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张蔚斌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犹太摩西会堂旧址，始建于1927年，位于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摩西会堂西南面的两幢犹太难民曾居住过的历史建筑被纳入了新馆布展范围，为纪念馆打造全球唯一的纪念大屠杀幸存者的展览馆，以及世界首个欧洲犹太难民避难上海史料展示研究中心奠定了基础。

1907年建造之时是一幢私宅，原为华德路62号。犹太人遭到迫害屠杀，当世界各地几乎都将犹太难民拒之门外时，中国上海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二战时期上海是犹太人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难所。

二战时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的政策愈演愈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犹太人避之唯恐不及，不允许进入本国避难。而鲜为人知的是，当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允许犹太人进入边境、港口，对他们关上了大门甚至窗户，不对他们发放签证时，中国上海，这个当时已经充斥着战乱和贫穷的城市，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城市，甚至有些犹太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上海。在当时，能否去上海，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意味着生或死的区别。

费德勒一家在位于上海山东路的住所前留影。（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想要理解上海对于当时犹太人的重要意义，首先要澄清一个错误却广为人知的观念——纳粹在欧洲屠杀犹太人时是不允许他们离开所在国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亨利·温卡特是大屠杀纪录片《克劳斯夫妇和50个孩子》中的一名幸存者，他澄清了这个错误的观念：很多人并不知道，在大屠杀的初期犹太人是可以离开所在国家和欧洲的，任何犹太人都可以离开。但问题是，没有国家愿意接纳我们。

事实上，直到1941年由于战争通往上海的移民通道全部关闭，纳粹宣布德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不得离开前，在欧洲其他占领区中的犹太人不仅可以离开，而且还受到恐吓武力的胁迫而必须离开。尽管离开并不容易，但纳粹想在欧洲实施排斥犹太人或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计划从而降低欧洲犹太人口，确实是允许犹太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离开的。

“想要离开的犹太人需要得到政府当局包括盖世太保发放的多个许可证。”史蒂夫·霍赫施塔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霍赫施塔特是伊利诺伊大学退休的历史学荣誉教授，《上海版的出埃及记》的作者。“其中一个文件叫做Unbedenklichkeitsbescheinigung，上面注明‘此人无罪’，证明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比如没有欠税。犹太人需要提供向当地政府注册自己贵重物品的证明，这样纳粹政府就可以把他们的财产没收。”虽然很难获得，但是只要拿到这些许可，再加上准备移居国家所发放的签证，就可以很快离开欧洲。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对于那些已经抓到集中营的犹太人来说，只要能够提供这些许可，并保证被释放后马上离开德国，那么这扇大门依然会为他敞开。（左：犹太难民哈里·费德勒和海姆·雷特站在上海街头售卖土豆的摊位旁边。右：一名犹太难民在上海山东路拍照留影。）

当然，仅仅走出这扇大门还远远不够，他们还有很多难关要闯，而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这些才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大多数国家在当时所施行的犹太人政策使他们几乎不可能进入到这些国家避难（比如瑞士，要求德国籍犹太人的护照上必须盖有允许通行且带有侮辱意味的红色“J”印章才会接受避难申请），有的会设置苛刻的条件限制犹太人入境，有的则直接不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上海，当时已经有几千犹太移民居住在这里，有的是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在这里做生意，有的则是躲避俄国的十月革命。犹太人进入上海不仅不需要签证，对于正在寻求避难的难民也能很快发放进入许可。很多时候，新来的犹太难民甚至不需要出示护照便可入境。直到1939年才对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施加一定限制，但即便是这些限制政策也不是中国政府制定的，而是由当时控制上海的外国势力所制定的。这些外国势力主要是上海租界中的西方国家和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遏制犹太人的涌入，规定只有那些护照上盖有红色“J”印章的犹太人才能优先入境。（左：上海犹太人的童子军臂章。右：上海犹太人童子军在观看灌溉农田。）

