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川纤

天台

走进川纤厂，那是川纤厂在罗江经开区的新厂。一排现代化厂房豁然映入眼帘，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

知道川纤厂，是四十几年前的事。那时我十来岁，听大人说，厂里的工人是从大城市来的，洋气得很，说话都和我们不一样。有一次去罗江赶场，偶然碰到川纤厂的人，是两位阿姨，穿一身蓝色衣服，满口侬啊侬的，软软的声音很是好听。不过，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大人口中的大城市，叫上海。这是外祖母的堂弟告诉我的。外祖母的堂弟，我叫表爷爷。表爷爷部队转业去了上海耀华玻璃厂工作。在大城市工作的表爷爷，乡里人经常提及，那是当地的骄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耀华玻璃厂筹建川纤厂支援内地建设，表爷爷便回了罗江。表爷爷说他想回老家，主动申请到罗江，成了川纤厂最早一批员工。表爷爷把“主动申请”说得风轻云淡，但每每说起上海，眼神总有些迷离，脸上也会流露出些不一样的神情。小时候，我对那种神情并不理解。现在想起来，似乎是有些留恋，或者说是有些依依不舍的意思。

过年的时候，表爷爷会到外祖母那里住几天，常对我说些川纤厂的事。表爷爷说他不懂技术，在保卫后勤部门工作。但表爷爷表示，保卫后勤也是重要得很，厂里那些安全保密的事全归他们管。表爷爷说得最多的，还是他那些搞技术的同事。他说，那些上海人能干得很。坩埚啊、拉丝啊、布机啊，这些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东西，硬是被他们“无中生有”地弄成了。表爷爷告诉我，那些上海来的人，刚开始只有五十几个，后来陆陆续续增加到两百来人。从遥远的大城市来到罗江小镇，不说他们背井离乡的艰辛，也不说吃不到上海的罐头、穿不上上海的的确凉，就说平时出个门，听懂当地人说话都有些困难。表爷爷说，这些上海人是真的可以，硬是没有人打退堂鼓；没有他们，川纤厂干不起来。表爷爷说的“可以”，意思是很厉害。我以为，岂止是那些上海人可以，表爷爷也可以，没有一种情怀，仅凭“想回老家”，又哪里做得到“主动申请”放弃优渥的大城市生活？

川纤厂初建，只有几栋红砖厂房，三个车间、几十台布机。后来逐渐成为四川最大的玻璃纤维厂，员工也有了近两千人。再后来，我就很少关注了，只在一些新闻报道、宣传信息中，零零星星知道些川纤厂的情况，比如改制啊、扩建啊、纳税大户啊。还有就是最新的玄武岩纤维，据说性能优异得很，被誉为21世纪的“绿色新材料”。也因为川纤厂的玄武岩纤维，罗江被称作“玄纤之都”。在各种信息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省里、市里表扬的劳模先进：李军、韩东、刘小斌……从他们，还有他们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川纤厂的今天。

去年，老家一个朋友儿子大学毕业，说想去川纤厂工作，我有些不以为然。我以为，好男儿志在四方，还是应该去更远的大城市，比如成都啊、上海啊、深圳啊。今年春节回老家，一见面朋友便嚷嚷，说要好好喝一杯。朋友告诉我，儿子已经在川纤厂上班了。酒，便是儿子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朋友说，川纤厂在经开区建新厂，说是打造一流“纤维生产基地”，特别需要儿子那样的年轻人。

去川纤厂那天，厂里的何总带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参观。我问厂里还有没有上海人。何总说，老上海人都退休了，现在厂里主要还是本地人。何总的意思，几十年扎根罗江，川纤厂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罗江川纤厂。何总的话，让我想起春节喝酒时朋友说的话。朋友说，儿子的师傅也是罗江人，时常夸儿子能干，做事上手快；还说川纤厂将来就靠他们了。我忽然觉得，或许，朋友儿子的选择，才是好男儿的选择。

新厂有四百台布机，是目前最先进的，一台要当以前的四台。据说，很快二期开建，要不了多久还要增加四百台。参观到织布车间的时候，布机正在作业。一台布机一名工人，一个个整齐地站在机器前，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有人问，要是把这些工人换成智能机器人，应该会节约成本些。何总说，事可以机器人干，但人川纤厂是舍不得的。这些工人，有些已经干了一二十年。何总还说到自己，毕业就到川纤厂，二十几年的老员工，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是看着川纤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川纤人，人在川纤，心也在川纤，这是机器人代替不了的。

我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二十年后，朋友的儿子还会不会在川纤厂？川纤厂的四百台布机，会不会增加到一千台，两千台，甚至四千台？这些，或者只有川纤人自己才能够回答。

川纤厂门口，矗立的一块巨大的石头。石头上刻着“四川玻纤”四个大字，刻得很深，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字是红色的，仿佛一枚嵌入画卷的印章，很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