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 （忆常风先生）

石子

一、珍贵的照片

我曾经的大学老师，曾经的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正仁先生给我发来一张照片。并附着一个短短的说明。

“广锁，找出这张十分珍贵的照片。发给你，望能在《别样年华》一书中派上用场”。

这是常风老师与友人在北平（北京）的合影。照片摄于1948年。照片中的常先生身穿皀色长衫，神态自若。按常先生生辰推算，当时他年龄应近不惑之年，正是人生最好年华。按照片后王老师的附注前排右起：李长之、梁实秋、杨振声、俞平伯、朱光潜；后排右起：善秉仁神父、章川岛、沈从文、常风、冯至、赵先生。刚好我在近年读了一些民国时期的读物，对民国文化名人略知一二。照片上的人物，除没有名字的赵先生、善秉仁神父和章川岛外其余人都是文化名人。

（1948年10月23日，常风老师与友人在北京合影前排右起：李长之、梁实秋、杨振声、俞平伯、朱光潜；后排右起：善秉仁神父、章川岛、沈从文、常风、冯至、赵先生）

朱光潜，一般认为他是继王国维之后的美学宗师人物。1948年底，国民党抢教授去台湾，胡适排第一，他排第三。可知他在当时的名望和学识。 

沈从文的代表作应该是《边城》，胡适夸他是天才，“是中国小说界里最有希望的人才”。1988年，86岁的他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五人候选名单，评委马悦然证实，他获奖的可能最大。可惜没等到诺奖的最后决定就去世了。

梁实秋：和鲁迅拍过桌子，国内研究莎士比亚第一人。台湾写《乡愁》诗人余光中评价他说：“莎士比亚只写作了二十年，梁花费三十六年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而他的《雅舍小品》却成了出版社的神话，数不清的再版，弄不清楚的盗版。朱光潜说：“梁的大作《雅舍小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他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贡献之上”。

俞平伯自不必说，早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就知悉俞平伯评红楼梦，他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

冯至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大影响，鲁迅先生称誉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先生也是著名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在诗歌、历史小说、散文、杜甫研究以及歌德、海涅作品翻译和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杨振声是朱自清的朋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院成立时由他任系主任教授。五四运动时，和许德衍火烧赵家楼。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李长之 (1910～1978)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1936年出版《鲁迅批判》产生影响，20世纪30、40年代至50年代是名声显赫的批评家，后被错化为“右派”，名字从内地学界和出版界消失。

（朱光潜先生）

　　那脸色模糊不清的善秉仁神父，那象日本名字的川岛，那没有名字的赵先生是谁呢？我继续百度，继续在“孔子旧书网”上找有关资料。终于在孔子旧书网上找到一本谢冰、马骏敏编的《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在这本书的前面插页里也有王老师给我的这张照片，照片下面注：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北平王府井福安楼（在帅府院对面，过去曾是严复的故宅）为什么善秉仁神父面色模糊呢？书中讲是因为文革中常先生家人害怕这张外国人的面孔带来麻烦，故意涂抹过的。在纪念文集里，谢泳讲道善秉仁神父应该是法国人，他喜欢结交中国文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和赵燕声一起编了两本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史料，一本是英文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罕见《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 PLAYS

）另一本是法文的《说部甄评》（Romans a Lire et Romans aprosciri）。照片里的赵先生就是赵燕声。那像日本名字的川岛其实是笔名，他的大名叫章廷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这次非但弄清了照片中所有人的名字，还基本上确定了照这张照片的缘由是因为欢迎梁实秋先生所照的。張晓（张晓是常风先生在北平（北京）艺文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在回忆常先生的文章中说：1988年他在北京《燕都》杂志上看到吴小如的一文，介绍1948年北平一些著名作家欢迎梁实秋的照片。有常风老师等十几人。他看到此文就给山西大学的常风老师写了信。王正仁老师给我的这张照片应该就是张晓先生说的欢迎梁实秋的那张照片。