位于上海虹口区犹太人纪念馆中的一块犹太难民捐赠的匾额上很好的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在维也纳没有领事馆或大使馆愿意给我们发放签证，但我们一直坚持寻找能接纳我们的国家，幸运的是，我们最终找到了中国领事馆，在忐忑的等待中，我接到了中国发放给我和我家人的签证。凭借这张签证，我们在比安科玛诺获得了一家意大利航运公司提供的轮船舱位，在1938年12月初从意大利出发，历时一个月左右，最终到达中国上海。署名：伊瑞可·戈登斯堡，上海犹太难民。

场景生动的还原了当时在上海的犹太难民观看公告栏的情景，通过情景透露出活着的人对于逝去亲朋深深的悲痛，和对离散亲人们生的期盼。配合情景雕塑还播放着由阿兹里尔.大卫.法斯塔格作曲的《我相信》，这首犹太歌曲出现在纳粹对于犹太民族血腥大屠杀期间，体现了犹太人在死亡来临时对于生的渴望，而作者就死于纳粹种族灭绝营。在这个由音乐和艺术构筑的场景里，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虽然笔者听不懂歌词但却被这悠长的曲调所感染，眼泪夺眶而出，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内心里也充斥着对这和平年代满满的珍视。当战争结束后，很多犹太难民选择回到故土，但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永远是他们无法忘却的地方，因为这里给了他们生的希望。

因此，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为了躲避纳粹的疯狂迫害，几千犹太人和非犹太的少数族裔乘坐轮船从德国和欧洲中东部离开，到达了中国上海并聚居在虹口区附近。由于离开欧洲时这些难民的财产已经被纳粹全部没收，来到中国时他们已身无分文，因此他们选择居住在远比其他城区落后的虹口区居住，因为这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霍斯巴特帽子店”的广告，霍斯巴特是一名犹太人，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制作男士帽子和饰品的商店。）

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镇压的初期，进入上海的犹太人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却从未间断，直到“水晶之夜”事件（代表着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开端）发生，上海流入的犹太避难者人数开始猛增，从几千人迅速攀升到两万人。在两天之内，犹太人在德国、奥地利以及后来被称为苏台德区（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人聚居区）的财产被大肆劫掠，犹太人的房屋被摧毁，大量犹太男性被逮捕并送往集中营，此次突发事件导致犹太移民数量激增。”一直到1939年8月，上海的国外势力开始限制犹太人入境，进入上海的犹太移民才开始减少。” 霍赫施塔特写道。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极具活力并富有挑战性的城市，吸引着很多冒险者和野心家。商店、剧院、教育、音乐、出版、建筑甚至电影业都蓬勃发展，但是如《上海》一书的作者哈里特·萨金特写到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破坏了上海的繁荣景象。在1937年到1941年之间，日本人将上海在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一点点破坏，在1941年终于侵占上海之后，他们发现这个过去的繁荣之都已经不复存在，“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犹太人在上海一个花园中的社交场景）

1927年，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将原来在其他地方租屋建造的摩西会堂迁入，成为一所供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使用的会堂。

由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将原来在其他地方租屋建造的摩西会堂迁入，成为一所供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使用的会堂。（展厅里的房屋模型）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主体建筑为三层青砖墙面，水平向带状红砖作为装饰，门窗上饰有传统式样的拱券，山字形入口具有些许犹太建筑的特色。

大门上方则是犹太教的标志“大卫星”。建筑风格朴素稳重，室内楼梯扶手雕饰精美。

大卫盾(Mogen David) ，又称大卫之盾（Shield of David）、大卫星。犹太教标志。由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叉重叠组成的六芒星形。在犹太教会堂和犹太人墓碑上都可以看到。据罗森茨维格解释：大卫星的一个三角形象征上帝、世界和人，另一个三角形象征创世、天启和救赎。在犹太教崇拜仪式中，大卫之盾象征上帝的保佑。

2007年3月虹口区政府还依据从档案馆发现的原始建筑图纸对其进行了全面修缮，如今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已恢复为1928年作为犹太会堂时的历史风貌，内部结构也根据图纸进行了调整。

原始建筑图纸复制品现安置在纪念馆一楼，但是由于进阶段的国际形式和事件，纪念馆于上二个月就关闭了，说是装修，后会继续开放，所以本帖子也是对原内部装饰的记录，希望犹太人能够反思错误。

