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故乡行

嘎嘎（王亚新）

1920年代，贞丰古城小富人家杨遇春张氏夫妇（外公外婆）的独生女杨镇媛（中、我们的母亲）、幺儿杨镇宇（右）远赴省城贵阳上学读书，前者就读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后者就读贵阳达徳学校。正在经商的哥哥（6子）杨镇远（左）前往贵阳看望妹妹和弟弟并合影留念。

引子

几十年来，回故乡大约有五六次，确切说是回母亲的故乡——贵州贞丰县。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母亲就上省城贵阳读书于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回乡从事教育事业，后任贞丰一小校长。期间还有一段壮举是，1935年工农红军过贞丰，她试图跟红军远走高飞，被家人追回；接着母亲结识了正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人父亲，并成亲离开贞丰跟夫君出走贵阳，作为父亲军人的职责正面对抗战爆发，母亲也就随父君在祖国大地南征北战，甚至1942年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远征军，赴缅甸、印度作战，包括1944年反攻日军控制、营造了两年的腾冲、松山等。最终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赢得抗战的胜利。

母亲名叫杨镇媛，父亲名叫王大才。

我们五兄妹都是在贞丰之外出生的。前三位在战火中诞生，后两位是“解放牌”。据父亲笔记本记载：大哥民国27年（1938年）10月10日国庆前夜出生，二哥1944年冬月初四卯时出生，姐姐1947年正月初五志时（上午九点钟）出生，四哥1949年9月，贵阳解放后3日上午9时出生，我1952年正月初六午时贵阳出生。

如此我以为贞丰就是母亲的故乡了。我们都没有见过外公杨遇春（1930年代离世）、外婆张氏（1949年以后离世）。

一直到1970年代初，母亲在四哥的护卫下回过故乡贞丰、安龙、兴义，因为当时她的侄儿侄女多分散在这同一地区。

七八十年代的贞丰印象

我是1982年春，从贵阳第一次回母亲故乡贞丰的，也是跟随1970年代初母亲回故乡的足迹，贞丰、安龙、兴义。那是我的新婚创新之举，在家办摄影展画展后回故乡旅行。那时候贞丰有母亲的侄儿、媳妇、和若干侄孙等。我和母亲的侄儿（我表哥）杨文井在田坝街他家晚餐后，又在他老屋楼上嗑葵花籽下老酒谈天说地，那是第一次见文井表哥，他也是教师，实在能说会道，见解超前。他妻子罗应芬（我称她表嫂）也从教，与我们早有接触。他们家子女七个，生活很艰难。我很小就见她常来贵阳，或抱着两只鸡或一罐猪油之类在贵阳的黑市上悄悄售卖，有时还背上背着幼小的或儿或女。记得当时也才十几岁的我，会骑着自行车带她到贵阳城她要去的地方。后来听说她在贞丰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冲击，背上“搞投机倒把”的恶名进了“管训班”，还被扣工资。那时他们家子女们几乎课余都打席子卖以之求生。甚至直到我1980年代初那次在他家，还见他们的儿女我的侄儿女正在上中小学的杨伟、杨力等等都在田坝街自家老屋楼道上“打席子”，以补贴家用，一个个非常勤奋勤劳可爱。那已经是拨乱反正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这个边陲小城。之前罗应芬表嫂利用学校放假时间，在“黑市”攒点生活费被严酷打压的“资本主义”行为已经可以大白天下。国之大局正执行D政分开、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基础性体制改革。我也因家庭出身不好没得进国营企业，大二哥费九牛二虎之力把我弄进贵阳云岩区童鞋社（集体所有制）就业。磨砺10年后，在改革开放初期，1988年拨乱反正的初期，被选入贵州日报试用，其间被普遍称为“陈景润式人物”井铁定几位调入者之一，最后被“现管”特权者残害，打回“老鸦窝”童鞋社。1980年，我的“百乐”贵阳市委书记李万禄力挺我破格调入贵阳晚报做记者，实现了我“癞蛤蟆（合作社工人）想吃天鹅肉（D喉舌）”的跨越。

那年那次在贞丰还正遇上赶场天，原始的贞丰县城虽然还显现着一穷二白的老城面貌，县城中心却大面积热闹非凡，人丁兴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布依族、苗族等风俗也在集市的某些约定俗成的位置绽放着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有的乡道两边簇拥着少数民族青年男女，他们或隔街相望，或山哥对唱，或丢糠包等等堪称天然相识。随着赶场散去，夕阳西下时，成双成对的男女走向附近的山坡、乡间小路、大榕树下……那次还见到了大表嫂张婉芬，一派老教育工作者的风度，睿智、知性又犀利的感觉。

