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爷爷家家

沙湖絮语

我的外祖父名陈忠仁，外祖母周华芳。他们都是湖北孝感人。

按湖北的习俗，外祖父应该叫“家公爹爹”简称“爹爹”，外祖母叫“家家”。但是我们从小就叫外祖父为“爷爷”，叫外祖母为“家家”。

爷爷是个孤儿，很小就加入了基督教。

爷爷很聪明，后来在教会内做到了圣教书局的经理。他完全靠自学，英语的水平提高很快，基本上可以与外国人用英语自如对话。

我想爷爷在教会里的影响应该不小，这从我知道的两件事情可以说明：一是听母亲讲，在1938年，爷爷利用教友关系把我当时还不满16岁的母亲在兵荒马乱之际送到四川北碚。

193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一年。那是因为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七七芦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很快大片国土沦陷。

为了躲避战难、兵祸，大量的机构、企业和人员纷纷往四川、云南等大后方撤退。这几乎成为1938年中国最主要的事件之一。而当时的中国，通往四川、云南等地，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几乎没有航空业。几乎所有的运输都靠长江航运。可想而知要弄一张船票是多么难！当时我们的爷爷找到他的教友周苍柏，把我母亲送上西去的轮船，而且还是坐的头等舱。周苍柏还专门派了他手下一名十分干练的女士沿途照顾母亲等一行。

周苍柏是一位银行家，社会地位很高。他的女儿周小燕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周苍柏早年在武汉东湖购置了一块地，开办了一个“海光农圃”，解放后他把海光农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现在的东湖风景区就是在海光农圃的基础上扩大、发展起来的。

其实与母亲同船的还有我的二姑，即我父亲的二姐。那是因为当时我的大伯在银行工作，认识周苍柏，于是也拜托周为我二姑等也弄了船票，而且也让那位女士一路关照。只不过当时母亲和二姑互相并不认识，许多年以后才发现竟然这么巧。

第二件事是发生我们家住在黎黄陂路三合里的时候，大约是1950年代中期吧。有一天我生病了，母亲就带我去天津路上一家医馆看病。那家医馆是一位叫冷良丞的名医开办的，他也是爷爷的教友。

我们一去，负责挂号的一位年轻人让我

们按例挂号候诊。

当冷医生一看到母亲时，就显得非常客气，非常认真地为我诊断、开药。

他坚辞母亲送上的诊金，连挂号费都退还给母亲了，而且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至门外。当然，这全是因为爷爷的原因，陈家大小姐来看病，自然不能怠慢。

圣教书局原来在鄱阳街与青岛路交汇处，我母亲和她的弟妹们在这儿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的大舅工作和生活在天津，小舅在北京。退休后，他们经常相约回到武汉来看望我的母亲。只要回汉，他们总是要去鄱阳街圣教书局旧址去看看。从他们和母亲的言谈中，我感觉他们都很怀念过去那一段生活。

这一处的圣教书局遗址，已经被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修缮一新，成为了网红打卡地。

后来圣教书局搬到了江汉路和江汉二路交汇处，由于这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一些，所以对这里的印象就深刻一些。

我们家从1954年下半年到1958年8月，居住在黎黄陂路三合里。记得在黎黄陂路胜利街口有一个人力三轮车站。母亲有时候带着我们坐三轮车去江汉路爷爷家。那个时候工资很低，但物价也很便宜，这一段路程的三轮车力资费只要一角八分钱。

那个时候江汉路这里沿街的房子许多都只有两层楼高，爷爷家家住的房子也一样。我记得楼下就是书局的门市部，好像书局没有招牌但是有橱窗，橱窗陈列着一些基督教方面的印刷品。

过去没有现在大量使用的卷帘，到傍晚时分要打烊的时候，要用一块一块的木板把橱窗遮盖住，早晨再一块一块取下来。

记得是在橱窗 上、下的墙面相对着水平固定好两根合适尺寸的槽钢，把用来遮盖橱窗的木板一块块按顺序插进那槽钢轨道就可以了。一共要用十六块木板，木板上都编有号码：有八块的号码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另八块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要按编号顺序往上装不能错，否则可能会装不上去。每块木板大约长接近两米，宽约20厘米，厚约一寸。每天上、下木板都有书局的工友专门负责。我当时也有十岁左右了，有时也会去帮帮忙。

橱窗后面的房间里里有几个柜子和桌子，存放着许多基督教的印刷品，墙上还挂着一些画。看到我总是盯着那些画，大人们就会告诉我：这是耶稣，那是圣母玛丽亚……家家还对着那幅《最后的晚餐》简单讲了耶稣殉难的故事，告诉我那幅画上面谁是耶稣，谁是犹大……很多年后我去意大利旅游，在罗马斗兽场看到一小贩的摊子上有这幅画，我还得意地地给团友们讲解哩。

楼上 还有两幅画印象也很深：一幅是斯大林的肖像画。这幅画画得非常传神，特别是人物的头发，显得十分细腻、一丝不苟。还有一幅是苏联著名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两幅画都是我们的二舅画的。二舅在大学里学的绘画专业，这水平确实杠杠的！

