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虽无战鼓擂 犹闻当年壮士歌

熊克明

今日虽无战鼓擂 犹闻当年壮士歌

散文/能克明

中国四大古都之一的南京（旧称金陵、建业、江宁等），不仅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一座工业重镇，这里完好的保留了一些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群。例如：晚清时期，赫赫有名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后改名为金陵兵工厂、第21兵工厂、第60兵工厂等）就是其中之一。

或许，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金陵制造局）与“南京明城墙”、“明孝陵”、“南京总统府”这些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比起来，似乎显得知名度和存在感并不高，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小觑。素有“中国民族军事工业摇篮”之称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化军工制造设备，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之一，所生产的新式枪炮在产量和质量方面均居当时全国之首。

据清代《续纂江宁府志》记载，金陵机器制造局始建于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9月，总占地面积约21万平方米，共计建有60余栋厂房（车间），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厂房，始初由英国建筑工程师设计，采用欧洲折衷主义时期的建筑风格，厂房的墙体高大厚实，人字形屋顶，三角形桁架，拱形门窗，空间宽敞明亮。每栋厂房门楣上都镌刻着厂房名称和建造年代，如：1866年（清朝同治五年）建造的“机器正厂”、1873年（清朝同治十二年）建造的“机器右厂”、1878年（清朝光绪四年）建造的“机器左厂”、1881年（清朝光绪七年）建造的“炎铜厂和锩铜厂”、1885年（清朝光绪十一年）建造的“熔铜房” 、1886年（清朝光绪十二年）建造的“木厂大楼和机器大厂”等。

早在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由于大清国军队被太平天国军用“西洋兵器”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时任大清国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大人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仿造“洋枪洋炮”和掌握外国先进的军火制造技术，对于维护大清帝国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分析认为，清军作战往往士兵数倍于敌军，仍不能制胜，原因就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为此，李鸿章大胆地提出了“救国图存，唯有兵利”的战争制胜之道，即通过学习与掌握外国先进的军火制造技术，使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方能有效地抵御外敌入侵，保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自信而客观地陈述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但要购买外国军火，并不是办法，洋人挟技术而高价售之，则每苦价昂，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12磅炮弹，要费30两银子。所以中国若为自己利益着想，应建立制造厂。处处受制于人，国库无以为继，不是根本办法，只有设局自己制造枪炮，以资攻剿。”是年，在得到总理衙门批准后，李鸿章便在上海松江创办了一个小型兵工厂，取名叫“松江洋炮局”。

1863年（清朝同治二年），李鸿章率领清军（淮军）全歼据守在苏州的太平天国军，随后将松江洋炮局迁至苏州，并改名叫“苏州洋炮局”。

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5月，李鸿章在呈给大清国朝廷的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殊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精。”从奏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改革科举取士的传统办法，招举兵器制造方面的技术人才。同年7月9日，清军攻破已被太平天国军纵火焚毁的千年古城南京。定都“天京”（即南京）达11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宣告灭亡。

　1865年5月， 素有大清国“洋务运动第一功臣”之称的李鸿章，由江苏巡抚擢升为两江总督后，旋即从苏州移营至已是“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着手……”的南京。上任伊始，李鸿章便立即着手筹建南京第一座近代机械化工厂一一金陵机器制造局。经四处勘察选址，李鸿章最终选定在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东南面，聚宝山（今雨花台）北麓，秦淮河西岸上的一片荒草萋萋的废墟（明代西天寺遗址、今南京市应天大街388号）之地，作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局址。自此，李鸿章已下定决心，要在这一片废墟上，打造他酝酿已久的军事强国之梦。同年12月，李鸿章下令将苏州洋炮局搬迁至金陵机器制造局，他同时上奏大清国朝廷由直隶州知州刘佐禹担任金陵机器制造局第一任总办，并聘请英国人马格里博士（Dr. Halliday Macartney）担任督办。招聘的工匠、役夫、亲兵约有400人。