接着我们又去了安龙县住在另一表姐杨文霞家，去兴义表哥杨文林、杨文鸿、侄女杨琳家。至今还深深记得，也许头天在杨琳家玩累了，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好几位细娃围在我睡的床喊：“公公起来吃早餐喽！公公……”那时我也才30岁，感觉奇妙又欣喜。

（83行1743字）

100多年后的贞丰古城依然或许更加古色古香，并且能让人看到早年已经中西结合得惟妙惟肖的历史痕迹。

1930年代初，外公杨遇春创办学校，决心培养子女就学从教。

第二次回母亲的故乡贞丰，又已经是近十年之后的1990年代初了。我已经在贵阳晚报做记者近十个年头。四哥已经从曾经辉煌的三线企业贵州柴油机厂下海，并初露锋芒。拥有一辆长安还二手面包车，激动得不得了！约我们一家出游，而且向远方母亲的故乡贞丰县、兴仁县、兴义地区所在地等等，同样都是母亲的侄儿侄女侄孙（我们的表哥表嫂、表侄儿女）所在地。而且几乎都是走国道，没有高速公路。只是过花江大峡谷就沿弯弯山道盘山公路上上下下走了一两个小时。到贞丰县城单边就行了七八个小时，在贞丰主要是接触表嫂罗应芬，那时她还健在，已经退休。她告诉我们一些杨家旧事，与我们早年从父母及其他亲友甚至一些出版物读到的父母祖辈故事，引出了我的一些思绪：

外公杨遇春来自四川做点小生意，往返于四川与兴义地区，在贞丰接触了外婆张氏接成连理。此后生意越做越大，在贞丰置有上千平米房产（现在的古城中医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外公在经商过程中由于文化缺失受到重创。而且当时已经有后辈也参与外公经营的生意，于是外公下定决心办教育，即时在贞丰核桃树创办了学校。表嫂罗应芬曾经对我们说的：“贞丰一小是外公（杨遇春）办的。”我心推论上世纪20年代外公创办的核桃树学校或许就是几十年后的贞丰一小，所以母亲去贵阳上女子师范回来也在核桃树学校（何时为贞丰一小有待考证）教书育人，之后又当校长直至离开贞丰，由姜校长接替了我母亲。当年外公也力推自家孩子们上学从教。后来我母亲（独生女）和8舅甚至前往省城贵阳上学读书，前者就读于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现贵州师大），后者就读贵阳达徳学校。母亲毕业后回贞丰一小教书育人，后来任校长。直到结识了我们父亲。我们父亲毕业于贵阳崇武学校，又就读南京军事教育高级班，已经身经抗日战争的若干战役，从此青年父母一起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闯荡祖国大江南北，离开了贞丰。在那些战火纷飞年代，国人有志者，多男从军多女从教。有一天，在表嫂（退休教师）罗应芬引领下，我们在贞丰一小见到了接替母亲的那位老校长姜女士，当时她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最近又听说她活到一百多岁才仙世的。“你们父亲是骑着高头大马来家杨家提亲的，”表嫂罗应芬说，“他把战马拴在杨家天井大院，老祖太（外婆）在她祖屋高声发难：“是哪个？不要踩到我的花木哈！给你们父亲一个下马威！哈哈……”

母亲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1930年代她是贞丰县思想意识超前的四位现代女性之一，当地人称“四毛”：朱毛、杨毛、黎毛……尤其1935年红军过贞丰，四毛齐刷刷都跟着红军走了。家人们急不可待，心急火燎地纷纷追回自家的闺女，唯一黎毛（黎萍）是穷人家的孩子，家人不得不任她远走高飞。有史料记载提到1938年黎萍的参加革命的动向。“后来她去了延安！”主编《北盘江记忆》的作家田景丰老师如是说，“再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相对五兄妹最小的我也记得，又多次听兄妹及父母说过：1960年代黎萍（黎毛）来贵阳时约我母亲见面，母亲带着二哥和姐姐去贵州省当时专门接待高级干部的云岩宾馆与黎萍愉快相聚。那时黎萍已经是江南某省委宣传部部长了，她夫君是这省顶层领导中最高官员。再后来又听说他们夫妇在文革中都遭到剧烈的冲击，她夫君含冤而逝。最近在贞丰还听我表侄女婿尹光宇说：听说朱毛后来去了台湾。后来朱毛的儿子在美国求学。约1990年代还从美国回到他母亲故乡兴义、贞丰等，是我表哥杨文林陪同接待的。当时杨文林是州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尹光宇是州财政局局长。“他开始准备安排局里派车的，”尹光宇说，“后来他可能认为属于私人接待，就另外安排找其他车辆了。”

