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瓷华彩（一）

卷毛คิดถึง

【字上图下】 前言画珐琅起源于欧洲，十七世纪末由欧洲商人及传教士传入中国。画珐琅虽然大多以金属为胎，但其质感与瓷器颇为相似，又因为是欧洲传来的工艺品和技术，所以中国人将其称为西洋的瓷器—“洋瓷”。广州作为清朝初年的通商口岸，最先掌握了画珐琅的制作工艺，并将之与中国传统相结合，逐渐发展出可与西方媲美的广珐琅。大洋彼岸，十八世纪的欧洲正掀起一股“中国风”，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丝绸、漆器、珐琅等，正是中国风的源头。广珐琅销往欧洲时，器型上借鉴了欧洲流行款式，装饰上仍以中国传统纹样为饰，西方人认为极具中国特色，称之为——“华彩”。源自西方的“洋瓷”，融合中国工艺重新创造后，又被西方人视为“华彩”。同样是广珐琅，却拥有“洋瓷”与“华彩”两个不同的名字，文明间的交往与对话由此展开。本次展览由世博会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共同主办，希望藉此展现广珐琅工艺之美及其融汇中西的恒久魅力。 什么是广珐琅？“广珐琅”一词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清宫文献档案中，特指广东制造的珐琅器。它以铜胎为主，包含画珐琅、透明珐琅、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等多个工艺种类。遗憾的是，清代广东的珐琅工艺，目前仅画珐琅得以流传下来，其余皆已失传。画珐琅，是一种用珐琅釉料直接在胎体上彩绘的工艺，成品具有油画般的立体效果与色泽。画珐琅按照胎体材质，可分为金属胎、瓷胎、玻璃胎等。本次展览展出的是以康雍乾为代表的清代广东产的铜胎画珐琅。 掐丝珐琅（七宝烧）瓶日本，十九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七宝烧是日本对金属珐琅器的称谓。由于七宝烧的烧制工艺源于中国的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故有“日本的景泰蓝”之称。） 掐丝珐琅云龙纹碗清同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珐琅是一种将玻璃质的彩料熔于金属表面的工艺技术。在其诸多工艺中，最早被发明出来的是掐丝珐琅。它的制作工艺是在金属表面焊接铜丝花纹，再填入珐琅釉料后烧制。） 透明珐琅嵌宝石手镯印度，十九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透明珐琅的透明度高，以红、蓝、绿三种颜色最为常见。制作时先在金属表面錾刻纹样，再施加釉色透明的珐琅料，有时还会镶嵌宝石作为装饰，色彩透亮，华贵异常。） 錾胎内填西番莲纹如意云头足花盆二十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錾胎珐琅，制作时以镂刻取代格丝，余下工序与掐丝珐琅基本一致。二者呈现的艺术效果相近，时有錾胎兼掐丝两种工艺精制而成的作品。） 玻璃胎画珐琅花鸟纹鼻烟壶清乾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北山堂惠赠（画珐琅，是一种用珐琅釉料直接在胎面上彩绘的工艺。按照胎体材质又可分为金属胎、瓷胎、玻璃胎等。玻璃胎烧制难度较高，因为珐琅釉料的熔点与玻璃胎体相近，控温须极为精准。） 银烧蓝带鋬杯俄罗斯，二十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俄罗斯掐丝珐琅，与中国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不同，掐丝时不用扁铜丝，而是用两股圆银丝，搓成一股麻花状的花丝后，再进行掐丝。） 右：铜胎画珐琅牡丹花纹碗清乾隆怀海堂藏左：瓷胎画珐琅花卉纹碗十八世纪下半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承训堂惠赠这两件展品均为画珐琅器，不同的是，一件为铜胎，一件为瓷胎。虽然胎体不同，它们却有意彼此模仿。铜胎的这一件，在碗口边沿施暗红色釉，掩盖原本的铜边；而瓷胎的这一件，却在碗口边沿描金，制造一圈“铜边”，并在碗内壁施铜胎画珐琅器里常用的湖绿色珐琅釉。不同材质之间的互相模仿，使广珐琅呈现出多样面貌。 上图2个碗的侧面图纹 掐丝珐琅花卉纹壶十九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掐丝珐琅作为最古老的珐琅工艺，自元代传入我国，在明代景泰年间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景泰蓝”即代指中国铜胎掐丝珐琅。 交往来自西洋的『瓷器』清朝初期，海上贸易一度是被禁止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清政府在广州等地设立海关，限令外商只能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进行交易。