1866年（清朝同治五年）8月，一座以灰色为基色，采用淡黄色镶边，顶部呈圆弧造型，圆弧里面镶嵌一个圆型时钟，时钟下方镌刻“金陵制造局”五个楷体大字的欧式拱形大门楼，在聚宝山北麓的废墟上拔地而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座堪称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地标性建筑，不仅标志着南京成为洋务运动的重镇，而且开启了南京乃至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进程。几年后，金陵机器制造局便跻身中国近代四大兵工厂的行列。其它三大兵工厂分别是1865年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之后的历史证明，这四大兵工厂对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陵机器制造局建成初期，设有“机器厂”、“火药厂”、“枪炮厂”等主要部门。这些部门共同构成了金陵机器制造局的核心，负责制造、研发和供应各类武器装备。

彼时，金陵制造局制造的火炮、抬枪、水雷、开花炮弹等军火产品，主要供应大清国南洋、北洋各防营（驻防军队），边疆炮台和本省各防营使用。至1869年（清朝同治八年），金陵制造局已能制造出多种口径的前膛火炮、炮弹以及移动炮车和雷管等产品。

1870年（清朝同治九年）7月，金陵制造局在南京“通济门”外的“神木庵”旧址设立“火箭分局”。开工不久即制造出杀伤力极大的“三尺喷筒”兵器，和1000枚“火药火箭”。这两种兵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1873年（清朝同治十二年），金陵制造局督办马格里博士受命远赴欧洲，采购设备和招募洋人工匠。翌年，他即从英国、德国和瑞士买回一大批先进的机械化设备。这是金陵制造局建成之后的第一次扩充。这批花费巨资购买的设备，安装启用后使金陵制造局在设计与制造武器的能力上，得以快速提升。从而为中国军工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81年（清朝光绪七年）7月，金陵制造局仿制出美国的“加特林机关炮”（又称十门连珠格林炮）。同年11月2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刘坤一上书大清国朝廷，奏请在金陵机器制造局设立“洋火药局”。请求设立洋火药局的理由是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生产的火药不敷需要，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购买，不仅价值昂贵，还经常不能及时运到。为此，刘坤一在奏折中强调：“军火关系紧要，不可永远仰给于外人，必须自行仿造，就近兴办，则价值既廉，取用甚便，尤可就此研究，精益求精。”大清国朝廷准奏后，金陵制造局便在南京通济门外秦淮河西岸设立了“洋火药局”。与此同时，疏浚秦淮河道，修建船运码头，以便于军火运输。

1882年（清朝光绪八年）春天，金陵制造局从英国购得每日可生产1000磅黑色火药的全套机械化设备。

　1883年（清朝光绪九年）12月，法国军队侵犯安南（今越南）顺化，强迫安南订立一一法安《顺化条约》，意图使安南脱离大清帝国（中国）的藩属地位，更改为法国的保护国。此事引起大清国朝野一片大哗，慈禧太后大为震怒，逐下诏向安南派兵，中法战争爆发。史称清法战争。初战清军即告败。羊很狼贪的法国军队趁势占领中国广西边境的“镇南关”（即今广西友谊关）。1885年（清朝光绪十一年）3月23日，中法两军在镇南关进行终极决战。双方经过13天（至4月4日）的鏖战，最终清军大获全胜。史称“镇南关大捷”。

据历史文献记载，镇南关大捷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战果显赫的战役之一，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场战役中，金陵制造局生产的武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在决战前夕，清军中曾有“求一千之枪，难于筹十万之饷”之说，得知此说法后，金陵制造局便“加工趱造、炉火通红、昼夜不息”的生产军火。同时，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在《扩充机器局疏》中，奏请大清国朝廷增拨了10万两银子，用于金陵制造局添造厂房，以及从美国购买50余套制造新式枪炮所需的机器设备。大清国朝廷还每年再增拨经费5万两银子，从而让金陵制造局能加快研制出更多先进的军火产品。

1884年（清朝光绪十年）5月，金陵制造局仿制出德国的“克鲁森式37毫米2磅后膛炮”，和美国的“诺登飞多管排列机枪”(又称四管神机连珠炮)。至此，金陵制造局既能制造“劈山炮”、“24磅生铁开花炮”、“12磅来福铜炮”等前膛枪炮，也能制造“山炮”、“十管连珠格林炮”、“四管神机连珠炮”等后膛枪炮，并同时配套生产炮弹和炮架。

