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湖书院：清末崇仁乡村书院的落日余晖

行走者

　　2020年5月到崇仁县桃源乡塘边村采风时，在廖氏古宗祠偶然发现了一本古籍《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全谱共72页，约2万余字，共分十一个部分：一、南乡沸湖书院谱序；二、沸湖书院总图；三、书院善后事宜总列；四、冬祭祀典仪事项；五、中堂主位；六、堂东主位；七、承买房屋建造书院文契；八、置买田租及捐入田租；九、捐入芹香会饭食银数；十、书院收入支出细目；十一、各都各户欠捐款列项。

《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的序又被称为《南乡沸湖书院谱序》。全谱由五位发起人之一的黄金鑑执笔，记录了沸湖书院由倡办到运作的主要过程。透过这些文字记录我们可以知道，沸湖书院是道光年间，在当时的县知县的倡议下，由崇仁南乡绅士郭梦彲等五人通过有偿设置主位、劝导捐赠等形式在现在的郭圩乡贯桥村购买一栋民宅进行扩建而成的一座乡村书院，同时我们也可以窥见清末崇仁书院存续的背景和运作方式，更可以见证崇仁古代书院自唐天宝年间的罗山书院到清末1300多年，历经宋、元、明的兴盛后清末古代书院的衰弱直至消亡的历史。

一、经济复苏和社会渐趋稳定是沸湖书院创建的大背景

沸湖书院的创建时间，在《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有准确的记录。《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编撰于民国元年（1911年），根据《南乡沸湖书院谱序》记载，沸湖书院“自创修之初......迄今已二十二年”推算，当在1890年，也就是道光十六年，那时处于清代晚期。

这一时期，也是崇仁县经历了十多年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科举文化由几乎停滞到复苏的时期。在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太平军曾经五占崇仁县城，在崇仁县设立县级割据政权，并成为太平军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石达开、李秀红、罗大纲、李世贤、汪海洋等太平天国早、中、后期重要将领都曾经驻守或经略过崇仁。为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在崇仁反复与太平天国军展开大规模的厮杀。湘军的重要将领林源恩在崇仁战死，湘军悍将李元度在崇仁身负重伤不久死于乐安，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的吉字营多次在崇仁鏖战。经近十年的战争，最后这场战火才渐渐熄灭。这个时期，咸丰年间独资建造黄洲桥的谢廷恩的孙子举人谢希铨俩兄弟听令于湘军帐中，举人汪波在当地举办团练，抵御太平军。

崇仁县文化积淀丰厚,境内自古人杰地灵,仅宋至清代出进士160多人，科举取仕的成功人士层出不穷，文学、史学、理学、政治等大家延绵不断，从宋代的乐史、何异、罗点、李刘、谢公旦到元代的吴澄、虞集，明代的吴与弼、吴道南，再到清代的陈夔龙、华廷杰等，都是崇仁古代史上璀璨的明珠。但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外出躲避战乱和战死的人口增加，人口下降，读书的人就更少，天地之大却无法安放一张书桌。书院的房舍也多因战火被损毁，书院基本处于停滞或者歇业状态。曾经富足的崇仁成为了战争双方的提款机。因为粮产丰富，太平天国军多次从湘军夺取崇仁，并在崇仁设置建制县，委任官吏管理各项事务。湘军也在崇仁设立厘局大量筹集战争资金，一些乡村富豪为了维护旧的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巨大资产，被迫捐献巨额资金充作湘军军费，仅谢廷恩家族就捐献白银数万元。激烈的战争使得书院存在的人员条件、物资条件、资金条件都不存在。从咸丰二年（1852年）到光绪二年（1876年），十四年五榜科举考试中，崇仁没有出一位进士，这在崇仁古代科举史上确属鲜见。

这种情况到战争结束后得到了逐步的改善和恢复。原在城南的相山书院，道光年中期曾经因经费问题停办，后在城北恢复，咸丰年间经战争损坏，战后在时任知府盛铨、张帮杰等人的支持下得以修复。除了相山书院外，尽管经济处于恢复时期，但重开或新办书院仍然不断出现。如位于崇仁城南的陈氏义学，位于浯瀯（现河上镇的元家桥村）的集贤书院，以及县城的毓秀书院。伦常，系清末民初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学者伦明之父，广东东莞人。光绪年间任崇仁知县，在任期间“考察民隐，整顿丁粮，斥差役，革陋规。”增修毓秀书院，并捐赠大量藏书。

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复苏和崇仁深厚的耕读相伴的习俗以及崇仁亦农亦商亦仕的传统，成为了晚清崇仁书院文化复苏的催化剂和土壤。沸湖书院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二、耕读传统和科举成果是催生沸湖书院设立的小环境

根据《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记载，沸湖书院设立于崇仁县二十三都贯桥。贯桥按清代县志记载当属于礼贤乡。为何又称南乡？