（梁实秋先生）

二、谈笑有鸿儒

照片上的这些人都是“京派”的作家和评论家，都是响当当的文化名人。何为“京派”？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以清华和北大为中心，汇集了一大批学者和作家，有胡适、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至、朱自清等这些早在“五四”前后就蜚声文坛的宿将，更有后来徐志摩、叶公超这些“新月”派人物的北迁来平。一九三三年前后，朱光潜、沈从文、杨振声、萧乾又陆陆续续从国外或外地回到北平，他们聚集在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里喝咖啡、论文艺《骆驼草》之后再办《学文》，一个被称为“京派”的文学群体已经形成，与聚集在上海的大批作家和学者所形成的“海派”遥相呼应，构成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两大主要阵营。在这个时候，常先生告别了任教两年的太原平民中学，到达北平。常先生文学活动的黄金时期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很快，常先生成为“京派"的重要人物，成为这一文学群体年轻作家中惟一专以书评和文学评论见长的作家。

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常先生显示出了他在文学评论方面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才华，作品散见于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凌叔华主持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国闻周报》、《文学杂志》、《中德学志》等报刊，尤其是他的独具一格的书评，在当时的文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据常先生在《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回忆沈从文”一文中讲：北平的作家办刊物的确在1937年实现了，由朱光潜先生主编，商务印刷馆只管印刷和出版。从文对我说，朱先生要我帮忙，请我去看看朱先生。过了几天，我去拜访朱先生，他邀我担任助理编辑，他还告诉我，刊物要重视书评，希望我办理关于编辑部的一切事务外，尽量写些书评。半年之后，《文学杂志》因七七事变而停刊，直到1946年底杨振声约朱光潜先生、沈从文先生、冯至先生，姚可昆先生（冯至夫人）和我在东城雨花台吃饭商谈《文学杂志》复刊之事，商务印刷馆提出复刊仍由朱光潜先生主编。杨先生说除了朱先生、沈先生和他，还请冯先生和姚先生参加编辑工作，并仍由常风先生担任助理编辑。于是停刊十年的《文学杂志》于1947年6月1日复刊，作为第二卷，共出十二期。1948年十一月出版了第三卷。当时已经是黎明的前夕，大家都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六期后杂志便停刊了。

（林微因先生）

　　其实，京派作家远不止百度百科里介绍的那些人物。它还有更重量级的人物。常先生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中讲：《文学杂志》包括主编共有十位编辑委员，除了上海的李健吾和武汉的凌叔华两位，其他八位朱光潜、沈从文，杨树生、叶公超、周作人、林徽因、朱自清、废名都在北京。除朱光潜、杨树生，沈从文我们前面已介绍外。我们再来分别介绍一下这些文化名流：

周作人，鲁迅的二弟，民国时散文第一人。 朱自清自不必说，他的《荷塘月色，《背影》、《匆匆》可以说是人人皆知。都写进我们的教课书。

李健吾是山西老乡。笔名刘西谓，著名的书评家，著有长篇小说《心病》等。译有莫里哀、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名家的作品，近期看过韩石山先生的《李健吾传》他称得上是山西的文化名人。

凌叔华：嫁给了鲁迅的“敌人”陈滢。她被视为同冰心、庐隐、苏雪林、丁玲等齐名的作家，相对于冰心等人的闺秀派，她被人誉为是“新闺秀派”。大家津津乐道她的趣闻轶事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凌叔华在家中以中式茶点诚邀泰戈尔到家中作客，陪同者有二三十人之众。凌叔华晚年回忆说，那时年轻气盛，目无尊长，当众人面她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有人警示她勿无礼，她也不在乎。泰戈尔真的坐下来，在她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还连连鸣谢。

（叶公超先生）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是叶公超的得意门生，也有人讲他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把他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

林徽因，民国第一才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大家都熟知她的诗＂最美人间四月天＂。

　　（废名先生、原名冯文炳）

　　常先生于1929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成为叶公超的高足，早在大三时在叶公超的指导下，写就他的第一篇书评《利威斯的三本书》（利威斯1895一1978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他的处女作《那蒙蒙胧胧的一团》 在《新月》杂志发表笔名荪波。是在叶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写成的。他的书评《论老舍的〈离婚〉》也是由叶公超推荐由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常风成为京派的重要作家，在文艺评论，比较文学研究诸领域里都卓有建树，叶师功不可沒。然而，和叶师的第一次见面接触却由他的同学钱钟书而始。

