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拾零

照谷

因为对老房子感兴趣，常常注意相关信息。近日偶然发现到有两个小众建筑可以内入参观，遂即带上相机作一探访。

1899年前，陕西北路所在的地域还是一片农田。随着公共租界向西拓展，1905年辟通了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到新闸路的马路，并以英国将领西摩的名字命名为＂西摩路＂（Seymour Road），1946年改名为＂陕西北路＂，一直沿用至今。

陕西北路上集中了许多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有宗教建筑、名人故居、名校名店。陕西北路和武康路、多仑路同为文化部论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经过三年的修缮，陕西北路上的＂西摩公馆＂终于开放了。

陕西北路438－476号建于1924年（其间曾有一家旅社）。

和它有姐妹楼相称的470弄（1－40号）建于1928年，被称为＂太平花园＂。

它们是由中国近现代史上同为外交家、法学家的伍廷芳、伍朝枢父子出资建造。

连体别墅式的设计，入口处是八字形的台阶，有着浓郁的欧罗巴风情。

早期居民以中产侨民居多，他们有医生、工程师、洋行经理，等等。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大批犹太人涌入上海避难。

太平花园有一名＂上海的辛德勒＂，他就是太平花园的大房东伍廷芳之子伍朝枢。

伍朝枢愿意接纳这些犹太人，并用原本给女儿作嫁妆的房子收容了一批犹太难民。

至今这一带的老街坊仍习惯称太平花园为＂犹太弄堂＂。

抗战胜利后，外侨逐渐减少，中国住户开始增多。

现在这些房屋为多户居民使用，几成七十二家房客。

近几十年来，常有外国老年游客来拜谒太平花园，他们大都是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老住户，或者他们的后代，几乎清一色都是犹太人。

他们看到太平花园，想起当年被驱赶、流浪，又被接纳的时光，常常会掩面哭泣。

多年没有修缮的＂太平花园＂失修严重。

1999年由静安区房管局进行外立面整治工程。

2008年＂上海市迎世博600天＂建筑维修时，将沿街建筑的外立面统一改为仿红砖饰面。

2017年由区房管局组织全面修缮工程。

1）外立面修缮，饰物翻新，排水管道换新。

2）平瓦坡顶翻做，防水层更新。

2020年8月，市政维修公司又对建筑结构的损坏部位进行更换，翻修屋面、重设排水管道。

446 －448号原为＂西摩旅社＂（1950年代改名＂新风社馆＂）。

2021年由＂海上繁花丝织地毯公司＂成功置换。

2021年3月至2023年11月，对楼房进行室内外修缮、设备更新，以及相关的再设计、改造。

通过对建筑全面深入的勘察、研究，整理出它的文化和艺术信息。

保护了建筑的历史价值。

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代表性。

修缮后重现当年的生活场景。

保留斑驳的壁炉。

木质楼梯和柱头花饰。

马赛克地坪完整如修。

＂海上繁花之上海丝毯三十年＂展览。

借助此展览得以进入参观。

据知＂太平花园＂曾名＂汉普顿花园＂（Hampton Court）。

据史料曾有如下记载：早年上海的西班牙教会招募一些菲律宾人到上海，他们大多在西人家帮佣，他们的后代很多就读于虹口＂圣芳济学校＂（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即今＂北虹中学＂）。男青年毕业后大多为舞厅乐师，女的则在百乐门舞厅，江宁路上的新仙林、大都会舞厅伴舞。这些菲二代生活有了改善，有居住在＂汉普顿花园＂，礼拜天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220弄2号的＂奥古斯汀会＂的一个小教堂做礼拜。

