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年上海打工的岁月（9--<9>）

东北一家人

　　一九八七年，是我在上海打工的第三年。

那一年，我是带着妻儿一起生活的。我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且年过二十五，衣破有人补的生活了。

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后来还是与苏北三木工在打牌时，他们沆瀣一气耍赖，我恼羞成怒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

再快到年末时，我们一老乡木匠，因被老板欺负，我赶去打抱不平拔刀相助，差点酿成大祸……

这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又让我下决心不想再在上海打工下去了。

我怀着一些失落感，带着妻儿返回了家乡。

上海三年的打工生涯，让我见识了许多东西，开阔了眼界。

那时候，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三句话不合，就拔出拳头打人，做人办事，如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思想单纯，行为鲁莽。

我把自己在上海打工时的经历、尤其是把几次打架事件，真实地讲出来、写出来，并不是想炫耀自己当年有多么的勇敢、敢打敢拚，而是自爆自己的无知无畏和莽撞蛮干的糗事，也作为自己真诚的忏悔。

　　也别总怪上海人瞧不起我们乡下宁。我们在公共食堂买饭菜、火车站买车票、商店买东西等，从来不知道要排队。

我们乘公交车，上车不仅抢占座位、推推搡搡、高声大叫，还经常以逃票为荣，甚至有几个“流氓成性”的老乡小伙子，看到公交车上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就动手动脚的，还有好多次玩尾随跟踪。

而后来每当我或妻抱着婴儿乘坐公交车，一上车，车上的上海年轻人立马起身给我们让座，好感动！而从那时起，我也学着给老人、孕妇、抱婴儿的乘客让座了。

从村长带村民给我们免费送菜到工场，又让我们自己随时随地免费割菜、摘瓜、拔菜，还有邻居村民爷爷奶奶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我家小孩、问寒问暖，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在心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总感觉上海是一座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国际大都市。

改革开放之初，不知有多少外地人、乡下宁拥进上海，掘到了第一桶金，后来成了闻名遐迩的大老板。而我，连当年讨老婆钿也是从上海赚去的，更应感恩、感谢伟大的上海人民！而不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老家有句俗话叫: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这句俗话的缩小版就是一句成语叫:换位思考。

想想近几十年来，老家诸暨市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市的前十位。而这骄人的成就，既是诸暨人民的聪明智慧、勤劳勇敢、甘为人先、顽强拼搏的结果，同时无不浸透着外地省市人才及农民工的血汗和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我们诸暨有些市民，也是以鄙夷的、歧视的眼光，不屑的、蔑称的口吻称呼他们为“外地佬”、“江西佬”、“安徽佬”、“贵州佬”等等，这与当年上海人瞧不起我们、称呼我们是“乡下宁”，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敬人人，人人敬我。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现在的诸暨，也以一种宽广的、博大的胸怀，会四海宾客，交五洲朋友。

这《难忘当年上海打工的岁月》1至9，是我两年前因疫情宅家时编写的小拙文，这次重新编辑修改发在美篇平台的。

当我翻开几本陈旧的相册，找一些当年上海拍的照片作为拙文插图时，在里面看到有一些我与老乡工友在上海拍的合照，竟发现三张合照里面各有一位在前几年因病相继去世了，他们分别是:楼永康、斯军华、应友龙。

我心里不免十二分的伤感，禁不住潸然泪下。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上海三年的打工经历，尽管没有像大学生那样在校院学习到渊博的文化知识;也没有像解放军那样在部队享有保家卫国的荣耀，但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作为底层的农民工打工者，尽管我们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无法无天，也像极了张乐平先生漫画笔下的“三毛”，却让我们过早地吹拂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浪潮。

我庆幸，我骄傲，我自豪，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