父亲也有特殊的经历，他是我们爷爷——辛亥革命英烈叶占标与奶奶刘氏的独子。与外公相同的是，我们五兄妹都没见过爷爷。父亲才2岁时爷爷就在1912年2月2日的旧军阀政变中英勇就义了。奶奶将还是婴儿的父亲到处东躲西藏，避开政变者的斩草除根，最终奶奶带着幼小的独子、这个辛亥革命的种子被保护性地改嫁王性小富人家。可以说我们五兄妹以致后代的后代都是很偶然的存在，或者说所有生命都是很偶然的存在。

爷爷叶占标来自湖北武汉，出生于汉阳“状元街状元巷”（奶奶多次说）后来曾经是孙中山的侍卫队长（我们的表侄儿某大学学者郑某也读到过如此史料），爷爷被孙中山提前派驻贵州配合辛亥革命起义，任贵州大汉军政府军事将领——新军第一标标统。贵州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四川辛亥革命重庆来电告急，叶占标率军援川大获全胜。四川方面积极留任叶占标为统领四川的军事要员。当时的贵州，配合颠军的贵州旧军阀刘显世已经实现了对贵州辛亥革命阵营的政变，并骗取叶占标回筑，命叶驻扎在当时的城郊南厂。当晚被众多颠军重重包围，叶占标率军血战突围，部分新军冲出绝境后，冲至图云关（现在的森林公园）中叛军埋伏，血战就义。南厂部分没有冲出重围的新军官兵被俘，于次日被押至贵阳螺丝山下（今贵州师大附近）砍头处决，之后又嫌麻烦以机枪绞杀。

后来王性小富人家着力培养叶占标独子从军，读军校，甚至卖掉部分房产送父亲下广州、上南京曾经受教于蒋介石主导的军事教育高级班等等。尤其是1942年，父亲已经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远征军副团长、带兵的人，前往缅甸、印度作战。整体失利后走出野人山的幸存者之一。次年又驻守抗战陪都重庆，抗击日军的百架军机狂轰滥炸的常态。1944年再上中缅边界的腾冲，龙陵、参加攻打日军营造了两年的军事堡垒松山等战役。近年我们兄妹相约同去中缅边界的云南腾冲、龙陵、松山、云南沾益、贵州黄平旧州（美国飞虎队抗战机场之一）等县乡镇寻根，书写了《父亲的战场》之一、二、三、四、五、六、七篇图文。母亲必是她父君（我们父亲）的坚强后盾。

母亲与父亲结合显然也得到爷爷叶占标的同道，辛亥革命贵州举足轻重的前辈胡刚先生关照而喜结良缘。甚至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我们家在贵阳毓秀路（旧时名为水沟）居住的房屋都是胡刚提供的。

我心中曾经的痛点

第三次故乡行又事隔多年了，那时四哥煤炭生意做比较好了，车也已经鸟枪换炮，别克豪车稳健地穿行于高速公路康庄大道上，花江大峡谷架起的“天空之桥”与之前上上下下的弯弯盘山古道，不只减去了十好几倍或好几十倍的时间与风险！而且美轮美奂令观赏与过客们惊叹不已。然而母亲与前辈们曾经生活的贞丰老城散发着远古时代和饱经沧桑的现代气息。我们走进外公外婆及他们的儿孙、当然包括我母亲杨家独生小姐当年的居住的闺房屋、庭院、花园等等早已沦为公产的楼台亭阁，分别由若干非亲非故人家居住了，那些天井院落，花园阁楼等等都属于这些人家的公共环境，而破败不堪。表嫂罗应芬特别指明母亲的箱房和外婆的祖屋，同是父母独生女的我姐姐对着母亲的闺房看得如痴如醉。我们杨家周边都是年代久远的中国古建筑，古街古巷，其间不仅有江西会馆、湖北会馆等徽派残破的建筑，而且还穿插着欧美西风的痕迹，如哥特式、巴洛克式、古罗马式等等残墙断壁不一而足，却一派破旧的景象，看得出几十年少有打理或维护，甚至文革时期也必遭“破四旧”的摧残。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小城孩子背着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没见有大人护送。我不由得想像着百年前母亲也如同这些快乐的孩子一样生活在这些当年美好的古街古巷里。可以想见百年前，贞丰这贵州边陲小城就已经有些许国际化特征。那时正值中华大地太多古城古镇拆真造假之风如火如荼。我想不久后这里弥足珍贵的古城古建古巷等等也难逃风靡华夏大地的“建设性破坏！”（作家冯骥才语）离开贞丰后的这些年，一想起弥足珍贵的故乡贞丰古街古巷古建筑可能惨遭的命运心中总会隐隐作痛。（140行2940字）