＂怀恩堂＂离西摩公馆不远，乘排队间隙我步行至此。

怀恩堂＂创始于1910年，迄今已有逾100年历史，其间曾经五次搬迁，历经沧桑。

怀恩堂最初设在虹口， 1937年从虹口迁至静安，设在＂王家厍花园＂（今北京西路605弄32号）。

但场地太小，不敷使用，次年借用＂平安大楼＂二楼作为礼拜的暂用场所。

1940年由美国南浸会宣教士乐灵生奉献1.8万美元，加上信徒捐资，购得西摩路地块，即今陕西北路375号现址。

1942年教堂落成，1943年8月加建二层，1944年春完工。

可容纳2000余人聚会礼拜，是上海基督教会容纳人数最多的教堂之一。

1936年起由戚牧师（儿子为歌唱家戚伟长）主持怀恩堂工作长达50多年。

1958年怀恩堂与静安区＂灵粮堂＂、＂灵工团＂，以及＂南阳路聚会处＂等十数个教堂合并，沿用＂怀恩堂＂的名称，是静安区基督教的联合礼拜堂。

1994年3月，＂怀恩堂＂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紧邻怀恩堂的369号是宋家老宅。

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在宝昌路491号寓所去世后，全家搬迁至此。

这是一座英国乡村式别墅风格的建筑，宋美龄出嫁前便和母亲居住在此。

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当日下午3时，在宋宅举行了盛大的宗教婚礼，接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乘上花车到位于大华路（今＂南汇路＂）＂大华饭店＂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中式婚礼，证婚人为蔡元培，谭延恺。（照片来自网络）

陕西北路380号许崇智宅正在维修。

许崇智是粤军总司令，和许广平是堂兄妹。

陕西北路347号曾是香港首富何东的公馆，1958年成为＂上海辞书出版社＂。

何东是富甲一方的＂香港太平绅士＂，父亲是荷兰人。想象中有着荷兰血统的何东成为富豪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在接触有关史料后得知，何东的成功离不开他的母亲施娣。

施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传奇的单亲妈妈，自幼没读过书，她白手起家，创造了香港最大的豪门。施娣的大儿子何东是香港第一位亿万富豪，二儿子是香港华商五巨头之一，还是赌王何鸿燊的爷爷，六儿子是香港工务局局长，小儿子是香港著名商人，也是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外公。而他的女儿们也都成了豪门富婆。可以说一个没钱、没背景、没学识的女子，带领家族打下了大半个香港的江山，就是靠她逆天的智慧。

施娣1844年出生在广东宝安的一个渔村，家境极为贫寒，贫寒到父母竟想拿她去换取粮食。年仅12岁的小姑娘毅然离家出走，奔赴香港谋求生计。来到香港后，邂逅了前来香港经商的荷兰人欧文（中文名何世文）。由于时代所限，他们俩不允许结婚，只能偷偷同居。在同居的12年间，施娣生了一女五男。然而让施娣没想到的是，何世文经商失败，狠心地抛下了施娣和六个孩子，带着所有财物跑到英国，与一位富家女结婚，当时大儿子何东不过十几岁。但令何世文万万没想到，他狠心抛弃的子女在未来的香港缔造了神话。丈夫的无情既成事实，施娣深知自己不能沉浸在悲伤之中，毕竟还有六个孩子要抚养。于是她把所有家当都拿去换钱，带着孩子们搬进一间破旧的房子。为了养活孩子们，她一天要打几份工，但单靠那点收入还是很难生存下去。两年后施娣带着六个孩子当了港商郭新贤的四姨太。虽然她又为郭嘉生了一子两女，在老郭家依旧遭受冷落。施娣明白了在这个世上只有靠自己，她带孩子们离开了这个家。施娣的生活更难了，她从早忙到晚，干着男人干的体力活，只要能挣钱，她无所不做。施娣之所以如此拼命赚钱，是因为她明白不仅要养活孩子，还要让孩子能够上学读书。她深知只有读好书，孩子们的未来才不会如她这样艰苦。通过施娣的努力，九个孩子都了上学，而且都进入西式学堂。她认定中英双语教育必定能让孩子们在乱世之中拥有谋生的一技之长。会说英语，了解洋人思维，知己知彼才能胜出，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大儿子通过掌握英文和洋人的思维方式，结识了不少香港大人物，迅速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为后来的何氏家族打下了基础。施娣常常跟孩子们说，等以后你们有能力，不要光想着自己吃饱饭，还要报效祖国。孩子们把母亲的话记在了心里，多年以后，他的长子何东成为第一个香港首富后，先后向国家捐赠了超500万港币（相当于今天的九亿人民币）。二儿子何启福设立基金会，每年捐款给各个慈善机构。何氏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创造了一代又一代商业奇迹。