为了便于机动，金陵制造局还特意给十管连珠格林炮配制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独轮小车，作为专用载具。 晚清时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曾在日记中写道：“格林炮新旧两式并快捷，其极大之管径一寸，每炮以十管为度，少或六管，能穿一寸铁，其主人持已穿之铁板为证，然不甚能及远。”

1885年（清朝光绪十一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在回禀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询问金陵机器制造局生产状况时说：“金陵机器制造局承办各省军火既副所需，亦适于用，因此还应接不暇。”

1886年（清朝光绪十二年）2月，曾国荃聘请中国近代兵工学家、科学家徐建寅（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著名科学家徐寿之子）担纲金陵制造局兵器设计工程师。夙夜勤勉、朝夕不倦的徐建寅，果然不辱使命，先后主持研发出炼钢、铸钢等多项“中国第一”，并成功研制出一款“新式后膛抬枪”。

1888年（清朝光绪十四年），金陵制造局仿制出英国的“马克沁单管重机关枪”，这是中国仿制出的第一代重型机关枪。同年，金陵制造局研发制造出第一门口径37毫米，2磅后装线膛，带车轮移动的架退“克鲁森式膛炮”。克鲁森式膛炮的问世，既表明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上已初见成效，也让金陵制造局从此声名远扬。

1889年（清朝光绪十五年），金陵制造局又仿制出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强的“德国新式步枪”。这款德国新式步枪后来成为金陵制造局的名牌产品。

　1894年（清朝光绪二十年），金陵制造局设立“子弹厂”，采用无烟火药装弹。这一新技术显示出金陵制造局在研发与制造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此时，金陵制造局的工匠已达到1200多人，比韧创初期增加了三倍。其中有一位名叫“唐坤明”的工匠，独自研制出一款“新式快炮”，送至天津大沽口炮台和其它海岸炮台，经防营试用后，证明这款快炮在震慑力与杀伤力方面，比仿造的“洋炮”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坤明因而被誉为“金陵巧匠”。是年（中国农历甲午年）9月15日，日本军队悍然入侵大清帝国藩属国高丽王国（今朝鲜半岛），平壤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大清国随即派兵增援高丽王国，在“平壤战役”中，清军凭借金陵制造局生产的“新式后膛抬枪”和“十管连珠格林炮”（又称加特林机关枪），不间断地对日军进行扫射，日军虽然多次发动集群冲锋，但均被清军一一击退。据说，一名被清军俘虏的日军士兵坦白：“每次我们靠近清军的碉堡，就听到从里面发出连续而尖锐的啸声，仿佛是魔鬼的召唤，瞬间射出一道铁流，击破（日军士兵）躯体，形成无法逾越的血色雾障。”中日两军交战期间，时任大清国四品京堂、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盛宣怀致电两江总督张之洞：“此次打仗，惟抬枪能制胜。金陵制造局所造后门抬枪能及远，较快炮（格林炮）得力，乞速饬局多多赶造。”

值至1899年（清朝光绪二十五年）时，金陵制机器造局已经拥有1000台制造军火用的设备，工匠近1700人，其规模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同年6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复电大清国总理衙门时称：“金陵制造局每年可生产180支后膛抬枪，48门2磅后膛炮48，16门1磅快炮，65000颗各类型炮弹，50000发抬枪子弹，85100发毛瑟枪子弹，240支洋式后膛抬枪。”

据史料记载，金陵制造局自创办以来，拨应给各省的火炮达200余门。如：拨给广东省12磅来福钢炮十门；云南省后膛炮四门；浙江省过山炮二十门；台湾省2磅后膛炮六门、十管格林炮十门、四管神炮四门；湖北省24磅洋生铁开花炮五门；江西省劈山炮十门和前膛抬枪百杆；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处2磅后膛炮六门等。以上所有炮位，均配齐弹药架具，必充之备，以资取用。当各省嘱制之时，金陵制造局莫不椷牍交驰，急如星火。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金陵制造局更是加工赶造，锅炉及气磅加足，汽机之马力全开。客观地说，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军火，在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自强御敌的作用。

　1901年（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1月7日，被称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晚清洋务运动的先驱、大清国重要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李鸿章大人黯然离世。他的离世标志着洋务运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自此，金陵机器制造局渐渐陷入困境。

