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兵部尚书：贪污腐败，忠诚失节？

宋氏勤务员

政治腐败与精神气节 一、华夏文化的政治基因

　　要谈及政治fubai的问题，其首要在于了解什么是政治，尤其是了解其诞生，发展与演变。

政治，其本质就是解决人类大规模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政治解决得好，则国家族群的生存和繁衍就繁荣昌盛，生生不息。解决得不好，就是祸国殃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我们华夏文化中，要理解“政治”，首先需要了解“政”这个字。“政”从攴从正，正亦声，攴( pū)是指敲击。《说文》注：政，正也。马融说，政者，有所改更匡正。我们华夏文化中，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部落，族群，团体，国家，天下保持正道，因为只有保持正道，才能与天地合德，才能生生不息。如果不正了怎么办呢？就用一定的手段进行扶正纠偏，不论手段如何，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是天下复归于正。

政治诞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有人的大规模群居，政治就开始了。于是，政治的形式或者手段也就不断地涌现了，例如，天道，王道，霸道等等。当年商鞅入秦给秦孝公进献了三种富国强军之策，就分别是“帝道”、“王道”和“霸道”。

第一：霸道，它不讲求任何道德、信念、规则，不受任何价值框架的约束，只要能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拘形式。这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点是简单粗暴，直截了当，效率极高，法家就属于这种政治模式。

第二：王道，注重规则和道德修养双重修养。它致力于建立一个价值观体系，并围绕其构建一套政治和社会治理系统。这种政治模式不是追求短暂的富国强兵，而是注重治理的过程，建立的成本很高，但是一旦运行良好，则可续航持久，儒家就类似这种模式。

第三：帝道，也就是天道。它认为天地万物之间有一套天然的自组织系统，会自动将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导向平衡与和谐。统治者要带领族群来了解，认知，掌握并且顺应这种天道，这一政治模式以道家为代表。

最终，秦孝公选择了“霸道”，他认为这是一个干净利索，可以让国家迅速崛起之道。结果，恰如秦孝公的判断，秦国凭借“霸道”最终实现天下一统。

有些民族和文化中的政治形态，陷于形式而不注重结果。对于政治的理解过肤浅，他们总固执地认为，耍刀的就一定比舞剑的高强。

华夏民族的政治形态则不同，我们认为都是政治工具，都是实现形式不同，但是追寻的目的都是天下太平，至治之世。

所以我们的华夏文化中，政治主要讲求优劣，并不会刻意去在意使用的是什么工具。道家，儒家，法家，兵家我们工具箱里都有，需要什么就用什么，什么效果好就用什么，这就是我们华夏文化的政治基因。

二、社会政治模式的演变与腐败问题

那么道儒法这三种主要的政治模式是什么关系呢？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天下的政治模式的流变，就是从道家崇尚的天道，坠落到儒家崇尚的王道，最后跌入法家崇尚的霸道。

在华夏先秦道家思想中，法治并不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相反是社会堕落的体现。很简单，只有人违法乱纪了才需要法治教鞭的惩戒。一个连违法乱纪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社会，一个法治都不需要的社会，并且可以运行的很好的社会，显然比法令滋彰的社会治理水平要高得多。

华夏文明中，第一等政治模式，天道。例如三皇时期，那个时期的学术核心内容就是天文历法与农事生产，都是因循天地阴阳，顺应天地阴阳。

其政治特点就是《道德经》中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也就是天道为公。当一个族群数量非常稀少，而生存资源相对富足的时候，天道法则就催生着其向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方向发展。就好比假设给每个人发一个地球的资源，会有冲突，伤害，兼并，贪污吗？其实并不会。当资源富足且均衡的时候，并不会出现这些问题，而天道的至高追求，就是生存资源的富足且均衡。如果未来的社会能够解决人类生存资源充分的富足，同时还能解决分配均衡性的问题的时候，天下复归于华夏的天道文明是极有希望的。

从三皇发展到五帝时期，尤其是从黄帝开始，人口大爆炸就导致社会模式从资源富足人少，到资源短缺人口多的形式切换。这个时候其实就倒逼着华夏部落的首领想办法提高生存手段，包括完成农业的选种育种，更大耕地面积的扩展开垦，农业灌溉网络的治理等等问题。