（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是家喻户晓的作家，他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他和常风先生在清华大学是熟知的同学。但他们的认识也是颇有意思的。据常风先生在《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中回忆：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我同宿舍的许振德了，原来来客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许振德友谊的开始。以后，我们仨个人就成了最好的朋友。1933年春假我们仨人骑毛驴遊碧云寺，颐和园，孙中山衣冠塚，那时候《三剑客》电影刚放演过。许振德戏称我们是三剑客，这件事在清华大学同学们中间传开了，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常先生在《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中回忆：那年冬天的一天钟书约我一同去叶先生家拜访。这是我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叶先生当时还是单身，住在清华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南窗前面有他专门移来的竹子，他给客厅兼书房和餐厅的那间大屋子起了一个雅名“竹影婆娑室”，还请老诗人、汉魏诗歌专家黄晦闻先生写成横披，悬挂在室内南窗上方的白粉墙上。坐在他的客厅里，确实看得见竹影摇曳。叶先生原来是一位很爱风雅的人。我们在清华四年中常在叶先生的这间屋子里向他请教。

单凭常风先生的师承关系，凭他与那个时代的作家、学者的交往和工作联系就足以骄人。我们知道，一个没有欧美留学背景，一个尽管是清华外国文学系毕业但长期做中学教师的人，能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家林立的文坛立足，没有真本领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之所以喋喋不休地介绍常先生的身边这些文化名人，介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因为他的成就几乎被世人遗忘。他的大部分学生，他周围的人，甚至他的家人都对他三四十年代的这段历史不甚清楚。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聂素娥和刘生金老师了解常先生的一些往事，刘生金和常先生共事几十年，竞对常先生三四十年代这些事一无所知。

谈到自己的成就，常先生谦虚地说，他一生只是个教书匠，办刊物和写作，只是余兴而己。能与那么多的文化名人触识共事，只不过是机缘而已，

　　（1948年初版窥天集）

三、窥天、弃馀与逝水

《窥天集》《弃馀集》和《逝水集》是常先生一生的三本主要著作，代表了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晚年的主要成就。

《弃馀集》初版时间应该是1944年6月第一集原收了二十篇文章。1995年10月《逝水集》初版，《弃馀集》收在《逝水集》中。

常先生49年以前的成就其中是他的书评。他的书评多收集在《弃馀集》中，从评老舍的《离婚》开始，他评过鲁迅的《故事新编》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萧军的《第三代》茅盾的《泡沫》叶圣陶的《圣陶短篇小说集》⋯⋯ 他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他的书评分析细腻精到,文笔清新活泼,融鉴赏与评论于一炉,自成一家言。山东教育出版社印过一本《中国书评精选评析》收有常先生的三篇书评。 

李辉编选《〈大公报〉书评选》时，常风先生入选的作品与公认书评刘西渭（李健吾）一样多。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能够数得上的书评家，大慨只有李健吾、萧乾和常风先生了吧！

　　（1944年初版弃馀集）

　　《窥天集》是文艺评论集，初版于1948年5月，1998年6月再版。

吴小如先生在《窥天集》序中讲：“他乃是立足于我国民族文化立场，一方面把西方文化（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介绍传播给国人，一方面更借鉴和利用西方的各色理论武器来分析探讨我国古典文学中未经前人道破的奥秘和精髓。他的治学途径以及其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大有与钱钟书先生平分秋色，异曲同工之势”。

《逝水集》是常先生晚年的一本文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先生在有关单位和个人邀请下，陆续写了近十万字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包括了三、四十年代北京文坛的状况，以及先生与叶公超、沈从文、朱光潜、周作人等人的交往，详实的描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期的分化，在民族危难紧迫关头所做的抉择。重现了那段纷繁复杂的岁月里同样纷繁复杂的事，提供了那么丰富的历史细节。这些回忆性的文字，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1998年再版的窥天集）

　　像韩石山先生猜度常先生的弃馀集是表达先生淹留敌区的一腔孤愤一样， 我有时也想常先生的《窥天集》《弃馀集》《逝水集》三本主要作品的名字是何用意呢？我妄加猜度先生给他的作品起的名字，《弃馀集》是否与在大学时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有关呢？