晚年的施娣患上了鼠疫，为了抑制疫病的扩散，她让何东包了一条船，留在船里漂泊在海上。一个渔家女在一艘小渔船上开启了人生，最终在一艘船上走完了人生。

何东公馆的花园已辟为口袋公园，但暂时还不开放。

原何东公馆北面的花园1950年代划归＂七一中学＂（原＂崇德女中＂）在那里盖起一憧＂现代化＂的四层教学楼。

陕西北路414号是董云浩的老宅。

董云浩是董建华的父亲。

陕西北路500号（市教委大院）内有一重要的历史建筑＂西摩会堂＂（又名＂拉希尔会堂＂）它曾是远东最大的犹太教堂。（以下三帧照片来自网络）

由犹太地产大亨沙逊出资建造。

本人还在上班期间，去市教委联系工作，借此机会走进这幢硕大的建筑，目睹它的丰彩。

陕西北路的北段，即新闸路以北，原名＂李涌清堂路＂，它取名于小港李家（以经营沙船发家）的一家商号的各称。陕西北路原本是条断头路，至安远路结束。2002年断头路打通，陕西北路直通至长寿路，成了南北向的一条干道。

在车水马龙的延安中路有一幢＂神秘＂的豪宅，它就是816号的＂严同春宅＂。

严同春宅建造于1933年。

这是幢装饰艺术派的现代花园住宅。

建筑为西式风格。

外观饰有传统中国图案。

总体布置为两进四合院格局。

主楼第一进沿马路设门房和接待室。（1998年建造延安高架时一进被拆，只剩下主楼的第二进和后花园。）

因客厅面积过大，分隔成前客厅和后客厅。

二楼、三楼为起居室和卧房，共有71个房间，外加14个盥洗室。

主人倾心于子孙繁茂的＂五世同堂＂，数十间居室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共联，上下、左右都能贯通。

天井两侧的厢房为会客室、书房和餐厅。

西侧辅楼用弄堂与主楼分隔，设账房、炉子间、汽车间。

东侧有一片草坪，植有花木，筑有水池、曲桥、凉亭，是个中式花园。

我是借参观＂解放日报庆祝上海解放暨创刊75周年特展＂的机会进入这座房子。

展览会上有当年设计的38面国旗样稿。

有关资料告诉我们：离开国大典只剩5天，毛泽东统一大家思想：＂过去我们老想着在国旗上画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不一定有什么国家特点。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明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受到广泛赞同的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49年9月29日曾联松（国旗设计者）看到报上国旗的定稿又激动又惊诧：＂激动的是这个图案与我设计的几乎一样，惊诧的是大星中的镰刀斧头简化掉了。这个图案算不算是我设计的，我一时也无法判断。＂1950年北京函告他：＂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严同春＂为昔日的＂沙船大王＂。

＂沙船＂是一种吃水较浅、主要往来于长江以北海域的一种平底帆船（上海市徽上的帆船图案即为＂沙船＂）。

1684年清廷取消海禁后，上海逐渐成为江南的航运中心。

商人们将江南的棉花、棉布运往北方，再把北方的大豆、豆饼运回，沙船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

沙船带动了当时上海商贸发展，也令沙船商人成为实力最雄厚的一群大亨，＂严同春＂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从十九世纪末起，因为清廷放开了外国轮船可以运输东北豆货的禁令，在蒸汽轮船前，木质沙船难掩日渐衰弱的大势。

一批昔日叱咤风云的沙船商号纷纷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唯独严氏不仅力挽狂澜不倒，还能在福煦路花巨资建造如此规模的宅邸，其奥秘在于＂转型＂。

严应钧一代除了沙船业务之外还兼营钱庄，到其子严味莲一代，沙船业停止，全面转行做钱庄。

严家在民国元年开设＂致祥钱庄＂。

与其他钱庄相比虽然资本较小，但凭借自身的信用，哪怕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致祥钱庄的出贷情况仍良好。

严家后人严尔纯（作家程乃珊的丈夫）和铜仁路＂绿房子＂的主人吴同文和是外孙与外祖父关系。

解放后严同春宅成为仪表局办公楼，2014 －2015年经过精心修缮，为解放日报社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