象征本土文化经典的贞丰阁楼保留完整，其底蕴深厚，意味、古味、余味无穷。

贞丰小富人家杨遇春张氏夫妇的独生女儿杨镇媛（我们的母亲）1950年代初的肖像。

1950年代杨镇媛（前排右3，我母亲）抛家弃子（连同五兄妹七口之家），背井离乡，前往贵州桐梓县开展扫盲工作七八年，亲友反复告诫：“教育子女也是革命工作啊！”她才回到贵阳。

“教育子女也是革命工作啊！”母亲终于从远乡回了贵阳。

第四次故乡行，主要就是去兴义了，因为我们六舅的大儿子、我母亲的贴身侄儿杨文林90高龄，而且处于病危之中。

据说我们的外公外婆、贞丰杨遇春张氏夫妇养育的儿女之间，我母亲与六舅关系最好，可能还包括八舅、另外还有四舅、大舅。我都没听说过有二、三、五，更不知道是男是女，也可能夭折了，必竟那些年代缺医少药。一张保存近百年的三兄妹合影老照片显示着：我母亲就读于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八舅就读贵阳达徳学校期间。正在经商的六舅去贵阳看望自己的妹妹与弟弟并在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表哥杨文林年近九旬时转交给我的老照片。据说六舅舅妈养育两男一女，大儿子杨文林，二儿子杨文鸿，三女儿杨文霞。六舅离世较早，外公也早逝，他大儿子杨文林多跟随我们已经离开贞丰时的母亲及夫君，大概1940年代末，杨在我父亲旗下做过军需。1949年以后离贵阳我家而去辗转何处不得而知，之后回到兴义地区册亨县，再到兴义地区州财政局工作，在办公室主任任上退休。据说他三兄妹的母亲也离世较早，以下弟妹主要由他长兄当父照顾直至工作。他还在世时2015左右吧，我们那次故乡行去看他，也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涉及他在我父亲旗下做过国军军需的内容，发在当时的新浪博客中。有亲友看到后引起一阵风波。半个世纪过去了，居然还有如此文革“阶级斗争”思维，认为他隐瞒历史。真是，那已经被世人确认的十年浩劫还阴魂不散。我到认为他的“隐瞒”保护了自己不受伤害或减少伤害，是面对野蛮的理性或智慧之举。

1950年代初母亲仍然从事教育工作，因父君是国民党军官，虽然属于起义人员，也必须洗心革面，争做新人。抛家弃子，离乡背井，前往桐梓县开展扫盲工作。那时家有五子、父君、奶奶，我才出生数月，几乎完全靠吃米浆成长。又刚刚被那年破纪录的大洪水冲得一干二净也一贫如洗。全家七口人租一间打铁房居住，靠父亲摆摊卖糯米饭、香烟维持生活。母亲一去就是七八年，中途一直没有回过贵阳家。她亲密的侄儿杨文林有些年关，都会汇款10、5元到我们最贫寒时期的贵阳七口之家。邮递员一喊：“王大才（父亲）来签字，有汇款单！”一家人激动不已。同时文林哥还与母亲通信反复相劝：教育儿女也是革命工作啊！母亲才终于作为有一定级别的干部调回，在贵阳市蔬菜经理部任职。以至幼小的我很难认同几兄妹这个十分陌生的“妈妈”。

