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靖邦的美篇

温靖邦

回到英雄史诗的历史现场

冯宪光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从江西出发的长征，到2024年，已有90周年。今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温靖邦的《铁流万里》，为新时代书写伟大长征精神的红色文化书单又添新作。

小说写道，90年前的10月10日，“下午太阳落山时分，红军上路了。”紧接著这句话，作家在此有一个对小说所写的长征的断言：“人类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远征就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开始了。参与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这部气贯长虹的史诗中的英雄。”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按照温靖邦的认知，长征这一历史事件，它的全部过程和最后的结果，在中国现代历史，甚至在世界现代历史的画卷中，其实践性的活动本身就是一部“气贯长虹的史诗”。而走过长征之路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创造这一奇迹的史诗英雄。 史

诗一语，原本指一种文类。对史诗这一文类特征进行典范式总结的黑格尔说，“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以一种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实。”（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生活与艺术在交相互动中存在和发展。艺术中的史诗的壮举和情怀，一经在生活中实际事件呈现的时刻，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赞美这一英雄动作就是发生在生活中的史诗。

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这样豪情万丈、激荡人心的深刻而正确的概括和评价，使得千百万人一致把红军长征的动作看成为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伟大史诗。我知道我自己和我认识的许多人，在读到毛泽东这段话，知晓红军长征中许多事迹后，都发自内心地认定长征是光耀中国历史史册的英雄史诗。

用文学的载体书写长征要努力把这个在生活中已然成为史诗级的辉煌壮举，写成文学中的壮丽史诗，应当是每一位下笔者的心愿，也是一个艺术创作中难题。据我所知，温靖邦历年耕耘于军事历史小说创作，一方面以学者方式，不间断地研究每一场战争的历史文献，把握历史真相，同时又以作家角色，体察各方统帅将士各类参战人物的行为举止、心态情怀。这个过程都一律指向了当年金戈铁马的历史现场，使历史现场融注于心中，或者说历史现场又一次以社会生活的形态写入了作家的内心，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够用其艺术的笔触把它精彩地书写出来。应该说，《铁流万里》对长征的卓越书写就是让这一社会生活中的英雄史诗回到历史现场，既真实，又动人。

长征的英雄史诗的实际行为活动异常丰富复杂，是任何一部小说都写不完的。但任何文学史诗的情节都必须显现“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实”，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是书写人类生活中英雄史诗题材的一道门槛。文学作品要对长征这一史诗级历史活动进行描写，“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考量，《铁流万里》是遵循这条律则的。

小说描写许多人物，而浓墨重彩的中心人物是毛泽东。小说以卷首语形式指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关键地位：“中国革命的要害是彻底改变沿袭两千年的土地占有方式；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主力军只能是农民。发现这个症结的无疑是伟大的天才。”然后，小说第一章以蒋介石密令戴笠派人刺杀毛泽东，一定要让毛泽东永远不能指挥红军这一情节开篇。毛泽东能不能够指挥红军是小说描写的一个重头戏。而小说通篇的主要描写都显示出：长征的开始是因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而长征的最后结果是红军的大转移冲破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大军围追堵截，取得了胜利。红军反败为胜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被取消了指挥权，红军就失败，毛泽东恢复了指挥权，红军就胜利。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回到历史现场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长征成为伟大英雄史诗的重要原因。

小说中前面引用过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参与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这部气贯长虹的史诗中的英雄”。

毛泽东是否能够恢复对红军的指挥权是长征中最为重大的事件。毛泽东被取消指挥权，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掌控全局，是由当时的党中央同意的。“三人团”的指挥抛弃毛泽东在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中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造成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长征初期的巨大损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丢失三分之二土地的情况下，仍然向三人团陈言，提出在苏区于运动战中与敌周旋，歼灭敌军的方略。但三人团奉行避战的逃跑主义，决定开始了长征。三人团在出发时，还有两大重要错误：一是留下一万多伤残、战斗力微弱的红军战士，使其后来受到国民党军的杀戮；二是携带重型物质设备随军转移，拖累战斗部队，削弱军队战斗力。红军这些重大损失引起了全体官兵的不满，纷纷要求改换红军指挥系统，强烈呼唤“毛主席必须站出来！”。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在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这个关键性问题上，红军全体将士是立大功的英雄。而“三人团”中最早转变立场的是周恩来。1934年11月30日在界首湘江西岸，大败之后的红军急需渡江，周恩来指挥渡江但指挥失灵，江边一片混乱。情急之下，周恩来决定，李德同意，请毛泽东指挥渡江。 小说生动地描写了毛泽东指挥红军渡江的情景，战士们听闻毛泽东指挥渡江，万分惊喜，“‘毛主席出来了！大家静一静，毛主席出来了！’无数的红军战士像久旱逢甘霖般尽情享受着这由他们想象出来的幸事。”“极短的时间，渡口、河滩、公路一带，排起了井然有序的队伍一堆堆人马，牵拉着连接成长绳的绑腿带子，你搀我扶，涉水过江。这些在渡与待渡的红军战士，一边遵循命令行动不辍，一边频频回望站在河滩高地上也在望着他们的毛泽东。毛泽东浓黑的长发向后纷披，眼里含着忧虑与希冀。”“三人团目瞪口呆地看完了这一席由乱导治的过程，总共不到半个小时”。

小说细腻地描绘了包括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在长征途中对毛泽东的认识的转变过程。这些党内高级干部在红军胜利与失败的起落过程中，普遍认识到中国革命和红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这对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而博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遵守党的决议。他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上签字，使毛泽东在组织程序上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即使是李德，在长征途中另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时，他坚决站在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立场上，为顺利解决张国焘问题起到好的作用。他们都是长征史诗中的英雄。他们与参与其间的每一个人造就了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

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是打败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的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宣告了，“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胜利，是毛泽东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我以为，《铁流万里》挖掘了长征精神中的这一内在内容，是值得称道的。

（本文作者冯宪光，川大文学院教授、博导，退休前曾兼任四川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