，拉施德先生跟我说：“你是国际拳联的技术代表、医学仲裁，你是一个中立的人，不代表任何国家，你应该坐在这里参加会议。”我对他说：“我是中立的仲裁，可是，我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而且是中国政府发给我的公务护照，所以我不能坐在会场里，请你谅解。”

会议结束后，很多人都去飞机场迎接国际拳击联合会（AIBA）主席安瓦尔—乔杜里教授和夫人，我没有去，我和王守忻一直在商量，如何更好地解决主办方放错国旗的事。王守忻说：“你就找乔杜里，他信任你，他对咱们中国非常友好，你就找他”。

来自巴基斯坦的国际拳联主席乔杜里教授到达希尔顿酒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住在一个总统套间。我敲开了他的房门，开门见山直接把当天组委会用错国旗的事情和他说了。乔杜里教授是咱们中国的老朋友，他把伊朗拳击协会的负责人和酒店的负责人全都叫到房间里来，问他们为什么搞错旗子，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换过来？那些伊朗人说：“我们只有这种旗子，我们以为这个旗子就是中国的国旗呢。”我告诉他们：“中国的国旗是红颜色的，上面印有五颗黄颜色的五角星。”他们居然说没见过这种国旗（后来从多方面了解我才知道，当年华国锋主席访问伊朗的时候，这个酒店曾经挂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第一排左一伊朗拳击协会主席，左二国际拳联主席安瓦尔-乔杜里教授、左三乔杜里夫人，第二排右一是本文作者）

伊斯兰革命后改朝换代的伊朗可能对我们中国不是很友好。其实来伊朗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没想到居然会在国旗上出了问题。乔杜里支持我，对大家说：“这件事情所有人都必须听Doctor王骥的。”他转过脸又对我说：“你说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他在伊朗人转身的时候，给我使了一个眼色，同时做出来一个用手抓东西的动作，我马上心领神会。

伊朗拳击协会以及酒店的负责人拿钥匙打开了会议室的门，我拿走长桌上中国桌签旁边的那个不应该出现的旗子，直接送到乔杜里的房间，乔杜里开玩笑说到：“如果CK吴来伊朗，看到了会不高兴，不要让他看见，你拿回北京去，交给你们的主席徐（寅生）。”我把那面旗子拿回房间放在了箱子里。台北队也没来参加比赛，直到比赛全部结束，CK吴也没有来伊朗。李武男（台北拳击协会主席，曾经担任过李登辉的卫队长）也没有来。

（左侧是本文作者右侧是伊朗拳击协会主席）

乔杜里说的CK吴是中华台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英文名字Ching-Kuo Wu,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吴经国向乔杜里表示希望参与国际拳联工作，1990年11月第十二届国际拳联（AIBA）代表大会上，被乔杜里推荐担任国际拳联执委。1993年9月在日本广岛举办亚洲拳击邀请赛暨亚运会测试赛，吴经国和我曾在体育馆坐在一起拉家常。在言谈话语中，我感觉他是一个抵制祖国统一的分裂分子，便有意疏远他。五个月之后，在1994年11月21日至25日召开的国际拳联（AIBA）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吴经国企图搞掉国际拳联主席乔杜里，自己担任主席，最终计划失败，这一次连国际拳联的委员也没有当上。

为了工作，我差一点“犯法”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伊朗德黑兰拳击赛领队会的第二天，也就是1994年1月15日的早晨，在希尔顿酒店会议室的墙上，挂上了由中国拳击队自己带来的五星红旗。也许是为了会场的统一与协调，所有代表队桌签旁边的国旗全都被组委会收起来了，墙上垂挂的都是参赛国运动队自己带来的国旗。这些国旗后来又被带到了比赛场地，决赛时，夺得金银铜牌代表队的国旗要高高升起，颁奖时，军乐队还要演奏夺取金牌的运动员国家的国歌。 我怀疑，在领队会上，主办方伊朗放错国旗的事，有可能是有意识的。

拳击比赛于1月15日下午两点开始，包括开幕式和预赛。国际拳联（AIBA）主席乔杜里教授让我坐他的车，和他一同前去体育馆。乔杜里教授身材比较胖，坐汽车的时候总是喜欢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伊朗方面提供的是一辆黑色加长的奔驰轿车，酒店的门童打开了后边的两扇车门，乔杜里教授示意我和他的夫人从左右两侧坐上去，他自己打开前边副驾驶座位的车门坐了进去。

