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上）国宝文物和夏商周

青山绿水披霞光

从第一次访问当时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到今天写游记已经43年了，亲眼目睹了博物馆和这个国家的一起发展的历程。国家博物馆一直是我喜爱的地方，不过现在去参观越来越难了，每天都是人山人海，预约也是早就售罄。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历史和文化，真是一件好事。 国博是中国排前三的博物馆，收集了140万件自新石器社会以来的出土文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百科全书。它的藏品略少于故宫博物院，但是其对中国历史里程碑的记载是最全面的。国博现有23件国宝级文物，均是各个朝代变迁和中国文明发展的珍稀物证。这23件文物几乎全年都在公开展出，起着教育普及的作用。反观故宫，虽然拥有39件国宝级文物， 但是以书画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是不展出的（例如：清明上河图）。故宫收集的不是文物，而是有名气的收藏品。 到了北京，一定要去国博。为了方便短时间内游览，首先重点介绍23件国宝级文物，让你穿越回远古的时代，和盘古一起开天地，和大禹并肩疏洪水。手握越王青铜剑，跨下唐宗飒露紫。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仰韶文化(5000BC-3000BC)，1978年河南临汝出土。陶缸外壁彩绘有鹳，鱼，石斧等形象。鹳首挺立，被它衔住的大鱼则身体僵直。石斧可能是权力的象征。图中的鹳鱼分别代表了两个部落，在部落战争中，鹳部落战胜了鱼部落。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5000BC-3000BC)，1958年陕西华县出土。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的特征和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5000BC-3000BC)，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为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对称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 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3200BC- 2000BC），1973年青海大通出土。盆内壁绘有手拉手跳舞的三组人群。这组图案真实地反映了先民们在重大节日时群舞的热闹场面。距今2万年前，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了目前世界最可信的最早陶器。（捷克30000年前的陶器没有经过严格论证，而且先进的造型在考古界颇有争议）。距今9000年时，浙江 “上山文化”出土彩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距今5000到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是中国彩陶文化的巅峰。 裸体浮雕彩陶壶，马家窑文化（3200BC- 2000BC），1974年青海乐都出土。该壶融浮雕和绘画于一体，裸体人像下腹塑造出有生殖器的形象。一般认为这是男女同体的崇拜物，彰显沟通天地和人神的能力。其图案装饰表明这是专门用于祭祀或者葬礼用具。 船型彩陶壶，仰韶文化(5000BC-3000BC)，1958年陕西宝鸡出土。彩陶壶为盛水器，外形恰似一个独木舟，壶身绘有渔网似的网状图案。这是新石器时代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印证。 玉龙， 红山文化（4700BC-2900BC），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玉龙躯体卷曲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的很多遗址都发现有龙形的遗存。根据商代甲骨文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该玉龙最符合这种特诊，它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 后母戊鼎，商王武丁时期（1600BC-1100BC），1930出土于河南安阳。后母戊鼎因其腹部铭文而得名。鼎的造型方正，雄伟庄重。鼎重832.84公斤，是目前已知最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后母戊鼎因为其庞大而雄伟的造型和重量，对于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筑充形等一系列工艺过程都有着极高的技术要求。它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加工业和科技发展水平。

“利”青铜簋， 周武王时期（1100BC-BC）， 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内底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 (木星) 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 牧誓”,”逸周书 世俘”等古籍的记录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的可靠性。利簋是目前位数不多的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 盂青铜鼎，周康王时期 (1100BC – 771BC)，相传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出土于陕西郿县。出土后，几经辗转，1951年由潘祖荫家将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59年藏于国家博物馆。大盂鼎雄伟凝重，是周朝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叙了周康王23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和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沉湎于酒以致亡国之事。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追述的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 酒诰”等传世文献吻合，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是难得的大篆经典。