1982年，常先生的姑娘常立奉父命去拜访钱钟书和杨绛先生。钱先生把自己的《围城》托她带给她父亲，同时也送了她一本中译本《奥勃洛莫夫》。还微笑着对她说：“你父亲就是Oblomov，这是我们给他起的绰号⋯。Oblomov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善良、正直，却耽于幻想，昏庸，是多余人的代称。在中学时，同学们给常先生起的外号是“Simple”常先生在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把“荪波”用作笔名就是Simple的音译。象把Simple用作笔名的用意一样，《弃余集》是否和“Oblomov”的绰号有关呢？

先生出版《窥天集》正是英雄际会之时，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阶段，所以用“窥天”表示他英姿勃发、气度非凡，建功立业的志向。而《逝水集》写作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时，但却是烈士暮年，昔日战友同学或死或病，在写记念他们的文章时总会有英雄落寞的感觉，怎不会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感觉呢！

像世人把金庸先生的写作成就总结为二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样。吴小如先生在“恭祝镂青夫子九秩之庆”诗中写道：

书生意气空自许，

妄窥文苑议群贤。

先生九十思犹壮，

口撰清华忆旧篇。

在诗中隐含了先生三本书內容和他取得的成就。 

在常先生逝世时其弟常国明及其侄常士喧更是巧妙的把三本书的名字嵌入了挽联之中。

燕山攻玉意气可窥天

晋门设帐师心舍弃馀

搔首窥天惊叹陨星西坠

挥泪临川忍看逝水东流

　　（1995年初版的逝水集）

四、近水楼台未得月

我们在校期间，常先生是外语系副主任，那时候他六十多岁，身体尚好，不时地会在校园里见到他。他身体瘦削、面目清癯、温文儒雅、满头银发梳理的整整齐齐。慈祥和蔼。戴一副金絲眼镜，风度气质是山西大学教授中之最。

山西著名作家韩石山在回忆常风先生的文章中一开始就说：“我真糊涂，在山西大学上了几年学，竟然没有去看望过常风先生”。比起韩石山先生，我们72级同学更加近水楼台，他是我们外语系的教授，是外语系副主任，但我却无缘单独接触过常先生。第一学年，我们的老师是蔡春月和苏湘晋老师，以后的学年教我们的是苏湘晋老师和杨德友老师。蔡老师、苏老师和杨老师都是他的学生。他们说起先生时都是尊敬有加。杨德友老师在回忆常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每次去见常先生都是小心翼翼，心里还会惴惴不安，生怕哪里说错了。1973年在他的请求下，常先生介绍他去拜访了朱光潜先生，陪同他去见朱先生的还有我们72级俄专的李政文同学，他们和朱先生一起遊颐和园，一起吃饭，一起照相，李政文至今还保存着和朱光潜先生合影的一张照片。蔡老师看到我2016年在外语教学楼二楼用手机拍的一张照片。那是外语学院名叫《岁月》的一个图片展。其中一张照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集体照。照片中的蔡春月老师和常风教授坐在最中间。她说：我怎么有资格和尊敬的常先生坐在一起呢？原来那张照片是她将要离开山西大学到香港的纪念照。

我们是1972年入学，当时全国还在“批林批孔”，常先生给我们讲解过什么是“孔孟之道”，什么是儒家儒学。在熄灯号吹响时，许多同学们不离开教室，仍在那里学习，常先生会去催促同学们离开教室早点休息。 那时候常先生没有教学任务，尽管他知识渊博，才高八斗，我们都无缘亲自聆听他的教诲。 甚至无论从年令资格、学识学养，我们都觉得单独的去请教于他总是有所唐突，都止步于他的斗室斋前。

（常风先生手迹）

　　先生的记忆力好，对我们这一届的许多同学的名字竞然还能记住，1981年春孙淑云在太原五一广场碰上常风先生，常先生主动和她打招呼：“小孙，什么时候来的太原？”孙淑云受宠若惊，想在学校和常先生接触不多，常先生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竞然能记得她的名字，真是令她惊讶和激动。

