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人黄仁宇（1918—2000）著作，1981年英文版发行。引起很大反响，被国外大学列入教材，1982年黄仁宇自己翻译的中文版首次发行。40余年多次重印，发行量突破600万册。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长沙市一中毕业，1936年入读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战爆发，黄仁宇辍学从军。抗战结束后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后又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南伊利诺伊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黄仁宇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和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2000年病逝于纽约。 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至万历皇帝已经是第十三个皇帝了，北京明十三陵唯一开掘并成为景点的定陵就是万历皇帝的陵墓，万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和他的爷爷嘉靖皇帝分别有30年和20多年不上朝的历史。 《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充分体现了作者宏观的、系统的大历史观。 全书共分七章，分别写了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大学士申时行、清官海瑞、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同时，也写了他们之间存在的重重矛盾，如皇帝与群臣的矛盾，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官员与官员之间的矛盾。 万历皇帝朱翊钧三四岁开始读书，稍大一点后便通读各种圣贤经传，年方十岁就能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在他的蒙师张居正的悉心教导和严格监督下，小万历想励精图治，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 小万历被教导着要勤俭节约，不可铺张浪费。甚至小万历想为母亲修建宫室以表孝心也被张居正拒绝。在张居正的教导下，万历登基的前十年，外患基本已经平息，国库也日渐充实，史称“万历中兴”。 万历皇帝19岁那年，张居正离开了人世。各级官僚开始对这位前首辅的清算。攻讦张居正生活糜烂，贪污受贿，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甚至欺君罔上，有谋逆篡位的野心。这些和万历心中张老师的形象大相径庭，使得万历皇帝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开始他不相信，但随着一件件事情的实锤，万历感觉自己受到了天大的欺骗，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张老师，竟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心中的失望可想而知。 在处理完掉张居正后，万历发现自己仍然受到文官集团的约束，他不能提拔他欣赏的官员，甚至于不能亲近他喜欢的女人，不能随便出行。他明白了，从小到大，在文官们看来，他朱翊钧最好就像傀儡一样，按文官们希望的明君的样子改变自己，文官们表面上满口礼仪道德，暗地里却相互攻讦，文官们的呈上来的奏章，无非是狗咬狗而已。 朱翊钧大概会想起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他没有爷叔正德的精力去和文官集团折腾，倒是和爷爷嘉靖有一丝同病相邻，大议礼让嘉靖看清楚文官们的面目，张居正事件也让朱翊钧对政事失去了奋斗的信心，那个勤于朝政，不倦于经筵，躬身求雨，操练兵马的万历皇帝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为而治”的朱翊钧。 张居正是大明朝最优秀的政治家，他担任首辅的十年间，史学家称为“万历中兴”。他拥有在文官集团中出类拔萃的实力，他向文官集团开刀，力图改变文官集团的腐朽之气，同时、他整顿经济赋税，重整边防军事力量，使大明朝依旧可以如日中天。 张居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动了文官集团中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文官对他的意见非常之大。针对张居正的弹劾在张居正生前就有数次，只不过被万历皇帝拦下来了。并严厉惩处了说张居正坏话的官员。 首辅申时行是万历的老师，他认为万历是个明君的胚子，帝国能否走下去的的关键，在于庞大的文官集团能否保持平衡。文官集团是帝国运行的保证，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是否与文官集团的利益相符，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把人们不能告诉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样的气魄，他抱着左右逢源，和光同尘的心态在各种利害关系上成为了骑墙派，这显然是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 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文官集团中的各派的斗争并没有因此得以缓和。另外一方面，经历张居正事件的万历皇帝也变得对政事漠不关心，不再上朝，对经筵也不再关心，这说明作为皇帝的万历也不想拿出诚意和文官集团合作了。 万历怠政，朝廷党争，让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中，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集结全国精锐20万和朝鲜等军队，号称47万大军，兵分四路向辽东发起进攻，努尔哈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进攻一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五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萨尔浒大战明军大败。辽东沦陷。 万历怠政，国破家亡。皇帝因立太子的大事受东林党和李太后的影响，国本之争跟大臣苦斗十年。疏于对子孙的教育，太子朱常洛登基以后，每日沉于酒色，仅在位一个月就猝死。爱好木工的孙子明熹宗朱由校匆忙就位，朱由校性格荒唐怪异，沉迷娱乐。只当了7年的皇帝，23岁就挂了。万历的另一个孙子明思宗朱由检继位，末代崇祯皇帝虽励精图治，立志实现明朝复兴。但积重难返，最终自挂煤山，明朝灭亡。 明朝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依据。即使在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做出断语。海瑞试图以一己之力来证明法律的价值，并以法治的最高标准来管理自己的辖区，这在其他官僚看来，无疑是古怪的。 