“虢季子白”青铜盘， 周宣王时期（1100BC-771BC），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在陕西宝鸡出土。该盘内底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和猃狁作战，斩敌500，俘虏50。战后，周宣王宴肴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奖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青铜器，它的记述和“诗经”的“采薇”，“出车”，“六月”所记历史互为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子龙”青铜鼎， 商后期（1400BC-1100BC），传为19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其征集收回。子龙鼎因为腹壁铸有铭文“子龙”二字而得名。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有饕餮纹，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体积最大者。“子龙”可能意指铸鼎人。 四羊青铜方尊，商代晚期（大约在1100BC）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这个方尊是青铜礼器和祭祀用品，它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尊四角各塑一羊，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西周初年的“天亡簋” (1046BC-771BC)，道光年间(1821-1850)出土于陕西眉县。簋是远古时期的食物盛器。该器内底铸铭文8 行78 字，记述了乙亥日，“天亡（王）”辅佑周武王祭祀周文王和天帝。作器者 “天王” 受到武王嘉奖，因此作器纪念。据推导“天亡（王）”可能是太望，就是 “太公望” 姜子牙。历史上，姜太公与姬姓周族部落联合攻灭了商，建立了周王朝。姜太公后来被分封到齐地，成为齐国的始祖。天王簋在“利簋”解读以前，作为周王朝断代的物证。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战国魏（403BC-221BC），1951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带钩是古人系腰带的挂钩。这件带钩是魏国王室用品，银质鎏金，两端铸成浮雕式兽首，两侧为长尾鸟。勾身正面嵌3块白玉，玉块中心各嵌一粒半球形蜻蜓眼琉璃珠。勾头为白玉琢成的雁首形状。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十分精湛，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滇王之印” 金印， 西汉（202BC-8AC），1955年出土于云南晋宁。此印为金质， 蛇纽。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史记 西南夷列传” 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西汉（202BC-8AC）， 1955年出土于云南晋宁。此器为桶形，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盖上铸有一间干烂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房屋内坐有一位主祭人和周围16面青铜鼓。主祭人周围都是参与祭祀的人，前面摆放祭品。平台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后面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人，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该器结构复杂，表现的元素细致而逼真，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展示了当时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对研究西汉时期西南民族的风俗和文化有极高的价值。 三国 (220AC - 260AC) 东吴 “青釉虎子”， 1955年出土于南京东吴古墓。这看是平常的一个瓷器，这么就会成了 “2013年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录” 的超级国宝呢？ 因为在它的腹部 （位于相片的反面）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这清楚地标定了该器物的年代为“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它是有确切年代标记最早的中国瓷器。它也是流传至今稀少的三国时期文物。其造型和制作的工艺品质都证明它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青瓷莲花尊， 北朝（386-581），1948年出土于河北景县。莲花尊以仰覆莲花为主题纹，辅以宝相花，团龙，兽面等纹饰。运用了模制堆贴，镶嵌，刻化等装饰手法。该尊装饰繁缛，釉层凝厚，为北方青瓷精品。 隋代 (581-618) 绿玻璃小瓶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李静训 (隋炀帝的曾外孙女) 墓。该瓶为扁圆形，器壁很薄，透明度高， 通体绿色，用于盛放香料。中国传统的玻璃制造起源于战国时期，采用不同于西亚的铅钡玻璃技术，玻璃透明度不高且不耐用，在西汉才有玻璃器皿出现。魏晋以后，西亚技术（吹制玻璃）和原材料 (钠碱)开始进入中国。这件玻璃制品就是采用钠玻璃技术在中国本地制造的（根据瓶型判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解说词中把这件玻璃瓶解读为中国的铅钡法制作的， 根据这件玻璃的透明度，这是有误的，应该纠正。即使这样，也证明了这件器皿的重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玻璃制造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隋代 (581-618) 绿玻璃盖罐，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西郊李静训墓。该器皿为绿色玻璃制成的扁圆形鼓腹园瓶，为盛放香料用。它采用西亚传入的纳钙玻璃和吹制技术在中国本地生产。与它一起从李静训墓中出土还有另一件绿玻璃小瓶，被认为是隋代玻璃的精品，它们是研究中国玻璃技术发展的关键物证，所以在2013年一同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佣，唐开元11年（公元723），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在昂首挺立的骆驼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 孝端皇后凤冠， 明万历 （1573-1620）， 1957年出土于北京昌平定陵地宫。风冠主人是孝端皇后，因其生前无子，故引发了是立长子朱常洛还是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的国本之争。这是万历朝成为明朝历史上由治转乱的转折期。 镂雕璇纹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4200BC-2500BC), 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这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大汶口后期，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等级分化。在遗址墓群中，大量的墓室没有多少陪葬物，但是少量的却有大量的陶器，骨器，石器等。 青铜刀，马家窑文化（3300BC-2700BC），1970年代，在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北的林家遗址出土。经过出土所在地的文化层经碳十四年代测定约在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距今至少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将我国青铜工艺品的制造历史整整向前拉了1000年，因此它被誉为“中华第一刀”。 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4200BC-2500BC), 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该壶制作精致，壶身有三耳，可以穿绳用于悬挂。 薄胎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2500BC-2000BC), 1975年出土于山东胶县。黑陶高柄杯是龙山文化典型的代表物。陶杯通体轮制，器壁薄而均匀，采用特殊工艺渗碳。它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制陶瓷技术，也是对陶瓷西来说的否定。 镂孔陶器座，王湾三期文化(2500BC-1900BC), 1960年出土于河南洛阳。此器宽大，造型稳重，很可能用于礼仪活动。龙山晚期是中原二里头文化重要源泉，这件陶器的式样和风格和后来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有明显的文化传承。 玉琮，良渚文化(3300BC-2200BC), 1987年出土于浙江余杭。 陶水管， 造律台文化 （2500BC-2000BC）， 1980年河南淮阳平粮台出土。平粮台古城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距今已有4600多年的历史。这一遗址是宛丘之地，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非中央集权情况下合作完成的复杂工程之一，特别是其陶瓷排水系统被确证为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市政设施。 彩陶鼓，马家窑文化（3200BC- 2000BC），1986年甘肃永登出土。陶鼓鼓面有一圈乳钉以便于梦包兽皮。 牙雕风鸟匕形器，河姆渡文化 （5200BC-4200BC）， 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此器由象牙雕成鸟型，形象生动，可能是宗教仪式使用的用具或者装饰品。 孕妇陶塑像， 红山文化（4700BC-2900BC），1982年辽宁喀左出土。该塑像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的宗教祭坛附近，代表了生育和繁殖的理念。 陶纺轮，河姆渡文化 （5200BC-4200BC）， 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纺轮是捻线工具，这代表至少在6200年前，中国已经有纺织工具出现。

