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卫国护民 “三抓”航天大爆仗

若谷

宋任穷

宋任穷、钟月林

源丛九曲七星峰 璀璨征程大哥风

——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

开国上将

宋任穷韵琴神姿115周年

作者：张谷林

2024年6月20日

宋任穷

前 言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日，也是宋任穷同志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在这值得纪念和怀念的日子，作为老航天人的后代，学习和回顾宋任穷同志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曾经先后担任核工业三机部、二机部部长五年，导弹、卫星工业七机部部长14个月，真可谓默默无闻的波澜壮阔。

他在核工业部任职时，正是我国核工业创业期，真正的一穷二白，一切从零开始。

他在导弹、卫星工业部任职时，正是七机部拨乱反正，开启“三抓任务”非常关键的最难交叉转折期，一切从“心”开始。

宋任穷同志既是唯一一位担任过中国“两弹一星”两个高科技工业部部长职务的老井冈、老红军、开国上将，又是先后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三抓任务”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圆满成功之前离任，调往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因而，他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疑惑和遗憾，就是他没有在自己的任内收获自己殚精竭虑让中国人站起来、强起来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喜悦。特别是60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80年代“三抓任务”的圆满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我国军事尖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今日中国的国防和航天事业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严谨依据史实史料、真人真事、一言一行、群众情怀，以史为鉴，从宋任穷同志自荐担任核工业部部长过程开始，到“三抓任务”胜利完成，再到建党100周年的时间顺序和实践成果，以一个“三抓任务”时期曾经在航天岗位日夜加班工作过的基层员工的研究视角，实实在在地论证宋任穷部长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的个人魅力，将军风采，精神文化，及其非凡的领导、影响、创新、造就力等历史性卓越地位。

目 录

北京的长城

下篇：夯土烟花生存到民族强盛科学长城

引子：

万里长城，

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

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中华人类本源意识形态的隐含载体。

湖南凤凰边墙

在中国，

广阔峰岭山水大地上，

不仅北方、东方、西方有古老的长城建筑，

湖南也有以凤凰边墙为代表的南方长城。

华夏第一城头山古城遗址

在湖湘，

自新石器早中期开始，

古人类就有建城保家的信仰，

坐拥6500年的华夏第一城头山古城遗址。

永安镇20万年古人类打制的尖状器、砍砸器。湖南考古8000年以前的陶器。

浏阳河畔，

永安镇20万年古人类打制的尖状器、砍砸器，

新旧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十多处，

千年古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闻名遐迩。

迴水湾樟树潭

迴水湾樟树潭遗址，

证实浏阳人五千年前已经学会了建房子，

学会了纺织，

善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

有着比较高的文明。

时髦言语“浏阳很宜居”。

古港镇古城遗址、三口镇圆形城墙房

走进浏阳，

穿正东，

走东升，

过朝阳，

到升平，

街街闪现明清古城垣。

古港镇古城村考古，

2000多年的古城遗址，

楚国县治，

夯土垒筑。

清嘉庆年三口镇，

200多年圆形城墙房，

典型客家土楼风格，

外墙内墙依稀弹痕。

8000年前兴隆洼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6000年古城址。

浏阳很宜居

8000年兴隆洼文化聚落墙宅，

6500年湘西城头山古城遗址，

2000年浏阳河畔的古城墙，

聚焦闪现着对人类的大爱和护佑。

东风一号导弹，《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天路开基人》两套专著。

毛泽东、周恩来、贺龙、聂荣臻、陈赓、宋任穷、张爱萍……

人民的守护神、和平的捍卫者，

率“两弹一星”三军奠基高天长城的领袖，

筑建新中国科技长城的北斗七星领军人。

二线用兵，

“三抓”实践。

“万户”筑城，

国泰民安。

宋任穷、钟月林

二、卫国护民 “三抓”航天大爆仗

当阳光普照大地，

黑暗的魔影还会浮出。

当胜利携来春风，

阴霾的鬼魅还会蠕动。

不是艳阳高照就会天清气爽。

不是春光明媚就会万紫千红。

朗朗乾坤，阴暗角落。

扑朔迷离，人鬼未了。

没有亲身经历过七机部十年文革风雨的人，很难参悟和辨别那个时代七机部的多重性、复杂性、微妙性、拖沓和激烈程度的人为动乱。

1977年和1978年，对于七机部来说是个重大转折的关键年头，也是七机部历史上最难、最累、最得罪人、最缺方向感，又是迎来春天，思想解放的关键时期。

这两年爆发了七机部十多年来累积的所有矛盾和隐藏问题。

各种矛盾交叉反复，各种问题重叠环扣，派性与私利，名誉与狭隘，梳理与跨越，一团乱麻，纠缠不清。

左起：1977年12月14日，宋任穷、罗瑞卿、张爱萍在七机部计划工作会议上。宋任穷首现七机部会议。

1977年12月14日，宋任穷首现七机部会议。

古人言，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

而宋任穷，中央批准的三项重点工程战役已经开启，阵起易将，更弦改辙，足见他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根本转折提升期的重要地位、不可或缺、国士无双。

他品德端庄，高风亮节，先信后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智勇皆盖老将黄忠也！

年过68岁，体重仅90多斤的开国上将、前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老人，就是在这样老大难混乱的时候，面对这种长时期受到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长期动荡的背景，在自身都没有得到一个完好的政治结论的情况下，满怀党性和文化自信，担当党中央、国家和人民重托，肩负干群大义，义无反顾的担任了十年大灾大难后的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也许有人会觉得，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仅仅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干了14个月的部长，宋任穷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些什么样的政绩和业绩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多大的影响呢？对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有多大的保障呢？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也算是想对了。

毕竟，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

不想，不问，不研究，不透视，您怎么能理解平地也会起惊雷！

宋老任职东北局第一书记时号召学习“雷锋精神”。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让我们抽丝剥茧，一一道来。

不需用过去的套话简单重复宋老的忠诚奉献，

也不必用今天的官话诠释宋老的历史性贡献。

琴音萦梦，余音袅袅；日月昭昭，天人合一！

无论是政绩还是业绩，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每一个大动作还是小细微，所有的实践都只能通过历史的检验才能验证出来，只有通过史实的真理才能不说自明，只有通过时光的考验才能光芒四射。

宋任穷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大庆生活基地。

宋老任职东北局第一书记时号召学习大庆“铁人精神”。

如今，45年过去了。

标准答案自在历史性的延续实践中。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日，也是宋任穷上将115周年诞辰纪念日，开国元勋宋任穷用自己特有的精神文化引线动力燃烧了冲天爆仗，在“三抓任务”成功日大放异彩，在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纪念日光辉夺目！

他的辉煌闪亮在他在七机部任职期间，坚持党性、调查研究、平易近人、数字秩序、三结合“三抓”、恢复两条指挥线、实事求是的三大实践活动中；他的三大环环相扣、井然有序、具有远见和预见性的实践活动，描绘出历史性实践检验真理的“两弹一星”绝代神姿！

1963年，宋任穷和钟月林在沈阳。

宋任穷和钟月林在10年文革中。

1. 整顿秩序

宋任穷到七机部任部长，遇到的是两个完全交叉合一的庞大难题。一个是全部员工生活、工作、科研、生产秩序混乱的“心”之大难题；另一个是“三抓任务”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带来的时间紧、任务重、反常规操作的高科技跨越大难题。

两大难题交叉并举，难上加难。

整顿七机部的混乱秩序首当其冲。

原七机部张钧、鲁之沫、林爽、张镰斧、卢庆骏、冬春、柏凤和、苗逢辰、郝岭高、阎玉瑚、姜延斌、卜雨亭等部分部、院、部所厂站老同志、老科学家、老工人，以及工作人员共同回顾和撰写《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两弹一星”阶段权威性专著。

1984—1986年，原七机部各个单位上百位老干部、老专家、老工人师傅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交流、座谈、会议、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撰写出版了记录“两弹一星”航天事业全过程最权威的书籍《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这部书籍第57页写道：“文革”爆发了。“毫无例外，我国航天事业也在这场动乱中遭到了挫折和损失。……七机部各级机构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斗争，广大科技人员受到压制和打击，群众队伍被分裂，科研生产陷于混乱。……1977年9月，国防科委在张爱萍主任主持下，制定了战略火箭和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规划，确定80年代前期的主要目标是：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发射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从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规划……

宋任穷

“在中央确定航天战线上述规划目标的同时。为了加强七机部的领导力量，从组织上保证规划的实现，1977年10月，中央任命宋任穷为七机部部长。1978年5月调郑天翔任七机部第一副部长，同年底接任七机部部长。同时，中央还恢复了刘有光同志的领导职务，充实了七机部的领导班子。”

郑天翔

刘有光

任职七机部部长，迎接宋任穷的是十多年动乱，派性严重，科研生产陷于瘫痪，七机部已成为全国闻名的老大难单位。被莫须有的罪名肆意打击、陷害了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专家和职工，乌烟瘴气。1.6万余人受到迫害，383人被非法关押、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两名同志被迫害致死。

甚至出现过同一大学同期毕业，又分配在同一工程组的三位大学生，还都是业务尖子。却因为分属不同派系，被整得受不了，咒出“生孩子没屁眼”的言语，结果被诅夫妇同学生的孩子还真的没屁眼的奇闻怪事。

为了完全解决七机部多年来存在的问题，1977年3月7日，中央派出了由北京市牵头的四省市、军委一些总部、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等单位组成的600多人的强大工作队，进驻七机部帮助清查整顿。

宋任穷到任七机部时，中央工作队已经工作了7个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清查工作已告一段落。

在京单位600多名清查对象基本上都做出了结论，各级领导班子初步调整配备起来，科研生产秩序初步恢复正常，各方面的整顿初见成效。工作队到1978年4月撤出。

宋任穷上党课时谈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体会。

但是，明显的派性等清查工作有了效果，并不等于依然存在的意识形态刻骨内伤便会得到全愈。

被深度扭曲的内心意识形态，仍然会严重干扰和打乱七机部正常有序的科研生产和生活秩序，严重影响到党和国家安排的各项科技项目任务的实施，急需宋任穷部长拨乱反正的进行整顿。

身为老井冈，宋任穷深知毛泽东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之一“寻乌调查”精髓要义。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将开调查会掌握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整理成《寻乌调查》，在此基础上又撰写出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遵循毛泽东一贯的调查研究严谨作风，宋任穷以坚持党性，顾全大局，围绕“三抓”中心任务、群众生活展开调查研究为工作基础，不仅在七机部京内单位一、二、五院、部所厂站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还远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四院和四川达州地区062基地等重点任务单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身作则，发扬和传承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以实际行动、自身朴实形象拨乱反正，稳、准、快地恢复七机部全系统的政治思想及科研生产正常秩序。

整顿秩序，就要从调查研究入手，用“心”疗伤。

宋任穷与工厂干部职工谈心。

笔者在《宋任穷纪念文集》450页，看到宋任穷1961年5月14日任东北局书记时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信较长很细致。反映的全是调查研究大队、小队的牲畜、农具、林木等与农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极为细微的问题。可见宋任穷老部长调查研究眼光之犀利，视角之独特，关注及末梢，一改一般领导政治、思想、科研、心胸之局限。

我们从宋老晚年的回忆中，能够清晰地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多角度交叉对比式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他老人家不是单纯的去群众中间多跑跑多看看，尽可能的多得到一些信息情况，一手资料而已。

宋任穷部长在七机部的秘书沈克前辈说：“我自己总结，宋部长选择进行调查研究的最佳时宜，热天去热地方，冷天去冷地方，不怕苦，不怕死，与人为善，平等相待，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将心比心，真正看到群众的疾苦，找出问题。”

宋任穷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相辅相成的系统方案体系，选择与工作和任务相关的重点开展调查研究：不是只看一个点，或者几个点，而是尽可能的结合工作任务全面的看，慰问、看望或者调查到每一个人，上门看和接待看，有个别和整体看的调查研究辩证逻辑；是把群众的疾苦，单位的困境和尴尬，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发展的办法，个顶个的把每个问题由谁来负责、来解决都要一五一十的确定下来；问题因果，单位的责任，单位与所在地领导方面的分工、或者捋顺的解决方案，单位及部里的分工、或者不同的解决方案，全部融合结合在一起进行调查研究。

并且绝不摆老资格，将有关问题向地方或者有关领导、负责同志进行实事求是的如实汇报，争取尽可能的支持和帮助，这一点贯穿其调查研究始终。

总之，他要确保做到心中有数，要坚决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下定解决问题的决心，特别注重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解决群众的“心事”问题，绝不留下后遗症。

时任宋任穷部长秘书沈克同志仔细地回忆宋部长的点点滴滴。

1978年春节期间，在京内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宋任穷部长和他的专职秘书沈克等同志，不在北京的家里与家人过重新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反而在最冷的大冬天专程跑到最冷的驻内蒙古的七机部第四研究院进行慰问和调查研究。

这个单位主要承担的是“三抓任务”之一的“巨浪一号”潜地导弹固体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其时，该基地大部分单位已经向其后方陕西蓝田县大三线基地搬迁基本完成，原已确定的组建内蒙古七机局的工作正在进行。

总之，四院面临搬迁、科研生产、改变领导管理体制，还有清查工作等多项任务，情况复杂，矛盾突出，而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很不安定。留在那里的单位还有三个研究所、两个工厂、一个动力站，一个职工医院，还有托儿所、食堂、商店等。

他们一行于2月5日晚出发，六日晨到达呼和浩特，12日返回北京。整整七天时间内，走遍了上述各个单位，慰问了广大职工群众，分别召开了干部座谈会、技术人员座谈会、工人座谈会、全体职工大会。他们的慰问和调查研究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前线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中）。

时任七机部四院院长林爽。

林爽也是1956年最早调入国防部五局任副局长，参与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老同志之一。

整个活动过程，除四院党委书记王树明、院长林爽陪同外，内蒙古自治区司令员兼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和国防工办的同志花了大量时间陪同。特别是他们去44所时，正值遭受暴风雪袭击、大雪封山之后，而该所地处距离呼和浩特市百余公里外的卓资县，为安全起见，尤太忠司令员特意搞来一台高底盘面包车并亲自陪同。

当年参加接待宋部长的同志回忆：在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的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基地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车间班组，和两手沾满煤灰的锅炉工握手，在充满刺鼻化学药味的工房和操作工和蔼交谈，到低矮的“干打垒”同职工家属围着火炉，盘膝而坐，问寒问暖。得知基地的生活条件简陋，看到职工的生活很艰苦，春节里吃的还是窝头。宋任穷奔波协调，让基地全部职工实现了粮油“特供”待遇，即细粮供应比例由40％提高到80％，食油由每人每月四两提高到每月一斤；逢年过节，还通过专列为基地调运大米、海鱼。

80年革命生涯，宋任穷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服务于人民群众。

宋任穷老人则回忆说：“我们深深感到自治区领导对我们的诚挚和热情，也纷纷感到他们对七机部在内蒙古的单位，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

“经过了解和群众反映，在内蒙古各单位，生活方面的问题较多，科研生产方面主要是材料与设备问题，还有领导管理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同院领导商定，由院里解决；有些问题，我们向尤太忠同志、池必卿同志作了汇报，交换了意见，他们有条件解决的问题都迅速解决了；有些问题带回部里，也逐步解决了。”

故事说到这里，算是解开了笔者记忆中30多年前的一个未解之谜。

宋老的这段回忆至少还有二个他自己没有说到的，能够反映宋老优秀品格的小插曲。而宋老这二个小插曲，又代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优秀人格魅力和优良传统作风。