虽然这种对外交往是一种有限的交往，但每年依然会吸引大量西方船舶停泊在广州口岸，各种西洋货品经由广州转送朝廷及全国各地。康熙开海次年（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五位“国王数学家”前往中国，以扩大其在东方的影响力。这五位“国王数学家”，肩负传教和科学考察的双重使命，在海上辗转两年，终于得到康熙的召见。“国王数学家”进献给康熙的礼物众多，其中就有画珐琅。这些来自西洋的画珐琅，散发出瓷器般的莹亮光泽，引起康熙极大兴趣。尽管康熙多次希望西方派来懂得制作画珐琅的匠人，但直到三十多年后，第一位欧洲画珐琅匠人才终于抵京。然而，当欧洲匠人进入宫廷时却发现，中国已经有人掌握了画珐琅的制作工艺。 风自西来清朝时期的广州是中西交往的第一站，当时欧洲的绘画与工艺品均从这里卸船上岸，通过十三行商批发转销至全国。广东工匠是中国最早接触和掌握西方画珐琅工艺的人群，广东烧制画珐琅的最早记录是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优秀的广珐琅匠人多次被举荐至宫廷，参与宫廷画珐琅的制作。所以，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欧洲匠人发现中国宫廷里已经有人会烧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洋印象“洋瓷”既然来自西洋，少不了以西洋图像作为装饰。采用西洋图饰并非只是为了外销，即便在中国国内，西洋图饰也颇具市场。或许是因为人物是最容易体现异国风情的元素，当欧洲在十八世纪掀起“中国风”的时候，中国人也透过广珐琅上描绘的西洋人物想象着遥远的西方世界。不过，广珐琅上的西洋人物通常形貌奇特、似中又西，主要是因为广匠对其进行了一种公式化的处理。 开光西洋人物倭角杯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承训堂惠赠西洋人物是广珐琅最具创意和表现力的装饰图案。中西合璧的人物及构图方式同时出现在这件单把小方杯上。这种小杯通常在晚餐后端出待客，用来饮用浓缩咖啡等浓重口味的咖啡。 上图的背面图纹 西洋人物图倭角碟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承训堂惠赠此碟搭配方杯用于饮用咖啡。此碟描绘的女子虽然身着中式裙衫，但其手中的棍杖、头顶的大檐帽、披散的长卷发表明这应当是一名欧洲牧羊女。牧羊女图是当时欧洲流行的绘画题材。 上图的背面图纹 山水西洋人物图茶壶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西洋人物是广珐琅上常出现的纹饰。此件为早期作品，绘有两组西洋人物，人物衣着选用胭脂红色、黄色等艳丽色彩，试图仿效十七世纪下半叶欧洲珐琅的流行色彩，但技法尚不成熟。 上图背面图纹 锦地开光西洋人物图倭角茶壶清康熙或溝雍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隐名氏惠赠广珐琅早期受西方传教士影响，常以天主教题材为饰。此件即为早期代表，以中国绘画的方式在壶身四面分别描绘了圣母与圣子、婴儿受洗以及在山野间游玩的西洋人物。 上图背面图纹 锦地开光山水西洋人物图盖碗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此套盖碗上绘有六幅西洋人物图，每幅图均包含裸体男童，这一形象可能模仿自天使或丘比特。西洋人物图的背景则完全是中式场景，山石、树木的表现手法明显采用了中国画技法。 上图盖杯底纹 上图背面图纹 西洋人物盖碗（缺盖）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上图背面图纹 云龙纹西洋妇孺图高足碗清雍正或清乾隆早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碗心绘有西洋妇孺图，碗外壁施胭脂红釉。胭脂红色的起源可追溯至十六世纪的欧洲，但广珐琅的施彩方式采用了景德镇瓷器吹釉工艺。仔细观察釉面，有无数细小颗粒均匀分布其上。 上图碗内纹样 上图碗内纹样 1701年法国传教士张诚寄回国的信函康熙皇帝对欧洲林美的艺术品极為好奇，他热切地希望拥有精通这些艺术的人，想采取各种合适的办法找到这些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朱批奏折目今已值西洋船抵广东之际，倘到，速问，一井将伊等信函缮折具奏。勿耽延。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间或行医者必着速至京中。 远渡重洋康雍时期，广珐琅已远销至欧洲。1728年，英国大使菲利普，斯坦霍普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买了一些瓷器………它们都是金属制品，里外涂满各种‘华彩”’ 瓷料”。