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一提纲进行讨论并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12日晨连同提纲一起电传中央。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转发全党。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被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br> 图为批判《二月提纲》的文章。<br> 3月8日、22日,河北邢台地区相继发生里氏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积极开展抗震救灾工作。<br> 图为周恩来三赴震区,为百姓的苦难落泪,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br>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问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很难说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指出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br> 图为电影《大闹天空》海报。<br>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br> 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者有张春桥与部队文化部门的几个人,会后整理出这一《纪要》。《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垮这条黑线!”《纪要》列举文艺界的“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提出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其中的“黑线专政论”这一提法后被广泛运用到科学、文化、法律等多种领域,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纪要》的炮制为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的开始。<br> 5月4日至26日,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江青、张春桥等8人。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有两大主要议题。主要议题之一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主要议题之二,是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16日,会议通过这一《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br> 5月7日,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出批示,称为“五·七”指示。<br> “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br> “五·七”指示勾画了毛泽东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实际上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和发展。这一构想虽然当时在全国推广开来,军内外、各系统、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干部、学生都积极参与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举办和学习,走五七道路,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严重脱离中国现阶段实际的构想,事实上是行不通的。<br> 5月28日,中共中央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br> 《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该机构人员有: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组长、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顾问;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等。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4号楼。1967年批判“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成为国家的实际指挥机构。<br> 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停止活动自动撤去。<br> 图为1967年5月《政策汇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列编印。<br>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当天深夜,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编辑部二楼办公室灯火通明,陈伯达冒着暑热修改、审定他赶来人民日报夺权后草拟的社论。原稿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将它改为气势汹汹而且比较简短上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即签字付印。这篇社论是在全国范围发动“文革”的动员令。社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权力”作为核心问题,鼓动全国范围掀起“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社论指出,这场革命将打倒大批“牛鬼蛇神”。社论在结尾处宣布:“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这篇煽动“文革”的社论刊登后,全国范围的动乱就被引发了。<br>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br> 图为陈伯达亲笔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清样。<br> 6月1日晚上,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领衔签名,共7人,于5月25日下午贴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激烈抨击北京市和北京大学的领导“压制革命群众”,认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因为要充分发动起来,“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br> 毛泽东于6月1日读到大字报文稿,当即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6月1日。”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是将文件批给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而是批给仅成立3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显示出对他们的特殊信任。<br>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br> 8月5日,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br> 图为聂元梓等人贴出的大字报。<br> 6月3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刘少奇制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限制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在50多天时间里,抓捕了北京学生1000多人,毛泽东表示:“这是资产阶级在专无产阶级的政!”<br> 7月24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对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极其不满意,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镇压,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66年6月初到7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br> 图为1966年天安门城楼中央大厅之外,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最后的聚首照片。<br>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br>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br> 图为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后的大学生。<br>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br> 6月2日下午,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匡亚明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据统计,在6月2日至5日四天的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多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人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br> 图为黑龙江省7位省委书记集体挨批斗。<br>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发生学生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一些人趁工作组集中开会的机会,大肆活动,设立所谓“斗鬼台”,将包括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内的40多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揪上去批斗,将其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搞“喷气式”。工作组发现后,明确指出乱打乱斗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将“六·一八”事件定性为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工作组及时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报送中央。刘少奇把这份简报批转全国各地,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在外地的毛泽东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br> 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一事件开始了全国性的“乱批乱斗”的先河。<br> 6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全国解放以来,文化战线的绝大多数领导机关,一直为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所统治,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工作路线相对抗。绝大多数文化部门,都成了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向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首要的问题是要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依靠革命左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多数,开展夺权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对文化战线及其所属一切部门的牢固的领导权”。在文革风暴中,文化部不仅首当其冲,而且一直被视为“砸烂”单位,和中宣部、北京市委一起称作“三旧”。文革期间的状况,无非是揪斗走资派、夺权、打派仗,再加上全国大串联,文化部所有办公室和走廊都睡满了人。不久,文化部干部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办公大楼由外交部使用。<br> 图为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03号原文化部办公大楼。 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由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和常规战役战术导弹部队组成。它的主要任务是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敌人对中国发动核袭击时,遵照统帅部的命令,独立地或联合其他军种的战略核部队对敌人实施有限而有效的自卫反击,打击敌人的重要战略目标。中国发展核武器,组建战略核部队,是为了防御,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反对核讹诈,遏制核战争。核反击是被迫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维护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中国政府一再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核武器。但是,如果遭到核袭击,将毫不犹豫地实施核反击,进行有限而有效的核报复。第二炮兵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装备部,其下的基本组织层次为基地、旅、营。在1966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决定: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与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和人员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同时指出:此决定自7月1日起开始执行。从此,1966年7月1日,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成立纪念日。<br> 2015年12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一面鲜艳的八一军旗亲手授予新任命的火箭军司令员。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br> 图为战略导弹部队之一部。<br> 7月2日,按照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陶铸主持制定《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指出:“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一封信,讲了他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毛泽东在信中还对林彪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表示不满和不安:“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毛泽东在信的最后写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br>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所发文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br> 图片来源于人民网陕西频道:江青是毛泽东搞文革的铁杆支持者。