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和重渡乌江（纪念长征九十周年）

饮水思源

　　九十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分别为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由王明（原名陈绍禹）的代理人博古（原名秦邦宪，时年27岁）领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根据地在江西瑞金，总兵力8.6万人，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踏上长征路。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湘西红2、红6军团，兵力约2万人。红四方面军为张国焘领导，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四方面军最初发起于鄂豫皖大别山地区，因受到国民党重兵围剿， 1932年底转战至秦岭以南的川陕边境，建立了根据地，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兵力从2.4万人猛增至10万人，实力很强。

中共早期的经费来源主要由共产国际（苏联，1919年-1943年）资助，因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核心人事选定具有重大影响。王明于1931年底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苏联遥控指挥国内的代理人博古行使职权。军事指挥权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行使，但实际上是李德一人说了算，博古按照李德的意思发号施令。李德的军事主张是正面战和阵地战，即使敌强我弱也要硬刚，既教条又冒险，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向湘西转移，打算与红二方面军会合。蒋介石部署了四道防线阻击红军，特别是发生在湘江上游（广西北部兴安县、全州县之间界首渡口，全州与湖南永州交界，兴安是湘江和漓江的发源地）的湘江战役尤为惨烈，中央红军虽然突围成功，但损失惨重，红七军团全军覆没，红八军团接近全军覆没，仅剩下几百人被并入红五军团。总兵力从长征初期的8.6万多人锐减至3.3万余人，也没能与红二方面军会合。此时中央红军编制仅为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以及中央纵队（总司令刘伯承、政委陈云、副司令叶剑英），位于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境内。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召开通道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毛委员（当时称谓）还被排挤在政治局之外，在朱德总司令的提议下列席会议。毛委员提出红军应放弃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薄弱的贵州重镇遵义谋生存，因贵州的黔军实力较弱，红军取胜把握大，从遵义可向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提议遭到李德的强烈反对，然而大多数参会人员表示支持，众意难违。通道会议史称通道转兵，红军随即向西进入贵州，黔军果然一击即溃，中央红军顺利到达贵州黎平县，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肯定了向遵义方向的正确性，但是博古、李德坚持主张红军应继续贯彻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原计划，他们的行为严重干扰和破坏军心的稳定。1934年12月31日，红军行至贵州瓮安县猴场村，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猴场会议，明确否决了博古、李德的主张，坚定了向遵义目标不变。猴场距离乌江只有35公里，乌江又称黔江，系贵州省最大的长江支流，上游自西向东流，在金沙县境内称鸭池河，流经息烽县以后始称乌江，然后转弯向北流，于重庆涪陵汇入长江。根据猴场会议精神，各军团分别从乌江的江界河、迴龙场、茶山关等渡口抢渡过江。

1935年1月7日，中央纵队于傍晚假扮黔军混入遵义城，一举拿下城池。遵义位于贵阳东北150公里处，北靠娄山关，两者距离约50公里，娄山关北麓是桐梓县，桐梓县最北边有松坎镇，最近距四川的綦江县（今重庆綦江区）不足20公里。1935年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左倾教条主义，而非博古强调的敌人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会议取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周恩来、朱德的军事领导地位，周恩来为军事决策的最后拍板人。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作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帮助者运筹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向西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在遵义，中央红军仍然处于被包围的危险境况之中，北面和西北有四川军阀刘湘统领的川军，最忌惮红军进入四川，所以拼命抵抗红军入川，其先头部队郭勋祺是川军名将，正在逼近川黔交界的习水县土城古镇和桐梓县松坎镇。东面是湖南军阀何键统领的湘军阻挡在乌江沿线，防止红一、红二会合。西南是云南军阀龙云统领的滇军设防。正南面是薛岳统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其中，吴奇伟部正在疾驰遵义，各路敌军兵力达40万人，十倍于中央红军，且装备优良，敌我力量悬殊巨大。



　　红1军团和红9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贵州省最西北的赤水县猿猴场进发（猿猴场位于土城古镇下游15公里处，距离四川泸州60公里）。红3军团和红5军团向习水县土城古镇进发。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赤水河自南向北蜿蜒流入长江。因情报错误，获悉川军在土城只有四个团的兵力，完全可以吃掉它。实际上川军在土城是六个团，其中两个团包抄到中央纵队后方，而且川军没有走红军设伏的山谷，而是占领青杠坡高地与红军对峙。土城青杠坡之战打得相当艰苦，朱德亲自上阵督战，毛委员急忙叫来干部团团长陈赓，带领干部团保护朱老总，仗打到焦灼状态，敌军增援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土城集结 ，形势对红军相当不利，毛委员果断决策撤出战斗，丢弃辎重，一渡赤水。红1、红3军团从赤水县猿猴场渡口渡河，红5、红9军团和中央纵队从土城浑溪口渡河。