乔杜里教授的夫人是日本人，名字叫Mickey，我们大家还是习惯地叫她“Mrs乔杜里”。乔杜里夫人遵守当地法律，裹着一条浅颜色头巾，绕过车的尾部打开车门，进入了右边的那个后排座位。我一迈腿准备进入左边那个座位的时候，被负责指挥开道摩托车的警察伸手给拦住了，他友善地对我说：“先生，你不能坐在这里，只能是这位女士的丈夫才能有权利和她坐在一起，你一旦和她坐在一起，就要被抓起来关进监狱”。

我的天呐！我和乔杜里夫人坐在汽车后面的一排座位上，我就有罪啦，就要被抓进监狱啦！看来如果我的动作快一点，一迈腿坐在乔杜里夫人身旁，就非得进监狱了，太恐怖了！

乔杜里教授不得不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和我重新调换了一下位置，他和他的夫人两个人坐在后排，我坐在副驾的位置上，在警方四辆摩托开道车的引领下，汽车向体育馆驶去。

比赛进行得很顺利

拳击比赛在德黑兰阿里亚梅尔体育中心的一个体育馆内举行。乔杜里夫人是前来观看拳击比赛的唯一的女人。在伊朗女人是不允许观看体育比赛。乔杜里夫人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尴尬，当她进入体育馆大门时，守卫的士兵和警察用疑惑的目光打量她的时候，跟随在乔杜里夫妇身后的伊朗国家拳击协会主席，一位陆军少将，摆摆手，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

此次拳击邀请赛只有九个亚洲国家参加，西方国家很少与伊朗有文化、体育交流，没有队伍前来参赛。伊朗队本土作战，占尽天时地利之优势，这次赛事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秀肌肉”的最佳舞台。

伊朗派出12个运动员参加全部12个级别的比赛。拳击和摔跤都是伊朗的传统体育优势项目，大部分运动员来自于军队，以往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很好的战绩。不过四年前，1990年10月4日，在北京亚运会男子81公斤级的决赛中，我国运动员白崇光击败了夺冠呼声很高的伊朗运动员卡西米，为中国夺取了参加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1992年奥运会预选赛上，白崇光又碰到了老对手伊朗运动员卡西米，白崇光在一个回合内三次击倒卡西米，赢得胜利。

1994年的德黑兰拳击比赛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伤害事故和突发事件。中国运动员在第一轮比赛中全部过关。1月16日上午，我例行为当天参加比赛的每一位运动员，在他们的“拳击运动员手册”上履行签字手续。下午乔杜里教授和伊朗政府的高官有会谈，我随便搭上了一辆送运动员去体育场馆的中巴车，由于赛会的每一辆车前都有警车开道，听到警笛后，同方向行驶的车都靠边慢行或停下来，让我们参会的车先行。有一辆中巴车上坐的都是女学生，可能是学校刚放学。拳击运动员都是热情好动的年轻人，看到了旁边这辆停下来让路的车，车里都是蒙着纱巾的小女孩儿，韩国运动员热情地和她们招手，接下来发生的事我要一说，谁都得吓一跳。坐在车上的二十几个女学生全都摘下了裹在头上的纱巾，把手掌放在嘴唇上，做着飞吻的动作，有用一只手掌做飞吻，还有用两只手同时做的。我们车里的运动员们都在欢呼，校车里的女学生们立刻发出了一片尖叫和清脆的如银铃般的笑声。

周末夜里有个party

星期六比赛还在继续，国际拳联的临时工作人员舍利姆先生过来，悄悄告诉我，晚上有一个私人举办的秘密party，问我是否愿意去参加？他还特意加重了语气在我耳边说，“有威士忌和许多漂亮的伊朗女孩儿……”我谢绝了，并告诉他最好不要参加这种活动，这里是极端穆斯林国家，万一被警察抓到不仅要关到监牢，要是被革命卫队抓到了说不定还会用石块砸死。舍利姆笑了笑跟我说，这是国家高层人士子女办的party，他们住的是大别墅，有很高的围墙，门口还有军人站岗，警察不敢进去。