这封信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外销广珐琅的文献记录。中国制造的“洋瓷”远渡重洋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华彩””，不同的称谓仿佛是一次中西之间的对话，回响在广珐琅贸易的航线上。 1816年美国海员及商人查尔斯。廷的航海游记瓷器街的店铺十分宽敞，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几乎所有的中国商品。…事实上，它就保是一个博物馆，没有一件物品是我以前见过的。 自建品牌十八世纪晚期，由于清宫传做锐减以及欧洲市场的菱缩，工匠、作坊或商家转而创建自有品牌，民间署款广珐琅因此兴起。珐琅工坊主要坐落于商业贸易最繁华的地段，通常与销售店铺相结合，呈现出“前店后坊”的形式。商人会通过在铺面展演珐琅制作过程来吸引往来顾客。鸦片战争后，广匠、商人流动至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广珐琅的制作、经销也不再限于广州一地。 蝴蝶纹盆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香港中文大学购藏以写实风格绘制蝴蝶，常见于十九世纪外销画，广珐琅上颇为罕见。本品用密集的点和线表现蝴蝶翅膀上的鳞片，用贝壳、花朵、相互交错的叶片装饰盆沿，显然受欧洲艺术风格影响。 花蝶瓜果纹盘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此盘边沿绘有一圈矛尖纹。矛尖纹自十七世纪末随欧洲外销瓷订单引入中国。通常年代越晚，矛尖纹居中的线条越长，类似此盘的窄长矛尖纹多属1790年以后的作品。 开光花卉蝙蝠纹海棠式花盆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隐名氏惠赠蓝地反白色纹饰，且白色纹饰上又以蓝色渲染。十七世纪晚期法国纳维尔生产的锡釉陶器有类似的蓝地白花效果，且在欧洲铜胎画珐琅上也多有出现。 上图内样 折枝花卉纹杯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以蓝色珐琅为地，上绘白色花卉，白花表面亦有浅蓝色敷色，这种用色手法与仿青花的白地蓝色图案完全相反，推测源于十七世纪晚期法国纳维尔生产的锡釉陶器。 西洋风景人物图渣斗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渣斗是用来盛装食物残渣的器具。此件渣斗描绘的图案是欧洲十八世纪常见的绘画题材。西洋图像出现在渣斗这种中国传统器具上，说明不单是外销，西洋图像亦颇受国内市场欢迎。 上图背面图纹 开光山水西洋人物图手炉清乾隆承训堂藏炉身两侧绘有欧洲港口贸易图，以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法、全景视角描绘城市景观。这类图像是1720年代德国迈森瓷器早期流行的装饰图案，后传至中国被瓷器和画珐琅器所仿绘。 来自中国的「华彩』交流入贡宫廷和外销，是广珐琅最重要的两个流向。入贡的机制颇为严格，通常由清宫造办处先画样呈御览，待皇帝批准，再发样到粤海关。如果成品与样稿不符，广珐琅工匠和粤海关相关人等都会遭到惩处。从画样呈览，到造好送至北京，整个流程耗时约一年。入贡宫廷的广珐琅承继宫廷格调，成色鲜艳纯净，描画精细入微，尤显端庄浑厚。外销广珐琅则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它的兴起和畅销得益于十八世纪盛行欧洲的“中国风”的影响。五位“国王数学家”撰写的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后来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案头读物，对“中国风”的流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外销广珐琅大多不会采用中国传统器型，它们是符合西方市场需求的定制品，一般由贸易公司把图纸和款式寄送给驻扎在广州的商务代理人来完成。外销广珐琅在使用功能上符合西方家庭生活的需要，而在装饰风格上则仍然以中国传统纹样为饰，以迎合人们对遥远中国的好奇和想象。 1728年英国外交官菲利普•斯坦霍普寄发的信函我在这里买了一些资器…还有一套喝热巧克力和茶的杯具、一套带盆的执壶，它们都是金属制品，里外涂满各和华彩盗村。 奉旨成做广东和清宫造办处，是清代金属胎画珐琅的两个重要制作中心。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清宫造办处的档案中，做时常可见造办处工匠无法负荷大量烧造画珐琅的要求，而广匠人多，工价也便宜，请求发到“粤海关成做”。粤海关是设立在广东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粤海关成做”是广珐琅技艺全面成熟的标志，意味着供御金属胎画珐琅制作中心由紫禁城向广东转移。 