土城的西边是四川古蔺县和叙永县，红1军团在叙永又遭遇川军堵截，短期难以突破，红军只好从叙永转向南边的云南扎西县（今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会合，然而滇军孙渡部在扎西南面设防严密，国军主力也正在增援扎西的途中，红军再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5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扎西会议，下决心彻底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选举洛甫（原名张闻天）接替王明为总书记。会议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方案，与会人员都拿不出对策，寄希望于毛委员能拿出对策，毛委员分析当前形势认为，应放弃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据悉川军已将土城交还给黔军管辖，黔军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遵义周边区域，这个软柿子还要继续捏，出其不意地杀他个回马枪。红军转回头向东北经四川古蔺重返贵州。从土城南面的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快速占领桐梓，重新夺回娄山关。毛泽东为此写下《忆秦娥 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咽: 多音字，发音yè“叶”，指声音嘶哑哽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贵州军阀王家烈是桐梓本地人，正在遵义为其母亲祝寿，得到娄山关失守的消息，慌忙逃往遵义西南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次拿下遵义城。红1军团与红3军团设伏于遵义西南的老鸦山和红花岗，围歼前来增援黔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二个师，吴奇伟部在红军前后夹击下败北，率残部仓惶南逃，红3军团一路追击到乌江边，吴奇伟的车子刚过乌江桥，就命令炸毁桥梁，还来不及过乌江的国军全部被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歼敌2400多人，俘虏3000多人，取得自长征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获得大量补给，史称娄山关大捷。



　　红军再夺遵义以后，蒋介石大为震惊，1935年3月2日，蒋介石急忙从汉口飞重庆督战，增调国军上官云相部驰援松坎、桐梓，加强围剿力量。老蒋接受吴奇伟冒进失败的教训，不许各部单独行动，必须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逐步缩小包围圈。这样，战事暂时处于僵持状态。红军撤出遵义城后，来到遵义西南的鸭溪、枫香一带休整，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提出按照之前的成功经验，攻打遵义西南方向打鼓新场的黔军，可进一步获得补给。1935年3月10日，中革军委在枫香乡苟坝村召开会议，讨论该作战方案的可行性，史称苟坝会议，参会人员有洛甫、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刘伯承、陈云、李富春、博古、邓小平、张云逸、刘少奇、凯丰（原名何克全）、邓发、彭德怀、杨尚昆、李维汉、叶剑英等18人。红1、红5、红9军团因为驻地较远，没有人员参会。毛委员认为打鼓新场的四周都是大山，进去容易出去难，有被围困的风险，战略意义不大，所以坚决反对。会议开了一整天，以凯丰为首的绝大多数人支持该方案，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表决通过，决议文件准备第二天下发各军团。毛委员深夜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和朱德，对他们晓之以理，打鼓新场北面有周浑元部、东面为郭勋祺部和吴奇伟部、西面为孙渡部、南面为薛岳国军主力，黔军虽弱看似一块肥肉，实则为一个诱饵，不能落入敌人陷阱，经过分析说服了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再开会讨论，最终采纳了毛委员的意见。鉴于决策效率过低，不利于当时的复杂形势，苟坝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新的军事三人团，直接决策军事战略方针。

接下来的战略方针还是采取运动战，主攻方向是仁怀县鲁班场的国军周浑元部，鲁班场的机动空间大，就算发生僵持状态也容易摆脱。周浑元刚刚目睹吴奇伟的失败，对红军心存几分忌惮。红军也不准备与其硬刚打消耗战，目的是掩护红军主力从仁怀县茅台镇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四川古蔺县，派遣一个团的兵力携带中央军委的常用电台出现在古蔺县城附近，但大部队都隐藏于赤水河附近。这一操作给蒋介石的错觉是红军仍然计划从叙永方向渡江，电令周浑元部、吴奇伟部、郭勋祺部集结古蔺，上官云相部进驻遵义城，防范红军再打回来，薛岳主力也被调往古蔺。蒋介石踌躇满志，携宋美龄从重庆飞贵阳，打算就此役将红军歼灭于古蔺境内。毛委员洞察到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全部已调往古蔺，贵阳的防御空虚，决定抓住战机逼宫贵阳。红军秘密从古蔺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四渡赤水，回到赤水河东岸。这次不再去攻打遵义城，而是从茅台镇与遵义之间穿插向南。