其实也正如史书的记载那样，炎帝完成了高产作物的选种育种，发展了中医药。黄帝治下，将华夏族的生存空间从河洛地区向整个黄河流域的拓展，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和华夏族人口爆炸性增长。而后的三王时期，大禹又完成了整个华夏族的农业灌溉系统治理。大禹治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为了专门治理水患，大禹治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华夏大地的江河系统进行因势利导的疏浚，使之形成强大的农业灌溉网络系统。平治水患，只是解决华夏大地农业灌溉网络系统的一个主要副产物。到了黄帝至秦汉之前，这段时期的政治模式主要是以王道在进行的，因为天道往而不返，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主要还是资源的总量的不足以及分配均衡性不足的问题。一个资源供给量远小于需求量的时候，社会治理的各种问题就会集中大量的爆发。

华夏的历代圣王，其实就是主要来解决这些生存资源供给和需求量相适配的宏观问题的，同时兼顾资源的分配均衡性问题。光解决富足而不管分配均衡性的问题，不足以为王，因为不稳定；光解决分配均衡性的问题，而不解决资源与需求量适配的问题，亦不足以为王，因为不长久。

华夏的司法在唐尧时期逐渐成型，当时的司法大臣皋陶，“上古四圣”之一，被后世尊为“中国司法始祖”。司法的形成和成熟，说明这个时候的法治和犯罪也逐渐开始形成，人心也不在如三皇时期那样淳朴天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贵族羊舌鲋，官至晋国代理司马，代理司寇。身为执法大夫，受贿赂纳雍子女为妾，徇情卖法，任意践踏刑律，最后因为贪赃枉法，落了个暴尸街头、遗臭万年的下场。他是第一个被以“墨”（贪污）罪论处、杀头示众的人；是我国有史书记载以来，第一个因为贪污而受到惩罚的官员。

而到了秦汉之后的法家政治模式后，正如老子所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认为，法律的那张大网并不是全能的，并不是密不透风的，脱离了天道，法治社会，人为地制定法律，是弥补不了天道往而不返的这个大窟窿的。

道家思想认为，法治社会，文官集团的贪污腐败就必然会出现。而惩治贪污腐败，只是在对这个巨大的漏洞进行缝缝补补罢了。

赵高，就是这个文官集团腐败问题的典型。赵高任中车府令一职时，就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李斯当时说赵高的财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

可见，司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同样政治fubai,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伪诈从生，智巧泛滥，名利成风，都是人逐渐脱离天道的结果。

三、华夏社会治理模式下的fubai问题

　　解决天道治下，如何解决fubai问题？老子说，人心乱了，主要在于社会崇尚机心，追求奇技淫巧，是民争，尚贤，贵难得之货，人心不古，世风而下，天道往而不返，所以需要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需要返璞归真，见素抱朴，需要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看到没，老子希望天下是婴儿般的纯洁，质朴，没有什么机心，饿了有吃的就够了，困了累了，有睡得地方就够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天地自然为一，怡然自乐。

王道治下，儒家自黄帝开始，逐渐发展出一整套礼乐文明，典章制度，并且通过道德仁义礼乐的教化，使人重精神道德，而轻物质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孟子主张要“行天下之大道”，做到舍生取义，舍利取义。到了荀子这里，他主张：义利是人之两有，提倡兼顾义利。其次要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最后到韩非子这里，他认为“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止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法家认为：什么仁义道德，什么利义兼顾，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人之本性，只要实现平治天下的目的，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用的，仁义道德如果成为实现目的的羁绊，那就先放在一边。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从道家的天道，道儒家的王道，再到法家的霸道，我们对精神和道德的依赖，是从无到有的，然后是从强到弱的。秦汉之后，道家的天道社会注定是往而不返，后世的两三千年就一直在道德与法制之间做着极限的拉扯。