这些个小插曲，是笔者与宋任穷部长的专职秘书，90多岁的沈克前辈，和宋老子女等，还有几位专家同志一起座谈时，刨根问底挖掘出来的。

沈克爽朗激动的与大家一起缅怀宋老部长的涓涓细节。

沈克说：那次宋部长去呼和浩特四院慰问和做调查研究之行，宋部长一再指示要求，不许通知当地政府机关和军区领导同志，定下来不住呼市的宾馆，而是通知四院领导在呼市东门外四院（呼市以外，四院院内）找一间房子就可以了。此行完全是一次保密之行。

但是让他们倍感惊诧、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当他们乘坐的列车缓缓停靠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站台，车门一打开，就看见一个高大的军姿身影，一脸笑容笔挺的站在车厢门口。原来是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尤太忠同志，很冷的天气，天还没有亮，就在站台等候迎接宋任穷部长，还给宋部长等随行人员带了军用皮毛大衣。并且以安全为理由，下命令似的邀请宋部长，并安排宋部长一行住进呼市的宾馆里。而且尽可能的陪同宋部长进行慰问和调查研究，尤其是那次来回200多公里的44所雪后危行，尤司令员可是一直陪同着。

但是，当我问到沈老：“您既然没有通知尤司令，他怎么会知道你们到了呼和浩特呢？而且还来接车了。”沈老答说：“这就不知道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尤司令是怎么知道宋部长来了？而且还是在我们乘坐的车厢门口接宋部长，我们住哪节车厢，尤司令都清清楚楚的。车门一打开就见到尤司令了。”

笔者想起1990年前后，在广州拜访尤司令时，尤司令曾经很豪迈的说到过这件轶事：宋任穷首长在七机部当部长时，曾经很机密的到呼和浩特慰问七机部四院的同志们，没有通知我。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我是什么人呀？我这里是前线，我是前线的司令员，信息不灵通，我还怎么打仗！首长到我这里来，就是到了前线，安全怎么保障！我能不知道吗，我什么都知道。尤司令也说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并派车的事。

尤司令讲的往事，笔者一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谜才被当事人沈克和家人解开。

正如宋部长回忆，尤太忠司令员作为老一代军事指挥员的工作作风不但雷厉风行，而且细致入微，什么都瞒不住他。

宋任穷

尤太忠

宋老回忆的44所所在卓资县的位置，实际上并不隶属呼市，而是隶属乌兰察布市，所以路途遥远，积雪深厚，可见宋老此次漫长雪路慰问和调查研究之艰险，随时都可能有风险。

本来，宋部长要去44所，被大家尽力劝阻，因为那时道路已经被大雪盖住，没路可走。但是宋部长强调44所是“三抓任务”重中之重之一所在地，不管冒多大风险都必须要去。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雪后。

宋老的这段小插曲还没有结束。当慰问全体员工结束后，宋部长特别问到还有没有没来的同志，所里同志说还有一位工人师傅在本所车间加班，宋部长就专门到车间去慰问。年近七旬的宋部长看到厂房的老式行吊天车还在工作，那位操作手还在车间顶部行吊天车的操作间里，宋老就要爬梯子上去慰问那位年轻的操作手。这时同去的几人，连同尤司令员都劝不住。沈克回忆时说，幸亏那个操作手非常机灵，一看有人来访就迅速下来了，跟宋部长握了手说了话。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宋任穷老部长对老百姓是真好啊！慰问群众，都要问候到每一个人，哪怕是不在场的年轻工人，还要专程去慰问。

尤太忠司令员对老首长对老百姓真是好啊！越是危险之行，越是要跟着首长，保护首长，全程随同慰问和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宋任穷老部长、尤太忠司令员心中燃烧着一团灼热的火，每时每刻都在温暖着周边和七机部每一位工作人员。

有这样的好部长、好司令，七机部四院的同志们能不全身心迅速调整工作和生活秩序，投入到“三抓任务”的工作中吗！

宋任穷和尤太忠等慰问四院群众。

卓资县恰好有灰腾梁长城，这道长城分布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察右后旗、察右中旗等三旗县交界之处，属于西汉长城，距今有2200年的历史。贺龙曾率部在卓资县战斗并设有司令部。

乌兰察布市则遍布多朝代多民族建筑的多种形态的古长城体系，最早的赵武灵王长城大约在2300多年前，属战国时期赵国北长城，是我国最古老的一段长城之一。它不仅是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万里长城的母体部分。

可想而知，宋部长此行进行慰问和调查研究“三抓任务”基地，不正是为祖国、为民族铸造新中国的强国高天长城、科技长城吗！

乌兰察布地区和卓资县内的古老长城。

1978年6月18日，宋任穷部长又同王纯副部长等机关的一些同志，去川北的062基地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还有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同志相约同时到达。按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决定，该基地承担着“三抓任务”第一位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飞向太平洋试验的部分任务。

宋部长的秘书沈克回忆宋部长在川北调研的情景：因为062基地地处偏僻山区，职工生活艰苦，科技生产条件也很困难。又是“三抓任务”首要任务“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重要研究生产基地，所以时间安排的很紧，很忙。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出发，天黑了才回来，晚上还会接待一些来访的基地同志。无论是慰问还是调查研究，只要有基地人员的地方都必须去，这是宋部长坚持的。那里全是山，爬山越岭，带队的局长又走得快，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们都受不了，直说慢点走；但是宋部长一声不吭，咬着牙一起走。那时的宋部长很瘦，体质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已经快七十的老人了。

在达州、万源看了几个单位部分职工后，6月23日下午，基地的局长说山顶还有个小变电站，还有六位同志，宋部长一定要去看望。就这样一直到天摸黑了（七八点左右）才回到住处。没想到夜间就病倒了，发烧到40℃以上。

四川的省、地、县及铁路部门、军分区都派来医疗组，在李耀文同志的主持下，对宋部长进行了积极的治疗。

七机部把宋部长患病的情况报告了国务院。李先念、罗瑞卿同志得知他患急病的消息后，立即派了一架飞机到重庆，接他回北京继续治疗。这次发病的直接原因是腹泻引起发烧。

宋部长自己回忆说：同我年老体弱有关。当时我已年近七旬，经过十年磨难，身体虚弱，体重只有90多斤。

看看，宋老来了，人人都乐开了花。左三为王纯副部长。

尽管因突发急病，没有按照原计划执行，但宋部长的调查研究还是取得了相当成果：“通过下面汇报，部党组和机关同事下去了解，我们知道，三线职工生活上的困难更多、更突出，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问题，地方病问题，等等。

“我们了解情况后，都感到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将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三抓任务’的完成。

“对在京单位，北京市委、市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一次就解决七机部两地分居户口1000多户；对子女上学、就业、吃水、住房等问题，也做了不少工作。对三线职工生活问题，我们同张爱萍、李耀文同志几次商量，几次向中央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写请示报告，最后‘中央专委’于1978年12月2日下达文件，批准解决三线职工生活中的几个问题：三线职工的生活补贴；三线职工的保健；三线职工的食品供应；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推动了‘三抓’任务的进行。三线广大职工在十分艰苦和困难的情况下，为科研生产和‘三抓’任务付出了极大辛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宋部长的夫人、老红军钟月林这次也一起去了川北基地。本来宋部长是不许她去的。但是作为一起经过长征，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战友，她非常了解宋部长的身体状况，这次又是去地处偏僻山区的大三线川北基地，考虑宋部长身体状况太差，基地条件艰苦，水质也差，钟月林刻意坚持要同去照料。不得已，尽管宋部长同意了，却要夫人自付机票费。在达县、万源，宋部长谢绝住在条件较好的县级宾馆，坚持住在三线基地。

一桩桩一件件，集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无一不透出老井冈老红军宋部长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一切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都是为了别人好，不想凉了基地人的心，不愿给别人增加麻烦，有什么都自己承受着，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人民服务！不死不休！

这不就是初心！

初心，就是心里全都装着人民；

你心里有群众，

群众心里才会有你。

这不就是共产党员宽广的胸怀！

共产党员就是心胸博大；

共产党时刻都想着群众，

群众才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就是这么个心头上的意识形态道理，

这个道理时刻都要体现在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上。

以人民为中心，

这个道理没有了，

就会出现内伤了，

意识形态就会出毛病了。

正常工作秩序，科研生产秩序，群众生活秩序就一定会乱套。

宋任穷在川北062基地。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宋任穷部长发言，讲了这样一句话：“医治内伤应当是我们长期的一项艰巨的政治思想任务……七机部是深受四人帮之害的重灾区，内伤极其严重，他们把队伍搞分裂了，思想搞乱了，使许多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整顿秩序的关键，就是要彻底根治意识形态内伤。

意识形态内伤的根本，就是政治不能乱，思想不能乱，团结工作不能乱。

那一年，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根治干部群众在十年动乱中，深埋的内心之伤。

而治疗意识形态内心伤痛，最佳最好的药引子，就是老革命宋部长初心使命的一言一行。

宋任穷部长，每一点一滴都做到了，

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工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的炉火纯青。

王震（左）和宋任穷

这篇文章中有的专业词，或者是业内习惯用语，与宋部长回忆里边的有的语句，都代表了很多内容，很多实际上的措施，准确的航天科技知识，比如“高轨道”“三步走”“跨越式”。涉及到中国航天事业从始至今的每一步进程，从北京到三线的每一位同志，打基础与试验成功的关系。比方说“三线职工的生活补贴”就包含了很多内容，除了地区差别的补贴，还包括行政级别的提升、工资待遇的提高，设立公安局的分系统，完善各种交通、学校、生活的必备措施。这些根本改善都是从宋部长去调查研究之后全面展开的。而且有的措施一直延续到2005年前后还在落实保障，细节非常的多。

通过这些史实的展现，把宋任穷部长的一言一行讲清楚，流传下去，人们会清晰的感受老革命家的为人、人品，初心使命的状态，党的底线和科研之风的历史性传延造就！

要继承先烈遗志，密切联系群众，不能因“内伤”出现断层。

在宋任穷部长的领导下，七机部逐渐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整体局面很快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1977年11月到1978年10月，先后召开了5次几千人以至上万人的大会，进行揭批斗争。10月13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1.8万人的大会，集中批判个别派性头头，由司法机关宣布逮捕。

七机部有冤假错案440多件。部党组和工作队不断研究情况，组织力量进行复查平反工作，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

其中最大的冤案是“四人帮”在七机部的代理人制造的“董、柴复辟资本主义俱乐部”。“董”是二院党委书记董启强，“柴”是二院科技部长柴志。此案牵连厂所干部数十人。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同志和宋部长亲自找董启强和柴志二同志谈话，予以平反。后来，柴志同志担任二院院长。

要继承先烈遗志，密切联系群众，不能因“内伤”出现断层。

七机部在一线工作的技术干部有1.8万余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稳定这支队伍刻不容缓。1978年经部党组决定，给蔡金涛、卢庆骏、庄逢甘等恢复了院一级领导职务；提拔有突出贡献或突出成果的优秀技术干部，如黄纬禄、谢光选、孙家栋、宋健等同志，担任院级主管科技工作的领导职务；随后，又提拔了60名左右的技术人员担任厂、所级领导职务。

部党组执行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得到七机部群众的广泛支持，广大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逐步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团结，七机部的各项工作一步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1978年5月，全国展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于七机部统一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起到很大作用。

宋任穷老部长晚年谦虚地回忆说：“我在七机部仅仅工作了一年又两个月，时间虽短，但对那里的同志、那里的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七机部从一个大乱不止的‘老大难’‘重灾区’到再次‘启动’‘腾飞’，集中力量完成‘三抓’任务的大转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国防科委的直接指导下，部党组、中央工作队团结七机部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个大转变的年代，我赶上了一个开头，尽可能的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更大量更繁重的工作是我离开七机部以后，由以郑天翔同志为核心的部党组和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共同做的，也是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和协同的结果。

“在我离开七机部以后，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洲际火箭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成功；1982年10月16日，‘巨浪一号’潜地导弹水下发射试验成功；1984年4月8日，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试验通讯卫星发射成功，航天战线不断取得激动人心的新胜利。

“我衷心地祝愿航天战线的同志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继续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逐渐恢复的新秩序。

2. “三抓任务”实践

二年到七年完成“三抓任务”的最大难点，是打破了对于一种型号来说，七机部二十年来逐渐形成的：第一步预先研究，第二步型号研制，最后进行小批生产的项目立项、研发、生产的“三步走”规律；将多个重大军事尖端技术型号分项目，采取跨越式“三抓任务”形式，打包合成统一推进，并且限期完成。

这是不破不立，打破原有秩序立新规的反常规操作，建立有益于新发展创新的新办法。这种操作的难度和责任是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党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周恩来亲自组织实施，创建中国原子能工业，并及时作出研制导弹的战略决定，使中国的“两弹”（核弹、导弹）事业并驾齐驱，走上共同协调发展的轨道。

开国上将宋任穷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关键时期，自荐担任首任研制生产核武器工业部的部长。

21年后，为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和老帅们确定的“两弹一星”事业既定目标，加速建成我国战略核反击基本体系，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党和国家、国防科委将动乱中被延误的多个原有分散计划项目，批准调整为“三抓任务”重大国防尖端技术及其和平利用大型战役加以实施。

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又是在这个新时期重大任务的关键转折期，同意担任导弹、卫星工业部部长。

因而，宋任穷成为我党我国我军唯一一位先后担任过这两个高科技部部长的独一无二奇将军。

独一无二奇将军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位奇将军，即不是简单的机缘巧合，也不是机械的非他莫属，而是沉默是金、衔命转折、众望所归，乾坤大挪移。

可以说，在那个特定转折的非常阶段，大乱中的航天队伍毕竟经过了10年摸索前进的技术积累和储备，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制生产条件。

国防科委张爱萍上将因势利导，中央坚决批准，将航天战线原有多种型号“三步棋”安排当中的每一种型号的个性化“三步走”程序，集中归结为超凡脱俗跨越式的一统“三抓任务”摆在眼前，刻不容缓的要上马执行。

此时此景此势，担任七机部部长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使命重如泰山，大如长城，深如大海，非同凡响。

就必须要有一位宝刀不老、压住气场的老将黄忠放心人选来担任七机部部长，坐镇七机部，抓好这件事，目的是迅速改变局面，夯实基础，扭转乾坤。

一统“三抓任务”急需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前线统帅。而这位统帅只能是走进群众中的奇将军。

“三抓任务”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重大高科技战役！？

记录“两弹一星”事业全过程最权威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第62—64页，对“三抓任务”的具体型号研制状况有基本描述：

1.规划中确定的第一项任务，是1980年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第一次由本土向公海发射火箭。远程火箭是根据中央专委批准的火箭技术八年发展规划，于6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的。1970年长征一号发射成功后，就是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后，远程火箭的研制工作才全面铺开。由于有前一段工作的基础，该型号一度进展较快，在70年代初期，大部分技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特别是经过飞行试验，证明总体方案是正确的。但毕竟由于当时政治动乱的影响，研制进度一再拖延，原定在公海上进行飞行试验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次中央要求确保在1980年完成这次试验，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无论从火箭的研制到海上试验前，必须在国内进行的各种飞行试验，从远洋测量船的建造到试验海区的考察、选择，都有大量的、复杂的工作要做。

