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

《幽梦影》

我的中学之始正逢“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暨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年。 当年周边好一点的中学有26中和9中，感觉最差的是24中。逐向父亲表示我想去26中或9中上中学的想法，记得父亲对我说：毛主席也就是湖南师范毕业，在那里上学也的靠你自己。无奈随大流去了24中。 太原市第二十四中学校，坐落于太原市北河湾，一幢黄白色的四层大楼是其标志性建筑，西侧有一片空地，就是操场。主楼呈倒L形，校园不怎么大，占地面积比我们新村小学差多了。 一、初39班 报到那天，我被分配在初39班，班主任是樊贞洋老师并兼教语文课，女同学周晓兰担任班长。 匆匆几十年过去，对着照片回忆，有些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叫不上名字来了。记忆被无情的时间删除了许多，大脑皮层里附着的那段青春记忆已留存无几，再也恢复不了青春的出厂设置。照片没有色彩，没有滤镜和美颜，更没有后期制作，有的只是一张张稚嫩脸庞的青春。当同学少年成了旧照片，旧照片也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忘不掉的青春回忆... ...原来我的青春还活在这些黑白照片里。 前排左起：赵？颜岳湘萍？？？王晓玲？？？韩晓燕 ？？？ 二排左起：王丽萍？？？魏晋萍冀桂荣？？？樊贞洋白丹段改玲赵凤英？？？任爱萍金丽娟？？？ 三排左起：何树生李虎林杜成明王迎春郭祥田秦宝生常纪生苏军栗卫刘海林？？？？？？张河围 四排左起：？？？李凤云李建萍周晓兰何国萍任春蓉徐花孙红玲王效丽？？？康荣娇？？？郑秀梅杨戌生 五排左起：邵永起邱国雄梁建强陈涛张国毅王汉青郝俊林？？？？？？赵正？？？刘忠元 那个年代，大多数同学家都住在平房，忽然能在有日光灯和暖气的大楼教室里读书，可谓是“天堂”了，大家在楼道里嬉笑玩闹，高兴的不得了。校园西面隔堵墙，就是铁路。火车经过的时候，轰隆隆的响，不过同学们很快就适应了。 从家到学校，也就是3公里左右，当时我骑一辆天津产双喜牌的旧自行车上下学，10来分钟就到，有时候也随要好的同学步行往返。不知道多少个或明或暗的清晨，从职工新村出发，沿着北沙河走过，走进校园，走进教室，走到熟悉的座位，按部就班的开始了一天看似周而复始的中学生活。记得我们39班教室在三楼，紧挨着楼梯口。 放学铃响起后，刹那间人去楼空。离开书本，用大把的时间享受着玩耍带来的自由。唯有几个轮流值日的同学，留在教室里打扫卫生。 记得有一次，借着邱国雄和常纪生修理班里座椅板凳的好人好事，我写了篇作文，樊老师在班里进行了朗读，不知是表扬他俩还是表扬我？不过还是极大的鼓舞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 当年，课外书刊不像现在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但也走马观花式的读了不少。后来因为眼睛近视的缘由，大部头的书就不怎么读了，转而注意起中短篇小说，当然还有同学间偷偷摸摸传看着的《绿色的尸体》、《曼娜回忆录》和《少女之心》等手抄本。一谈论此类故事，所谓“差学生”秒变眉飞色舞、才华横溢，直接碾压那些专心学习的“好学生”。 常纪生属于“调皮捣蛋”的同学，因为他父亲在单位担任领导，樊老师对他特别好。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在北沙河里清理污泥，挖出一颗高射枪子弹，常纪生拿起就往樊老师的两腿间比划，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也只有常纪生这小子敢开老师这样的玩笑。樊老师好不尴尬，一个劲的用带点四川口音的普通话笑骂着“调皮捣蛋”的常纪生。 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男女同学虽然说话少，但却也是春心萌动，静水流深，那些属于青春男女们的“小心思”大家都有。毕业多年后才知晓，我们39班成就了三对姻缘，他（她）们都属于情商高胆子大的同学。对于那么熟悉的同学，真佩服他们也下得了手。 二、高19班 上高中了，我们从三楼升到了四楼。刚开始我被分在高18班，待了没几天，又莫名其妙的被学校安排到高19班学习。后来才知道，高19班是学校专门设立的所谓“文科班”，原初39班好像只有我、王效丽和陈涛同学被选到了这个班。班主任是教语文课的梁克恭老师。据说文科班的学习全凭死记硬背了，我的记忆原本就不怎么样，我只好多看多读多理解的去记忆了。 高19文科班同学名录：团支部书记王云仙班长廉仁斌 女生（21人）：王云仙李玉霞康桂萍何英董培英王效丽王珍焦晓玲巩凤莲王富丽王月爱白新梅王秀婵郝建华王津平张喜梅张改香尹栓兰张锦萍王吉福徐春香 男生（11人）：廉仁斌郭建华李满喜王迎春陈涛秦应平胡秀武王印贞卢春雨田春伟赵春山 不知是哪位老师说过：初中学的是这是什么？