南楼作为历史保护建筑，建筑外观和内部结构均被完整保留。设计者根据建筑特点，将二楼走廊实行封闭处理，通过回廊连接，将二楼串联成一个整体展厅。一楼则避开花园，通过连贯的350米内循环式展线，根据小房间地形，采用小场景展示辅以史料，最终实现了在狭小空间中展示史料和研究成果的需求，让承载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说出了虹口往事。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德国利用国家机器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分阶段的迫害犹太人行动。当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时，中国上海接纳了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给予了约2万名欧洲犹太人温暖的庇护。纪念馆对面有一个喷泉，雕刻着一个穿旗袍的上海女子给犹太孩子撑伞，水从伞上流下来，非常巧妙，这预示着犹太难民受到了中国人的庇护，对他们是有恩情的。

展厅中采取的暗环境设计，以深木色墙面为基底，图片多为黑白老照片、素描画等，并展示了大量实物，配以数字互动形式，将那些犹太难民的处境、心境以及环境背景勾勒出来。

进门上楼梯就要走过这个标着时代的步廊，预示着这个时间段的历史进程。

1933年至1941年，大批犹太难民远涉重洋，上海给予了他们温暖的庇护。对他们来说，上海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是在腥风血雨中庇护犹太人的“诺亚方舟”，由此也留下了一段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故事。

摩西会堂旧址是上海仅存的两座犹太会堂旧址之一，1928年由俄罗斯犹太人修建，二战期间是在沪犹太难民们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2004年被列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1994年参观时留言感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海人民的人道主义壮举”。2007年3月，虹口区人民政府依据从档案馆发现的原始建筑图纸斥资对其进行了全面修缮。摩西会堂旧址现已恢复为1928年作为犹太会堂时的建筑风貌，内部结构也根据图纸进行了调整，此建筑图纸的复制品现被安置于一楼。三楼设有游客签名仪、犹太难民数据库和视频节目等。

要说上海与犹太难民的故事，不得不提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何凤山，他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在1938-1940年担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期间，他顶着上级压力、不顾职业前途，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了到中国上海的签证，从而使得这些犹太人幸免于大屠杀。人们把何凤山发放的签证称为“生命签证”。在“逃亡上海”展厅里，显眼处安放着一尊何凤山的人物雕像。

于2007年底完工，共展示图片140余幅，并在上海首次运用了多幕多媒体播放系统。内容丰富的短片配合情景雕塑、圆雕和油画等艺术品，生动再现了犹太难民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此外还展有难民护照和上海犹太早报等实物复制品、刻有拉宾题词的大型石片等。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的携手努力，使这一展厅令观众流连忘返。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方面3日表示，将根据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及口述实录等历史资料进行整理，计划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以纪念二战期间在沪犹太人的避难史。

馆方表示，目前已经征集到235件有价值的史料，包括犹太难民二战时期逃离欧洲时的手提箱、船票以及他们在上海生活期间的证件文书。此外，关于亲历者的大量影像资料也将收录其中。

据悉，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此前征集校对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逃亡上海犹太人难民的名单，并与中国旅美艺术家何宁合作，共同设计制作了一面长34米的铜板墙，并将“上海名单”镌刻在墙上。

名单墙设立初期刻有13732个名字，经过数十年的收集与核对确认，名字已增加至18578个。现在，名单墙的最后设有一块“留白”墙面，等待通过今后的史料征集，补上更多姓名。

参与“上海名单”收集的犹太人索尼娅二战期间随家人避难上海，她回忆道，小时候父亲让她时刻记住自己的名字，“可能因那个时候我们犹太人都不能使用自己的名字，只有他们(纳粹)给我们的编号，而今这座名单墙又把名字还给了我们”。（铜板墙中间的难民雕塑）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表示，在申请上海档案遗产工作完成后，将会考虑申请世界记忆遗产。他说，这段历史所承载的内容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向另外一个同样需要帮助的民族伸出援手的历史。希望全世界能够关注到这段历史，牢记历史。

据悉，与世界文化遗产不同，世界记忆遗产主要关注的是手稿、口述历史记录等。目前，中国有《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九份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据了解，除了开启申遗工作外，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还将进行三次海外巡展。