2.固体燃料火箭是我国火箭技术中起步较晚的一个新领域。在6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在固体燃料火箭技术方面得到国外的任何技术援助，一切要靠自己摸索，而且也没有现成的样机可以仿制，第一步就必须自行设计。我国第一枚两级固体燃料火箭的研制工作，是在1967年开始的。在以后的八、九年里，研制工作除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外，在技术上、研制条件上也遇到了比液体燃料火箭更多的困难。一是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所需的各种特殊的原材料均是国家空白，材料工业部门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进行攻关；二是固体燃料火箭对箭上仪器的小型化有严格的要求，大大增加了精密机械和电子仪器的技术难度；三是由于研制固体燃料火箭的领导体制多次变化，研制基地多次搬迁，科研生产急需的条件建设赶不上型号研制的需要。另外，在1967年确定总体方案时，没有认真考虑我国固体燃料火箭技术比较薄弱，又缺乏预研基础的实际情况，对技术指标要求过高，也给研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在确定任务后的十年间，固体燃料火箭的研制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在1977年把该型号列为国家重点任务时，其主要技术关键，特别是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技术关，尚未突破。显然，在几年内拿下这个型号也是十分艰巨的。

3.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是我国到80年代初期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工程。它不仅会对我国通信和电视广播事业的现代化作出贡献，而且对航天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利用卫星进行通信，对于我们这样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国家来说，是解决国内通信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早在1965年，中央专委就批准建立我国卫星通信系统。随后，有关部门开始进行卫星通信的一些单项课题的探索研究。1970年，中央军委决定这项任务转入工程研制。1974年5月，周恩来总理针对卫星通信工程处于徘徊不定、进展缓慢的状况，指示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召集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卫星通信工程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作出规划，督促进行。为此，国家计委、国防科委于1975年2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3月31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转呈党中央，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整个卫星通讯工程由国家命名为“331工程”。根据中央批准的报告，卫星通信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抓总；运载火箭、通信卫星由七机部负责研制；地面测控系统由四机部和七机部分别研制；通信地球站（即卫星通讯地面站）的设备由四机部负责研制；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负责建设。由于这项工程规模大，涉及的部门多，为了对整个工程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1976年5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卫星通信工程领导小组”，并在该领导小组下成立跨部门的技术协调小组。1977年3月3日，我国正式向国际电信联盟登记，确定了卫星在地球静止轨道上定点的位置。因此，在1977年9月这项工程列为国家重点任务时，我国研制和发射试验通信卫星的计划已经公布于世。在这条战线上工作的全体人员，深感任务之紧迫，责任之重大。

应当说，《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这部文献是如实记录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历程和史实最权威的文献。

七机部各个单位上百位老干部、老专家、老工人师傅反复修改，撰写出版《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左起：柴志、林爽、马云涛、张钧、鲁之沫、张镰斧。

可能有的读者会理解不了上述这三段文字。但是没关系。

只要您认真阅读分析上述三段文字，就能大体想到用二年至七八年完成“三抓任务”会有多难！这都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都是在攻前人没有攻过的方方面面的空白高科技技术关。最关键的，是要攻克一个又一个从无到有的设计技术原理关，生产加工材料和工艺的制造关，而且还有相当比例的熟练工人的手工操作。

“两弹一星”的任何试验，都不是个人玩赌石，一刀穷一刀富，才用多少脑子，输赢才多少钱？

研制、生产和试验核弹、导弹、卫星的人，一弹或一星定输赢，根本不是头脑和金钱能计算的。

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的实力和声威。

核弹和导弹的试验成功，都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特点：比头发丝还细小的瑕疵都不允许存在，一个就是一个，试验标的不掉下来就成功，掉下来或者走偏，就是无法挽回的失败，前功尽弃，只得从来。

胜利的泪水或者失败的泪水都会在这个时候狂涌。

困难不仅是上述三段文字有关技术和过程层面的情况。

真正的老大难难题是人为方面的龌龊问题干扰每个人人心的真正“心”之痛点！

艰难起飞的“东风五号”

我们举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关“东风五号”的例子，来阐明宋任穷部长解决老大难之难的真正“心”之痛点：

由于“文革”的严重干扰，打乱了运动前制定的“八年四弹”规划的正常进度。

“大批科研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再教育’的口号下，下放军垦、下放干校劳动，研制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在岗的航天人都没有了，还怎么搞科研生产？

为了继续完成“远程运载火箭”（东风五号）规划目标，一院业务组组长张镰斧向军管会提出了建议，经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七机部与北京市协商，于1970年春开始，在北京地区组织展开了研制远程运载火箭的“705”大会战。

为此，北京市特别成立了极为秘密的“705”会战领导小组，一院成立了“705”会战指挥部。当时北京市11个工业局、5个区、6个大专院校以及中央12个部委和民航在京的所属工厂等有关单位，开展了以“东五”为主的型号研制协作技术攻关。

北京地区的科研机构、工厂和高等院校等178个单位参加了“705”大会战。

一院重新调配了总体技术负责工作，屠守锷做了大量的总体技术负责工作，在推进剂、二级发动机和制导系统诸方面采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并且雷厉风行、艰苦细致地组织各厂、所付诸实施。

那时，完全处于十年最严重的混战年代，处于一线的研究者和组织者，面对一次次的批判、一次次的游斗、一次次的靠边、一次次的检查，一次次的关押炒家，开展工作极其困难。

大会战组织者们没有专车，就乘坐公共汽车，挨家挨户的动员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投入战斗。

这种以大会战的特别形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能力结构实力的影响，通过深入群众细致工作，全力排除各种恶性干扰，激发调动了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促生产”（保卫祖国）的积极性，反复解决那个特殊时期频发多发的产品质量问题，大大加快了“东五”的研制工作，从总体方案设计到全箭总装完成仅用了一年多时间。

1970 年3月，“东风五号”完成初步设计，6月完成技术设计，转入试样研制阶段。

11月，第一枚“东风五号”遥测弹开始总装……

1971年7月，导弹被运往发射场。为了掌握情况，周总理要求屠守锷每天向他汇报。9月8日，屠守锷又专程回京，向总理作汇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9月10日，“东风五号”第一发遥测弹按预定的低轨道顺利升空，试验取得了基本成功。

“可是，当屠守锷等人返京后，不仅没有受到表彰，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主持业务工作的院生产组组长张镰斧也受到了批判。”

后来，还有人向上打了正式诬陷张镰斧和屠守锷的报告。

此时，身为全院主抓科研生产的负责人张镰斧正面临着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危险，身为“东风五号”总设计师的屠（守锷）老总甚至都已经打好了铺盖卷，准备下放农场去养猪劳动。

面对这一“御前黑状”，张镰斧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毫不惧怕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军管会等各级上级面前，只身死保比他年长四岁的大知识分子科学家屠守锷，就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最终，这一纸黑状原件被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军管会主任杨国宇机智“留中”处置了，直到文革后才被追了回来。

航天一线的许多科学家和领导组织者，都是经由这类无可奈何的方法才被保护幸存。

无端的伤心，毫无道理的伤心，基本成功的伤心……

屠守锷

杨国宇

七机部老大难的真正难点不在于是否解放自己，自己是否自由，而在于伤了心。

宋任穷部长在“三抓任务”实践中，要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就是要做多少万人的专职心理医生，要治愈每一个人的心病，调动每一个人的“心”的积极性，在“三抓任务”中真正用“心”去做奉献。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用心医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宋任穷担任民族和国家重大国防和民用项目上马大转折时期的七机部部长是“沉默是金、衔命转折、众望所归，乾坤大挪移”。

就是因为宋任穷是大家心中公认的“宋大哥”。

沈克前辈讲了几段宋任穷是“宋大哥”的故事。

一天，中央办公厅给宋部长转来一封机要信件，信封上没有写什么字。沈秘书不知就里，职责所在，就自作主张的冒昧打开了这封信件。发现这封信的抬头是“宋大哥”，落款是胡耀邦。为此。沈秘书还向宋部长道歉了。

沈秘书随同宋部长在京西宾馆等处开会，先后见到了吕正操上将，陈再道上将等多位老同志。这些非常受人尊重的副国级级别的老同志，无论是军队首长还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都称呼宋部长“宋大哥”。

沈克前辈自己也没想明白：老同志们不是因为比宋部长年龄小而称呼宋部长“宋大哥”，有些老同志的年龄比宋部长大，也称呼宋部长“宋大哥”。这也是笔者想知道为什么的。

很多老同志的后代也纳闷：父辈明明比宋任穷年纪大，也叫宋任穷“宋大哥”。

无独有偶。笔者观看中央电视台为纪念宋任穷诞辰100周年特别录制的纪录片第六节《老骥伏枥》结尾处，很感动。

解说词说：“宋任穷，他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待人宽厚，胸怀广阔，一派长者风范。他总在言行影响人，感化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就是楷模。”曾经担任过宋任穷秘书的秦晓说：“在党内都是叫他宋大哥，实际上很多年龄比他大的人也叫他宋大哥。你比如陈云也叫他宋大哥。宋大哥就是大家的称谓。”曾任陈云同志秘书的朱佳木说：“任穷同志平易近人，为人非常和蔼，说起话来也是笑呵呵的。所以，我讲人家叫他宋大哥，不奇怪。”

老大哥是在田间劳作耕耘的人

现在喜好科学的人都知道，21世纪初，科学最大的谜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存在于人类已知的物质之外，人们知道它的存在，但不知道它是什么，它的构成也和人类已知的物质不同。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是人类已知物质的能量的5倍以上。暗物质的总质量是普通物质的6.3倍，在宇宙能量密度中占了1/4，同时更重要的是，暗物质主导了宇宙结构的形成。

熟知宋任穷履历的人都能察觉，任职七机部部长，可能是他一生中在职最短的时间之一。

他先担任核工业部的部长，时间还比较长，大约5年时间。后担任航天事业工业部部长，仅有14个月。

这两个阶段，都在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29年时间内的四个不同称呼的国家部门。

当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核工业部。当“三抓任务”胜利成功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七机部（航天工业部）。

他的奉献、他的政绩、他的功劳体现在哪里？！

正如人们所知，宋任穷将军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随和的人。

科学的说，辩证的说，老井冈老红军宋任穷上将是一团由“暗物质”构成的具有超能量的人。

他的奉献、政绩、功劳都凝结在他默默所做的基础工作当中。

他是艳丽百花丛中的团团绿叶、枝干、根系。

他的光和热隐藏在万紫千红漫天烟花中最闪亮的那颗红星和步伐中。

他自身的光芒、能量，与两大高科技部门的所有人的光芒一起冲天，光耀星空，越发明亮。

他在所有人的光芒之中，是一束贴心能量强而快速的毫米波之光，量子之光！

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心”的大爱之光！

浏阳河“心”的大爱

面对“三抓任务”的客观转折环境，宋任穷部长独具慧眼：

他明确指出：“七机部是搞航天工业的。航天工业属于国防尖端技术部分，保密性强，当年无论是配备领导班子，还是挑选技术干部和工人，都是好中选优。因此，七机部的队伍，政治上、业务上都很强，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一支极其宝贵的队伍。

“航天工业和核工业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七机部的其他领导同志，有的已经工作多年，时间短的也有年把时间，其中还有的是航天工业专家，情况都比我熟悉。”

他谦逊地说：我不熟悉情况，到任后，边工作，边学习。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参加上面的和部内的重要活动外，抽出相当多的时间，包括节假日，先后到京内和京外的部属单位看望那里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探望了一些、老专家，同他们进行交谈和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同志们提出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积极的建议。

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七机部党组进行了两天的认真讨论，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提出“三抓任务”的是张爱萍同志，批准的是邓小平等同志。1977年9月16日，国防科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三抓”的任务及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9月18日，邓小平同志批示“同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圈阅同意。10月14日至27日，张爱萍召集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一起开会，共同研究落实“三抓任务”的问题。12月4日七机部在廊坊召开1978年度计划会议，制定了科研生产与基本建设计划，共计安排各型号及配套设备23项，预研课题40项，明确了重点任务是“三抓”。12月24日，罗瑞卿同志和张爱萍同志到会，作了重要指示。

同时，根据机关和专家们的分析，当时我们在武器研制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东风五号”按原计划应于1973年进行，结果推后了7年。

在空间技术方面，比世界先进水平大约落后15至20年。

实现“三抓”目标，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之必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1963年，左起：聂荣臻、周恩来、贺龙、张爱萍。

左起：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张爱萍。

张爱萍(中)与钱学森(左)，朱光亚。

张爱萍

当我们知道了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是如何起家的，明白了每一次任务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自然就会理解“三抓任务”在我国的航天事业中处于什么样的重要地位。

“三抓任务”是我国国防战略的跨越式重大突破和长远科技发展的里程碑式基础长城。

“三抓任务”既是航天科学技术原理的重大突破和掌握，也是今天航天科学事业神州、嫦娥、北斗等各类高轨卫星立起“四梁八柱”，接续服务国计民生各领域系统工程的坚实基础。（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是突破和掌握载人天地往返运输技术，即用载人飞船将航天员安全地送入轨道，并安全返回地面。第二步是突破航天员空间出舱活动、空间交会对接两项关键技术，并发射空间实验室和货运飞船，这些也都是建造空间站的基础。第三步是计划在2022年底之前建成长期载人的大型空间站“天宫”，开展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

因此，宋部长在七机部的工作中狠抓“三抓任务”的推进和落实。

在《宋任穷回忆录》有一篇《以科研生产为中心，集中力量搞“三抓”》的章节，文字中不断提到“三抓任务”专用词汇。

宋部长回忆：“科研生产怎么抓法？全盘工作怎么抓法？我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一、‘三抓’任务是当务之急。‘三抓’是指一抓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二抓巨浪一号潜地导弹，三抓三三一通信卫星工程。完成‘三抓’任务，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七机部和国家的现有条件是有可能完成的。”

他曾在第一时间多个会议上强调“三抓”实践。

1977年11月16日党组会上就说：要以“三抓”任务为中心。27日，他又讲：要大战12月。不然不得了。“三抓”任务，关键在明年，关键在第1季度。大干12月，为明年打好基础。1978年1月20日，在党组扩大会议上，他说：七机部的事业直接关系到国防现代化，我们一定要把“三抓”任务搞好，要全体动员大干巧干苦干，一定要按时完成。

1978年8月21日，他在部党组同一院领导同志讨论体制问题的会上说：1980年“东五”进行全程试验，这一点要明确，不能动摇，要定死。10月28日，在部党组研究运动问题的会上，他特别强调：1980年一定要打到太平洋，不能有丝毫动摇，有什么困难也要克服。讲运动，完全不排斥以科研生产为中心。

以科研生产为中心，重点任务是“三抓”，“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又是重中之重，成为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东风5导弹首次试射现场。

部党组讨论分工时明确强调：分工不分家，大家要把分管的工作干好，同时必须把“三抓”任务的事干好。不管谁碰到“三抓”任务都要办；办不了的，马上报告。要天天到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要搞现场办公，现场调度。

所有同“三抓”任务相关的同志，其中一大批人尽管是老干部、老专家、老工人师傅，有的还有生活困难或身体不好，他们都是不顾一切的埋头苦干，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完成“三抓”任务争做贡献。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宋任穷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优秀战将，身经百战，所向无敌。

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默默环境，宋任穷体贴入微的关心，无不奏响一曲曲的和煦琴声。

事实上，自打1977年10月中央决定宋任穷为七机部部长后，宋部长的动作异常的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方向直扑三线基地“东五”氢氧发动机。