到了高中还是那些知识，学的是这是为什么？“这是什么？”没记住，“这是为什么？”也就懒的探究了。 上了高中到了文科班才有的晚自习，是一天班里最热闹的时候，教室充斥着文言文、英语单词、世界观，方法论，地形图的声音，同学们的脸上好像都写满了专注。 只记得有一天上晚自习，我们坐在后排的陈涛、郭建华、我、田春伟和廉仁斌等几个男同学贫嘴逗乐，记不得是哪个调皮的家伙了，竟然冒名女同学偷偷的给廉仁斌递“纸条”，约定晚自习后的约会地点，廉班长知道是有人在戏弄他，竟然在教室里嚷嚷出来，逗的大家哄堂大笑，影响了认真学习的其他同学。梁克恭老师知道后，把我们叫到教研室，好一顿貌似严厉的批评教育。 那时业余生活没有如今这样的丰富多彩，既无电脑，更没手机，尽管学习生活枯燥乏味，但我们还是成天傻乎乎的乐呵着。梁老师经常悄悄的站在楼道里教室后门的门洞了隔眊，玩的不像话了就把我们几个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好像梁老师的训话对我们无济于事，大家并不怎么害怕。 记不得当年高中毕业时为啥没有毕业照，只是我们少数同学自发组织的照了一张留念照。 三、我的老师 那时候，大多数老师是优秀、敬业、负责任的。授课认真规矩，态度严谨无可置疑。对我们是又爱又恨，爱是对我们寄予厚望的孜孜不倦，恨是对我们恨铁不成钢的谆谆教诲。岁月不饶人，很多教过我的老师确实是记不起来了，但只要一提到名字，我就会想起他（她）们的容颜。 樊贞洋老师，操着四川味的普通话，那个“凤头、猪肚、豹尾”六字作文箴言，就是从樊老师那里学到的。当年在学校，樊老师送我一本他和师母李玲合著的《现代汉语虚词》，甚是激动。工作多年后与樊老师再见面时，又送我一本他和师母合著的《汾河侧畔并蒂莲》,尤感亲切。 梁克恭老师，好像是说一口地道的太原话，一副什么也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们不怎么严厉更没有什么架子。对于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那点“小心思”，对于同学间男欢女爱的那种浪漫事，梁老师还是比较开明和通情达理的。 郭文才老师，那时候，他偶尔做我们的语文代课老师。衣着朴素，不慌不忙，慢悠悠的样子。上课的时候，总是让同学们准备个锦句摘抄本，每每还启发性的教导那么几句名人名言，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就是鲁迅先生的：“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郭老师虽然没教过我几天语文课，又不是我的班主任，但经常不失时机地赞美我，鼓励我，并将由他主编的一部《成语选释》工具书专门送给我，给了我无数的自信和积极向上的动力。后来郭老师在《语文报》做编审时，又专门托人送我他的散文集《三色花》、《寸阴集》等书刊。 李学敏老师，时任24中教导主任，一个满头白发胖乎乎的和蔼老头。据说是从太原9中调过来的教导主任。上高中在文科19班高考备战时，因为我的外语和数学成绩太差，曾经专门把我父亲叫到学校，提出给我“吃小灶”补课，尽管如此，愚笨的我还是在高考时辜负了老师们对我的良苦用心。 郭明浩和王宜立是两位美术老师。当时学校成立有美术组，不同年级的成员有武斌，我，毕艳涛、李惕修等同学。我学石膏像素描、人物速写、静物写生和构图透视等美术基本功，也就是上中学时在美术组里系统的学习过几年。 庞斌太老师有些严厉，记不得是教授化学和物理来，只记得是一个脾气很厉害的老师，他姑娘庞书宁在我们39班隔壁40班里读书。 沈红老师，是40班的班主任，教英语，好像是北京人。身材苗条，秀丽中透着文静。 郑金水老师记不得是教音乐还是体育的了？只记得他用“金水”作为笔名，经常在《太原日报》和学校教工墙报栏发表散文诗词作品。 张尔敏老师，一个温文尔雅的政治老师。参加工作后我专程回了趟24中看望老师们，遗憾的是好多老师已经调走了，只是见到了张老师。 四、我的高考 高考，现在看来是一个让很多家庭纠结的紧张话题。1980年，国家首次试行高考预选，也就是想参加当年高考的考生，必须先报名参加预选考试，如果不幸落选，将不具备参加高考的资格，提前“出局”。好在我们当年是试行，其实就是一个摸底考试。真正实行是从第二年开始的，要不我早提前“出局”了。 当年，我们好像没有像现在那么多教辅资料和题海战术，更没有节假日补课，学校老师们只是从订阅的很多教辅材料中，选出有难度的试题，刻在蜡纸上，再用手推的油印设备一张一张的印成练习卷，很耗费臂力，老师有时会叫上同学去帮忙。印好的试卷上有一种淡淡的油墨香，答完题后手上会粘上黑色的油迹。 考前一个多月的预选考试，我因发挥欠佳，成绩不怎么理想，自己就放任自流了，在正式高考前的一个多月里，书也不看了，纯粹就是漫无边际的玩，这也最终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 现如今回想起当年的高考，我好像政史地和语文还能得到些分数，自以为政治学的好，全靠其往上拉分，以平衡我最差的总是不及格的英语和数学。只因为没有按标准答案条理性的答题，只是理解性的扩展，尽管当时答案密密麻麻写满了试卷，但阅卷老师不会给你太高分数，以至于才考了80多分。 