从清代康熙、雍正、道光、同治四版《崇仁县志》可以知道，清代崇仁县行政区划一直都是设置为三耆五乡，这五乡分别为长安乡、青云乡、崇仁乡、礼贤乡、惠安乡、颖秀乡，没有南乡之称。1990年版《崇仁县志》在疆域设置编目中介绍，民国初年（1928年），“始以区、村（里）、闾、邻取代乡、里、都、图，全县设城区、东上、西上、北下、南上、南下等7个区。”虽然从清代数版《县志》中的疆域设置中都无法找到南乡这个乡名，但同治版《崇仁县志 武备志》中的《发逆情形附》在介绍涉及清代属于礼贤乡大部，崇仁乡、长安乡、惠安乡一部分村落时都将其称之为南乡某村、西下某村。如“贼人旋下南乡扰密石村等处”，“西下乡贡生汪波等召集附近村壮勇保卫乡闾”。所以，在民国初期的7个区的设置，应该在同治期间就开始将这七个区称之为乡，而南乡就是南上、南下区。

从《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中所列的中堂主位和堂东主位看，分别属于当时的五、十一、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十都。按照1990年版《崇仁县志》《崇仁县行政区划对照表（清统治十二年，1873年）》这些都闾分别属于现在的桃源、许坊、郭圩、礼陂、相山，南乡书院的范围至少覆盖上述五个乡镇大部或一部。

这五个乡镇地域辽阔，土地面积达670平方公里，约占全县面积的五分之三，耕地资源丰富，山林延绵起伏，经济条件良好。古代文化也很昌盛，唐876年前后，著名的道教人士杜光庭从天台山转道武夷山来到位于礼陂镇的沸湖山（现称飞虎山），长时间在深山密林中炼丹修道，这也是书院被称为“沸湖书院”的由来。宋代著名的骈体诗人李刘就出生在桃源的白沙一带，其生长在相山脚下的梅峰曾经举办过著名的梅峰书院。崇仁县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历史人物，大多与这里有关。元代理学名家吴澄长时间在相山一带活动，创作了许多理学著作，元代文化旗手虞集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去世后被安葬在礼陂镇的天宝山。这里耕读文化盛行，在许坊乡的一座古代老宅至今还保留着“耕读传家”的石刻门额。这里产生的进士、举人数不胜数。南宋后期浯漳村的陈希点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同时参加乡试成为举人。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沉寂后，崇仁县的科举考试迎来了一波最后的辉煌。在同治、光绪年间的科举考试中，谢兰生、华煇、华焯、黄维瀚、黄惠安等相继登榜，犹如给晚清时期的崇仁科举文化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指出“兴办书院造就人才斯为善举”来看，围绕科举考试，造就科举人才才是兴办书院的最为主要的目的。而晚清时期南乡一带没有一所书院，于是郭梦彲、黄金鑑、陈寿修、李华、李祺五人响应“时值谢太史公商同汪县令照会”，积极劝捐筹办沸湖书院。上述五人均为南乡绅士，除此之外，本还有一人陈承霖，因在京参加会试没有列入书院发起人。谢太史公，当为谢兰生，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郎加三级、翰林院庶吉士，著有《纲鉴洞观评略》《历代帝王陵寝考》《稻香馆诗文集》。

三、书院主位和祭祀中的规章彰显书院教化功能

古代书院除了其为科举服务的功能功能外，社会教化作用是其主要功能之一。社会教化功能是指统治阶层通过行政或教育的手段对社会实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训练，从而形成统一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

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书院时将古代书院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讲授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为主的应试型；二是以讲述学术思想观点为主的论坛型；三是以祭祀为主的宗庙型。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祭祀都是书院其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一些学者认为书院在通过寻找当地圣贤的过化之迹，作为教化资源，主要祭祀的对象都是具有一定价值导向先圣、先贤，以及地方乡官、乡儒、品德或学问都可以成为学习的典范。通过对圣贤的崇拜可以总结出许多值得学习的规范。而这种规范，通过祭祀仪式庄严肃穆的典礼加以升华，民众受到教化，邻里和睦相处。

虽然沸湖书院就是以科举和祭祀并重的书院，《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对科举功能却着墨不多，但其经费支出的明细中列支了老师的阅卷费、芹香会的餐费（类似于古代书院的膏货费）可以看出其科举的功能。《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对社会教化功能的描述却相对丰富。主要包含在对主位的设置的规定和祭祀规定中。

从《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书院分别在中堂和堂东堂西设立了祭祀主位，并劝导南乡各都乡绅将有功名身份的先辈入主中堂、堂东、堂西主位，同时邀请入主主位的先贤的子孙在每年的冬至日举办祭祀活动。入主中堂主位的共五十八位，多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一定成绩具有一定功名的乡贤，或者出仕的成功人士。如入主中堂主位的廖应麒，清代举人，曾任江北同知，廖葆恒，清代郡痒生，曾任大足、射洪县知县。除了中议大夫、奉直大夫、奉政大夫、中宪大夫各一位，都尉一位，中堂主位多为儒林郎、修职郎、登仕郎、文林郎等。入主堂东主位的共八十八位，均为登仕郎、儒林郎、太学生、处士、典吏。入主堂西主位的只有一位，为处士。