二楼是起居室。

二楼临街有一个阳台，阳台上摆放了许多盆花，那是因为爷爷喜欢养花。

那个年代每逢“五·一”“十·一”都要举行游行，十分热闹。游行队伍必经江汉路，届时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观看。由于有那个阳台，我们就不必与别人去挤，在阳台上看得清清楚楚。

记得隔壁是一家叫“老中南春”的餐馆，他们家的包子很好吃。有一次爷爷带我走过去，一个掌柜模样的人迎过来打招呼：“陈长老您好。”爷爷与他客气了几句就点了几笼包子。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位掌柜就令人将刚蒸好的包子送过来了。

这个书局和那个老中南春早就拆了，现在那个地方建了一幢高楼，叫“港澳中心”。

我们的母亲是老大，她的弟弟妹妹们都不在武汉，自然爷爷家家把对孙辈的疼爱都倾注到了我们兄弟姊妹身上。

爷爷晚上洗脚时总要把我们也叫去一块儿洗。对于我们来说，那盆洗脚水有些烫，当然也不是烫得受不了。烫着烫着爷爷突然用他的大脚把我们当中某个人的小脚压住往水里一按，于是那个人惊叫一声，而爷爷则得意地呵呵笑。这时家家必定会埋怨爷爷不该捉弄孙子们，再批评我们“惊昂鬼叫”。其实我们都知道爷爷叫我们去洗脚是一定会这样逗我们玩的，家家哪里会不知道爷爷的鬼把戏？

爷爷有时会带我们出去过早，一般都是出门沿江汉路往江边方向走，穿过中山大道，转进后花楼，这里有一家鱼糊粉非常好吃。浓稠的粉糊佐以辣乎乎的胡椒粉，标配一根黄灿烂的油条，香极了。吃完了还要带几块白白的米发糕回去。爷爷曾经对我们说过：“这只有你们来我才能这样花钱，平常你们家家把我剋得可紧呢。”说起来好像他还沾了我们的光似的。

其实类似的话家家也说过。

我们感觉每次去伙食都不错，菜的花色品种很多。于是我们总是盼着父母有时间带我们去爷爷家。有一次听家家说：“这是你们来才会买这么多菜，平时你们爷爷总是交代我不要做多了菜，免得浪费。”可见两位老人家平时生活多么简朴，而面对孙子们又是多么慷慨。

听母亲说过，家家不仅做得一手中式好菜，西餐也会做而且做得不错。

我们在爷爷家家这里，怎么嬉闹都没有关系，唯独吃饭的时候要规规矩矩，不能乱来。

开饭了，所有的人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不能出声，不能乱动。只见爷爷家家闭着眼睛，微微低着头，嘴里无声地念诵着。只到他们抬起头来，睁开眼睛，右手在胸前画一个十字，说一声“阿门”，大家才可以开始吃饭。母亲告诉我们说：“那是爷爷家家在做祷告，感谢主赐予我们食物”。

家家曾一再地告诉我们，吃完饭不能把筷子一丢就跑，一定要对着没吃完饭的其他人说一声“慢用”才能走。

每到星期天，爷爷家家总要去黄石路口的一座叫格非堂的基督教堂去做礼拜。记得几位舅舅们回武汉来，除了去鄱阳街那里的圣教书局旧址，有时也要去这座教堂看看。

爷爷家家非常重视儿女的教育。在他们的五个孩子中，除了我母亲是大专学历，其他三个舅舅一个姨妈都是大学本科学历。

我母亲是老大，她中学读的是一所教会学校：懿训女中；爷爷家家还专门为她聘请了一名白俄老师教授钢琴。母亲在九十多岁的时候，弹起钢琴来还有模有样，指法等基本动作都很规范熟练，这完全得益于她在少年时代受到的严格、专业的基础教育。

可惜由于战难，她16岁就离开家庭流亡到了异乡。

母亲在当时的四川北碚，完成了她的大专学业，她学习的是图书馆学专业。

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解放后她进入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工作，单位里没有几个人学历比她高，比她更熟悉业务。

大舅舅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来在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岗位上退休。

二舅舅湖北教育学院毕业，毕业后被分配至湖北省郧阳工作，曾任郧县体委主任。

小舅舅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毕业后被分配至西藏工作，后调回北京在复兴医院任外科主任。

小姨毕业于武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工作。

他们求学的时代，时局动荡，生活艰辛，前途充满了未知。但显然爷爷家家一定要让子女们完成高等教育的决心从未变过！

爷爷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含冤离世。

爷爷去世后，书局也随之解散。以后家家在她的教友那里住过，在我们家也住过一段时间，然后远去新疆，到我小姨那儿去了。

1959—1961年，是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经历的最困难的三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吃不饱。不是一餐两餐吃不饱，也不是一天两天吃不饱，而是成年累月吃不饱。可怜的老人家，是怎么熬过来的哟！