他过于强调阳这一方面，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来行事，那么这些官员就真正成为了人民公仆，一点油水也捞不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海瑞的标准，注定让绝大多数人站在他的对立面。 以极高的道德来要求官员和百姓的海瑞只能被当作吉祥物，于实务百无一用，这不是海瑞的问题，而在于缺乏完善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法律。即使海瑞廉洁奉公，也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制度上的问题。 相比海瑞，戚继光显然更务实一些，他有韩白卫霍之才，有高尚的理想情操，同时也通晓官场的潜规则。可以说戚继光把阴阳做到了平衡，但大明朝仍然不会让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安度晚年。 戚继光要南抵倭寇，北御鞑靼，势必要统一当地的资源在自己手中，而明朝的卫所制度，军事后勤制度不允许这样牛的人出现。后勤上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军政上，人事的任免也受制于文官。戚继光只能在张居正的荫庇下做好分内的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张居正倒台后，失去庇佑的戚继光晚景凄凉也在情理之中了，武官们想要跳出文官集团的限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而边境总要有人保护，武备虚弛的大明，在万历三大征之后，取得的胜利也屈指可数了。 宋朝以来，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内核的“天理”被统治阶级宣扬为人伦的规范尺度。存天理，灭人欲，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依靠道德信条不是一直有效，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人的思想自然会寻找其他的出路。 明中期以后王阳明的心学的崛起，文人学士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儒家道德在实际中的局限性。夺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李贽敢于怀疑和冲击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反映了明朝思想体系的僵化。 皇帝罢工，文官集团相互攻讦，想施展能力的人依仗一时的势力做些实事，早晚逃不过被清算的命运；想调和的人两头不讨好，团结文官集团也不是可行之途；想依靠法律的人严于律己，严以待人，却发现自己只是孤军奋战；大道不行，法律陈旧过时，寻求新的思想的人面对现实，却不能有所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又无法固定的原则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历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只是历史长河流淌的一瞬,它没有1368年开国的波澜壮阔,也没有1644年国破的哀伤。万历皇帝已经登基十五年。他年方二十三岁，正是青春鼎盛的年华。然而，这位年轻的皇帝却已经显露出对朝政的厌倦与懈怠。 这一年,万历发现他不管怎样都难斗过手下的文官集团,他开始消极怠工了。他整日沉迷于后宫的声色犬马之中，对朝政大事漠不关心。朝中大臣们虽然心急如焚，但面对这位任性的皇帝，却也无可奈何。此时的大明朝，虽然表面上仍然是一派繁荣景象，但实则已经暗流涌动。官员们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百姓们生活困苦、怨声载道。而皇帝的不作为，更是加剧了这种危机的蔓延。 这一年,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万历从小时候像神一样敬畏这个老师,到认为他是玩弄权力的大奸,对已经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愤恨,然而到这一年,万历终于明白,他满以为那些大臣的对张居正的反倒清算是为了大明的礼仪,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来所有的礼仪道德全是空的,他们也只是为了权力,万历失望了。 这一年,所向披靡无敌于战场的戚继光去世了,横行战场四十载,打的倭寇闻风丧胆,吓退蒙古骑兵十几年,不敢犯境的战魂消失了,他享有了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然而这样一位将领却是孤独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属的不幸结局,他迷茫了,他是一个战争的强者,然而面对着文官集团的统治,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将在文官眼中终究只是一群不懂礼法的匹夫! 戚继光费尽心机的找到了张居正这个后台,给张居正送美女以来保安稳,对官员大肆宴请,送礼走动,对于一个武将来说,算是极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个法则,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只有留着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对于海瑞这个奇怪的人,却似乎永远不懂这一点。海瑞是一个精神的领袖,在道德的这块土地上,他无疑站在了制高点,他绝对的洁身自好,绝对的不贪一文,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是无用的,这位对于官员来说是“海阎王”,对于百姓来说是“海青天”的人,无论对谁来说,都会承认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领域无不佩服。 他把嘉靖骂的暴跳如雷,他骂满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他能得到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打击,一再的打击,不要说在当时的官场他混不下去,就是到近一干年的今天官场他任然混不下去,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性。 海瑞是个好人,然而这个好人却没什么用,因为他脱离了物质的承载限度。人都会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我们可以到处标榜的礼义廉耻的道德,“阴”的一面就是我们想获得的私利,“阳”与“阴″的关系相辅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如果当把道德升的越来越高，物质降得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么就违背了人性，必然构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 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 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 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地追求自己的私欲。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