<br> 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高龄再次畅游长江,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这一天,被确定为毛泽东畅游长江纪念日。以后的数年,这一天被定为全国游泳日,每到这一天,全国众多城市都会举行横渡江河或游泳活动。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镇压群众,“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br> 图为事后学生举着毛泽东的大字报游行。<br>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br> 图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br>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br>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信。<br> 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害怕群众,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br> 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提出中央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日,毛泽东又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上述问题都作为全会文件,发给与会者讨论。<br> 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br> 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br>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写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br> 在5月29日晚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七八名学生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决定建立一个组织,取名为“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然后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br> 在此前后,北京市的一些中学、大学也出现了类似自发建立的学生组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br> 图为1968年上海市红代会普陀军区红卫兵。<br> 8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毛泽东在插话中说:“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br> 毛泽东严厉批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毛泽东又对在场的参会者说:“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刘澜涛在文革初期因“六十一叛徒集团案”受到迫害,但从毛泽东的这次批评来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br>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br>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br> 虽然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锋芒所向,不言而喻就是炮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主要是刘少奇。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实际宣告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此后,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真正搞了起来。<br> 图为王为政1967年创作国画《炮打司令部》。<br>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参加了大会。毛泽东等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群众和红卫兵。<br>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有人向毛泽东进言,说毛泽东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劝毛泽东停止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br>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br> 8月19日,北京二中红卫兵率先在市内主要街道贴出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随后“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像“天兵天将”下凡一样,冲上街头“砸烂一个旧世界”去了。<br> 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煽动:“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红卫兵在“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下,杀向社会,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br>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好得很》的社论,肯定了红卫兵的做法。<br> 图为红卫兵焚烧古字画。<br>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要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br> 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br> 图为1966年,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的民兵在开现场批判会。<br> 10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社论首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既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提出的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接受。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宋朝、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br> 图为1966年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与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br>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随后,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br> 11月13日和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会后不久,这两次大会就被诬为“十一月黑风”,老帅们的发言也受到批判。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0月27日,我国成功进行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导弹运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十七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br>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十条》。<br>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br> 11月24日,中共中央电复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br>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专程赶到西安,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学生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要召开大会,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于11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西北局请示的电报。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挥笔批准了。<br> 但是,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br>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此案平反。<br> 图为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 12月4日,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发生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当时这里举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议刚开始,“八一五造反派”和外地学生强行冲进会场,与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搅住一团,双方数万人在会场上发生混战,用旗杆、标语牌、砖头作武器,撕打冲撞,双方伤者不计其数,谣传死亡多人。此后,保守组织迅速瓦解。<br> 图为1966年重庆市12.4《一二四流血事件》油印合计。<br>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对蒯大富说:“中央那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受命回校,当晚就向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们作了紧急部署,19日又联合清华大学的其他群众组织成立了“井冈山兵团”。20日至22日,召集“兵团”头头和全体人员大会,端出了他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的行动计划。<br> 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承认犯了路线方向错误。<br> 25日,蒯大富等人带领4450多名师生员工到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由广播宣传车开道,分头向王府井大街、西单、北京火车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呼喊口号,在社会上公开煽动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后,又派出了广播车在北京城区持续宣传。25日后,各地相继发生游行示威,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30日,江青、姚文元等窜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示满意和支持。从北京开始的这一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地,为彻底打倒刘少奇作了舆论和群众心理的准备。<br>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地质学院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等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br>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br>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br> 12月23日,赤卫队召开批判大会,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承认他们的要求。25日,工总司又开会批评市委领导,强迫曹荻秋废除对赤卫队条件的承认,并宣布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致使矛盾激化。28日晚,赤卫队调集了万余人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曹荻秋算账。张春桥在北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让她传话给工总司:“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桃子就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派,赶紧动员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王洪文等人遵照张春桥的指示,立即设立前线指挥部并迅速大批调人。到29号晚,调集到康平路的工总司成员已达10万人,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足3万人。这时,又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由其妻出面制造了赤卫队抄他的家、“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30日凌晨2时,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攻击,打伤91人。晨7时,赤卫队全部投降。工总司乘胜在全市捣毁了赤卫队的组织,彻底打垮了对立面。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为上海的“一月风暴”扫清了道路。此后,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社会生活极度混乱。<br> 1966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其中,农业总产值910亿元,比上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1624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4亿吨,比上年增长10%;棉花,233.7万吨,比上年增长11.6%;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原煤,2.52亿吨,比上年增长8.6%;原油,1455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天然气,13.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1.8%;发电量,825亿度,比上年增长22%;铁路货运量5.49亿吨,比上年增长11.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9.42亿元,比上年增长1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32.8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进出口贸易总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7.3%。国家财政总收入558.7亿元,总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br><br> 注:图文主要来源于新华社《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百度《共和国大事记》、360图片等网络。<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