1910年（清朝宣统二年），大清国陆军部下令将金陵机器制造局归并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并建议大清国朝廷将其裁撤。

1911年（清朝宣统三年）10月，大清国陆军部消令，同意金陵机器制造局复工。

1912年（清朝宣统四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由北洋军陆军中将王金海出任金陵机器制造局总办。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金陵机器制造局全面恢复生产。是年，仿制出6寸口经的比利时勃朗宁M1900系列手枪（Browning Pistol），尝试研发步兵近距离火力支援系统。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2月，金陵制造局仿制出德国“马克西姆水冷式重型机关枪”。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3月13日，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克复南京。4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是年，金陵制造局生产出170挺马克西姆水泠式重型机关枪。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3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将金陵机器制造局改归“上海兵工厂”（即原江南机器制造局）管辖，改名“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6月，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直接管辖，命名”金陵兵工厂“，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备厅中将厅长黄公柱兼第一任厂长。

拙文写到这儿，顺便提及当年的一则趣事，就是将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改名金陵兵工厂的同时，还选定字符“卍”（读作wan万）作为“厂徽”标记。当时，许多外国人将这个卍（万）字符，戏谑地称为“反向纳粹党徽”（ReverseSwastika）。的确，不知就里的人，常常会将字符卐与德国法西斯纳粹党的党徽混为一谈。其实字符卐的笔划方向与德国纳粹党党徽完全相反，而且字符卍源自古印度，在古印度宗教中象征“幸运与吉祥”。古印度宗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到了唐朝时期，武周女皇帝武则天便下旨将字符卐的发音定为“万”（wan），寓意“吉祥万德之所集”。由此可知，当年金陵兵工厂将字符卐作为厂徽，只是想讨个吉利罢了。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7月 ，金陵兵工厂厂长改由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李承干担任，此时该厂拥有员工1100多人，员工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每日可生产90000发子弹，700颗每颗重量达18公斤的炸弹。每月可生产35挺马克西姆水泠式重型机关枪，和修理各种枪械等。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金陵兵工厂员工已增至4000余人，并开始仿造量产俄国的82毫米口径迫击炮。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13日，日本军侵略军占领上海，中日两军首次大会战在上海打响。史称“淞沪会战”。会战期间，日本军机屡次轰炸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金陵兵工厂亦数次被炸，机器设备、人员均遭受损失。同年9月中旬，金陵兵工厂被迫迁往中华民国陪都重庆。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金陵兵工厂被日军占用。并将该厂以日军各部队长官的名字来命名，如：高桥部队、稻田部队、松尾部队等。次年，日军把从中国各地掠夺来的机器设备，运送至金陵兵工厂，为侵华日军生产军火。

搬迁到重庆的金陵兵工厂，于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3月1日，在重庆郊外长江边一个丘陵起伏、乱石成堆，地名叫“簸箕石”的地方重新建厂。由于战局紧迫，金陵兵工厂仅用三个月的时间，便将新厂建成。为保密起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将新厂命名为第“21兵工厂” ，工厂信箱代号“重庆37”。同年7月，湖北“汉阳兵工厂”合并入第21兵工厂。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月，第21兵工厂正式复工，开始为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提供各种武器装备。在此期间，第21兵工厂共生产了19种军火产品，其中生产的主要武器弹药有马克西姆水泠式重型机关枪18000挺；捷克式轻机枪11000挺；82毫米口径迫击炮弹320万颗；汉式79步枪（旧称汉阳造）21万支；中正式步枪86000支；黄磷炮弹17万颗；黄磷手榴弹31万颗。

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第21兵工厂的产量大约占全国兵工厂军火总产量的60%以上。仅该厂制造步枪（汉式79和中正式)的月产量，就足可以装备一个国民革命军步兵师。其为中国军队坚持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第21兵工厂厂长李承干，特邀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为第21兵工厂谱写了《第21兵工厂厂歌》，歌词中写道：“战以止战，兵以弥病，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断的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量欲其富，质欲其精。同志们！猛进！猛进！”这首语言铿锵有力、施律激昂奔放的《第21兵工厂厂歌》，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抗日斗志。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第21兵工厂（原金陵兵工厂）迁回南京原址，并改名为“第21兵工厂南京分厂”。同年9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下令，以第21兵工厂南京分厂的名义成立“京沪区兵工厂接收处”，负责接收投降的侵华日军“松尾部队”移交的军需物资。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8月下旬，第21兵工厂南京分厂改名为第“60兵工厂”。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将第60兵工厂部分机器设备搬运至台湾省高雄市。