听说在我们毕业以后若干年，常先生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除在外语系教授他最善长的欧洲文学史和英美文学外，他还兼授本校中文系英美文学课程，他还被兰州大学校长辛安亭（当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通俗读物作家。）邀请到兰州大学去讲学。

　　（常先生故居榆次车辋村）

五、名门贵胄

常先生姓常名风，原名常凤瑑，字镂青

1910年出生于榆次车辋村一个晋商大族家庭，是常家的第十五世孙。常家是赫赫有名的儒商家族。在晋商的各大家族中，常家不一定是最富的家族，但一定是文化层次最高的典型的儒商家族。近几年常家大院被开辟为文化旅游景点，如果你有机会到常家大院游览，你一定会被这个家族营造的文化氛围所振撼。特别是庄园里的石云书院， 听雨楼前的书法院一进去扑面而来的都是儒雅书香，那书法碑文、那楹联匾额、那影壁花墙，处处透露着厚重的儒学底蕰，使常家子弟从小就沐浴在儒家文化气息之中。

常家特别注重子弟的早期教育，不遗余力，兴学育人，在教育方面成绩斐然。清未民国时期湧现出许多省内知名的学者，书法家和著作颇丰的教育家。更有甚者，在山西大学执教的就有许多位。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大学开办时，山西巡抚岑春煊亲自登门，请常家唯一的进士常麟书先生出任了该校中斋分教。1920年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把常赞春先生邀请到山西大学任教，他是常家在西安考中的第三名举人。再就是常风先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常先生到了新华社。当时的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大学）院长赵宗复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过高教部多次相请常先生回山西大学工作。除他们三位外，常家还有多名学者在山大任教。

（常先生的故乡榆次常家庄园）

　　常先生幼童时在常家大院，其时父辈们行贾者稀，而奢谈文事，吟诗作赋，书法丹青，他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很好的熏陶。至六岁，母亲带他到太原求学，上了进山小学。进山小学是省立模范小学，当时小学就有英语课。应该是山西境内最好的小学，时隔一百多年我们省的大部地区小学还没有英语课。在省立进山中学时，受教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老师，深受新文化的熏陶。早在中学时期就开始了他的作家梦，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石燃社，在当时的《民话》日报出石燃副刊，发表了他的诗歌、散文作品。

六、善性感恩与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是《岳阳楼》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亦或是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家国情怀 ，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

我（聂素娥）有幸和常先生同一故里一一榆次车辋村。常先生是我的老师，常先生的三姑娘常立又是我姑娘的老师。一来二往，从乡亲们那里，从常先生家人那里听说过许多常先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村里的 常国明老人九十多岁，就是为常先生撰写挽联的那位族弟，常常和乡亲们讲述常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他父母的故事。 老人的父亲常麟隽是常教授的本家叔叔，在常先生大学期间，其父因病夭逝。其时、常氏家族利源早断，负债累累。家无父慈，面临辍学。得堂叔麟隽公慨然资助以完成学业。常教授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20世纪60年代，常国民一家因故离开省城太原回到车辋村（常家庄园）成为农民。那时我们这里的农民生活的很苦。说破衣烂衫也不过份，许多人从头到脚的穿着都打补丁。吃的全靠玉米高粱勉强维持生命。炒菜几乎是水煮。常先生亲自去老家安顿叔婶并开始资助叔婶的生活费用。这样一资助就是几十年。叔叔去世后，给叔叔买了棺木。此后又赡养婶母到去世。善性感恩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称赞的。常先生古道热肠，我们那里许多人都记得他自己尚捉襟见肘，却还对他人解囊相助。

英国的散文家，哲学家培根说：“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财富出生，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实品格。”这就是常先生的真实的善良品格。传承中华五千年传统的孝善文化。常先生堪称典范。    

常先生一生坎坷，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的文人、学者南渡重庆、昆明。为了患病的母亲，常先生不得不留在沦陷区。但在内心可感觉到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做了亡国奴的那种耻辱感。表情很深沉。这可能是他那一辈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其实一个人在大时代中的选择，有非常真实的处境。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在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身上非常具体，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国家沦陷了他们向往的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境界，可事实是自己只能在沦陷区苟活，那种内心的无奈和耻辱成为一种精神负担。