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宫《活计档》记载传旨：此珐現表套做法不像西洋做法，像广东做法。广东既做得来，为何不做大瓶大罐呈进，钦此。 开光花鸟图壁瓶清乾隆或清嘉庆怀海堂藏壁瓶，原是一种书斋花器，因背后有孔可悬挂，也称挂瓶。乾隆皇帝对壁瓶尤为喜爱，出游时挂于轿中，因而也称轿瓶。此瓶颈处的飘带和瓶腹上的贝壳图案，均表明受欧洲纹饰影响。 广彩开光花鸟人物纹潘趣酒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沬文堂惠赠 宫廷之韵在画珐琅的发展过程中，广东与宫廷的交流颇为密切。仅十八世纪就有二十位广珐琅匠人被引荐入宫，参与宫廷画珐琅的制作。他们各有所长，有的擅长画，有的擅长烧造，更有甚者能够炼制特殊颜色的珐琅料。在装饰风格上，宫廷画珐琅端庄大气，广珐琅则灵动洒脱。广匠的出现为宫廷制作带来新风尚，而当他们返乡省亲或从宫廷退役后，又将宫廷之风带回广州。 碧筒杯清乾隆或清嘉庆怀海堂藏碧筒杯被文人尊为最雅酒具，其花茎内空，直通底部，以作吸水之用。碧筒杯多仿制荷叶形状，此杯变荷叶为牡丹，匠心独具。苏轼有诗云：“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 上图侧面图纹 折枝桃花纹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洗，是一种文房用品，用来盛水洗笔。这件洗的口沿处作三只互相勾连的红色蝙蝠，一同望向器底的牡丹花。这种设计颇具匠心，与清代一些玉洗相同，反映受宫廷官样的影响。 上图俯视纹样 双耳寿字杯十九世纪上半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折枝花八宝纹攒盘清乾隆或清嘉庆怀海堂藏 花蝶纹攒盒十九世纪下半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梦蝶轩惠赠 缠枝西番莲纹盒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承训堂惠赠类似本品的宝蓝地花果纹广珐琅自十八世纪中晚期出现，十九世纪时成为广珐琅的重要品种之一。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祖父1870年购自中国的画珐琅盒亦属此风格。 花果昆虫八宝纹象耳尊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伓海堂藏尊，盛行于商周的青铜制的大型盛酒器。本品仿青铜尊的造型，作陈设或祭供器。仿青铜画珐琅器的出现是为了迎合宫廷品味及实用所需。 左：冰梅纹杯碟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冰梅纹创制于清康熙年间，颇受欢迎，不限于外销或御用，例如此套杯碟底部即有款“嘉庆年制”。此套杯碟以宝蓝色珐琅为地，冰梅纹作饰，器型上则采用咖啡杯型。 右：描金冰梅纹杯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冰梅纹，以仿宋代官窑冰裂片纹为地，在其釉面上绘制朵朵梅花，是一种将冰裂纹与梅花纹相结合的特殊纹样。冰梅纹在瓷器、画珐琅器及掐丝珐琅器上均可见，且沿用历史较长。 以下这组5件展品均以西番莲纹为饰。西番莲纹是一种中国传统纹饰，从花形上看，既似莲花又似牡丹，花瓣多层次地排列，使图案具有雍容华丽的美感。乾隆皇帝尤为喜爱西番莲，曾为其作《西番莲赋》。赋中有云：“考花谱则类属之荷，非水植而名乃曰莲。弗经见于中国，谁与号谓西番”。自然界中的西番莲 1.缠枝西番莲纹碟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2.开光西番莲纹梅花式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3.八宝西番莲纹连盘瓶十九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承训堂惠赠 4.八宝西番莲纹乌水罐十八世纪晚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5.西番莲纹乌水罐十八世纪晚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以下这组5件展品均以缠枝卷草纹为饰，但具体样式又各有不同。广珐琅上的缠枝卷草纹来源可能比较多样，比如传统缠枝卷草、缠枝莲，或欧洲卷草纹样。因其来源多样，又常作简化或变形，因而最为变化多端。有规整者，有无序者；或抽象，或具象；缠枝间或饰以花头，或无花头。其中，红、蓝、黑三色缠枝卷草纹最具代表性，是广珐琅的标志性边饰。广珐琅最具代表性的黑色描金缠枝卷草纹 1.四曲山水图茶壶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 2.花果昆虫纹水丞清乾隆丙午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3.