主位的设立既是是开展祭祀活动的需要，同时也是筹集书院经费的需要。沸湖书院是官倡民办，没有官方的经济资助，其全部办学资金必须通过劝捐或其他形式筹集。于是书院采取了有偿提供书院中堂、堂东、堂西主位的形式筹集资金。“入主之初，中座议洋银二十两，旁座议洋银十两，如有登榜出仕者减半”。同时规定“入主位之名务要身家清白”，“系下子孙或有身家不清白者亦不准入书院饮胙”。这样既圈定了进入书院主位的乡贤的范围，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书院部分办学经费，同时又倡导了清白世家的道德规范。提倡“身家清白”，就是一种教化。当然书院将“娼优隶卒”并列，将歌伎、衙役等同不清白之人，是封建社会不公平的职业歧视思想的体现，应当批判。

沸湖书院的祭祀活动在《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中有详细的记录。其《冬祭祀典仪节》记录为：“放炮三声，发鼓三通，鸣金三点，奏大乐，执事四人各司其事，主祭信神三位，就位，旨盥洗所盥手，兴， 复位。参神，跪，三上香，三叩首，兴，复位。跪，三献帛，三叩首，兴，复位。跪，三献爵，俯伏，执事者宣读祝文，兴，复位。读祝者捧祝，焚燎，复位。礼全。”整个过程显得十分庄严肃穆，祭祀的参与者也由此对过往的先贤产生崇敬和仰慕。祭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思想的过程，也就是古代书院的教化过程。

四、区域、经费限制和时事变化导致书院历史落幕

沸湖书院地处崇仁南部，尽管入主主位的都闾有十个之多，其触角延及古代崇仁县的崇仁乡、礼贤乡、长安乡，涉及当时的一半乡，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也有五个乡镇，但真正有入主主位的都闾还不到清代三乡都闾的一半。晚清时期，中国经济由封建经济逐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商品经济的扩张和人口缓慢地向城镇集中，生活在乡闾的一些家庭条件尚好的学童或者书生他们更加愿意前往人口更加集中、交通更加便利、商业、文化信息和氛围更加浓厚的县城求学。这种影响，直接导致入主沸湖书院的主位的都闾无法超出十个都，其生源也被限定于此。地域的限制、生源的局限，使得沸湖书院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沸湖书院与相山书院、毓秀书院都是存续于晚清时期的古代书院，但因为后两书院因为坐落在县城，更主要的是他们都是官办书院。官办书院除了县衙的拨付外，劝捐的力度和效果也比官倡民办的书院要强大许多。所以沸湖书院在经费筹措上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欠捐欠缴的情况时有发生。如相山书院，官衙开始“岁给修金钱五十串后续增至八十串，道光二十八年创建新院（城北相山书院）又增至一百串”，当年“捐钱一万五千余串，银一千五百两，”，“捐入房屋一所契卖钱八百千文、银一千五百两。”相山书院不仅学生的膏火费高，而且每次考试前十名还有共计六千文的奖励。沸湖书院没有县衙拨款，“自创修之初全赖各都捐款以济公用”“自十六年（光绪）至民国元年共来捐花边及租谷屋合花边四千一百七十就两九钱一分。”，“共欠捐银两一佰六十四两六钱四分”。支出中，没有山长俸禄，没有先生束修，只有先生的阅卷费，更没有学生的膏火费和奖励。尽管书院无需支付山长俸禄、书生的膏火费等开支，但管理者仍感觉“步履艰难”。所以书院经费的捉襟见肘也是制约书院的一个原因。

光绪二十九年（1906年），随着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新思想的传播、新技术的引进，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的弊端日益显现。晚清政府也在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以及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在清政府朝廷内部，一些实力强悍的洋务派大力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在这年，清政府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提倡举办新式学堂。在这样的形势下，县城的相山书院改为了新式学堂，同为郭圩乡人的曹方诚在郭圩独资兴办了新式学校启明学校，沸湖书院也被改为新式沸湖学堂，《南乡沸湖书院主位谱》中书院总图中所描绘的书院大门的匾额上就是“沸湖学堂”四个字。随着沸湖学堂的诞生，崇仁古代乡村书院落下了帷幕，同时新式学堂教育和学校教育渐露曙光，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式学堂或学校的成立，崇仁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划时代模式——近现代模式。

参考资料：清同治版《崇仁县志》；

1990版《崇仁县志》；

崇仁县《蓝溪廖氏家谱》；

崇仁县《塅溪谢氏家谱》；

《曾国藩日记》；

王纪卿《湘军》；

蔡志荣《古代书院的社会教化作用及现代意义》；

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