展厅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逃亡上海、避难生活、同舟共济、战后离别、特殊情谊、共享未来。第一个场景有一辆透着厚重年代感的仿真卡车引人注目，这正是当年外白渡桥旁接送犹太难民的米勒公司运输车，这是参考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历史视频，使用建模技术复原的车辆，并通过3D打印技术生产出车辆零部件，最后复原做旧。

场景展现了从1933年纳粹排犹行动开始，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接受犹太难民，但中国发出声援犹太民族的强音，上海向犹太人张开怀抱。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上海更是迎来大规模的犹太难民潮。场馆中就有场景显示，欧洲犹太难民到达上海后，登上犹太救援组织安排的雪佛兰卡车，通过外白渡桥，从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进入日军控制的虹口地区。

从意大利通过水路逃难的犹太难民，大多数都乘坐一家游轮公司的四艘邮轮来到上海。犹太人离开德国随身只能携带10马克，于是少数犹太难民通过购买头等舱船票，上船后再退票购买低等舱船票，以此赚取现金差价。展厅中有一艘名为“维多利亚”的邮轮模型，触摸屏幕进行选择，可以观看到其不同等级内舱的景象。纪念馆通过史料研究发现，许多犹太难民当时是经水路来到上海。根据当时的一张广告照片，纪念馆找到了这家上海航线的邮轮公司，并在邮轮公司的帮助下，发现了四艘邮轮及图纸，运用多媒体景箱与高精度船模相结合，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参观者了解到内舱环境。在邮轮模型的旁边，展出的正是当年犹太人离开德国时仅能携带的10马克钱币，还有他们离开德国时使用的皮箱，让参观者感受到当年犹太难民的艰辛。

第一部分“逃亡上海”中汤姆.罗萨讲述到：“1940年5月，我们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红伯爵”号，这恐怕是6月大战爆发前最后一艘离开欧洲的轮船了。“讲述赫希穆特.斯特恩的故事时，则是用醒目的大标题“我们害怕极了，担心周围的纳粹把我们押送回去”。对于那些没有离开欧洲的人来说伊里克.瑞斯曼一家无疑是幸运的，虽然那时的上海也是满目苍夷，但依然成为了他的新家，在这里通过环境重现的方式还原了他们一家生活的场景，作为观众的我们则在静静的聆听伊里克讲述他的故事：“我们到上海时几乎身无分文。那是1938年12月的一天，我们把仅有的行李搬到委员会安排在虹口区的房子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家在华德路24号。“可以说每走一处笔者的心境就沉浸一分，为这些可以生存下来的犹太人而庆幸，更为自身还要面对战火，但依然愿意为这些无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中国，而感到深深的自豪！

“第一顿饭”、“学用痰盂”、“亭子间对角睡”、“大水冲了鞋子”……展陈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展现了初抵上海时犹太难民窘迫的“入乡随俗”生活情景。很快，他们发现身边的“中国好邻居”，尽管同样不富足，却屡次慷慨地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

还有一处根据犹太难民回忆还原的过年场景，尽管当时大家都物质匮乏，上海邻居还是邀请犹太朋友一起共享年夜饭。

这是北京老火锅的碳炉。

和中国孩子一起过年放鞭炮。

“约瑟夫的玩具独轮车”是纪念馆收到的第一件实物藏品，是一级文物。约瑟夫1944年出生在虹口，在此度过了5年的童年最快乐的时光。1949年离开上海时，他让母亲买下了一辆玩具独轮车作为纪念。2010年，他将这珍藏了60多年的玩具赠给犹太难民纪念馆。2011年这件展品赴德巡展时，约瑟夫和他的家人也来到现场。

这是一个老式理发的座椅，七十年代使用还非常广泛。

许多展品正是由来此“寻根”的二战犹太难民幸存者及后裔所捐献，其中包含10件一级文物。

这些捐赠的物品不仅从文物本身反映历史往事，曲折的捐赠过程也充满温情和惊喜，展现了两个民族跨越世纪的交往、绵亘不断的友谊。

照片中的打字机 。

密尔经学院是欧洲最古老的犹太宗教学院之一，是培养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意为“老师”）的高级宗教学院。该院初设在波兰的一个名叫密尔的小镇，全院师生250人，大多数是波兰犹太人。民国28年9月，德国纳粹侵占波兰，密尔经学院师生从陆路穿过立陶宛，取道西伯利亚到海参威，再从海参威海道往神户，等待到美国去。由于得不到美国的入境签证，日本又不允许延长居留，民国30年8月只得来到上海。