花卉纹如意云足盖碗十九世纪中晚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隐名氏惠赠 4.开光花卉纹杯盘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香港中文大学购藏 5.卷草菊花纹线圈十八世纪晚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交融“洋瓷“上的中画交融当广匠掌握了画珐琅这门西方技艺后，便很快在“洋瓷”上作起了中国画，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风尚。画珐琅工艺对工匠的绘画技能要求非常之高。特别是中国画，讲究笔触质感。要想在铜胎上画中国画，必须十分熟悉珐琅釉料的特性，知道如何用其表现笔墨线条和渲染层次等细致的效果，并且还要把这些效果从平面的纸本原模原样地呈现到曲面的器表上，可想而知其中难度。广珐琅匠人大多具备画家的绘画功底，尤其是举荐至宫廷的匠人，工闲时甚至被调派至他处，协助宫廷绘画的制作，由此可见其绘画功力之高超。广珐琅匠人善于吸收各种图像、造型和技法，融合后加以活用。早期广珐琅的中式题材，大多效仿自名家绘画，特别是清初宫廷画坛的名作。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广泛流行的装饰纹样也会被广匠运用在广珐琅的器表装饰上。 中国风尚“洋瓷”上的中国画主要是花鸟画、山水画，以及表现庭院人物、戏曲历史人物的人物画。匠人在绘制时，既会采用平涂、皴法、没骨、线描等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也会效仿西方运用点画法表现绘画主体。折枝花鸟昆虫题材，贯穿广珐琅发展始终，其绘制最能体现匠人手艺高低。广匠会绘制牡丹、梨花等欧洲不常见的花卉满足异国想象，也会绘制佛手、香橼等具有广东特色的南方水果。 山水图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相对宫廷画珐琅，以山水为装饰主题的广珐琅更为多见，最早可追溯至康熙晚期，其艺术水平达到清代广珐琅的高峰。雍正、乾隆时期的广珐琅虽也流行山水装饰，但渐呈衰落之势。 山水图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相对宫廷画珐琅，以山水为装饰主题的广珐琅更为多见，最早可追溯至康熙晚期，其艺术水平达到清代广珐琅的高峰。雍正、乾隆时期的广珐琅虽也流行山水装饰，但渐呈衰落之势。 山水图盘清乾隆怀海堂藏 山水图盘清乾隆怀海堂藏 八仙过海图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八仙过海是八仙主题中最流行的题材。画中蓝采和手挽花篮，铁拐李身背葫芦，何仙姑擎荷玉立，汉钟离手持扇子，吕洞宾携剑背立，曹国舅怀抱玉板，张果老身携渔鼓，韩湘子斜背洞箫。 龙纹盘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此盘为龙纹盘，正面绘戏珠龙，盘沿在西番莲之间点缀“暗八仙”。八仙所持法器从人物分离出来即为暗八仙纹。八仙及暗八仙纹皆为平安吉庆、福乐长寿的吉祥纹样。 龙纹盘的插图解释 八仙图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香港中文大学购藏以故事人物作为装饰题材宋元时期已然流行，并伴随明代版画艺术的出现而蔚然成风。此盘所绘八仙有别于八仙过海等常见题材，仙人们或饮酒、或吹奏、或酣睡，极具生活气息。 人物故事“仙姬送子”图镜十九世纪下半叶怀海堂藏董永与织女结为夫妻，百日后分别。后董永持织女所织龙凤锦献于朝廷，被选为进宝状元。董永游街之时，织女抱一子相送。此图描绘的正是仙姬送子这一场景，传达多子多福的寓意。 观太极图盘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观太极图可能由北宋周敦颐携友研讨《太极图说》的故事演变而来。周敦颐晚年隐居山林，与友人探讨世界本原，精神生活达到极致。后人故将此景纳入祝寿图中，寓意安享晚年。 锦地开光花果纹课子图盘清雍正或清乾隆早期贺祈思藏清代子弟一般在六七岁就学，在此之前多由母亲课读。士子官宦家庭常聘请画师将其母亲课读的经历绘图记录，即所谓妇人教育孩子的“课子图”，感念母亲教养之恩。 清供图碟十八世纪晚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清供指在书斋、庭院中陈设瓶花、古器等点缀空间、营造氛围的清雅之物。清供题材的绘画在宋时兴起，至清代盛行。明清多数画作在宋元基础上增加多种象征符号，寓意富贵吉祥。 清供图匙十八世纪晚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开光花卉纹容镜清乾隆承训堂藏容镜以宝蓝色珐琅为地，其上装饰各式花卉，种类不尽相同。背景为缠枝花卉纹，花头各异，其间点缀三个开光，开光内于白色珐琅地上绘牡丹、菊花、水仙三种花样。 