上任一个月不到，11月宋部长就找七机部老同志马云涛谈话，说陕西有七机部两个重要基地上万人，调马云涛到陕西七机局任局长。

马云涛曾回忆在陕西第七机械工业局时期的生活与工作：

“陕西七机局为部派出机构，负责管理部在陕063基地、067基地、771所、504所、西北物资站等六个单位，近2万职工。

“局机关原设有政治处、组织处、干部处、宣传处、计划处、基建处、后勤处、通讯处、办公室共九个单位近百人。局领导有刘震、阎玉瑚、李恒文等。

“重点协助一院督促检查067顺利完成‘东五’发动机任务，保证1980年‘东风五号’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成功。”

1978年冬，七机部要求在各厂评选学大庆先进单位。经过评选，067基地的11所、103厂和165站都可以评选为学大庆先进单位，这三个单位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三抓”之一的“东五”发动机研制任务。

由此可见，宋部长用干部抓工作非常准，直戳要害，迅速果断。

马云涛和张爱萍、张钧。

马云涛

刘震、阎玉瑚、李恒文

人们都知道航天队伍里有“航天四老”，敬仰他们，崇拜他们，学习他们。

宋任穷又直接点出了航天三军中的“三老宝刀队伍”（老干部、老专家、老工人师傅），让他们在“三抓任务”中大放异彩。

宋部长回忆录中提到的卢庆骏就是其中的一位二级工程师（那时一级、二级、三级工程师，少之又少），一院副院长，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许多年前，曾经要升卢庆骏为一级工程师，但是卢庆骏说：我的老师苏步青是一级工程师，我的级别不能跟老师一样。卢庆俊拒绝作一级工程师的谦逊态度，被传为佳话。

1952年，把卢庆骏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时候，就在陈毅元帅和陈赓大将之间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趣闻。

1962年的广州会议后，经钱学森推荐，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点名调卢庆骏到国防部五院，创办质量控制研究所。

1965年3月卢庆骏正式调入北京，任七机部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质量控制所所长。

右起：卢庆骏、张镰斧、屠守锷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前排左五：卢庆骏、钱学森（中）、屠守锷、张镰斧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卢庆骏的工作刚刚上路，就碰到“文革”七机部两大群众派别闹得不可开交，武斗不止，国防科研生产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卢庆骏竭尽全力支撑着一院的科研生产工作，当时家还留在哈军工大院，夫人迟迟调不来，女儿在黑龙江军垦农场当农工。他一个人住在院专家招待所，造反派却以“不能特殊化”为由，硬把工作繁忙的卢庆骏赶出招待所，与别人合住一套房子。

老教授身边无人照顾且住房条件很差，16平方米的宿舍，吃饭、睡觉、学习都在里面。

室内乱糟糟的，书籍很多，罐头盒也不少。下班回来食堂已关门，连饭都吃不上。卢庆骏的弟弟送来一个煤油炉，老教授得烟熏火燎地自己弄饭吃，他的牙又不好，食物一硬就引发胃疼。衣服脏了也要自己洗，有时遇到了缝衣扣之类的小针线活儿，他也得戴上老花镜自己干。这种苦行僧的生活一过就是七八年，哪个国家的科学家有这种境遇？真是荒唐年月里的荒唐事。直到1971年春，老伴张复生教授才带着孩子调到北京，卢庆骏的生活稍微安定一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导弹装备。

1967年5月至7月，“东风二号”两发导弹在抽检飞行试验中失败，1968年9月，又一发导弹发射失败。连续受挫令研制队伍思想混乱，有人说，这三发弹都是系统发散造成的，原因查不清，一时出现了“失败不可知”“只好下马”等言论。有人甚至说，阶级斗争很复杂，说不准是人为破坏……技术人员完全失掉了信心，中国战略导弹出现了危机。

这批导弹是七机部武斗最严重时生产出来的，“生于乱世，先天不足”。从三发导弹坠落的现象分析，两批导弹存在着严重的带批次性的质量隐患，第二炮兵拒收。

1968年1月6日，主持七机部科研生产工作的钱学森向卢庆骏及其助手顾希强和一院军管会负责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产品定型和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都成功了，为什么现在又不行了？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很有哲理，不能像熊瞎子掰棒子那样掰一个扔一个，一定要认真查出原因，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

翌日，七机部、各院领导、生产组组长张镰斧和专家屠守锷、任新民、卢庆骏人等开会，专题研究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解决“东风二号”的批次性质量问题。会议决定，为便于认真分析原因，将两发战斗弹改成遥测弹参加飞行试验，组织工作队去部队，对部队代存的产品普遍进行质量复查。

卢庆骏是管质量控制的，他全力以赴带队参加了事故分析工作。最后，各方面的分析结果综合起来，结论几乎让人啼笑皆非：故障是由于操作者在装配水平陀螺修正电刷时，固定螺钉少拧了1.5圈，使电刷压力不够，水平陀螺修正电路不通引起的。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三发导弹的事故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在飞行试验成功后，专门接见卢庆骏，表示慰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导弹的保险期只有三年，故障分析已用掉两年，第二炮兵拒收该批产品，产品的保险期又成为突出问题。

关键时候，卢庆骏显示出一个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他主管下的可靠性研究，早已在“武器系统储存寿命期试验鉴定方法”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卢庆骏指示一院上报关于延长该型号导弹保险期的报告。中央军委最后批准保险期从3年延长到8年，这等于让在役导弹为国家创造出重大的经济效益。

卢庆骏和他的同事们在故障分析和延寿工作上的成功，使“东风二号”导弹得以装备部队，成为我国第一代站岗放哨的战略核导弹，功莫大焉。

1970年2月，“东风三号”导弹又发生批次性质量问题，两起重大质量事故影响很大。卢庆骏组织有关人员夜以继日地进行事故分析和试验。最终确认，这两起事故是发动机液氧泵和发动机导管均有批次性质量问题引起的。要想排除故障必须返回一院的总装厂，进行全弹大分解，更换液氧泵和导管并系统测试才行，然而，巨大的工作量使人们望而却步。素来临危不乱的卢庆骏沉着冷静，他缜密分析了总装厂房面积、运输安全、返修经费和返修周期等问题之后，毅然做出决定：派助手顾希强组织工作队到厂房条件简陋、清洁度差些的第二炮兵某作战基地现场去完成该批产品的检修任务。

经过87天的日夜奋战，工作队圆满地完成了检修任务。在第二炮兵历次的战训发射任务中，“发发成功，无一失败”，该型号导弹的质量经受了严格的考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演练。

1978年，宋任穷与七机部党组决定，恢复卢庆骏原有职务。

年逾花甲的卢庆骏焕发出更加青春般的活力，他要攻克的新高地是“三抓任务”中为“长征三号”火箭研制氢氧发动机。

在他的领导下，从开始预研到交付使用，走过长达十多年的艰难道路。他深入科研、生产、试验第一线，和设计、生产、试验人员在一起，排除故障，攻克难关，做了大量的技术组织和指导性工作。卢庆骏不会骑自行车，为了工作只能迈开双腿。他经常步行5公里往返于院部和总装车间之间，有时一天两次。有一次夜半时分，总装车间电告，导弹在测试中出了故障，急需卢庆骏副院长去处理问题。那天，他到总装车间劳累了一天已疲惫不堪，晚上再步行回车间，部下于心不忍，就用自行车把他驮到车间。很少有人知道，肩负着国防重任的卢庆骏，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

从研究纯数学的教授，变为中国导弹质量控制和精度分析的专家，卢庆骏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传奇人物，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开创性地提出“减少火箭全程飞行试验次数”理论，成为“三抓任务”洲际火箭的定型及全程试验确定落区海域的理论依据，对经济实力薄弱的我国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

北京市编修的《北京科学技术志·科技志》，对北京地区相关的航天技术基础成果做过许多统计，其中谈到张镰斧与卢庆俊：“1980年4月，七机部张镰斧与运载火箭研究院卢庆骏等组织有关单位，采取氦质谱检漏、提高密封表面质量、喷涂耐低温材料等10大措施，解决了氢氧发动机液氢泄露起火问题。”

“三抓任务”中，七机部继任部长郑天翔提出让张镰斧牵头“抓出个眉目”。张镰斧同任新民、谢光选总设计师、卢庆俊副院长、苗逢辰总指挥一起开诸葛亮会、三结合会、现场分析会，制定了10项“综合治理”措施。’最终，他们共同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

在“三抓任务”氢氧发动机研制中，卢庆俊深入实际，用可靠性理论指导研制，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航天部一等功，作为航天部的总工程师，1980年被批准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

“长征三号”火箭研制氢氧发动机。

老干部张镰斧与大科学家卢庆骏之间还有件轶事。

2007年春天，张镰斧叫上祖孙三代一起先后两批与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多位秘书、司机等工作人员一快吃个饭，他拿出了早于50年代生产的茅台原装酒，向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之情。

张镰斧说：卢庆骏同志因病逝世了，逝世前的头一天，特别让他的夫人请我去看望他，他要与我告别。在病榻前，他送给我两瓶他珍藏多年的茅台酒。这个酒是1958年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节宴会（国宴）时，在人民大会堂里买的，已经保存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喝。弥留之际，卢庆俊将他珍藏几十年的两瓶茅台酒送给了张镰斧。

古人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卢庆骏兼而有之。

情谊无价。

姚桐斌

坚决为姚桐斌平反和持久帮助姚桐斌夫人落实住房等，也是宋任穷部长在任期间和离任后感人肺腑的佳话。

1968年6月8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被无辜毒打致死。此案长达10年得不到伸张。

姚桐斌1956年在瑞士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底，他怀着“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祖国。

回国后不久，姚桐斌便来到刚刚成立的国防部五院（七机部前身），领着十几名大学毕业生开始创建中国自己的航天材料研究机构，担任材料研究室主任。七机部成立后，他担任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长。1958年以后，他主持了几百项具有开拓创新的课题研究。特别是中央确定“两弹一星”继续上马的决策后，迫切需要解决制作导弹的材料不过关的难题，他于1961年组织制定了导弹材料工艺的研究规划，并致力于这项工作。

“文革”期间，两派斗来斗去，打来打去，派战不息，七机部大乱不止，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闻名武斗单位。

1968年6月8日，六八大武斗当天，姚桐斌仍坚守岗位，照常工作却被毒打致死，年仅46岁。

姚桐斌和彭洁清

周恩来总理得知桐斌遇害的消息后，因震惊而将手中的茶杯滑落到地上。他马上让协助自己工作的粟裕乘直升机前往七机部调查（笔者亲眼看到了在天空盘旋几圈的直升机），严办凶手，并要七机部军管会开列了一份对重要科学家的保护名单。李先念副总理也曾就姚桐斌被迫害致死的破案惩凶问题作出指示。他的夫人彭洁清女士怀着悲愤的心情，一直为他申冤。尽管如此，在十年浩劫中，由于七机部的混乱局面，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未能得到落实。

彭洁清回忆说：“宋任穷出任七机部部长使我看到了希望”。

她说：宋任穷到七机部后，确实和以前的几位部长不一样。他面对七机部长期混乱的局面，深入群众，反复进行教育，要求七机部内部增强团结，搞好科研生产。从1977年10月到1978年12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宋任穷昼夜忙碌，连节假日都不休息。看望干部、科研人员和工人，也看望了一些老同志、老专家，同他们进行了交流和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嘘寒问暖，并尽量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难。

当时，七机部在一线工作的技术干部有1.8万余人。宋任穷到任后，在提拔技术干部时，凡符合德才条件的，不论参加过哪一派群众组织，都坚决提拔，给予适当的安排。这些措施，加快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使彭洁清看到了为姚桐斌申冤的希望，她鼓足勇气去找宋任穷申诉姚桐斌的冤案及一家所受的苦难。

她向宋任穷申冤，姚桐斌被追认为烈士。

彭洁清回忆：1978年2月的一天，我来到宋任穷部长的办公室。宋任穷中等略高身材，瘦瘦的脸庞，戴一副眼镜，谈吐慢而清晰，略带湖南口音。听其言，观其貌，完全是一位和善的长者，使我毫无顾虑地将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向他倾诉。说着说着，我已泪流满面。宋任穷轻声地劝慰我，要我喝口水。我接着说：“宋部长，桐斌是中午下班回家后被坏人拖出去用铁棍打死的呀！当时我们最大的女儿9岁，最小的才3岁。现在10年过去了，七机部却还没有给她们的父亲作政治结论，她们都要升学了，没有结论，她们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泣不成声。宋部长很认真地听我讲述了桐斌被害的情况，对我这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应允我，一定亲自抓这个案件，并向中央汇报，请我务必节哀保重。临别时，我告诉宋部长我已经给李先念副主席上书，请组织追认姚桐斌为烈士，根据七机部现在的情况，要找出幕后的策划者恐非易事。谈完话后，宋任穷部长送我到楼梯口。他对我遭遇的同情温暖着我的心。

“文化大革命”前，宋任穷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刚到七机部，工作的繁忙和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抽出时间和我谈话，并应允帮助解决10年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在难得。由于宋任穷的认真负责，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他除了向李先念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外，在五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和罗青长一起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建议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在全国科学大会开会以前举行追悼会。

姚桐斌全家福。

彭洁清回忆：1984年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我不得不写信给宋任穷。他在我给他的信上做了批示：

“姚桐斌同志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中央追认为烈士。他的追悼会召开仪式，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讲过，他遗嘱的住房问题，应妥善安排，此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妥善处理。”

此后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我和孩子们在市区安排了住房。

在宋任穷的鼓励与帮助下，彭洁清写的一篇纪念姚桐斌的文章于1992年1月21日刊登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6年是交大成立100周年纪念。姚桐斌在海内外的校友捐款，为他立一尊塑像。宋任穷又为塑像提写了三幅“姚桐斌烈士”的字供选择。

彭洁清回忆说：“1992年10月，宋任穷从中顾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到他去世，我每年都去看望他一两次。我去看望他时，都是习惯性的称呼他为‘宋部长’。就如1978年在七机部初次见到他时那样，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很热情，毫无架子。我有幸结识宋任穷这位坚持原则、胸怀宽厚、无私奉献、爱护干部的老部长，是我一生的荣幸。……他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对党的路线的认真执行，令我钦佩。宋老所具有的正直、正义、忠诚、宽厚的可贵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姚桐斌是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前排左四起：屠守锷、马云涛、张镰斧、刘暄，右三起：姜延斌、任新民等部、院同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与彭洁清（中）合影。

宋任穷这些关系“三抓任务”实践的举动，都大大推动了“三抓任务”的落实。

为了落实“三抓”任务，宋任穷还率领全部上下，除抓紧内部各项工作外，还十分重视，争取各地、各部委及许多企事业单位的援助，搞大力协同。

仅在1978年3月份，七机部就提出“三抓”所需物资器材一万多项，上半年有关部委和有关单位就安排落实了9000多项，所需协作单位有20多个部委，许多省、市、区，500多个工厂，协作项目5000多项。

由于上下左右共同努力，1978年“三抓”任务和其他科研生产任务完成的比较好，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巨浪”发动机试车，连续三次获得成功；氢氧发动机试车突破了150秒；平台的技术与生产基本解决。

在部党组会上，宋部长还特别强调：要下基层，少开会；要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在阅读《宋任穷回忆录》等相关书籍时。笔者想起自己从1980年到1985年初，在七机部基层和院计算机办公室整五年的工作时间，正好处于“三抓任务”时间段，可以说“三抓任务”的每个具体项目都接触到了。在不停顿的倒班加班过程中，让我们最能提情绪、最时髦、最能白天黑夜都加班的词组就是“三抓任务”这四个字。

因而阅读时，产生了一个严肃的对比比较想法：40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说到过“三抓任务”这四个字是谁提出来的？