194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接管第“60兵工厂”。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奉命南下，第“60兵工厂”改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管辖，并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总厂”（简称军械总厂）。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翌年8月，军械总厂改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管辖。

1952年11月，军械总厂改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领导。同年底，山西长治第“307兵工厂”迁至南京与军械总厂合并。军械总厂逐易名为国营“307厂”，但这个厂名不对外公共使用。

1957年4月，国营307厂以国营“晨光机器厂”作为第二厂名，对外公开使用。

1965年1月，国营晨光机器厂划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即今航天工业部）领导。与此同时，国营晨光机器厂结束了制造常规军工产品的历史，开始从事航天工业产品的研制生产。从此，走过了百年沧桑岁月的“金陵机器制造局“，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1980年3月，国营晨光机器厂易名为“南京晨光机器厂”。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其“307厂”。

说到南京晨光机器厂，由于它一直属于军工保密单位，所以许多当地人对这个工厂都较为陌生，外地人对其就知之甚少。不过，对于喜欢在国内各地旅游的人来说，或许南京晨光机器厂这个厂名会使其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即所谓“既视感”。其原因是但凡在国内一些地方见到的“巨型铜雕塑像”，基本上都是由南京晨光机器厂设计铸造的。如：香港天坛坐佛青铜塑像 、香港洞梓山观音菩萨青铜合金塑像、香港紫荆花青铜雕塑、澳门盛世莲花青铜雕塑、长沙韶山毛泽东青铜塑像、江苏淮安周恩来青铜塑像、江苏无锡灵山大佛青铜塑像、海南三亚三面观音青铜塑像、山东曲阜孔子青铜塑像、江苏句容茅山老子青铜塑像、四川峨眉山金顶十方普贤菩萨青铜塑像、云南西双版纳大佛青铜塑像、湖南宁乡沩山千手观音菩萨青铜塑像、吉林敦化六鼎山大佛青铜塑像、四川甘孜格萨尔王青铜塑像、青海玉树大佛青铜塑像、江苏苏州西山观音菩萨青铜塑像、山东兖州金瓶青铜雕塑、广东珠海长隆鲸鲨青铜雕塑、江苏南京牛首山佛塔青铜雕塑等，甚至包括南亚地区不丹王国的大佛青铜塑像、泰王国的弥勒菩萨青铜塑像都是南京晨光机器厂铸造的。

2006年，南京晨光机器厂因生产需要，搬迁至占地面积更大的新址。这次搬迁既标志着始建于1865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已经完成了它特殊的历史使命，也由此拉开了这座近现代军事工业建筑群，将转型为近代工业遗存与现代文化创意相结合的序幕。

2007年9月1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与南京晨光机器厂联合对“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实施保护性修缮后，在此挂牌创办“南京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简称1865产业园）。这一举措，不仅使1865产业园区内“9幢清朝时期建筑”、“23幢民国时期建筑”、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造的26幢厂舍得到了妥善保护与利用，也成功地将近代工业遗存与现代文化创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一集科技、文化、商业、旅游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举世誉之的“世界工业遗产保护改造、涅槃重生的十大经典案例”之一。

2012年11月23日，“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被南京市旅游园林管理局列为“新金陵48景”之一。

2013年3月5日，“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12月2日，“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单。

2018年1月27日，“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被列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同日，还入选中国第一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名单。入选理由：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和近千名工匠，规模仅次于“江南机器制造局”的近代化机器大生产的大型军工企业，原“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建筑规模为国内最大的近现代工业建筑群，所生产的新式枪炮的产量和质量均居当时全国之首，是国内目前最大的近现代工业建筑群。