红军悄无声息地抵达乌江，然后重渡乌江，绕过息烽县城，从东面直逼贵阳。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惊慌失措，急电距离贵阳最近的滇军孙渡部速来救驾。孙渡号称滇军小诸葛，作战风格稳健，一般不会轻易被调动，鉴于蒋总裁电令，只好赶往贵阳救驾。红军到达贵阳东部，在清水河上架起了浮桥，明摆着要过河向湘西方向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国军追兵一股脑向东追击，红军又急转弯向西直插昆明，这时的昆明设防也空虚，龙云急忙调遣驻扎在金沙江防线的滇军回撤保卫昆明，红军到达昆明附近，虚晃一枪转头向西北，彻底摆脱了四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顺利渡过金沙江（长江在宜宾上游称金沙江），走上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路。中央红军的著名将领萧华（1955年授上将军衔）创作的《长征组歌》中写道:

战士双脚走天下，

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

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

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毛委员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指挥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云贵川边境地区，迂回穿插于四十万敌军之间，调动并迷惑敌军，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积极寻找战机并抓住战机，各个击破敌军。从而摆脱了十倍敌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云贵川边境的计划。在危难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带领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从黑暗走向光明。四渡赤水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与其说用兵如神，不如说神人用兵。四渡赤水作为经典案例写进了许多国家的军校教材，包括美国西点军校。



1、地名注释

贵州人称集市为场，猴场就是猴子交易集市，猿猴场是猿猴集市，后来改为元厚镇，打鼓新场（今金沙县）相对于永兴旧场而言，称为新场。鲁班场就是工匠手艺集市，后来改为鲁班镇。

2、人物简介

王明: 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县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受到校长米夫的青睐，米夫后来转任共产国际主席，鼎力支持王明。1931年6月，王明从非政治局委员跳跃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年28周岁。1931年底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及主席团委员，在莫斯科遥控指挥博古、洛甫等人。扎西会议被罢免总书记，1937年底回国到延安，以马列主义权威自居，1956年携全家以看病名义再赴苏联未归。

博古: 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王明同学，1907年6月出生，比王明小三岁。王明任总书记时，博古才24岁。王明赴共产国际任职以后，国内由博古代理王明行使职权。1945年与叶挺、邓发、王若飞同机失事罹难。

洛甫: 原名张闻天，江苏南汇县人（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早年留学日本、美国，1925年入党，同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王稼祥等都是同学。扎西会议出于不得罪共产国际考虑，选举洛甫接替王明。1938年9月以后不再担任总书记，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6年7月病逝。

郭勋祺: 四川华阳县人，国军陆军中将。唯一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同时交战过的川军将领。1942年，郭勋祺带领川军设防皖南，与新四军及陈毅交往甚密，打算带领川军加入新四军，但被项英拒绝。1948年初在襄阳被俘，陈毅宴请郭勋祺，酒桌上郭勋祺对陈毅发牢骚，说都怪陈毅当年不收留他，不然也不会当俘虏。陈毅解释说当年不是不想接纳他，实属无奈担心老蒋不高兴，现在也没把郭勋祺当俘虏，郭勋祺因此提出那就让他回四川，可以带领一帮弟兄弃暗投明，陈毅说你的想法与毛主席不谋而合。同年，郭勋祺回四川促成国军五个师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交通厅、水利厅长，1959年病逝。

王家烈: 贵州桐梓县人，国军陆军中将，贵州省政府主席，四渡赤水以后，被蒋介石剥夺政治权利，赋闲在家，解放后被邀请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进京开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接见。

龙云: 云南昭通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云南省政府主席， 1949年宣布脱离国民党，投诚中央政府，任民革中央副主席1962年病逝，葬于八宝山。

何键: 湖南醴陵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湖南省政府主席，被蒋介石剥夺政治权利，赋闲在家，但是其在职期间多作恶，杀害杨开慧，挖毛家、刘家祖坟，1949年畏罪逃往台湾。

吴奇伟: 广东大埔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军陆军中将。虽然曾经一路追击中央红军名声不佳，但后来在抗日战场表现突出，属于抗日名将。1949年帅部起义，任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病逝，葬于八宝山。

孙渡: 云南陆良县人，滇军将领和抗日名将，后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司令、第六兵团司令，1952年被捕，1963年特赦，任云南省政协委员。

刘湘: 四川大邑人，四川省政府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病逝。

周浑元: 河北新安县人，国民党36军军长，陆军中将，1938年病逝。

薛岳: 广东韶关人，国军一级上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抗日名将，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湾，在台期间并不得志，晚年因反对台独，遭李登辉当局迫害，靠租房度日，因欠房租被告上法庭，台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只好免除其房租欠款。薛岳于1998年5月病逝，享年102岁。

李德（奥托·布劳恩），本是德国人，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作为军事顾问。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援建，在苏联被称为伏龙芝广州分校，可见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时的声誉极高，李德就是军事权威，但接连的军事失败，导致其威信全失，遵义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但李德完成了长征达到陕北，1939年回苏联，病逝于东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