“三抓任务”

笔者也仔细阅读了《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第64—65页等相关文字内容。对上述“三抓任务”工程，分别采用：三项重点任务、三项重点工程、三项工程、三项工程任务等，没有使用过“三抓任务”的提法。而我们在当时的工作中讲来讲去的，就是“三抓任务”这非常朴实的四个字。

笔者分析，“三抓任务”这四个字提法，如果出自航天系统或者媒体常常宣传的重要人物之口，应该早已宣传出来了。

因此笔者认为：“三抓任务”这四个字的提法，有很大可能出自于宋任穷部长。

这是因为“三抓任务”是作为执行者的主动提法，是当时航天工作人员最引以为傲的重大任务。自己讲“三抓任务”是自己正在作的任务和工作，自己很自豪，含有深刻的主动性寓意。而不是上级压下来的命令式的任务和工作。

古人云，兵家之主，将帅之魂，宋任穷兼而有之。

3. 两条指挥线用将

在整顿秩序，落实“三抓任务”的同时，宋任穷部长到任半年，即果断提出并落实部党组的“四条分工原则”重大举措。其中，最主要最实际的针对性最强的就是调整、提拔“三抓任务”一线干部的关键岗位用人问题，恢复和高度创新“两条指挥线”用将体制，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七机部，宋老“搭架子”，搭在基础上创新起“高楼”的架子，“两条指挥线”的架子，最后“三抓任务”成功，“高楼”建成，出人才出成果。

结合“三抓任务”的成功，中国航天事业的展开，用历史研究的眼光来看，宋任穷部长用人用将皆是远见卓识，一次到位，神来之笔，奥妙无穷。

这个“穷”字，也可以是宋任穷名字中的“穷”字的另一类注解。

在“三抓任务”中恢复和创新的两条指挥线管理体系，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特有的高效管理模式。

1978年3月，宋任穷任职七机部长期间，在全国第五次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他自1965年后第二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第448页，有“在统一领导下两条指挥线的合作”专章，简捷、深入、细致的剖析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方面总结出来的统一领导下的行政指挥员和技术指挥员“两条指挥线”合作的必然性和科学性。

具体型号研制生产在统一领导下的“两条指挥线”系统化管理体制，成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经典和结晶，至今仍在沿用。我们习惯地称之为“两总制”。

什么是“统一领导”？我们可以将“统一领导”理解为部长和副部长组成的部党组、院长和副院长组成的院党委，甚至更高层的“统一领导”；“两条指挥线”则是在“统一领导”下的行政指挥员和技术指挥员“两总制”。

《宋任穷回忆录》第339页回忆：慰问和调查研究时“所到之处，同志们对‘四人帮’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对‘四人帮’搞乱的局面表示了十分不安和焦虑，迫切要求恢复正常秩序，纷纷表示要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尽快把科研生产搞上去”。

第400页提到宋部长在1978年5月6日部党组会的讲话内容。其中讲到：“我们党组的分工，拟分科研生产、基本建设、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四条线。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互通情报，大力协同的原则。就是说，重大问题由党组集体研究决定，日常工作要搞分工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很重要的问题是作风革命化。……总之，我们要组织起来，要集中力量，要到下面去，要搞‘三抓’，关键在于实干。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宋部长回忆中认真提到的“迫切要求恢复正常秩序”，就高屋建瓴的包含了恢复并创新具体型号研制生产在统一领导下的“两条指挥线”系统化管理体制的迫切愿望。

只有清晰解读和读懂宋任穷的这两段回忆文字，才能更加清醒地明白老红军开国上将宋任穷在七机部任部长的短短14个月时间里，做出了多么宏伟的成就，对后来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有多么大的推动内力。

推动内力

有关“三抓任务”具体型号研制生产在统一领导下的“两条指挥线”系统化管理，在《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第448—449页有明确说明：

“两条指挥线的具体组织形式，由于工程规模的不同，研制单位隶属关系的不同而不尽相同。以三项重点工程（“三抓任务”）为例，向太平洋发射的远程火箭，在研制阶段，型号的总体和分系统设计、生产，主要由运载火箭研究院承担（发动机研制单位的隶属关系以后有变化），其技术指挥员是该型号总设计师屠守锷，行政指挥员是七机部副部长兼该院院长张镰斧。这是型号院两条指挥线的典型形式。

“水下发射的固体火箭的研制，涉及到几个研究院和不属于这些院的研究所和工厂，总体设计部协助总设计师黄纬禄负责技术抓总，实行跨部门、跨地区的技术指挥；跨院之间的组织、协调工作，由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陈连昌直接主持，行政指挥员、第二研究院院长柴志和其他各研制单位的行政领导，负责本单位的行政指挥。

“卫星通信工程的规模更大。它由运载火箭、通信卫星本体、发射场、测控网、地面站五个系统构成，直接和间接参加这一工程研制、发射的有各部门、各地区上千个单位。在这项工程研制中，两个指挥系统按系统工程方法实施组织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项工程的两个指挥系统的层次也与其他工程不同。五个系统各有自己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系统。如：卫星本体的技术指挥员是通信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行政指挥员是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川诗。运载火箭技术指挥员是‘长征三号’总设计师谢光选，行政指挥员是运载火箭研究院副院长苗逢辰。而整个卫星通讯工程的技术指挥员是该工程总设计师任新民，行政系统的组织指挥工作，由国防科工委的主要领导人陈彬、马捷主持。三项重点工程的顺利完成，是对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系统和两条指挥线的组织指挥能力的一次很好的考验。”

七机部“三抓任务”两条指挥线一线老总：屠守锷、张镰斧、黄纬禄、柴志、孙家栋、刘川诗、谢光选、苗逢辰、任新民。

军人出身的“长征三号”行政总指挥苗逢辰在收复延安追击战斗中，被击中一颗飞机子弹头，这颗蛰伏于苗逢辰体内折磨了他整整“一年六个月又三天”的美制机关炮的子弹头，又慢慢的“拱”了出来，有什么样的故事？

智秉铮

“两条指挥线”老总们之间的交流。

“航天工程是尖端技术，具有探索性、创造性的特点，要求它的研制人员具有勇攀技术高峰的精神，充分发挥创造力。要大力发扬技术民主，鼓励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提出不同意见，以便集思广益。同时，在技术和工程管理上，又需要集中，需要有严格的技术责任制，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指挥系统。在60年代，基于我国当时组织领导这项事业的干部的实际状况，在党委和行政的统一领导下，建立了各有专职的技术指挥线和行政调度指挥线。”

早在1962年制定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草案）》中，对两条指挥线就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时，两条指挥线的体制已经基本形成。

“……在完成三项重点工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虽然总设计师系统和两条指挥线的具体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会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和干部队伍成分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和发展，但其基本职责和分工是系统工程的研制和管理所必需的。

“……各级行政领导（部长，院长、所长、厂长（以及他们的副职）等等，他们既是全面工作的领导者，又是型号研制工作中的行政指挥员。总设计师（及其隶属的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是型号的技术指挥员，他们对型号的技术问题负责。”

尽管上述叙述文字有限，但还是将基本的情况讲清楚了。

站在“两弹一星”事业的文化高峰。

“由于航天工程都是比较大的系统，涉及范围广，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包括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因此作为行政指挥线的指挥员（即各级行政首脑）的远见卓识和指挥魅力，是实行系统工程管理的关键。”

由此可见，宋任穷部长本人就是实行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的最高层关键人物。他是帅帐之帅，他的运筹帷幄和用兵用将、排兵布阵、预见落实、恢复创新，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经过近五十年，我们看到半个世纪的实践历史、直接成果，已经衔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的时间点。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宋任穷任七机部部长的这14个月，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可以说使七机部每一个人都受益，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都能感觉到一股春暖花开的清风和温暖，回味无穷。

党的100周年诞辰。

1978年5月6日，在部党组会的讲话中，宋部长还特别指出、表彰和倡导：“各抓各的不行，要把各项工作融合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究竟怎么抓法？怎样把问题解决好，把工作做好？现在有个好的做法，就是采取三结合攻关的办法。230厂和13所大力协同，组织三结合攻关，通过攻关把政治思想工作、企业管理、物资供应、后勤保障以及加强团结、改进作风等各方面的工作一起抓起来。171所也是采取三结合攻关的办法。230厂、13所、171所他们搞出了一些经验，应该认真学习和推广。总之，科研生产是中心，‘三抓’任务是重点，‘东五’是重中之重。要抓‘东五’带其他，要采取三结合攻关带动各项工作的办法。”

宋任穷在讲话中提到的“三结合”攻关，在“东五”研制生产统一领导下的“两条指挥线”系统化管理中得到了创新实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直接得到了宋部长的表扬。

作为高科技部的部长，作为国家副国级和七机部的最高行政指挥员，他必然是发光的人！

光芒

那么，他的亮点在哪里？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光？

看一个人和事，看一位部长，一定要看他说什么话？用什么人？做什么事？怎样做事？做事的最终效果。

宋任穷担任七机部部长的14个月，讲话、用人、做事和效果，针针见血，弹弹十环，没有一点虚头巴脑，全都实实在在。作为我党我军长时期文武双全、军政皆优，担任过中央和军队总干部部的主要负责人，他完全具有“三抓任务”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的预见，对政治路线、行政管理、科研环境延续性、发展力度的长远考虑。

因此，在七机部“三抓任务”重点工作层面，特别注重统一领导下优选“两条指挥线”的人选任用，一竿子插到底，为实践中执行七年的“三抓任务”夯实了行政指挥员和技术指挥员的基础，显现出宋任穷部长非凡的领导能力，巨大的精神影响震撼力和对执行具体任务的行政、技术干部提前储备、培养、任用的人才造就能力。

我们从他回忆录里提到的人名单和与他有直接接触影响的人来看，耐心捋一捋，细细的琢磨这些话、这些人、这些事，再看看最终的成功效果和荣誉所在，就能掌握内行看门道的眼力。

因为，领袖们的光芒，是从战士们的身上发出来的。

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弹一星“元勋中，中国航天领域产生的八位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同型号的一线研发过程中，两条指挥线当中的技术指挥线负责人，也就是技术老总。

战士的光芒。

“三抓任务”产生的功勋奖章获得者中，航天战线的技术指挥线负责人，也就是技术老总，至少占有五位。

两条指挥线当中的行政指挥线负责人，也就是指挥老总，以及相当数量的分系统指挥和技术负责人，包括指挥老总和技术老总，也都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被提名者或颁授功勋奖章大会的特邀代表。

在航天科学事业发源发祥地的长期鏖战岁月里，担任过两条指挥线的指挥员和员工们，充分展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品德修养，为“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精神文化的形成留下了高贵风采，将航天精神文化锻造成一种始终被人喝彩欢呼，从没有被国人“抹黑”的真真正正明白人的精神文化。

探索太空是高科技。中国老一代航天科技指挥员、科学家和工人师傅的优秀品德，是更高的“高科技”！是比天还广阔的高科学高素质襟怀！

比天还广阔的高科学高素质襟怀！

宋任穷回忆中，被提拔为一院副院长的谢光选院士，是“三抓任务”中“331”工程的“长征三号”火箭技术指挥员、总设计师。亦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提名者和特邀者之一。

在航天工作的老干部，称谢光选院士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第一代航天科学家，也是笔者的长辈和邻居。

在笔者自小以来的印象中，谢光选院士就是一位又风趣又很“嘎”的长者。

说谢老很风趣，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见过谢老在孩子们面前学猫叫，对孩子们来说充满趣味磁性。

说谢老很“嘎”，是因为后来听说了很多他坚持原则，坚持他的科学研究理想，不怕官不当官的传奇。

1957年，陈赓大将在兵工厂视察时，发现年轻的谢光选对工作严谨负责，居然“嘎”的不对自己讲解炮弹的秘密。便大发慈善之心，亲自点将把他调入国防部五院，从此投身于中国航天科学事业，参与了中国第一代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研制的全过程。

这以后，他被人们尊为“东风二号”的“妈妈”，是中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1964年，导弹与原子弹。

1966年10月19日晚，周总理在听取“两弹结合”情况汇报时，再次提出了“十六字方针”。时任导弹核武器技术协调组长的谢光选心想“我做不到万无一失”，便举手站起来，毫不畏惧的“嘎”了一下，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总理笑着对谢光选解释说：“什么叫万无一失？只要你们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够发现的问题都找到了，就是做到了万无一失。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属于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我总理还要做支持你们的勤务员，给你们搞协作。”这时聂帅插话说：“总理你还是当勤务部长吧，我当勤务员。”这些话使谢光选受到了鼓舞，也受到了鞭策。

张镰斧和谢光选作为靶场紧密配合的阵前专项重大任务负责人，曾共同在戈壁滩发射现场用他们亲手研制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执行1966年11月27日“两弹结合”的任务，为导弹飞行正常、精确命中目标、原子弹在预定高度准时实施核爆炸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任“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组长的谢光选说：“发射那天凌晨，当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起飞100秒后，我因劳累加感冒再加之神经处于紧张状态，穿着皮大衣，身上的汗水一直顺着脊梁骨流。那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么紧张的时刻，真正尝到了汗流浃背的味道。”

谢光选自豪地说：“这次试验就说明了我们不但有了子弹，而且还有枪，而且就用了枪把子弹给发射出去了。”

从第一次核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诞生，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中国只用了两年。

周恩来总理说“二七风暴”成功了！

谢光选（中）在研究中。

1967年4月中旬，谢光选所在的总体部设计大楼，被群众组织互相围困，里外相持不下，用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三级运载火箭的研究陷入难缠僵局。那时一分院的整体形势不断恶化，对研制工作形成巨大干扰。张镰斧与军管会领导迅速商定，层层上报人为灾难。

周恩来总理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通知国家研制人造卫星的各大系统负责人，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名单直报他的办公室备案保护，尽最大可能减少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恶劣影响。

那个时间段，七机部一院的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已被打倒，作为一院协助负责研制生产的生产组组长张镰斧和作为三级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谢光选，都被上级部门列入了这份保护名单当中。张镰斧和谢光选还都被列在这份名单的第一页上。

张镰斧与谢光选在航天产品的研制生产中有太多的交集，可又与大多数专家几乎是一样的，尽管多年来两家住的很近，前后几步路，他们两人之间在多少小时工作时间以外，却素无来往，可他们之间的情感却是极其微妙深沉。

许多年过去，终于迎来了中国航天科学事业的明媚春天。

1977年，宋任穷部长上任后就迅速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决定任命谢光选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目的是为他创造更好地出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的工作环境。

但谢光选这位没有留过洋的“土专家”，以“勤奋”和“务实”为座右铭。却又一次“嘎”的坚决不同意接受这一院级职务，只想着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在设计部搞科技，抓基础研究。

当时主抓一院全面研制生产负责人（副院长）的张镰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第一次专门把谢光选请到自己家里来，这也是谢光选唯一的一次走进张镰斧的家，他们促膝长谈。

张镰斧很是严肃的对他说：“如果你不担任这个职务，面对‘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管理的那么一大摊子的多方面艰巨任务，院里怎么给你解决办公室，怎么解决你要四处奔波的车子，怎么解决好你的住房问题！没有个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你怎么指挥调动千军万马？！这才是大事情，是必须要解决好的大问题，是大局。”

就因为有这样的过程，谢光选后来才同意担任副院长，搬进了为他和卢庆骏副院长准备好的大“house”（将军楼）。

1978年初，作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首任总设计师，谢光选参与组织发射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工程，组织、指导和决策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9年6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军楼与人民大会堂等428处建筑物一并成为北京市首批历史建筑。