花蝶雉鸟寿石图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碗外壁绘雉乌、太湖石及牡丹、梅花、飞蝶，寓意长治久安、花开富贵。碗心绘月季、雏菊、飞蝶、柿子，底部饰香橼与蝙蝠，口沿及足部绘描金缠枝叶纹，均为典型的广珐琅风格。 同上 花蝶雉鸟寿石图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碗外壁绘雉鸟、太湖石及牡丹、梅花、飞蝶，寓意长治久安、花开富贵。碗心绘月季、雏菊、飞蝶、柿子，底部饰香橼与蝙蝠，口沿及足部绘描金缠枝叶纹，均为典型的广珐琅风格。 上图的内纹样 花鸟昆虫寿石纹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盘内壁口沿饰有五只蝙蝠，取“五福”的寓意。盘心为白地花鸟纹，其一绘梅花、喜鹊，点缀月季花，代表“喜上眉梢”；另一则绘寿石、海棠、牡丹，代表“满堂富贵”。 花鸟昆虫寿石纹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盘内壁口沿饰有五只蝙蝠，取“五福”的寓意。盘心为白地花鸟纹，其一绘梅花、喜鹊，点缀月季花，代表“喜上眉梢”；另一则绘寿石、海棠、牡丹，代表“满堂富贵”。 上两盘的背面纹样 锦地开光花蝶蝙蝠纹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盘底为五蝠环绕团凤。黄地蓝彩的五蝠纹经常在清宫的铜胎珐琅装饰中出现，例如“五蝠捧寿纹”，此盘将中间寿字换为蓝彩团凤纹，体现了广珐琅对宫廷画珐琅的模仿和改制。 上图背面纹样 开光花蝶纹盘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锦纹是早期广珐琅的常用纹饰，其纹样是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织锦纹路的直接摹绘。此盘由外至内分别绘有绿色八方锦纹、粉色四方锦纹、蓝色锁子纹。这些纹样形态各异，都属于锦纹。 上图背面纹样 开光荷塘鸳鸯图菱花式盆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隐名氏惠赠此盆口沿为菱花式，折沿背面绘冰裂纹，外壁饰有蓝色螭龙纹，盆底亦绘团螭纹。此盆的菱花式器型与蓝色螭龙纹的装饰都显示出清宫器物对广珐琅的影响。 花蝶昆虫纹水丞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水丞是砚台研墨时的注水工具。本件分别绘有虞美人飞蝶、月季飞蝶两组图案。诸如折枝花果、赏石花鸟、飞蝶等绘画主题远承宋代写生花鸟画传统，亦流行于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画坛。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纺得广城能烧法蓝人-，各潘淬，原精福连，住统产乐，实验所制物件，颜好..令其制造法蓝金组欲连人进呈内廷效力。 花果飞蝶纹荷叶式盘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此盘作荷叶状，这类象生形广珐琅较为罕见。相对白色、宝蓝及黄色，绿色地杖的画珐琅器出现时间较晚，也并不多见，推测受宫廷影响而产生，传世数量不多。 锦地开光花蝶纹盘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缠枝西番莲纹盖罐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明黄色珐琅地是皇家画珐琅的标志色。这件盖罐小巧精致，在明黄色珐琅地上绘多色花卉，推测与笔掭等文房雅器收纳于“百什件”（装小件古玩的箱盒，搭配多种抽屉与匣）中赏玩。 玉堂富贵云龙纹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香港中文大学购藏此碗胎体厚重，明黄地杖鲜亮，外壁绘有粉红、蓝、绿三色云龙。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皇太后七十大寿进贡的寿礼中便包含广珐琅五彩云龙碗，推测与此碗近似。 上图侧面纹样 上图碗内纹样 蝙蝠西番莲纹碗清乾隆或清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此碗内壁施松石绿色釉，外壁以明黄色珐琅为地，松石绿色与明黄色是宫廷画珐琅常用的内外壁色。碗的外壁亦用粉色描绘西番莲和蝙蝠，这种粉色或许受西洋影响而出现。 上图碗内纹样 “寿”字盘十九世纪下半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隐名氏惠赠盘边一圈寿字，盘心绘有“人之子”、“贵心慈悲”、“忠心父之所”、“君之”、“富贵”等字样。盘底有“粤东大新安和生造”款识，大新即十三行附近的商业街大新街。 上图背面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