“小维也纳”，是人们对当年虹口区提篮桥区域的美称。尽管面临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文化迥异、局势动荡等种种挑战，实干进取的犹太人克服重重困难，因地制宜在上海开展新生活。他们积极寻找就业机会，投身各行各业，在提篮桥附近开设具有中欧风情的咖啡馆、酒吧、餐厅、裁缝店和百货店。

犹太人在上海各种体育赛事，还有自己的选美活动。

纪念馆的一些展品被捐赠者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例如，一个玩具独轮车，是捐赠者约瑟夫于1949年离沪时购买的纪念品，对他而言，那是童年在上海的回忆，是记忆终生的快乐时光。

这个杂志上犹太人拉到手风琴就可在下图看见实物。

手风琴。

胶木唱片。

手提琴也在照片下方展示。

生活用具。

在“同舟共济”展厅内，一把看似普通的银色哨子是“隔离区”无声的见证者。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平静生活随着1943年“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的设立被打破。当时，日本当局为了方便管理，在隔离区成立了犹太人自管组织“外人保甲制度”，由犹太人担任“保甲人员”，监察自己的同胞是否有擅出隔离区的行为等。这个哨子正是当年犹太人“保甲人员”使用过的，它的捐赠者汉娜洛瑞·埃斯奎纳齐（Hnnelore Esquenazi）是一位曾经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

证章。

老式收音机。

烛台、钟等老物件。

纪念馆每个部分都通过丰富的史料和国际尖端的展陈科技，制作出十余个复原场景，还原了161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为观者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

在“避难生活”展区，有一件特别的婚纱，它讲述了在上海发生的一段冲破隔阂、终成眷属的佳话。对于曾在沪避难11年的犹太难民贝蒂来说，这件婚纱意味深远，更是她家族中的“传家宝”。1948年，她结识了一名俄国青年奥列格，两人几个月后就在国际饭店举行了婚礼。

贝蒂当时穿的这件婚纱，是她婆婆亲手缝制的，可以看到上面绣着非常漂亮的百合花图案，在中国百合花有着百事顺心、百年好合的寓意。贝蒂非常珍视这件婚纱，以至于她的两名女儿结婚时穿的也是这件婚纱。2013年，她将这件珍藏了几十年的婚纱捐赠给了纪念馆。2019年，纪念馆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举办“犹太难民在上海”巡展活动，贝蒂在女儿陪伴下，特地从迈阿密飞来参加开幕式并作了演讲。

据史料，在1939年至1946年间，有366对犹太新人登记结婚，这里就展现了当时犹太新人的中文结婚证书以及希伯来文的结婚契约。尽管犹太人大多选择族内通婚，但在上海这片特殊的土地上，也出现了不少冲破隔阂、终成眷属的的中犹通婚的佳话。例如麦泽医生与他的中国妻子，罗伯特与杨珍珠，白绿黑与郑迪秀等。其中，罗伯特·索卡尔和杨珍珠相识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圣约翰生物学学会”，在罗伯特去美国留学前，杨珍珠的父亲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翌年杨珍珠完成毕业论文，去美国芝加哥与罗伯特结婚，默默支持丈夫的学术研究。罗伯特后来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十分感谢杨珍珠的付出和奉献，二人相爱相伴一生。

犹太难民纪念馆将一张张文件、照片还原成立体生动的场景，通过“水晶之夜”“皮箱墙”“外白渡桥”“难民营”“嘉道理学校”“合屋办公室”“做土煤”“林道志的故事”“温馨的年夜饭”“犹太难民隔离区”“寻找亲人名单”“罗生特”“别了上海”等13个场景，让参观者不知不觉沉浸在这段历史中。