1983年9月和10月，“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先后出厂，运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是该中心建成后进行的首次运载火箭发射卫星试验任务。这对于经过14年艰苦创业的西昌基地全体官兵，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高大威武的火箭，不少人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对这一天大的盛事，他们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了这两个“贵客”。

1984年1月1日9时，经测试后的“长征三号”火箭从技术阵地顺利转运到了发射阵地。当天下午，指挥部在高高的发射架下举行了隆重的火箭转场誓师大会。张敏参谋长在会上宣读了国防科工委关于《执行“331”任务的动员令》。指挥长王世成、副指挥长张镰斧、总师任新民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多少年过去，此次发射核心圈经历者评价：“发射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基地王世成，张镰斧实际上是运载火箭和卫星研制方的总指挥。‘331’工程由国防科工委来协调的。长三在发射基地的重大问题都是由张（镰斧）、任（新民）来决策的，功不可没。”

作为“331”工程中运载火箭、卫星研制方在实施发射试验时实际上的总指挥，和西昌发射现场定点卫星发射试验大队大队长的张镰斧、“331”工程总设计师任新民、“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谢光选和总指挥苗逢辰，实实在在的在第一次发射中遇上了一波三折，率领试验队经历了为期数月的“331”工程的测试与发射工作。

1984年1月29日晚8时24分，我国第一枚“长征三号”火箭托载着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OA星拔地而起，一、二级发动机和三级发动机的第一次点火、滑行段工作都正常，可三级发动机二次点火后3秒钟，燃烧室压力开始下降，并迅速下降为零，“东方红二号”0A星未能进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试验受挫。

1月30日，聂荣臻元帅给“331”工程试验队全体参试人员发来了慰问信，充分肯定了成绩，给参试人员极大鼓励：“只要大家认真对待，从中分析原因，查明故障，得出经验，我国的同步卫星一定会发射成功的。”

但是，当时的气候条件、元器件和试验骨干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情势。

1984年2月19日，身为试验大队大队长的张镰斧对任新民说：北京（后方）对于第二颗卫星要不要今年发射意见很混乱，你们得回去一趟，直接向张爱萍副秘书长汇报。

在紧张准备第二次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最后时刻，前方发射现场进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氢保险活门的测试时，突然发现一件已经经过测试无问题的火箭氢保险活门又出现了问题，发出了“尖叫声”。这就意味着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火箭发射任务的失败，而使中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试验功亏一篑。

试验基地的发射中心要求更换活门。

而试验队技术骨干则认为，要是更换这个活门，不仅操作极为不便，还有可能使全箭的可靠性降低，带来新的隐患。于是权衡利弊，研制人员认为不能更换。

这件刚出现的问题，很快就被缺乏实战经验的同志报告给了在北京坐镇的最高层指挥员，身经百战的开国上将国防部长最高层行政指挥员张爱萍电话下令必须立即解决问题部件，要采用好部件替代问题部件后才能再做发射试验。

首长还说，无论是谁做出不更换该活门部件的决定，就由谁签字负全责。

这一战场督战令似的语言，无疑是一次明白无误的军令如山倒和杀场点兵激将。

首长要的是阵前战将敢于立下科学军令状！

这在发射现场指挥决策层引起了鸦雀无声的轩然大波。

此时，领导和有关各方在电话里已数次催促张镰斧等人更换活门。发射现场也有同志劝说，领导有话还是换了吧。

何去何从，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真真实实的千钧系于一发呀！

这个决策的好坏，已经牵扯到总总设计师任新民和总设计师谢光选了。

研制人员集体攻关东方红二号技术难题。

那一天的清晨，在西昌前线，望着在自己住所外来回渡步已经有一个多时辰的总设计师，张镰斧在屋内细细反复思索着、权衡着、比较着……

他知道，就连敢于当面向周总理陈诉自己想法的谢光选都犯了难。

谢光选是谁呀！他是一位很严格很实事求是的专家。他在年轻时就曾厉声呵斥陪同陈赓大将参观的随行人员：“这里不准抽烟”。当大将想了解工厂研制生产的炮弹、火箭性能时，谢光选不仅不回答，还严肃地说：“对不起，我不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因为是国家机密，若回答需经党组织批谁。”谢光选不唯上，只唯实。

而现在，他们面对着的是张爱萍将军丝毫不留情面的战场命令！

张镰斧在窗内深情地望着在窗外再次“嘎”的来回渡步已一个清晨的谢光选，他知道谢光选在想什么，毅然打开门把谢光选请进了门，征求并交换了意见，接着再次召集试验队领导和技术骨干开会作出最有把握的分析判断。

经过一线人员认真讨论，各抒己见，反复对比，一致认定不能凭侥幸，不换是正确的。

试验队员在运输专列上探讨问题。

会后，张镰斧从容遵照首长命令，郑重向上级打了报告，签字画押，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最高首长立下了“军令状”，就像在杀场一样承担全部战场责任，在阵前尽最大可能很严肃、很缜密、很认真、很科学地既保护了科学家和其他同志，又系统逻辑地分析判断、选择了能够成功进行火箭研制发射的最稳妥的科学依据和最大概率。

实践证明，两条指挥线的行政指挥员和技术指挥员的判断和承担是正确的，因为不但发射成功了，而且还非常的好，定点卫星试验超级完美，获得了远超国外记录的最佳成果！

无论是作为一名工程师，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谢光选一路走来都不要官，不要待遇，只要能认认真真的做研究，不受影响的搞航天科技的型号研究、基础研究，他就满足了。

张镰斧去世后，谢老悲痛了好多天，从走进八宝山告别厅就不停的痛哭，陷入了深深地回忆：“几十年了，我只被张院长‘骂’过一次，就是他说服我当副院长。”类似的情景也曾发生在孙家栋院士身上。

谢光选担任副院长后，在更有力度的环境下，成功完成了“三抓任务”中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任务，为中国航天竖立了一块永远的里程碑。

而这次任务的总总师任新民事后也说过多次：这次试验多亏镰斧同志来了，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

航天战线的技术指挥员科学家和行政指挥员老军人之间的深厚情谊，都是在长年累月的航天工程过五关斩六将、履险蹈难的过程中建立的。

“三抓任务”后，谢光选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项，为第一、第十完成人；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一项；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光选

宋部长来到七机部，他德高望重，一言一行都为“三抓任务”两条指挥线的行政、技术指挥员们，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力量，树立了榜样。

谁说宋任穷在七机部没能发光？宋任穷的强大聚光，都让他的两条指挥线的下属们在实践中，在时光中、在型号任务的成功中、在所有的荣誉中汇聚放射出来！

因为他所带来的形象与我们党和军队的老传统是一样一样的，他讲话的风格都和领袖团队的元勋们是一样一样的，大家特别爱听。

尤其是行政指挥员们，基本上都是老部队的革命军人出身，他们的工作，除了党和国家、人民和民族给予他们坚定的精神文化的意志信念外，靠的是对老专家们的尊重，靠的是与所有的知识分子、专家、地方干部、每一位工人师傅、每一位士兵、每一位炊事员、每一位锅炉工的团结、友谊、艰苦奋斗，靠的是相互之间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调整好部、院级别的领导班子，是宋任穷部长在任期间做好“三抓任务”的重要保证，更是长久保障。

在七机部调整部、院级别干部，更加充分体现了宋部长对长期负责一线科研生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高度规律性重视程度。与对二机部一线科研生产基地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二机部李觉、王介福、周秩、张丕绪、赵敬璞、刁筠寿等）。

与50年代习仲勋、陈赓等领导人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时候一样，发扬的都是老传统，都是五湖四海的任用干部。

习仲勋

陈赓



闫恩荣

1956年8月从总政治部秘书处调入国防部五局，参与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后又随同谷景生政委为建立中国航天发源发祥地选址定点南苑、东高地、万源路地域的老同志之一。

左起梁守槃、屠守锷、谷景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暨一分院第一任政委）、谢光选。

刘秉彦夫妇、刘瑄、冬春、阎玉瑚（山西石楼红军）、姜延斌、姜世斌等。

一分院政委张钧（中）、副院长林爽（右）、张镰斧。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王秉璋（中、河南安阳老红军）、一分院院长刘瑄（左）和张镰斧。

一分院副院长周吉一，副书记杨亚中（江西瑞金老红军）。

胡子邦和闵杰、黄毅和李廉洁夫妇。

刘有光、谷广善、张钧、林爽、鲁之沫、张镰斧、马云涛等老五院老同志。

这些老同志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全军各个军兵种。

1978年入冬后的一个晚上。

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张镰斧匆匆忙忙赶回家来，吃了一碗面条，又匆匆忙忙的走了。

宋任穷部长约他到部长家里谈话。

宋部长与一院副院长张镰斧谈了大约两个小时。

宋部长非常详细地询问了张镰斧在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和在航天领域的工作履历。

他们发现两人有一个非常相同的共同点，都在人民军队的一支同一番号的部队里，担任过同样的职务。

宋任穷在井冈山时期的红12军35师104团担任过政委。时任团长是粟裕大将。

张镰斧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12军35师104团担任过代政委。后转为团长。

两支同样番号的部队和任职时间相差近20年。

部长和张镰斧过去从没有在同一支部队或者同一个单位工作过。他们过去并不相识。

谈话时，宋任穷部长笑着对张镰斧说：“镰斧同志，你不单能打仗，还做过政治工作，你的工作经历比较全面。”

谈话后不久，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宋任穷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郑天翔任七机部部长。15天后，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时任四院院长的林爽和时任一院副院长的张镰斧同时担任七机部副部长，张镰斧还特别兼任一院院长，后又兼职一院代理党委书记。这种一竿子管到位的特别任命都在“三抓任务”期间。

直到1985年，张镰斧主动要求完全退居二线。

这是张镰斧自1960年4月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即将毕业，被紧急调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任副院长兼导弹总装厂厂长后，在211厂厂长这个一线岗位，一直工作到集体转业脱军装，整整5年时间。在一分院副院长这个一线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9年——国家第五个五年计划，整整干了19年。

张镰斧的职务在这19年纹丝未动之后，第一次升职。

211厂顾大明师傅等与张镰斧、冬春、谢光选、王永志在长征二号F授旗仪式上

1979年2月，郑天翔部长接续宋任穷部长调整任用干部的已有安排，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第一次调度会上宣布，全程飞行试验的指挥部设在一院，七机部副部长兼一院院长张镰斧任行政指挥线总指挥。不用说，这样特别的安排，会减少过去十多年来许多不停的非必要干扰。

从这时起直至1979年底，郑天翔部长几乎每周都来院参加洲际导弹的调度例会，现场解决问题。

中共中央极为重视这次试验。1979年3月26日召开的中央专委当年第一次会议上，重点讨论了洲际导弹全程试验问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耿飘、余秋里等都做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与否，关系极大，一定要周到细致，认真组织，积极抓紧，争取明年4-5月试验成功。

由于部分原材料不能保证按时供货，影响研制进度计划的实现，中央专委办公室于7月5日向全国十八个省市发出紧急电报，要求尽快解决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任务的关键材料。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两条指挥线的大概历史脉络和张镰斧在一院工作的基本情况，以便加深对宋任穷用人用干部的规律性理解。

王秉璋部长

最早期，1959年3月，科学家梁守槃被任命为“东风一号”（“1059”）总设计师。1960年4月，张镰斧到任后即担任了中国第一颗导弹“东风一号”（“1059”）总装配套指挥组总指挥，成为仿制导弹第一线的阵前战将。

1960年11月5日，张镰斧参与执行了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1059”）的第一次现场发射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接着又于12月6日和16日，连续成功地发射了第二枚和第三枚自己生产制造的仿制导弹。至此仿制工作圆满成功，中国有了自己造的导弹，这是我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62年5月，老五院成立总设计师室，建立了总设计师系统。

1963年2月后，老五院暨一分院、总装厂建立起计划调度制度。

1964年6月29日，由林爽担任总设计师，211厂总装试制生产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7月9日和11日，又连续发射了两发，均获得了圆满成功。1966年装备部队，现已全部退役。

1965年3月，张镰斧负责全院生产和器材供应工作。

1965年初，结束“老五院”建制（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后，张镰斧不再兼任火箭/导弹总装厂（211厂）厂长，留任一院副院长。从1965年6月1日后，原老五院有军籍的人员集体转业，211厂一个万人大厂改编成了“六厂一处”，张镰斧也脱下军装成为一名转业军人。

1966年10月27日凌晨，完成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9时10秒，核导弹起飞，大漠上空闪现一团耀眼的火焰。“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回应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讽。

张镰斧作为导弹试验队负责人参加了中国这一枚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的现场飞行试验，并确保了导弹飞行器的安全与成功。

就是在“两弹结合”的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要求。

“文革”时期，七机部成了全国闻名的“老大难”，张镰斧和与他一起担任院级领导的转业老兵同志都受到了批判冲击，都靠边站了，一院党委瘫痪。

1967年5月，经聂帅建议，毛主席批准，阎揆要中将率领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七机部暨一院。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张镰斧临危受命，降职主持一院业务组的工作，担任一院业务组组长，开始负责全院的科研生产全面工作。（阎揆要中将兼职七机部仅9个时间）

1968年1月7日，一院业务组张镰斧、任新民、屠守锷、马云涛等召开紧急会议，解决“东风二号甲”导弹存在的问题。1969年6月，该弹第三次抽检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为如今的火箭军部队的前身二炮部队，提供了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首批战略核武器，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

1969年夏，因张镰斧是“长征一号”发射人造卫星任务领导小组成员，上了国务院周总理确定的被保护人员的名单，这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还能继续工作，保护科技干部。

1970年4月24日，以“东风四号”导弹为基础加装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缭绕于太空。

1969年底，在文革乱象频发时期，为了完成“八年四弹”规划要求，一院生产组组长张镰斧提出建议，一院与北京市联合组织极为秘密的“705”大会战，在院内设立“705”会战指挥部，组织了尖端技术队伍和178个合作单位，大大加速了“东风五号”远程洲际导弹的研制进程。

1971年9月，远程洲际火箭（“东风五号”导弹）首次低弹道试验基本成功。但张镰斧与总设计师屠守锷和一院时任军管会主任李钟玄却迎来一场批判会，说他们“低头拉车不看路”。

与此同时，七机部部长王秉璋中将出事了。

整个10年动乱期间，七机部的领导班子成员不停更换，达50位左右；一院的主要负责人也在不停的更换。

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等，来到七机部一院火箭总装厂，视察了“长征二号”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在现场观看了返回式卫星产品。

1974年初，“长征二号”火箭首次发射试验。张镰斧担任“长征二号”火箭首任总指挥。

左起：张爱萍、张镰斧等在试验基地。

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尖兵一号”送入预定轨道，并成功返回地面，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意味着，中国的火箭可以运载并发射卫星上天，而卫星又可以从太空安全返回，这两项成果的取得为后来的载人航天以及建立空间站打下了扎扎实实的技术基础。

在“长征二号”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长征二号”系列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系列运载火箭和“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等。

“长征二号”火箭发射返回式卫星，从1966年1月开始卫星总体方案论证到1975年11月发射成功，历时十年。

1975年，文革中第二次出山的张爱萍被再次打倒，即便如此，他仍在最后一刻，牢记叶剑英元帅的嘱托，全力领导指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发射成功。

