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中的通信兵

向勇

口述人：华东军区前进指挥部通讯队电台报务员宋忠益

文章编者：五月花的远航
来源：知乎
原文标题：《渡江战役占领南京时的华东军区无线电通信》
图片：选自网络

图文无关

我1931年出生于山东荣成，1947年3月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话务员。因为文化程度较好，我被抽调到华东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了华东军区通信局电台区队任电台报务员。我们区队位于鲁中南地区，共有100多人，主要保障整个华东军区前指的作战通信指挥。

当时正是国民党军对我苏北解放区大规模重点进攻之时，他们大量设置无线电侦听电台进行电讯侦察，企图从空中窃取我军机密，判断我军行动方向及兵力部署。

面对这样急迫的形势，上级规定我们现有的电台数量裁减到最低，停止一切不必要的联络，使用长途明线沟通有线电报，在时限允许的情况下采用步骑通信传递；适当减小电台发射功率，通报中一律使用暗语、密语，绝对禁止使用明码、英语在机上会话；我军之公开或半公开电台，必要设立的应远离指挥机关开设，不得与主力部队一道转移行动等。

区队还专门组织人员研究了无线电网组织，发信机信号特征、报务员手法及格调的变换，通报密规的制定使用，沟通联络时呼叫方式，波长更换及使用等一系列问题，制定了相关文件，下发部队执行。

我刚参军不到两个月，我们华东通信学校就不上课了，学校由教员带队，组成一个支队参加孟良崮战役。之前华野广泛开展的群众性无线电报话侦听效果很好，各部队正式编制人员装备，华野纵队一级配置无线电报话机两部，收信机两部，报务员12人，以及运输员、通信员等保障人员。各师可编制收信机一至两部，实施前沿抵近侦听。具体配置由各纵队根据本身条件，自行决定编配，但严禁使用未经思想改造的电讯俘虏人员。会议还取消自红军以来沿用的电台业务密码电报，改用机要电报。取消机上除通报用语以外的一切英语会话，绝对禁止用英语讲私话。无线电联络中取消向对方预告部队出发行动。禁止拍发KS（亲嘴）、88（亲爱的）、99（滚蛋）、8311（骂娘）等不良缩语。我们还增设了纠察台，我刚毕业就先任纠察台报务员。

淮海战役期间，为了便于指挥，华野指挥部设在了距济南仅80公里的宁阳县大柏集，我们无线电台队跟着粟裕司令员乘坐缴获的美制十轮吉姆西大卡车也从曲阜转移到这里，在大柏集西北角的农舍展开工作，进行无线电指挥通信。

电台日夜紧张地工作。就在大家为济南解放庆贺时，负责联络上级机关和战略单位的无线电一台接到了一份AAAA 级电报，报头上方通栏拉上两道红杠并注有“限即刻到”四个字，这份电报是四A 级，已经够紧急重要了，又“限即刻到”，还拉上两道红杠，如此紧急重要的电报，引得我们全台报务人员都围拢过来观看。电报正文很长，竟有900字之多，通常战时特级电报从30字至300字不等，个别的可有400—500字，后来我才知道这份奇长报文的特急电报就是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第二天粟裕仅带了一部电台开进了济南城区，住在了英国驻济南领事馆的小楼里。粟裕发出那封特急电报后，就关注着中央军委的回复。我们电台在领事馆的大厅里还没有开设完毕，粟裕就派人来查询与中央军委电台的联络情况，他还亲自到电台报务房来了解信息。

有次我正在紧张发报，粟裕司令员就悄悄地伫立在我身后，我看见粟司令来了惊喜不已，全台的同志都赶过来立正敬礼。粟司令员对大家说：“要注意对中央军委电台的联络，千万不要延误军委发来的电报。”很快毛主席亲自拟定了中央军委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研究济南失守后的对策，并于10月下旬制定了“徐蚌会战”。

华野通过空中电信及地下党的情报，获知国民党徐州剿总为准备徐蚌会战正全面整肃通信部队，徐州剿总原配属有国防部第二通信团，此时增配了第八通信团，各兵团增配了多辆通信车，各军、师加强编配通信营，各旅团加强编配无线电报话班，同时相应扩大战略和战术的测向范围，加强测向定位，以打击华野各级统帅机关，并进一步增强各级无线电窃听、侦收、破译、干扰措施，以获取更多战场信息和阻断华野无线电通信联系。敌人还特别加强了地面情报搜集，派出了大批无线电台，由便衣武装特务掩护，深入到徐州周边地区以及我们苏北解放区边缘，进行特务活动。仅徐州东北的枣庄、临城方向就派出十余部电台，专门配合敌测向、窃听、搜索电讯情报，提供华野部队行动方向，并冒充我军电台实施欺骗联络，扰乱华野无线电通信体系。