人生有时候是比较戏剧性的，参加高考后，记得太原警察学校招办的老师还骑着偏斗摩托车到职工新村家里面试我这个文科生，当时还扳了手腕，以测试我的体能。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母亲唠叨说：将来毕业做警察不安全，能不能调整个学校？为此，父亲专门去找了位于五一东街省军区二招楼里办公的省招生办负责人，把报考志愿调整到了山西省忻县商业学校。听说学校不在太原，母亲又担心将来毕业了能不能回太原，听说是社来社去，母亲才放下心来。拿到录取通知书去学校报到的那天，已经是学校开学一个多月了。 五、我们这一届 记得我们这届初中从初37——44，共设八个班，分别来自职工新村、小枣沟、享堂和敦化坊小学。记不清后来为什么把38班和42班撤销了。到了高中是高18——21，共设四个班，其中19班是文科班，20班属理科尖子班。 那时中学生的我们没有校服，更没有名牌，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女生大多穿着的确良的格子裙或腈纶的连衣裙。男同学的时尚，则是军装、军帽或背个军用小挎包，洗的绿白绿白的，往身上一背，很是得意自豪。 据说我们80届四个班的高考，在24中高考历史上录取人数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年我在高考8.4%录取率的情况下迷迷糊糊的考上了学校，现在想来，我是幸运的，起码是毕业后包分配找了个工作。如果按现在高考90%的录取率折算，我就是985大学生了。哈哈，没有如果，自我安慰一下而已。 当然，许多同学没有考上学校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也许后来的生活比我们考上学校的活的更滋润更风光。毕业后，有的同学走进了军营，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个别人甚至成为部队里的小首长。有的学开车，有的打工做生意，早早的上班为家里挣钱，如今现在不少同学也是小有名气的老板。初40班原班长隋立振就曾开玩笑的说我，你白白上了几年学，退休养老金还没有我们没上过学的高呢。嘿嘿，天道不公！ 现在许多校友同学提起来，当时他们在24中知道并认识我，是从校学生会板报开始的。那时，因为我在美术组，被选为校学生会宣传部干部，负责校学生会板报的主题规划，板式设计，内容选取和插图美化等工作，只可惜配合我书写板报文字内容的那些同学们都是些谁来？真的是想不起来了。 我们这一届没有和我同在过一个班，毕业多年后与我相互来往的校友中，不乏人中龙凤，睹如：隋立振、禹崇舜、乔建伟、刘寅先、赵利刚、张宝林、赵广慧、岳春生、秦慧民、杨海亮、张海旺、许修宇等等。哦，对了，我们这一届还有个叫张丕荣的同学，人家现在是大画家。同学聚会时他还开玩笑的说我，你在学校时比我强，只是后来没有走了画画这条路。嘻嘻，造化弄人。 在此，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同！ 六、我的中学遗憾 中学四年（初一在小学戴帽一年，24中初高中各两年），总体来说我是幸运的。但也有不少的遗憾，那就是自己当时做为一名中学生，迷茫大于执着，原因或许都记不得了，感觉当时目标导向不明确，更无理想信念。尽管在求知欲旺盛的年纪，碰上了国家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许是受区域环境或地理位置亦或是信息闭塞加之自己拙笨懒惰的缘由，外界形势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四年中学，我感觉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貌似平淡的麻木。 究其以上遗憾的原由，其实我在学习上最缺乏的就是进取心和自觉性。现在看来，一个人最遗憾、最悲哀、最可怕的又是这种进取心和自觉性的缺失。一个人如果自己没压力没动力甚至没毅力，一昧的强调环境，强调条件，这些理由全都是苍白无力、自欺欺人的谎言。 中学四年，或许是因为没有什么让人心潮澎湃的故事，现在偶尔听到《同桌的你》那首老歌，不知为什么愣是想不起来《同桌的你》是谁？中学四年都同桌了些谁？在此说声：对不起，同桌的你。 中学四年，因为没有“以梦为马”，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总以为时间没有尽头，也根本不知道珍惜时间，珍惜学习机会。现在知道了，时间的确是没有尽头，但我们有，青春有。 中学四年，在我的一生当中是短暂而又青涩的，但我对那段中学生活仍然是非常的怀念，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都永远那么纯净真实。 至此碎片式的拉杂造句5000余字，也只能是表达表达我形而上的个人情怀而已，所谓敞帚自珍。以致敬我的中学！ 感恩相遇，青春万岁！ 2024年6月30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