这十年，张镰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受尽委屈和折磨，其中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几乎从无间断地写“检查交待”材料，一次次的被批判过关，既不能不作检查，也不能检查的过头。但他的理想信念毫无动摇，仍然忠心耿耿地投身祖国的航天科学事业，在不停顿的检查过关中，为“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完成，为“八年四弹”规划中“东风二号甲”“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东风五号”的科研生产、发射试验的实施，为“长征一号”火箭，为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为“长征二号”火箭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张镰斧等老干部团队和科技人员团队、工人师傅团队，以对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恪守在中国航天科学事业的阵前一线岗位上奋力拼搏，始终坚守在一线研制阵地。中国火箭（导弹）的研制生产不仅没有因“文革”而停滞不前，反而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张镰斧等军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团队作为一线阵前战将群体，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忍辱负重，保护科技人员，尊重工人师傅，出谋划策，身先士卒是分不开的。

“文革”结束前后，张镰斧不惧任何干扰，仍然一如既往、一心一意扑在科研生产上。

此时，中国的航天科学事业迎来了中央批准的三项重点工程（“三抓任务”），彻底扭转了航天科学事业十年进展迟缓，打打停停，几起几落的局面。

张爱萍（左一）与任新民（左四，时任331工程总设计师）、张镰斧（左二，时任试验大队长）、戚发轫（左三，时任卫星副总设计师）等在任务现场。

在这新的八年里，张镰斧和阵前战将战友们又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自1968年开始，一院承接了从七机部四院转来的中程潜地固体火箭/导弹（后称“巨浪”型号，即“三抓任务”中的“从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导弹”）的研制任务。张镰斧殚精竭虑，重新组织并充实这支研制队伍，亲自请来了时任十二所所长的黄纬禄挂帅，进一步完善研制机构、设计方案和试制试验设施。到70年代末期，这一任务转交给七机部二院时，已结束初样阶段，进入试样研制。

宋任穷部长亲自去过的内蒙古四院和在北京的一院，共同完成了“巨浪一号”型号任务的二分之一强。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一个月后，中央决定，在1980年开展“东风五号”导弹全程飞行试验。

1979年1月4日，中央军委张爱萍副秘书长提出，要在1979年完成全程飞行试验准备工作。1月7日，国内靶场第二次飞行试验又获成功。2月，七机部任命张镰斧为“东风五号”远程洲际火箭/导弹总指挥（简称“580”工程），总设计师为屠守锷。随后于4月、7月、10月、11月4次飞行试验，均获圆满成功。

8月15日，张镰斧代表部党组在全程飞行试验动员大会上作了动员。

张镰斧是首区全程飞行试验队队长兼党委书记。他严密组织，精心指挥，在成功组织7次不同状态试验的基础上，带领试验队亲临现场。试验队由50多个单位450多人组成，1980年3月底全部到位。

全程飞向南太平洋的这次试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都极为重视。

1980年2月12日，中央专委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华国锋、胡耀邦、耿飚、韦国清、王震、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刘有光等在人民大会堂大厅，还专门听取了飞向南太平洋全程飞行试验准备工作的详细汇报。

中央的决心使拖延了八年的规划得以完整实施。

1980年5月18日，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第一发“东风五号”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箭从酒泉发射中心点火起飞，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全程约9000公里。这是中国导弹研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表明中国的国防实力有了新的提高和加强。

6月10日，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庆祝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

张镰斧做“东风五号”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箭出征表态。

此后，张镰斧又受郑天翔部长的委托，关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新研制的三级氢氧发动机的进展，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简称“331”工程）。

1982年12月，张镰斧在“长征三号”动员大会上做了动员。

1984年4月8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红二号”第二颗试验通信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4月17日，卫星成功开通通信、电视传输。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和发射静止轨道（突出点是“高轨道”）卫星的国家，第三个掌握先进低温火箭技术的国家。

此时，七机部已改称航天部，虽然张镰斧不再担任航天部的部级行政职务，但他仍以一院院长兼代理党委书记的身份，实际上又以航天部运载火箭和卫星研制方总指挥和通信卫星首发现场试验大队大队长的特别指挥位置，在西昌发射基地一线进行前后方（发射基地和北京后方）的直接总指挥，最终不辱使命，率队和其他同志一起成功发射了我国这颗试验通信卫星，为中国航天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地球静止轨道上占有一席之地立下了头功。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

张镰斧在“长征三号”动员大会上做了动员。

孙家栋（左，时任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右，时任卫星副总设计师）在331任务成功后。

1984年，张镰斧荣立航天部“在发展航天事业中贡献突出”一等功奖，名列第一人。1985年，液体地地战略武器和运载火箭获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前后两次讨论后张镰斧名列第十四完成人。

老八路出身的张镰斧，是航天系统同期获得该一等功奖和特等奖殊荣的唯一一位国家副部长行政管理人员。

在198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他被誉为航天战线“这批老干部的一位代表”，并对他在航天科学事业的工作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原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张镰斧，这位在革命战争硝烟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军事指挥员，在组织指挥火箭研究生产发射试验中，深入实际、熟悉情况、尊重专家、关心部属、镇定果断、敢于承担责任，在他身边工作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深受鼓舞。”

他连续担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科技组委员，党小组长。

20世纪90年代后期，再一次明确了“两条指挥线”的职责，“航天系统重新调整了两条指挥线的职责，明确了航天型号研制实行总指挥负责制。型号总指挥在研究院行政正职的领导下，对型号研制工作负全责。在研究院统一协调、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对与本型号研制生产有关的人、财、物，实行有效的协调管理。型号总设计师在型号总指挥的领导下，对型号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等技术工作负全责。”（引自《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中国宇航出版社，289页）。

1984年10月，荣获航天工业部“在发展航天事业中贡献突出”一等功奖，名列第一人。

1985年10月，张镰斧荣获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名列第14人。

1988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为张镰斧颁发“献身国防科技事业”二十八年荣誉证书和证章（证书编号：02）。

1999年张镰斧、谢光选、徐兰如、王之任、沈家楠等作为特邀者参加党和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奖大会。

张镰斧在第二抓、第三抓，后“两抓”中的位置和承担，有其历史过程和具体位置：

他在文革最艰难的阶段，曾重新组织并充实“从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导弹”工程的研制队伍，经过9年多的努力，突破固体导弹在水下发射的一系列技术，完成了一批试样设计出图投产。这时中央决定将研制任务移交二院。

在抓“发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中，先是七机部部长郑天翔让他狠抓“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三级新研制的至为核心的关键技术氢氧发动机的进展，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331”工程）；后是让他挂帅担任发射通信卫星试验大队大队长，统领航天工业部试验队出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统筹指挥现场发射任务，保证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发射试验的成功。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清楚了，张镰斧在航天一线的工作，直到退居二线之前的25年时间里，他最初的5年，作为火箭/导弹总装厂的厂长，是在第一线全权负责创业初期的各种火箭/导弹总装、配套、制造、生产的行政指挥线的指挥员，其中也含括有部分阶段负责全院生产和器材的供应工作。

1967年七机部进入军事管制（军管会）后（还有造反派，以及革委会、中央工作队、七机部和北京市双重领导等不同交叉时段），他实际协助、直接负责一院全院各个型号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

文革结束后，退居二线之前的8年时间，他在一线阵地参与、负责、甚至在宋任穷部长的特别任命职务位置上，能够主抓了当时国家重要的“三抓任务”中高度负责全面研制生产火箭的工作。可以说，“三抓任务”火箭部分他参与负责了两个半。

特别是在“两弹一星”事业最艰难的十年，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自率领他们，排除各种干扰，将这十年转化为集中收获、战果辉煌的十年，保证了“两弹结合”、人造卫星、战略核导弹、返回式卫星等重大国防尖端研制项目的艰难推进。

“三抓任务”持续完成“两弹一星”事业的登攀，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生前规划的宏伟蓝图“三抓”重点工程心愿。

宋任穷部长喜欢用最接触实际的人，而且职务位置的的安排极为罕见巧妙，此前绝无仅有。

1979年1月10号的那次部领导调整，四院的院长林爽，一院副院长张镰斧都是在一线工作时间最长的人，都被提拔上来了。

陆元九

要说起来，宋任穷奇将军在七机部一上任就做了极其出彩的一件事，就是“解放”了国之重器陆元九院士。

这一动作，使得百岁陆元九院士直到43年后，还向党的100周年纪念日献上了重礼，释放出满天的爱国烟花。

陆元九是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国际宇航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三院院士。全国人大第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届科技委员。

笔者幸与陆元九院士有缘，是因为在全国政协会议开会期间，他与父亲张镰斧住在同一宾馆同一客房。客房的门上有一个标签写着张镰斧和陆元九两人的名字。90年代初因为芯片和大功率片式电阻器、陀螺仪等电子技术问题，又专门向陆院士请教，进而与老人家熟悉了。

2017年开春后，笔者因写作中国通史《论中华魂与根文化》及附著《天路开基人》一书，几次拜访陆元九院士，听他反复说到自己有几位恩师，才知道是时任七机部部长宋任穷在他还没有被平反时就“解放”了他，给予他新生。

陆元九院士

作者拜访陆老

1977年秋冬季节，刚刚上任七机部部长的宋任穷等领导同志，在七机部五院502所召集所内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陆元九在会上讲述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引起宋部长的关注。

“文革”中，造反派臆造出一顶“特务”帽子，戴在陆元九头上。说“美国条件那么好，你干嘛还回来？不是做特务是做什么？”从1966年到1978年，整整12年间，带着特嫌的帽子，他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遗憾的，不仅仅是失去的时光，还有抄家时遗失的《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下册）》宝贵手稿，损失无法挽回。

在得知陆元九特嫌案还没有解决的情况后，宋部长为进一步了解一手情况，很快就专程造访了陆元九的家。作为中国唯一一位先后担任过原子弹、导弹、火箭、卫星不同研制工业部部长，与中国科学院打过密切交道的宋部长“想初步了解一下技术工作方面的情况，第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冤假错案，有没有受委屈的科学家”。

那时，在惯性技术学术情报网的开会名单里，502所没人敢列陆元九的名字，因为他还没获得“解放”和重新出来工作。“极左思潮”使人们杯弓蛇影，讳莫如深，但上级和同行知道陆元九的学术造诣，许多会议都是由上面指令请陆元九作为列席代表参加。

尽管那时宋部长刚接任部里工作不久，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在离开陆元九家时表示：“我们尽量给你安排工作。”

1978年1月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大会。宣布“两线一会”特务集团纯属假案、冤案，对遭受迫害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陆元九就是受到这类案件的影响才引来的厄运。这是文革后最早得以平反的冤假错案之一。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陆元九参加了这次大会，小组讨论时，他讲了自己的情况，指出重点是没有工作，还谈到自己曾多次给1968年后成立的新五院领导写了很多信，但均未获任何回复。

王纯

上世纪80年代陆元九院士在指导学生们做实验。

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王纯，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关切询问了也在参会的陆元九的处境，当得知，因有些情况说不清楚，陆元久还没被安排工作，王纯副部长马上不满意的询问参加会议的502所的一位领导：“这是怎么回事？”那位领导结结巴巴的说了几句诸如“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等话加以搪塞。

大会闭幕式前一两天，陆元九即被安排在大会闭幕式主席台就座。后又于外地出差时，被通知火速返京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大会。此刻还带着“特嫌”帽子的陆元九感到：“摧枯拉朽的春天真的到来了。”

在宋任穷部长和王纯副部长的亲自关怀下，七机部一院和老八路军人出身的张镰斧，顶住各种政治责任压力和流弊，排除人际干扰，真诚热情坚决地跨院所，从五院502所快速请来了大科学家陆元九，把长时期已无正式工作安排的“研究员、副所长”直接升任一院13所研究员、所长，用实际行动为久拖不决12年的科学家安排工作，平反昭雪。

陆元九终于结束起伏跌宕的命运。挑起重担，成为航天一线“三抓任务”的技术指挥员。

陆元九称赞道 ：“我来到所里初始，张镰斧和冬春两位领导就经常看望我，让我对所里的研究工作全权负责，绝不干扰我的技术工作方案。张镰斧是那一代领导中最懂技术的领导。”

1982年12月，老人家由于出色贡献，在13所新的工作岗位上，光荣入党。

老井冈老红军宋任穷部长，为陆元九全身心投入中国“两弹一星”事业，投入到“三抓任务”中的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定点通信卫星工作，创造了优异条件。

1999年，张劲夫撰写的《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反映党和国家为“两弹一星”科技工作者颁发功勋奖章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自动化所的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等”为中国赢得国际地位做出的重要贡献。

所以，陆元九反复说宋任穷部长、张劲夫书记、张镰斧老领导是他的恩师！

陆元九入党宣誓

陆元九传记和赠书签字。

2004年陆元九院士在帮研究所的年轻同事们分析课题。

陆元九的新岗位，正是宋任穷部长回忆中着重提及的“三抓任务”中“三结合”攻关做得最出色的13所和230厂。而这个新岗位，又特别符合陆元九的专业。

笔者在2018年3月26日，与原13所、230厂易维坤、胡信如、孙肇荣、郑芝菁、王占臣等担任过厂长、所长、总师和研究员的老同志们开过数小时的座谈会。他们认真准备了书面材料，谈到了许多当时“三结合”攻关的老故事。也谈到了从1958年到1984年之间，年轻的的他们风华正茂，一心一意参加航天创建事业的事业心和使命感，一起回顾了第一代航天人的初心。

他们之间很典型的体现了研究机构与生产制造工厂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协同关系；反映出老干部、老科学家、老工人师傅在“三抓任务”“三结合”攻关中的炽热情怀。

老红军宋部长，不仅满怀科学家情怀，也有满腔的工人师傅情怀。

热情似火的上将军部长所强调的“三结合”“东风五号”平台研制生产攻关重要环节，就是在原13所、230厂发生的大科学家与工人师傅，特别是老工人师傅直接把关的联合攻关。

我们颂扬“工人情怀”，实际上就是基层情，一线情！两条线指挥员要往最基层一线走。

参加座谈会的老同志们的发言内容，典型的反映出“两条指挥线”的实质工作内容和情况，让人茅塞顿开。

参加座谈会相关内容。

下面是部分座谈内容原话：

一院一直坚持的是尽可能用自己的技术和生产配套。

13所是第一个解决航天产品平台难题的，确实很困难，都要靠自己来摸索。九个设计人员要设计三个月，才搞出第一个平台样品。这九个设计人员都由郝复俭所长亲自领导，郝复俭所长是提出正确技术路线的，是能解决大技术难题的，可惜去世得很早（1975年逝世）。

研究“东风五号”导弹平台，虽然已经过近十年的工艺技术研究，但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张爱萍副总长、宋部长来到厂里，就指示我们搞“三结合”攻关，成立总工程师联合指挥部。

攻关平台技术和制造。

张镰斧在上级领导的指挥下，当时抓了几件事，都非常务实，其中有：

⑴．“老将上马”

领导们常来230厂，经常下车间和工人师傅接触，促膝谈心，除了了解生产工作外，还很关心工人师傅们的生活和健康，问寒问暖，和工人们很熟悉，特别是一些老师傅，了解他们的特长。

1978—1979年期间，执行“580”任务，230厂惯性器件研制生产中的关键技术迟迟得不到突破。

老领导们在工厂调查中发现部分关键岗位的操作人员安排不够得力，于是提出一定要“老将上马”，要求厂里的领导务必安排老工人去关键工位，发挥他们的特长，以保证最关键的工位上一定是最有经验的“老将”进行操作，使技术关键得以早日突破。这一指导意见受到厂里领导高度重视，随即安排，大大促进了攻关。

