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愿

天天



　　虽然，那只是生活道路中的一小段经历，但却牢牢地刻印在了记忆的硬盘里。回想那段因填写高考志愿而决定未来走向的日子，当时并没有太多的紧张和深思熟虑，反尔是许多的漫不经心和顺其自然。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的这种心态，成功地避免了瓦伦达效应。人生充满了偶然，但许多次的偶然中必然会隐藏着必然，而必然，是否就是命运呢？

　　完整的人生，通常都有三个重要的节点：出生、离家、成家。我离家前的那段日子，是我的高考之后。

1983年8月初，我拿到自己的高考成绩后，去哪里读书，读什么专业，便成了摆在面前的难题。坐在教室里的同学们正愁眉不展时，班主任李老师抱来了一大捆“报纸”分给同学们看。三五个同学可以分到一套，共十几个版面，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全国几百所高校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和招生人数。我很快就找到了几所适合自己分数段的学校。因为心里仍放不下刚上高中时因成绩“辉煌”而吊高的胃口，我当时的“浅”意识里，一定有一个“如果去不了北京最好的大学，就去上海学医”的想法。

　　我的这个想法，说来也有些渊源。记得1982年招生工作结束后，学校“工”字楼西墙上帖出了一张红纸，是82级考生全国重点大学录取榜，这是我们83级同学最关心的。我和林钊等同学仔细研读过，以后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瞄上一眼。那时候，我对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二军大）就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82级有个很优秀的女生去了那里，那位叫黄小萍女生高中时被评为省三好学生，还参加了全国优秀中学生航空夏令营。至于学医的想法，产生于83年高考前的体检“风波”，我差点因为无症状的肺部阴影而没能走进高考的考场。

填写高考志愿，当然会去请教班主任。李永春老师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我说：“你的理科比较好，当然应该学理工科，根据你的分数，我觉得华中理工大学（华理工）很适合你。”但当我得知这个学校位于武汉时，就一直没再考虑这个选项。当然李老师的不假思索并不是敷衍，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建议，因为他儿子与我们同年级，当年选中的就是华理工。

李老师见我没兴趣，又和我说：“二军大有招生人员来我们学校了，现在就在教导处办公室，你也可以去问一问。”当我来到教师办公区时，发现已有好多同学挤在教导处门口。排了好长时间队，我终于见到了二军大来我校招生的周士林。他穿着绿色军裤，浅蓝色短袖衬衫，胸前别着的二军大红色校辉特别抢眼。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后，又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来，和我握了一下手，对我说道：“你第一志愿就报我们学校吧，这个月底我们上海见。”

我和林钊初、高中五年一直是同班，高中时又是同桌，课间也几乎是形影不离，报志愿时彼此都希望报考同一所大学。在我的说服下，林钊也开始考虑上二军大了，我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是过了两天，他又和我说：“上海的气侯太热了，本科还要读六年，有点太长。另外，我们尽管报的是军医系，但如果被调配到海医系，而毕业后很可能被分到核潜艇上当军医，真适应不了南方的天气和可能的海上颠簸。我们还是一起去北京吧，北航，北工大都很不错。”至少，我当时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者，至于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总觉得那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事，用不着顾虑太多。

我打定了去二军大的主意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父亲听了后，有点担心地说：“这二军大嘛，好是好，就是太远了点。你说说看，本溪大学有什么不好，啊？”没等我回答，母亲接过话头，说道：“你长大了，考上大学就要离开家了，我们这辈子人在旧社会没读过书，没文化，提不出啥好的建议。你报志愿，应该再多听听老师意见，还可以参考你们同学都选哪儿。不过，最后还是要你自己决定，想去哪我们都会支持。”

填志愿前一天，母亲又有些不放心地对我说：“到上海读书当然好，但妈妈担心你到部队后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听说上军校，体检是很严格的，你忘了，你高考前一个多月，不是因为体检不合格，差点连高考都没能参加上吗？还有啊，你也不用担心上大学的费用，尽管我和你爸的退休工资不高，可你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上班工作了，大家帮你一个人，还是不成问题的。”我知道母亲心疼我，但我的选择已经确定了。我回道：“妈，我不怕吃苦，入伍参军和上大学，一下子完成了两个人生转变，有挑战，但更有机会。”

那天夜里，我在梦中穿上了绿色的军装，行走在梦幻的大学校园里。

　　很快，二军大的入取通知书寄到了家里，邻居家的大人们都投以羡慕的眼光。我成了许多家长眼中的“别人家的好孩子”，并念叨给自己家的孩子听。我家房后杨大娘，一见到我就拉着我手说：“你真为咱朱庄人争气啊！你看你身边的同学，加上你的哥哥姐姐们的这些同学，这些年，考上中专都费劲，你一下子就上了重点大学，真为你高兴啊。把你的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看吧。”她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咂咂嘴又说道：“这太好了，谁都夸你，不仅读书好，还特别懂事。你们家条件不是太好，你上军校，不仅不要学费，连吃穿都不用自己花钱了。”说真的，我当时真没意识到读军校是为了省钱，而潜意识里有没有这层因素，至今确实说不清楚了。

启程的那天，家里的老老少少都去了车站，出朱庄时还有不少邻居家的大人和孩子们也都跟着。到了车站，又有一大帮高中的同学来送我，那场面之宏大，给足了仪式感。

当南去的列车启动时，我不知不觉地跨过了人生的第二个节点，离开了家，走上一个更大的人生舞台。尽管说，随着不断成长，越来越能体会到“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的真象，但我一直坚信：只要那个理想主义者的梦不醒，就可以一直坚持，一直努力，快乐并幸福着。

于是，由瓦伦达效应又想起了潘尼《安身论》里所讲的几句话：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个人安身如是，社稷兴盛亦如是。一个能容得下理想主义而非一切都急功近利的社会，一定能鼓舞正气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如今已时隔四十余年，再回首当年那些离开家的日子，真有沧海桑田的感觉。想起那时候的老师和同学，想起那时候的父母和邻居，想起那时候的校园和街道，想起那时候的清风和明月，难免会生岀一番感慨：

青䓤当年下江南，

外滩十里如画。

慈母关外多牵挂。

为求济世方，

从此少还家。

寒窗苦读过六载，

未曾醉心浮华。

初心依旧再出发。

海上升明月，

照我在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