他所教学的中学，一所教会学校，有着外国的背景。利用这一层保护伞，他曾几次前去保释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出狱。他曾几次掩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事地下抗日的王森先生感谢他的“一言千金”。地下党员张绪潭和张文彬先生在回忆中总要提出当年是常风先生让他们进了艺文中学，他们因此得以受到保护达三年之久；被反动派当局三次通缉的曹明先生称他为“救命恩人”。对家乡受着侵略者铁蹄践踏的东北少年李克异表示出关爱和鼓励，使这位文学少年在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并引以为终生的老师。这段师生情绵延了50年，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意义。常先生以此为信条，修身养德，无论学养和品德做到了至善尽美！

七、先生的遗憾

常先生高寿，但最后在病床上的日子达八年之多。他的晚年是寂寞的。他多么希望有年轻时的那些文豪挚友和他一起纵谈世界名著，评论大家文章一起回忆“京派作家”风云聚会时弛骋文坛的那方方面面，多么希望有文人墨客和他海阔天空地抵掌而谈文艺界的趣闻轶事！他喜欢吴小如先生在他八秩之寿时送的一个条幅， 那是录苏轼的两句诗：年抛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每有客人来访，总爱在条幅下面留影，但身卧病榻连杖履都不能用了，春还在吗？

常风先生真正的文字生涯并不长，最能写的时候赶上抗战，留在了沦陷区，肯定不可能写了，1957年以后，搁笔长达二十年。晚年能写了，但精力已不支，写字手也抖，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988年以后，由同系高健先生翻译，由常先生审校，出版了《英美散文六十家》、《圣安妮斯之夜》。从1988年写《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开始，常先生还坚持写了近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回忆朱光潜先生》、《记周作人》、《回忆叶公超先生》都是超过万字的长文，经历的丰富、文字的老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惜他写得太少了。他多次对友人说，关于凌叔华、张申府都可以写，只是写不动了。

1994年，写完《记周作人》以后，先生躺在了病榻之上。

　　（常先生在病榻上达八年之久）

　　他的女公子常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记得他久困病榻沉思默想时的神情，他是否在追忆自己的逝水年华？他在校时恩师郭斌龢老先生就瞩望于他，要他翻译《诗学》并作详注。

我见过他写在旧式竖排方格稿纸上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字迹秀丽的中文手稿。我见过他在练习薄上蝇头小楷般密密麻麻的英文手稿。他老骥伏枥，也曾想完成清华恩师的重托，完成拖拉了一生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浩大工程。”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先生翻译了《达夫尼斯与克洛衣》这个被世人视为世界文学的瑰宝，以常先生的妙笔译来，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可纪念的业绩。（这本书原来由周作人在二十年代译过片断，常先生在旧书摊买到英译本1937年将它译完，周作人对照希腊文做了校注）。先生还想重新翻译他心爱的希腊田园诗⋯⋯这些他都沒有做成留下了他终身的遗憾。如今这一切都被深深的埋在时光中，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他也是壮心未酬身先死。

躺在病榻上，他是否还在想1946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时编好的《茅茨集》因故却没有出版？他是否还想着他翻译的《汤姆·琼斯》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菲尔丁长篇小说八十万字，日本轰炸上海时，商务印刷馆大火，数年心血结晶的译稿化为灰烬。

2000年，登在《山西文学》上的《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成为他留给世人最后的文字。

2002年去世，享年93岁，至去世前一直戴着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清华大学校庆的手表

（《达夫尼斯与克洛依》芭蕾舞剧）

　　先生曾经离我们很近，近到咫尺之间，我们可以和他攀谈，和他共处一校一室。先生又离我们很远，先生的知识渊博，才高八斗远到我们穷其一生之努力，也无法望其项背。我们为曾经有过这样的老师而骄傲。我们为山西大学有这样的学者而自豪虽然常先生的背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我们仍然相信他为我国近代文学所做的贡献为山西教育所做的奉献不会因他的远去而消失，他一定会永垂青史。

李广锁 聂素娥

202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