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书信都是珍贵的革命文物，对其研究考证具有重要的意义。2013年中央档案馆编纂了《毛泽东手迹•书简信函》卷，分上、下两册，共收入毛泽东书信手迹影印件243封。其中一封毛泽东1956年1月26日致宋庆龄的书信手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书中同时还收录了此信的信封（图1、图2）。笔者发现信封寄发邮戳的日期和信文落款书写的日期不一致，相差整整一年，是信文和信封不是同一封书信，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的考证。</p><p class="ql-block"> 首先考证信文和信封是否是同一封书信，为此笔者请教了此书信的编辑及收藏单位中央档案馆的研究馆员，毛泽东手迹鉴定专家齐得平先生。齐先生从1950年开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负责档案工作，1959年，中央档案馆成立，齐得平和他所管理的中共中央档案一同进馆工作，1960年起专做毛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因此，齐先生对于鉴定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业内被认定为权威的鉴定专家。经齐先生认真核实，确认此件书信的信文和信封为同一封书信。</p> <p class="ql-block">图1</p> <p class="ql-block">图1邮票放大图</p> <p class="ql-block">图2-1</p> <p class="ql-block">图2-2</p> <p class="ql-block"> 一、信封的考证</p><p class="ql-block"> 这封书信于 1983年12月首次公开发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是以文字形式著录的，没有刊登影印件。后来这封书信又分别收录在《毛泽东年谱》《宋庆龄年谱》和《宋庆龄往事（续编）》等书籍文献中，著录的日期均为1956年1月26日。2013年中央档案馆编纂的《毛泽东手迹•书简信函》卷，刊登了此信的影印件，为研究毛泽东亲笔书信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笔者通过对其信文手迹及信封的研究，也就有了新的发现与考证。</p><p class="ql-block"> 此信信封是经邮政寄递，北京寄上海，封为中式红框封，用毛笔书写收件人地址姓名“上海 宋庆龄先生”，寄件人落款为“毛寄”，左上角贴纪37（3-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8分面值邮票1枚，销北京中南海所在地邮局“北京（17）支”三格式日戳，笔者热衷收藏新中国邮票的首日实寄封，对纪37“中共八大”纪念邮票的发行日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可知，纪37“中共八大”纪念邮票的发行日期为1956年11月10日，而此票的最终图稿于1956年9月底才设计完成，不可能在1956年1月26日使用。经过仔细观察盖销邮票邮戳的日期，确定为“1957年1月27日”，而不是“1956年”，这就符合了邮票的使用日期，因此，信封不存在问题。</p><p class="ql-block"> 二、信文的考证</p><p class="ql-block"> 再看信文，全文如下：</p><p class="ql-block"> “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宝养身体。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p><p class="ql-block"> 信文落款书写的日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很明确。信文提到了与时间线索的重要内容：“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首先从这个内容的时间点开始查起。</p><p class="ql-block"> 笔者查阅了相关内容的史料，其中在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详细记录了江青到国外治病的内容，摘录如下：“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四次到苏联，她不是出国访问，也不是出国旅游，而是去治病。⋯⋯第三次去苏联治病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第四次去苏联治病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她的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p><p class="ql-block">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接近信文提到的“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的应该是后面两次，其中第三次是1955年7月出国治病，“不久回国”之语与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的信文“尚未回来”是矛盾的，因此，不会是这次。而“回忆录”所提的第四次出国治病的时间是1956年夏天至1957年春天，虽然又与毛泽东信文落款的时间对不上，但若是1957年1月26日却符合“尚未回来”信文的实际情况，且与信封寄发邮戳的日期吻合。那么，书信的落款年份“一九五六”是不是有笔误的可能呢？</p><p class="ql-block"> 三、其他相关书信的佐证</p><p class="ql-block"> 无独有偶，与此书信同一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黃宗溍的书信”也出现了年份笔误，此书信收录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68页，其注释更正为“黄宗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地理教师。毛泽东这封信落款署的日期为‘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其中的‘一九五六’系笔误，应为1957年。”图3为信文影印件。</p><p class="ql-block"> 既然毛泽东同一天书写的信文出现了年份笔误，那么，这封书信出现笔误也就有可能了。</p> <p class="ql-block">图3</p> <p class="ql-block"> 笔者还发现一封宋庆龄于1957年2月6日致毛泽东的书信并附信封（图4、图5），也为考证上述这封书信的落款日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p><p class="ql-block"> 这封由宋庆龄在上海居所寄往北京毛泽东的书信，信封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式公函封，贴普8-8分面值邮票1枚，销“上海（18支）箱甲 1957年2月7日”三格式点线日戳，背面有“北京（17支）1957年2月9日”到达戳。</p><p class="ql-block"> 信文如下：“敬爱的主席：承示敬悉，尊况佳胜，深为欣喜。我因关节炎经常腿痛，致夜间更难入睡，诸蒙关心，尤为感谢。耑肃奉覆，并致 敬礼 宋庆龄 二月六日。”</p><p class="ql-block"> 从这封书信的内容上看，是毛泽东致宋庆龄书信的回信，经齐得平先生鉴定确认为宋庆龄手迹。</p><p class="ql-block"> 查阅《毛泽东年谱》及《宋庆龄年谱》，从1956年1月26日至1957年2月6日间，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书信仅有上述这一封。从而证实，这封书信就是上述毛泽东致宋庆龄书信的回信，不论是从寄信的时间节点，还是从书信的内容上看都是吻合的。</p> <p class="ql-block">图4</p> <p class="ql-block">图4邮票放大图</p> <p class="ql-block">图5-1</p> <p class="ql-block">图5-2</p> <p class="ql-block"> 另外，从1955年12月16日至1956年2月4日，宋庆龄分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2月5日回到北京，至4月初，宋庆龄一直在北京。因此，毛泽东在1956年1月26日给宋庆龄写信并寄往上海的可能性不大。而1957年1月宋庆龄则在上海，如果是1957年1月26日毛泽东给宋庆龄寄信，就有可能了。</p><p class="ql-block"> 四、结论</p><p class="ql-block"> 综上所述，2013年中央档案馆编纂的《毛泽东手迹•书简信函》卷收录的“毛泽东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致宋庆龄书信”的信文和信封为同一封书信，信文落款书写的年份“一九五六”系笔误，应为1957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注：此论文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2023年“集邮与新时代文化建设”集邮学术征文活动中获得一等奖。</p> <p class="ql-block">《中国集邮报》2024年第51期全文发表此篇论文</p> <p class="ql-block"> 《毛泽东年谱》2023年12月版第6卷已将此书信的寄发日期更正为1957年1月26日。</p> <p class="ql-block">宋庆龄逝世40周年纪念封中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