1972年下半年，小姨工作调动到甘肃省白银市，家家也随着去了白银。总算是离家乡，离亲人们近了一些。

1974年，家家回到武汉，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故乡。

我们的二舅舅在湖北最西北部的郧县，当时的交通极不方便，老母亲那么老远回来了，无论如何也得去请个安啊！二舅舅一家克服重重困难回来了。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又要分别了。二舅舅一家离开我们家要返回的那一天我正好在家里，只见二舅舅一家一步三回头地往我们住的宿舍外面走，他们频频向站在我家阳台上的家家挥手道别，那一段短短几十米的路似乎怎么也走不完。此时二舅舅的眼框红了，声音也哽咽了，表弟表妹早已泣不成声。家家向着慢慢远去的他们缓缓挥手，任凭两行清泪顺脸颊流下，口里喃喃地说着“再也见不到了，再也见不到了……”

过了一段时间，家家也要回白银了，我的母亲和大弟弟陪伴着老人家回去了。

几年后，家家带着对亲人们的无比眷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的母亲是老大，她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们的舅舅们和小姨都很尊敬老大姐，对我们这些外甥也十分疼爱。

母亲晚年行走不太方便，她总是坐在桌子前边，旁边放着一个子母电话机的子机。但是子机用过之后最好放到充电座上去，而充电座离母亲坐的位置比较远，母亲使用起来还是有一点不方便。大舅舅看到后就叮嘱我在母亲座位旁边装了个电源插座，这样母亲打电话就方便了！大舅舅很高兴，他对母亲说：“姐姐，我好高兴啊！我帮你装了个插座，这样你打电话就方便了。”

每年元旦那几天，母亲和大舅舅的电话格外多：首先是在平安夜，大舅舅一定要打电话来：“姐姐，我给你唱圣诞歌。”元旦之前还要互相提醒别忘记观看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第二天还要互相交流观后感。

记得在那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接到大舅舅从天津寄来的包裹，一个铁盒子里边全是点心、饼干，把我们弟兄和妹妹给馋的……那个时候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饭都吃不饱，平时哪里吃得到这些好东西啊。

还记得我大哥结婚的时候，大舅舅送了他一床机织的镂空床罩，在那个时候，这绝对是一件非常珍贵且时尚的礼物！大舅舅和舅娘费心了！

过了几年，我结婚的时候，大舅舅也送了我们一床同样的床罩。

二舅舅在湖北省最西北部的郧县，交通极不方便。记得他偶尔有机会出差到省里来，遇到我们兄弟姊妹谁在家里，就带出去到餐馆里买一碗肉丝面吃。那香喷喷，热腾腾的肉丝面啊，至今都回味无穷。

在那个什么都要计划而且物资十分短缺的年代，二舅舅还总是给我们邮寄房县的黑木耳和香菇。

我记得母亲手上戴着一块手表，那是一块瑞士产的英纳格表，是小舅舅送给她的。

不知道当时小舅舅如何想的，但我想他肯定是竭尽所能把最珍贵，最适用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姐姐。

母亲上班要从汉口赵家条到武昌小洪山，要转几次车、船，照我父亲的说法：每天都要跑三个县。对于需要随时掌握时间的母亲来说，这一块手表太重要了。

1966年下半年，全国发生了一个大串联运动，大量的青年学生涌入北京。

母亲对我说过，因为小舅舅一家住在北京，估计到肯定会有不少亲戚的孩子们要去北京，小舅舅和舅娘商量好了：只要来北京，每个孩子资助五元钱。

五元钱啊，而且还是N个五元钱！那个时候工资又不高，一个月能拿一百元钱就很不错了。小舅舅和舅娘是怎么精打细算才能把这五元钱从本就拮据的生活费中抠出来的啊。

1980年代开始，我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到北京，母亲总是嘱我去看望小舅舅。小舅舅知道我好两口，每次我去，他都拿出珍藏的好酒给我喝，他平时不喝酒，这时也陪我喝一小杯。因为去的次数太多，我感觉小舅舅家的好酒都被我喝光了。

他们家住在北医三院宿舍，那里边有个食堂做的布丁很好吃。发现我母亲喜欢吃那个布丁，小舅娘就经常去买新鲜的，或邮寄，或乘我出差时带回来，母亲很高兴也很享受。

小姨大学刚毕业，二十郎当年龄就远离家乡，阔别亲人被分配到了新疆。在那个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的时代，几千公里的距离显得格外遥远，即便家家后来去与她做伴其实也多少有些无奈。

记得小姨给我们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亲爱的小家伙们，我爱你们。

还记得小姨给我们寄过新疆吐鲁番的葡萄干，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葡萄干，没有之一。

1972年上半年，小姨得到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办完公事又请事假回武汉，她要见见日思夜想的姐姐啊。可是此时母亲已经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去了。小姨毫不犹豫地登上火车再转长途汽车去找姐姐去了。后来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对我们说：你们小姨放下行李就为我们挑水；小姨回忆说：姐姐那里柴火灶煮的锅巴稀饭真香，真好吃。

每当翻阅这些泛黄的老照片，我的心总是久久不能平复，先辈们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眼前，特写此文，借以寄托我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