一个略有些破旧的手袋正等待着它的主人出现。原来，上海居民金文珍的祖父曾在东长治路500多号开了家米店。当时，住在周边的不少犹太人生活困难，常常会来米店借米、借面。金老先生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借了钱没打收条，有时对方还不出他也不计较。1940年的一个傍晚，一对犹太人夫妇抱着发高烧的孩子找到金老先生借钱，并拿出一个漂亮的手袋作为抵押，表示一旦有钱了就赎回去。金老先生给了那对犹太人夫妇相当于当时米店一个月营收的钱款，但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金老先生一直惦念着他们的安危，后来便把这个手袋转交给金文珍，并嘱托她继续好好收藏，希望有一天能找到那对犹太人夫妇。金文珍找到了纪念馆，将手袋交于纪念馆保存，希望能借助纪念馆的力量找到手袋的主人，完成祖孙三代的心愿。

虹口地区相继建立了多个犹太难民救济站。犹太难民亲切地称其为“海姆”，即德语的“家”。纪念馆对当时具有一定规模的兆丰路难民救济站进行了场景的还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用小煤炉做饭，食用上海的本地食物，与欧洲的生活形成很大的反差。

老式煤气炉和煤球炉。

室内特色保护部位包括拼花地砖、木楼梯、木地板，以及天花线脚、木质腰线、壁炉等特色装饰。

以“修旧如故”为原则，对保存相对完好的部位采用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缮，破损及缺失的部分则根据原样式翻做，最大限度的恢复原始特色装饰风格。

2004年1月13日，摩西会堂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摩西会堂旧址为虹口区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10月31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展馆想要传达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看到史料文物极尽详细地介绍了犹太难民如何颠沛流离、客走他乡；想到之前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看到的那些鞋履雕塑，它们的主人也曾是犹太人。比起被害后推入多瑙河中的50万犹太人，登上“上海方舟”的这2万名犹太人，似乎幸运得多。（集中营的影视资料）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上海的犹太人开始逐渐离开上海回归故土。1949年之后，在上海生活的犹太人缩减到几百人，但是据不完全统计称，目前在上海生活的犹太人依然有几千人。二战后，上海的犹太人有的回到了欧洲，有的则到其他国家生活（比如以色列）。随着他们的离去，犹太人在上海建立的犹太文化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消失。现在大部分当时犹太人生活过得痕迹都已经消失，唯有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依然矗立在那里，向世人诉说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两名德国裔犹太妇女站在上海艾利特熟食店的柜台前。）

绝大部分来上海的犹太难民都幸存了下来，只有少数死于疾病或战火。二战结束后，大部分犹太难民得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还有少部分犹太人选择留下，建设新中国。

“如果没有上海，我可能根本活不下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泰伯说，父母是躲过了大屠杀的犹太难民，1941年10月他在上海出生，因为有了上海这个避风港，他的余生才有了可能。（集中营犹太人的木鞋）

这里提供了留言本。

小宝写下了世界和平四个字。

2020新馆扩建”“2015白马咖啡馆（复建），原本位于广场的大西洋咖啡馆从半露天模式升级为实体店铺。历史原件“大西洋咖啡馆”“香肠男高音”“合恩小吃店”店招被整体移入店铺内部。参观者在展厅参观完后，可在其中喝杯咖啡，追忆往昔。

近年来，纪念馆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成为上海犹太难民研究的重要平台。

侧面提篮桥监狱已经在搬迁，据说会融入景区成为一个整体。

党团活动，这里也是一个教育基地。

纪念馆大门外留影。

雅各布·罗生特雕像，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高级军衔外国医生。罗生特（1903年1月11日—1952年4月22日），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Jakob Rosenfeld），犹太裔奥地利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医务职务最高的外国友人。他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因从事反帝活动多次被捕，继而又因反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被投入集中营。关押一年后，判限期出境，终生不准回国。1939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在解放区长达10年的奋斗经历。他先后转战华中、山东和东北解放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在新四军、八路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高级卫生工作职务，并历任大军区医学顾问、纵队卫生部部长。他是唯一获得正规军高级军衔的外国医生，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一侧的墙上插满了代表曾到访游客国籍的旗帜，目前已有116个国家的游客前来参观过。

在当年犹太难民居住过的建筑中重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新馆，展现了上海在新时代都市建设中，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