“老将上马，老同志要起作用，尤其是老工人师傅”。

那时在生产制造上，基本靠老工人的手艺，关键技术上一定要老师傅亲自上手操作，靠大工匠式的技能来解决。

为什么呢？我们国家搞高技术呀，那时的底子是很薄的，与国外的差距很大。高精制造工艺上的手段比较差，那个时候在工艺上的新技术新设备没什么，自动化精密化的数控设备还没有，设备都是遗留下来的。

从“1059”开始，一直做到“东风一号”“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到“东风五号”这几个型号的导弹，在高精制造上很多都是靠老工人的手艺，所以领导们到我们230厂子里来，就实事求是地提出要“老将上马”，关键岗位上要发挥老工人的作用，解决关键技术难题一定要老同志亲自上手操作，要在实践中摸索突破的方法。其中大部分都是靠技能诀窍，靠手艺的精细，不管是机械加工还是精密装配。

联合攻关

进行平台系统测试。

当年郝复俭所长带领我们创新突破静压气浮技术，做可用于精密仪表的静压气浮轴承，它的浮子呀，它的铝合金的一个桶只有一个毫米的厚度，拿在手上稍不注意微微捏重一点点就会捏扁变形了，精度就全没有了。所以这些零件，加工本身就已经很难、精度很高了，再精细加工和装配就更难了。要靠眼力、靠手感、靠技巧、靠心平静气，老师傅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技能手法诀窍。当然其它的技能还有很多，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自己也很重视老师傅的手艺，我们从1958年搞“1059”开始，就一直向老师傅们学习。我们提出来去国外买先进设备、高档设备也买不回来。就是靠这个才能做好。

有一个老师傅做“1059”砝码，就是吊天平的砝码，要求精度很高，苏联人做这个东西是为了矫正加速度表，做为一个加速度的元器件。这个东西很难做，也没有什么工艺技术规程，后来郭聪威师傅自己琢磨做了半年，把它做了出来，当时苏联专家都认为做出这个元器件的人，在苏联是能够获得列宁奖章的。

那个时候没有手艺，没有老工人的真手艺，很多东西，精巧的东西，要求高的东西是做不出来的，关键岗位突出老工人的作用，这就叫“老将上马”。

工人老师傅马凤鸣，李凯峰等都是被张镰斧直接点将上马的，他们都和张镰斧十分熟悉，张镰斧到工厂来，常常亲自看着他们在车床上操作，有时他也亲手学着操作以找到感觉，积累能力结构实力的实践知识储备。

“老将上马”就是强化老师傅大工匠的作用。

事实也是这样，无论是最初，还是现在，有的带有技术诀窍的工艺，还都是要靠最有经验的工人师傅的技能手艺，来解决一些最难的连最好的设备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像最新的“胖五”产品也是这样。

工人老师傅李凯峰。

⑵．连续推进“东风五号”平台研制生产攻关

“东风五号”惯性器件由于技术上存在重重难关，自研制以来一直困扰着生产的正常进行。

1977年4月2日，13所、230厂组成联合领导小组，组织技术攻关，很快就取得了进展。4月，七机部下发《关于推广230厂，13所联合组织“三结合”公关经验的通知》中指出：攻关取得显著成绩，用了一个月时间，18项技术关键，有14项得到基本解决。5月8日，张爱萍主任在《通知》上作了批示：“将此件传达到七机部全体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包括一线、三线）仿行”“转发二机部及国防科委直属各单位，转发三、四、五、六机部，八局的全体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仿照执行”。随后部院对第一批攻关项目进行了验收。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30厂党委研究各科室提出第二批攻关任务27项，并组成单用权、易维坤为主的七人攻关领导小组。半年中先后提出攻关任务的，达64项之多。

这一时期，张镰斧、屠守锷、任新民，黄纬禄、梁思礼等老领导、老专家，先后九次来到生产现场，既听汇报，又具体指挥和指导攻关，230厂内直接参与技术攻关的职工多达300余名，攻关不仅为完成平台批产铺平了道路，也为“580”任务打下了基础。

能取得这些攻关的成功，得益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张爱萍主任有书面批示，再口头指示；李跃文政委专门来听汇报，宋任穷部长，王纯副部长亲临现场指导；张镰斧等院领导亲自来抓，屠守锷、黄纬禄、梁思礼等总师亲临指导。

连续攻关

梁思礼（左）在与屠守锷（中）、林宗棠（右）交谈。

由于对一线抓的紧，攻关管理方面有多方面特点：一是组织严密，由王纯副部长北京市一办召集，所、厂联合领导，领导分工具体，工作深入，作风细致，亲自颁发《攻关任务书》，有目标，有时限，有要求，有措施；二是技术员，工艺员，检验员，操作者，调度员，指挥员融为一组，攻关中统一认识，统一目标，统一措施，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三是组织上不搞临时机构，以正常的渠道便于工作，计划由所、厂领导审批，措施由所、厂业务领导审查，领导小组每天一次碰头会，吸收有关业务部门参加；四是时间上有保障，上级明确要求每周7分之7搞攻关，每天24小时搞业务；五是攻关后进行技术总结，第一批攻关后写出技术报告11份，计5.6万字；六是攻关成功有验收，成果有鉴定；七是攻关成果确保落实到图纸、工艺上：如第一次攻关成果修改图纸12张，设计文件32条，工艺文件23条。

此次攻关取得先期成果，极大鼓舞了所、厂员工的士气，增强了攻克难关的信心。

1978年一季度，为解决“东风五号”研制生产中单表产品合格率低，平台达不到技术要求等关键问题，230厂党委领导在车间生产一线进行蹲点，发现和支持职工提出“三结合”攻关的建议，取得了宋部长、王纯副部长等领导的支持，北京市一办领导主持召开13所、230厂党委联席会，同意进行“三结合”攻关，以排除障碍为生产铺平道路。

遵照张爱萍主任、宋任穷部长指示，继续颁发了第二批攻关的任务书。第二批攻关也有特点：如任务面广，涉及三个型号及基础工艺；参战人多；项目种类繁多，共涉及38个项目；难度较大，其中大多都是久攻不克的技术难关；协作面广，除所、厂两家外，还有699厂、811厂、211厂、702所、511厂站等；攻关和技术革新相结合，纳入到正常生产管理中等。

攻关过程中，1978年11月，徐乃明厂长指示李培基等同志将生产的所有单表、平台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并在院召开的精度讨论会上进行汇报。之后，张镰斧和冬春请梁思礼副总师等组成九人小组，对平台精度进行分析判断。

1979年1月13日，梁思礼任组长，徐乃明，郑元熙任副组长的九人小组（实际小组人数为13人）来到230厂开展工作，丁南昌、李培基、解治哲、徐云锦等和12所、一部制导专家一同参加工作，精度分析统计组任务主要有四项：一是对230厂的精度分析报告进行核对；二是对平台精度能否满足“580”任务作出判断；三是协调平台精度指标；四是确定“580”任务用的陀螺稳定平台。

1979年5月10日，精度分析统计组在经过大量细致工作后，向部、院领导进行汇报，屠守锷总师和梁思礼、王德臣副总师协调了技术指标，并在承认差距、因材适用的原则下，确定了十套平台的用处，精度分析统计组的工作为平台生产和完成“580”精度评估作出了积极贡献。

故障归零讨论

在此基础上，张镰斧组织了航天最高层次的专家队伍与工艺技术的“三结合”攻关。

1979年，郑天翔部长也问起“580”任务有没有什么困难。

说实在的，230厂负责生产的惯性平台和速率陀螺仪是整个型号研制中的短线，精度高，技术关键又多，许多关键技术的难度很高，厂里和13所组织了共同的队伍，来进行技术攻关。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了保证能够及时完成平台等产品的生产任务，张镰斧来到厂里多次调查研究，发现生产中出现的大量技术关键中，有些并非单纯工艺技术问题，其中存在很多设计问题。这些问题，单纯从工艺方面去攻关是很难的，必须要加强工艺与设计的协同，而且要提高攻关指导的技术层次，这里有的难题就会涉及到基础科学原理研究的层面。

随即，他亲自邀请了七机部科技委的一大批老专家反复来厂帮助和指导工艺技术攻关。

这些老专家都是航天科技最早最老的技术专家，如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陆元九等，他们大多是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有的甚至是两院的双料院士，都有丰富的基础科学研究经验，可以说是我国航天部门最精华的科技专家队伍了。

他们在张镰斧的邀请和带领下，每周到230厂来一天，详细地听取我们攻关组关于攻关进展情况的报告，非常注意一些技术措施的细节，之后又给攻关组的技术人员们提出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思路，对工艺技术攻关进行十分具体而细致的指导，实现了航天科学事业中对基层科研生产厂、所，开展进行的最高科学家层次的实质性点对点专业技术指导。

这支专家队伍前后到场十几次，时长三个多月，直到“580”任务所需要的产品生产任务完成为止。在这种高层次指导下，230厂制造出史上精度和可靠性最高水平的惯性平台，保证了“580”任务中这个最关键的短线得以突破，也为“580”任务打下了基础。

就是因为张镰斧经常来，先后带过十多个国家级部级的大专家、大科学家，来解决平台问题，每个星期要来一次，前后来了十几次。所以“580”攻关，这个平台有几十项高难技术突破，我们厂提供了最好的一个平台，张镰斧起到了领头人的作用。徐乃明当时是230厂厂长，就是文革整顿之后的厂长。

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听取“东风五号”任务汇报时，就曾针对这类“三结合”攻关说过：张镰斧他们起到了三门特（cement）的作用。这是英文“水泥”一词的发音，意思是说张镰斧这些军人在技术工人，大科学家和技术员人员之间起到了水泥（胶合剂）的作用。

“三门特”胶合剂式的“三结合”攻关的出现，正是航天军人老干部行政指挥员领导团队的能力结构实力的最突出的体现之一，是他们为航天科学事业带来的价值导向、精神源泉、民族凝聚的功能属性，是社会主义新时代航天精神文化所涵养的“社会水泥”，是团结奋斗的社会旗帜，就促成了攻关创新性的突破，完成了任务。

（以上内容根据座谈会笔录、录音整理，有删减）

呕心沥血培养青年人才。

“三结合”攻关一点一滴地创新性建造了军队统领干部与科学家、工人师傅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相交相知、亲如一家的航天科学发展、联系群众的鱼水环境。

通过上述座谈材料，我们可知“三结合”攻关好方法，是由设计所和生产厂在“三抓任务”实践中摸索创新创造；又由张爱萍副秘书长、国防科委批示、发文倡导；宋任穷部长和部党组大力支持、落实，并积极宣传鼓励，亲自到基层指导，解决问题，大开绿灯列入政策的。

好的政策一旦定下来，就会调动基层千千万万的积极性。

没有宋任穷部长在七机部部长和部党组岗位上一锤定音的重锤力度，没有郑天翔部长和党组的延续性贯彻执行力度，“三抓任务”按计划顺利实施和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这是一整套分系统的庞大高科技集成的里程碑任务。

前因后果说清楚了，大家也就会明白了，宋任穷部长功在千秋，国士无双！

张镰斧向安全生产先进单位230厂颁发锦旗。

百岁陆元九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仍不放弃研发根除在航天发射试验故障分析中隐藏的共性疑难问题，研究、应用在任何地方、不依赖任何环境、不受任何干扰的惯性导航基础理论和系统，为航天产品揭示科技泰斗级的独到原理，为彻底消灭研制发射、改装、应用的长期隐患，提出了行稳致远的根本性解决方案，年近百岁为祖国立下了大功劳！

航天的每一次进步，都彰显科学巨匠超凡的智慧和所有航天人的辛勤传承成果，即是集体的功劳，特别有陆元九等科学家的杰出奉献。

党组织对陆元九作出“为我国惯性技术发展及应用”“在运载火箭、导弹武器、人造卫星和载人飞船的应用”和“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为代表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规划论证”“航天人才断层问题得以解决”“推动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两个突出贡献，两个重要贡献的高度评价。

良将与赤子，

“三门特”亲。

英雄，贵在命运多舛，初心使命不改。

历经坎坷严冬，陆元九依然忠贞爱国，无私奉献。

1978年首都之春，宋任穷部长力挽狂澜，率先重用陆元九。

202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为101岁的航天科学家陆元九颁授首次“七一勋章”！一举轰动全国全世界。

获 奖

虽然卢庆俊、陆元九两位老先生在八、九十年代都没有获得过国家大奖，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顶天立地的大科学家。

陆元九和张镰斧二人的名字，在宋任穷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可却都是宋任穷在七机部主政14个月时间内，一头一尾有故事，有影响，有造就，有创新的人。

而这二位，一位是宋任穷到他家里看望的人，一位是他到宋任穷家里谈话的人。

到宋任穷家里谈话的张镰斧，在“三抓任务”刚刚结束不久，即作为一名行政管理者老兵，向宋任穷老首长献上了航天部“在发展航天事业中贡献突出”一等功奖、“液体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项目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国家国防科工委在全国军工范围内颁发6000多枚“献身国防科技事业”二十八年的排序第二位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宋任穷到家里看望的陆元九，45年后，在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向他的恩师宋任穷献上了中共中央颁授给101岁航天科学家的首次中国共产党“七一勋章”大奖！

2021年，百岁陆元九荣获中国共产党最高奖章“七一勋章”。

嘿嘿！历史会说真话！

大科学家陆元九反复念叨他的恩师，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感恩。

而当我们看到宋任穷部长、书记与工人、群众、农民、干部在一起生活、工作的真实、感人情景，就会从心里感受他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长者、老人！

他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想群众之想，急群众之急，一切以人为本；正因为这样，他才可能得到群众的认可，群众可以和他拉家常，讲心里话，他才可以克服那些看起来难以克服的困难。

他就是他，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他，一生植根于群众心里的宋任穷！

宋政委与部队边防官兵们在一起。

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为七机部模范共产党员罗健夫撰写文章。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历史还会是一面镜子：那种高高在上，神乎其神，脱离群众，不切实际，兴衰成败皆在于此，天地人皆在看。

“镜下千秋史，

得失一瞬间。”

——宋任穷书法语

宋老书写的何等的好啊！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

时间和历史才是高光时刻的化身！

卢庆俊、姚桐斌、谢光选、陆元九、张镰斧等航天将士们，用航天事业大转折、大发展的“通天盖地”胜利成果，向他们的宋任穷部长敬献七星峰、浏阳河天穹那深邃广阔的虹彩星空和绚丽烟花！

张爱萍“通天盖地”书法

宋老……

平平凡凡，

轰轰烈烈。

雷鸣电闪，

琴鸣韵清。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宋任穷韵琴神姿115周年，傲哉！

共产党人宋任穷……

浏阳河九弯，七星峰念念！

开疆扩两弹，大哥风清清！

神姿怀八宝，将军意绵绵！

颂山河全音，舞长城星星！

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宋任穷韵琴神姿115周年，伟哉！



“东风五号”飞向太平洋

“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大椭圆轨道定点卫星。

宋任穷

左起：宋任穷和杨尚昆

左起：习仲勋和宋任穷在深圳。

左起：宋任穷与谢雪萍交谈。

宋任穷视察各地

宋任穷和钟月林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宋任穷在意大利访问。

宋任穷为革命先烈題字

浏阳大围山星空

长城星空

特别感谢为作者提供《宋任穷回忆录》《宋任穷画传》等多方面资料的宋京波同志、肖奋光同志，国家、湖南和江西相关单位的研究成果资料，一些研究者和摄影者发表的相关成果和作品等！

感谢！感谢！

全文结束。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