敌人接受了历次战役战斗中无线电泄密的教训，进一步加强了保密措施，启用新密码、新密钥，强调无线电话必须密语通话，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华野指战员均为北方地区出身，不谙南方诸省方言、地方语，因此调用了一批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湖南等南方省籍人员，充当无线电报话员，以便在紧急情况时使用方言或民族语言进行通话。

针对敌人一系列的举措，我们电讯队也对淮海战役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准备。此时华野已拥有各类无线电台450余部，各级用于侦听的无线电报话两用机近百部，总数在550部以上。为了保证通信畅通，野指机关新组建了第二无线电区队，我被抽调进入二队，新配置了两部15瓦电台，对70多个按级联络对象及50多个越级联络对象进行重新梳理编组，根据指挥系列、电报等级、电报报量形成了一张无线电网络。

野指10部电台根据联络要求都配置了强有力的报务人员，同时落实无线电报话侦听电台编制，继续加强野指侦听机构，还适当调入能听译识别南方籍方言土语的侦听人员。正是由于充足的准备，淮海战役我们取得了大胜利。

1949年初，华东前指抽调6部电台，20 多名报务员，组建了一支通信队随大军南下，准备渡江。我就是其中一员。我们和准备渡江接收南京的南下干部、进步青年、撤退到解放区的地下党员们组成的金陵支队一起到了合肥，随后我们跟总前委移师安徽肥东。在去肥东前，部队首长专门给我们作了动员，首长要求我们这些北方人不要有恋家思想，要认识到广大江南人民还没有解放，他们依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中，我们南下就是为了解放他们，要求我们做好包括电台在内的一切物质准备，为作战胜利提供保障。

为了确保在渡江及登岸以后的大运动追击中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相互协同中不间断的指挥，我们进一步扩大无线电短波报话两用机、超短波无线电话机（步谈机）使用范围，将在过去历次战斗中缴获的大批美制报话两用机及步谈机 V101、BC284 配置到部队基层指挥机构，野司配发各兵团 20 部，其余由各兵团自筹。BC1000、BC322 超短波无线电话（步话机）配发到参战的一线团营及突击连。该机体积小，携带方便，可以边行走边通话，野司配发各兵团 40 部，其余由各兵团自筹。这些装备作为作战指挥协同工具正式列编。

同时还制定了渡江时采用的《水上作战简语电码联络法》，这种简语电码是通信部门事先在作战部门的协助下，将渡江作战中常用的和重要的作战行动用无线电码编成密语，电台双方收到后，不需经过机要部门翻译电文，直接报送首长或作战部门，既迅速又保密。后来又根据战役的进展情况规定：为了减少通信的延误，进一步简化密级，只对最为保密的作战部署、部队番号、作战时间、地点等内容密化，其余一律使用明语。

我们在肥东地区战斗了十来天，一直到渡江战役胜利、南京解放。在安徽肥东的日日夜夜里，我和战友们接收、发送着一份份作战方案和作战命令，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发报近百份，通常情况下也有四五十份。那时候，我们分为4个班，上午6点至12点为一个班，下午12点至18点为一个班，晚上18点至24点为一个班，下半夜0点至次日凌晨6点为一个班。我们20多人几乎是没日没夜地为渡江作战提供畅通、快捷的通信保障。

为提高发送电报的规范性和质量，很多报务员包括一些“新手”，常常抽空拿着一个振荡器练习指法、这些振荡器是军区技术人员设计制作的，由一个小喇叭连接一个变压器组成，每当空闲的时候，我也拿着振荡器练习10来分钟，以更好地控制发报的速度，提高发报质量。

百万雄师胜利渡过大江之后，我们通信队接到命令，跟随军区首长前往南京。

那日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就带着电台和其他设备，分乘数辆大卡车赶往南京浦口。到达浦口后，又转乘船只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市区，并随首长们进入“总统府”。

进入总统府后，我们立即架设电台，与正向各个方向挺进的人民解放军机关取得了沟通联系。作为军区前指的“耳朵”和“眼睛”，我们必须24小时值班，时刻保持着通信畅通。部队首长规定，通信保障队进入“总统府”后，因为保密和安全需要，队员们不准外出。工作之余我和战友们只能在总统府内庆祝渡江战役胜利和南京解放。但我们被允许可在总统府内走动。我看到一间间办公室内都是一片狼藉。

一天我和几名战友进入一间办公室时，发现地上有一幅蒋介石的戎装照片。有一个战士很愤怒，伸出脚就要踩上去。我立即上前阻拦，对那名战友说：“进军南京的动员会上，首长不是说了吗， 总统府内所有的东西都是文物，都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不能毁坏。”

如今我已经88岁高龄，每周还打乒乓球、钓鱼，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得以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