而当我们一旦只像法家治下的秦一样，重点关注的对向主要在利益和目标本身，亦如后来的一旦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什么都是一切向钱看的时候，这个时候社会的风气和政治环境就一定会出现大问题。

在无法实现天道社会的时候，在生存资源和分配均衡性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的时候，人类的政治生态中的fubai问题就不可能彻底根治。

我们能够追求的就是动态的将其高压逼迫至一定的红线之下。

四、华夏文化中的儒家与气节

　　王道与儒家，既然谈到了仁义礼乐，既然谈到了利与义的关系，就一定会谈及忠奸的关系，而谈到忠奸，就衍生出了气节的问题。

道家是不讲忠奸和气节这个命题的。因为道家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偽；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是社会远离天道，才会有仁义礼乐，才会出现权谋智巧，才会后孝慈忠奸。

天道社会，是没有什么忠奸之分的，没有忠奸，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忠诚失节的问题。

到了儒家这里，才诞生了仁义礼乐，才有孝慈忠奸，都是因为天下失道的缘故。但是，基于天下失道这个大的历史趋势，道家的老子失望了，西出函谷关。

而儒家的孔子，属于是强行者有志，他没有视而不见，坐视不管，于是孔子奔走呼号，孟子舍我其谁，为了救天下于水火。这些人，为天下的失道来通过仁义、礼乐进行秩序兜底。

所以我们看到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荀子崇礼。《论语》中赞扬伯夷、叔齐，说他们求仁得仁。

《孟子·滕文公下》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就是大丈夫的精神气节。

孟子说：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前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后有苏武贝加尔湖牧羊十九载，不畏强权，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还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有气节的民族和时代，不仅君臣，天下黎民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宋朝灭亡，而臣民的精神气节不亡。在听闻皇帝投海殉国的噩耗后，追随小朝廷的十余万军民，因为不愿遭受蒙元的凌辱，便相继跳海自杀，以最激烈的方式，来表明自己誓不做亡国奴的意志。场面之悲壮，真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泣”。到了明朝灭亡，臣佞民乱，气节扫地。那些江南的文人资本家反倒没有多少殉节的。真正有气节的人，像王夫之，曾静，他们宁死不服。王夫之躲到深山里，经常白天打把伞，穿着木屐，表示上不与满清共天，下不与满清共地，四十年没出来。

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素养，直接培育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节。就好比当下注重利益的金融大鳄，那些犹太商人资本家，他们是没有什么道德和气节可言的，一旦依附的美国衰落了，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转移，亡国了也和他们无关。

五、廉洁与气节共存，霸道王道共存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群体性失节，其主要问题在于道德教化的失误，那么一个民族的群体性政治fubai，一定是德、治法治的双重滑坡。

新时代的民族和文化复兴，在文化层面，我们要解决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问题，一定要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去寻找答案，并且赋予其新时代的内含和生机。而法治的那一条路，在族群生存资源的充分富余和分配均衡性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在技术性的复归于华夏天道文明之前，我们只能是借助法治的精神讲政治fubai控制在一定的红线之下。

关于法治的精神核心，其实我们的先贤管子早就阐述得非常之精辟。《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彊而治矣。”

第一层意思：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法治社会，一定要保证法律的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容人们质疑和非议。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庶民，都不能肆意践踏法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治社会，只有保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社会的绝对宰制的时候，人们才会相信法律，遵守法律，才不会徇私枉法，徇私舞弊，贪污腐败。

第二层意思：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是说一旦有人违法乱纪，就一定要按照法度来严惩，不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不能以某个人的好恶和意志去宽恕罪犯，左右刑罚。这样人们才不会保有侥幸心理，把法律当做儿戏，把徇私舞弊，违法犯罪当做赌博和冒险。

第三层意思：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借以送人，不能搞权力寻租，官民就不会叛国害民、犯上作乱。法家的思想中，这就是属于职权清晰，循名责实，赏罚分明。

最后总结：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彊而治矣。这三样事掌握权都要中央集权，并由中央集权实施而形成为公开的法律，再推行到全国各地，由民众依循法律行事而形成风俗，那么，其他各方面的事不用费力勉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治理好了。

文章来源于网络慎承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