接着四清运动、文革的到来，母亲因地主子女和 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污点”被下基层，分别至城基路菜场、石板坡豆腐行、文明路菜场。母亲回贵阳后身体状况不佳，贫血、红斑狼疮、血小板减少等病魔缠身。几乎每年住医院输血治疗等等，还多次被下过“病危通知书”。幸亏那时有单位者，开“送诊单”医疗费住院费全免。后来母亲因为属于单位老病号，申请在离家近的菜场工作，结果却被安排得更远——离家七八公里的贵阳东山脚下的老东门菜场。每天黄昏下班后提着沉重的蔬菜，还常常徒步回家（因公交车不正常或根本就没有）直至退休。（63行1323字）

他是兴义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曾任地区财政局局长，后因抵制贪官黄某（该地区曾经的一把手，近年因贪腐被判重刑）黄冷处理、抑制他了的提升。退休以后的他十分热心本土文化建设。他姓名：尹光宇。

这次故乡行，见识了贞丰值得骄傲的古城！

这次故乡行原起他，名字叫尹光宇。是母亲的大哥杨镇幡的儿子杨文龙——我母亲的侄儿、我们的大表哥——他女儿杨琳的父君——我们的侄女婿。他是兴义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曾任地区财政局局长，后因抵制贪官黄某（该地区曾经一把手，近年被判重刑）黄冷处理尹为中国银行州分行行长，否则他至少会升任副州长甚至往省里去。其实当州“财神爷”时，他的实际权力的分量已经不比副州长轻了。我们都一致认为，如果当年他顺应黄某，也许不断被提升。但是也多半受之牵连，真是福兮祸兮呢。尹光宇称我“老辈子”却年纪比我大五岁，神采奕奕，毫无官场做派，我想他真如难得“出污泥而不染”之类。我们相见恨晚或接触恨晚，同时他也是十分热爱写作者。早年曾经任过县宣传部老大。怪就怪自从杨琳几十年前还是文革期间来过贵阳我们家，我四十多年前我旅行结婚时去过他们兴义的家，以后就各忙各的，无缘无故就几乎没有接触了。直到退休多年后又才联系上。几年前我接到表侄女杨琳的电话。然后夫妻俩一到我家，送我们五兄妹的礼物就是各一本他与他作家密友田景丰合作的著作《我们一起走过》。最近又赠送我们田的新著《扯不断的牵挂》。并且他们俩又在启动编著《北盘江记忆》约50万字的长篇巨著。还约我参与写作——望我提供我母亲杨家的一些百年史记，哪怕是碎片记忆。

尹光宇夫妇家兴义昆明两边住，田老师家在昆明。两者的故乡贞丰都没有家。2024年6月某一天，尹光宇突然来电话说，他与田老师正在贞丰，他陪同田老师现场编撰、组稿《北盘江记忆》“希望你能来一下！”次日，我和几位家人立刻起身自驾前往。或许因为又是回乡又是历史文化的纸上建设，而且涉及母亲与我们杨家等等。约三小时后与尹田的见面也深有感动。二老者都是奔八的古稀之年了，还如此勤奋做事，而且积德极美的历史文化传承之事。同时深感贞丰那些老街古巷古墙古房不仅没被“拆真建假”“建设性破坏”，而是地地道道的修旧如旧，几乎被天衣无缝的保存与良好的维护着。古城人们依然是当地人使用，店铺也不如其他古镇那么密集，游人稀疏，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生机盎然，满满的诗情画意。这些年来，我已经很难在国内看到如此真实地道的古城了，到常常会在老欧洲有那些童话般的感受。但是这次我出乎意料地感受到我们贞丰故乡的骄傲，她是另类我们也童话般的古城古镇古楼古墙古屋古庙古井古店……是老欧洲没有的，不可替代的，古道、古巷里自然着苗族布依族装的乡里乡亲也随处可见。再说，贞丰美食早就名不虚传，糯米饭、各种灰粽、白粽、小棕、三汇糯食汤等糯食都是贵州之最、其粉面也令人垂涎欲滴。比我到过的著名的云南丽江、大理等等古城古镇也好很多，尽管她没有溪流与湖泊伴随也并不逊色。因为其过于繁华的商业气息与特别雕琢的装饰设计使之适得其反。难怪当地有导游称：“简直就是个大超市！”如今的贞丰古城却与之相反的多方面恰到好处。