　甲辰年5月的一天，日丽风和、天高云淡，笔者信行来到南京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观光浏览。走进绿荫蔽日、芳草茵茵的1865产业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那座当年被誉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地标性建筑的“大门楼”。笔者驻足久久地仰望着这座虽经历了近160年的风雨侵袭，却依然在昭示着历史的跌宕与沧桑的大门楼，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崇敬之情。笔者以为，这座造型简洁典雅、线条流畅，具有异国建筑风格，极富传奇与神秘色彩的大门楼，不但但是一座历史纪念性建筑，它还是中国民族军事工业百年兴衰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代表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

徜徉在古树参天、幽静素雅的1865产业园区里，若不是窥见掩映在绿树丛中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厂房，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宛如“世外桃花源”般的地方，竟然就是被誉为“中国民族军事工业摇篮”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所在地。

南京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分为五个功能区，即创意创业核心区、创意时尚会展区、文化旅游体验区、军工博览展示区和品质生活休闲区。可以看出，整个1865产业园充分发掘与有效利用工业建筑遗产，依托古老的“明城墙”和“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秦淮河），以及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让古老与现代、历史与时尚、工业与艺术、冷峻与柔美等元素，几近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的“融合”既令人匪夷所思，又令人啧啧称奇。徘徊其间，仔细凝视观览，似觉时光变得恍惚而缓慢，那些置身在一栋栋工业旧厂房中的博物馆、咖啡屋、音乐艺术馆、书店、画廊、影视传媒工作室、当代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以及竖立在1865产业园内一尊尊或浪漫或庄重的艺术雕塑等，无不呈现出古老的工业遗存与现代文化创意的交融之美。而这种充满了独特人文韵味的交融之美，犹如一首激荡着中华历史精魂的心曲。静静地吟唱如此音韵和谐、意境深远的心曲，着实让人思之味之，感慨无穷。

一般而言，历史容易被遗忘，但有意无意之间，会留下一些痕迹，人们会通过这些痕迹来感受历史的脚步，品嗅历史的气息，进而采用各种方式去铭记，去缅怀。果然如此，在绿荫如盖的1865产业园一隅，竖有一尊晚清名臣李鸿章大人壮年时期的铸铜塑像。只见李大人头戴官帽，身着长袍官服，左手紧握奏请筹办“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奏折，正襟危坐，目视前方，神情坚毅。这位功勋盖世的民族英雄、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曾大声疾呼：“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抚脾太息而已……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他至死不渝地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利器之器。

　在李鸿章大人塑像背后不远处，即是由他于1865年亲手建造的一栋栋“金陵机器制造局”恢弘大气的厂房，以及栽植的一批如今已高耸挺拔、枝叶扶疏的树木。在厂房周围的草坪上，还竖有各种兵器的模型雕塑和工匠们劳作的铸铜塑像。毋庸多言，这一庞大的近现代工业建筑群和各类造型生动逼真的雕塑艺术品，既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工业建筑的历史演变，也真实地记录下民族军工产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更全方位地诠释了昔日洋务运动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

　 英国著名作家约翰·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明灯》著作中，把诗歌和建筑这两者看成是克服人类遗忘的有力征服者。从这一角度上讲，每一座历史建筑似如一首不朽的诗篇，历经岁月沧桑，最终汇成城市的史诗。所有历史建筑遗产都是人类记忆的守护者，它们时刻提醒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由此而论，一座城市的建筑与文化史就是一座城市在地质形成意义上的精神史，它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自我认同，并对城市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和历久弥新的作用。

回眸岁月，山河依旧。一个半世纪以来，“金陵机器制造局”虽经几度变迁、几度更名，但其所承载的“富国强兵、自强不息”的希翼与精神，却一直没有改变，并将会一直赓续传承下去。

2023年，南京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被列为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文化新地标。有鉴于此，以笔者管见所及，每一个饱含具体历史信息的“空间”（即历史建筑遗存），就是一部活着的史书，它是文明的保存者、文明的叙述者、文明的传承者，理应得到后世的理解、保护和尊重。因为这样的“空间”，可以唤醒人们的记忆，滋养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言而喻，将“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打造成充满现代文化与艺术气息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不但再现了昔日的南京工业文明，也为未来留下活态的历史文化记忆。诚如1900多年前的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千古经典之作《说文解字》中如是解释：“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人心往之，城必兴焉。”

2024年7月2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