第一，我不喜欢喝酒，要是喝北冰洋汽水、信远斋的酸梅汤，我也许还考虑考虑；第二，我虽然不是柳下惠、鲁男子，毕竟自幼读孔孟圣贤之书，也属于坐怀不乱一类。我做事是有底线的，我的底线来自于少年时读冯梦龙《三言二拍》中的一首定场诗，这首诗成了我生活的准则。“喝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不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我谢绝了舍利姆代表那些伊朗官二代们的邀请。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在酒店的餐厅里见到了舍利姆，他两眼惺松，告诉我前一天晚上玩儿了一夜，喝威士忌和香槟酒、吸古巴雪茄，来参加party的女孩子都换上了超短裙，一起跳迪斯科，那些女孩儿的胳膊白得像奶油。我想告诉他，女孩的胳膊应该说像莲藕一样白，可是我不会“莲藕”这个英文单词，最终告诉他应该说“像雪一样白”，或者“像白油漆一样的白”。

我们去农贸市场

达赫兰先生带着女儿和外孙来看望乔杜里夫妇，他女儿跟乔杜里夫人说，伊朗的夏天很热，德黑兰最热的时候气温能达到40℃，她只能天天裹在这个黑黑的长袍子里面。由于天气热，黑色长袍里湿度又大，胳膊都长出了汗毛。说着，她从黑色的长袍里伸出胳膊给乔杜里夫人看，我用余光扫了一眼，在那白色像莲藕一样的胳膊上，确实有一层短短的金黄色的汗毛。这伊朗女人感觉到我在看她，站起身向我走来，把掩盖胳膊的长袍又向上提了一下，露出了一整只胳膊，我看着她的胳膊对她说：“你是很健康的。”她苦笑了一下，用另外一只手上下捋了捋这只胳膊说：“回到伊朗好多年了，全身没有机会晒到太阳，你们要是不来，我连说英文的机会都没有。”第二天是星期天，她和乔杜里夫人约好，带我们去逛一个伊朗人买东西的农贸市场。

星期天上午，我陪同乔杜里教授和夫人去逛一个露天市场。离开酒店前，乔杜里夫人换上了伊朗官员刚赠送的一条新头巾。

这个露天市场如同中国的农贸市场，经营者都是伊朗农民或者商人，所有商品都摆在地摊上销售，出售最多的还是开心果。

我没有什么东西想买，因为不想让陪同我们前来的达赫兰的女儿不开心，我买了一个带有四个挂钩的，以实木料作托板的，可以挂在墙上的衣服架，挂钩是黄颜色的，看起来像是铜制的。乔杜里夫人也买了一个。其实买的时候就知道挂钩不是铜的，带回北京挂在墙上，冬天天气太冷，皮大衣挂在金属挂钩上，那挂钩承受不住皮大衣的重量，居然折了。

拳击比赛进入最后阶段，伊朗队在决赛中拿到了一半儿的金牌，体育馆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歌》一遍又一遍地奏响，伊朗的绿白红三色横条国旗一遍又一遍升起。一个伊朗的官员带着英文翻译来到我身边，通过他的英文翻译向我介绍伊朗新国旗中间的图案，那是伊朗的国徽，上端是一部打开的《可兰经》，左右两侧是四个新月的图形，中间是一把利剑。他说以前巴列维王朝时，伊朗的国旗中间是一只拿着弯刀的狮子，国徽是两只狮子，都是巴列维王朝学习英国西方资本主义的证据。伊朗官员送给我一副装在镜框里的，古代伊朗人打马球的绘画，镜框制作得非常精致，四周密密麻麻镶嵌了许多铜线作为装饰花纹，展示了后波斯时代手工艺品精湛的技艺与独有的韵味。

比赛结束了，中国拳击队获得了三枚奖牌。1月19日晚上离开德黑兰，我不想再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改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德黑兰飞到卡拉奇转机回国。

完成任务，平安回国

（伊朗的工艺品打马球，木质镜框镶嵌着铜丝，这也算是伊朗的特种工艺和伊朗的传统体育结合）

回国后去体委国际司汇报工作，上交那一面收缴的旗子。国际司的领导听完汇报，拒绝接收这面旗子，告诉我涉及台湾的事不归他们管，建议我把旗子交到台办去。我没有和台办打过交道，那些日子听说台办太忙，我也忙，就把那面旗子先收了起来，拳击界的同事告诉我，吴经国经常来北京，把旗子交给他算了？我总觉得有点不妥，还是盼望海峡两岸统一之后，有机会再送到中国体育博物馆吧。

伊朗，我只去过一次，但是不想再去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