次日，四哥听说我们小家来贞丰了，立刻与夫人（四嫂）、侄女倩文迫不及待自驾来追赶我们，再次共享回母亲故乡之乐趣。这次故乡行也接触了已逝表姐罗应芬（退休教师）的儿女杨波与杨力（都退休教师），杨伟（也是退休教师）家住兴仁县，我没告诉她我们来贞丰了，否则她多半会赶来。杨力问我是否叫杨伟来，我说不必了，心想她得赶一个多小时路程，会很辛苦。我们并同去拜祭外婆的墓地。外公杨遇春的墓地已经无影无踪，早年听罗应芬说：民国时期每年政府会组织学生为创办学校的我们外公扫墓。文革时期外公外婆墓碑被打烂，再后来外公的墓也没有了踪影，只剩外婆墓从林场被拆迁至远很多的公墓。（66行1386字）

作家田景丰早已著作等身，最近又在紧锣密鼓组稿、主编长篇巨著《北盘江记忆》。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杨家收养的女婴，长大后随我母亲进贵阳。

表嫂罗应芬在世时我们就听她说跟我们母亲一起进贵阳的某姨妈，晚年曾经多次随儿孙回贞丰走亲访友，特别还探寻自己的具体出生地和生父母。这次又听表侄女杨力（罗应芬的三女儿）说到这事，后来某姨妈的后代儿孙也常常会回贞丰探亲寻根。我们大哥近年也向我补充说了一些母亲刚进贵阳的一点细节。某姨妈在贞丰杨家长大后好像我们母亲少女时代的准侍女，又彼此亲如姐妹。她随我们母亲进贵阳后母亲在舒家寨小学教书育人，某姨妈当工友。后来某姨妈嫁给贫困老实的陈姨爹。夫妇俩长居贵阳威西门附近环城西路，彼此相依为命，吃苦耐劳，靠做水豆腐为生，名声响亮，被人们戏称“陈豆腐”，共生育了七孩。某姨妈是贞丰杨家收养的弃女。久居贞丰的表嫂罗应芬说：191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盛满杂草的背篓被放在杨家门口，好久不见有人取走，杨家人查看背篓发现杂草之下是婴儿，收养了她。她与杨小姐（我母亲）年龄相差不大，一起成长，人们还认为她是杨家小姐的侍女，又见相处如姐妹。最后也被出嫁至省城的杨小姐带到省城贵阳。直到独立成家，养儿育女，成为仍然往来甚密的非血缘亲戚。“公私合营”后，在位于贵阳三桥的国营豆腐行工作。文革期间，某姨妈被单位组织的“忆苦思甜”裹夹控诉杨地主及杨小姐，表现了坚定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得以不少好处，还使幺儿老七顶替了自己的工作。文革结束后不用“划清界限”了，我们两家恢复往来。某姨妈退休以后与老实巴交的丈夫继续共同“加油干”自家早年的水豆腐事业，改开初期已经就地于威西门附近的环城西路，为儿子建了两三层小楼，两老仍然相依为命在隔壁豆腐坊楼上10余平方的老屋里蜗居。后来当然也拆迁了。他们的大儿子我们家称“某老大”，自小爱好小电器，后来自办小厂，还给我儿送来了“请坐正！”少儿台灯试用。某老二工作也在很了得的三线企业“玉蝶牌”贵阳电线厂，某老三还是市运输公司的红人，女儿们也顺风顺水。我们母亲与父亲延续的生命就我们五兄妹。大二哥都于贵州工学院毕业，前者先在企业工作，改开后被调市经委；后者1963年高考成绩名列前茅至“清、北、复”录取线，结果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刷下至四川大学，又被踢至贵州工学院。他说：任贵工头头期间看过自己的档案。毕业后也自然留校。姐姐和四哥都参加工作。就我遇上文革没有机会升学，初中毕业巧遇“抓革命，促生产！”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勉强混了合作社，10年后属于“有准备的青年”被“破格”调入贵阳晚报当记者，再后来四哥和我都下海，前者“发煤”搞运输，后者创办文化传播公司。如此这些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的记忆了。几十年天翻地覆大家肯定又发生了各个不同的变化。但是我们两家往来随前辈的离世与时代变迁已经渐行渐远。

想必，某姨妈晚年率儿孙回贞丰走亲访友，还去贞丰远乡寻觅自己的老家。或许能更进一步认识、感恩生父母把她装背篓盖上杂草，放在1910年代初贞丰小富杨家门口的智慧吧？（60行1260）（共412行x21）（总计约：865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