陶纺轮，仰韶文化 （5000BC-3000BC）， 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纺轮是捻线工具。

小口尖底陶瓶，仰韶文化 （5000BC-3000BC）， 1958年陕西宝鸡出土。一般认为，小口尖底陶瓶是一种吸水器，利用重心原理，可以方便地从河流中取水。 交错三角纹彩陶壶，仰韶文化 （5000BC-3000BC）， 1958年陕西宝鸡出土。 黑陶罐，龙山文化（2500BC-2000BC），1975年山东胶县出土。龙山文化时期，转轮制陶已经普及，器形规整，器壁均匀。经过打磨，陶胚表面光滑。陶胚烧透后，在窑中加入湿材产生浓烟。由此产生的碳粒聚集在陶器表面，经过冷却固化在器皿表面，形成了通体黑色发亮的黑陶， 这是龙山文化制陶的特色工艺， 也是古代中国独有的制陶技术。 蚌塑“龙虎”墓，仰韶文化 （5000BC-3000BC）， 1987年河南濮阳出土。此墓为一壮年男性，身体两侧分别用蚌壳堆出类似龙和虎的图案。这也说明了远古时期，一些大型动物可能是力量的象征。 玉琮，良渚文化（3300BC-2200BC），1958年征集。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重要的礼器。被古人认为是一种通天的法器。上部较大内圆的结构象征着天，下部较小且外方的结构象征地。 玉器的四边还有兽面纹。 玉人，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人雕塑头戴箍形束发器，身穿交领长袍，缘长至脚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向后人展示了商朝贵族的服饰，对研究当时的文化很有价值。 “盠” 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眉县出土。 这件青铜驹尊的胸盖部分铸有铭文，记录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赏赐作器者“盠”两匹马驹。盠为感谢王恩，特铸造该器告知先祖。具“周礼 夏官”记载，执驹礼小马离开母马，开始系马具所行之礼。 虎纹青铜铙，商后期 （1400BC-1100BC），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的打击乐器。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 （1400BC-1100BC），1957年安徽阜南出土。该尊腹部具有三组“虎食人纹”，这种纹饰在商后期十分普遍。关于其含义至今还在争论。该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远古时期，安徽地区属于淮夷聚居地，该青铜器的形制和纹似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青铜罍，西周早期 （1100BC-771BC），1980年四川彭县出土。该器为酒器，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均属于周人的代表性纹饰。这件器物并非蜀文化自身，或者吸收周文化的蜀制品，应该是文化交流的物品。剧“尚书 牧誓”记载，古蜀国参与了周人灭商这个历史事件，这件青铜器很有可能是蜀人征商胜利班师回朝带回蜀地的战利品。 青铜尊，商晚期 （1400BC-1100BC），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夔龙形扁足青铜鼎，商晚期 （1400BC-1100BC），1974年江西清江出土。今天的江西是商周时期越人的聚居地。该鼎具有明显的商文化特征，鼎耳的伏虎装饰则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是两地文化交流的反映。 青铜人首，商（1600BC-1100BC），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宰丰”雕花骨柶，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5月的一根兕肋骨。河南安阳出土。骨一面雕刻有龙纹，饕餮纹和三角纹，并嵌绿松石。另一面刻有28字，记述了商王在麦田狩猎捕获兕。铭文风格和商代甲骨文不同，而接近商代末年的青铜文。 卜骨，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河南安阳出土。卜骨刻有卜辞，内容涉及土方，貢方入侵。右边的卜骨记述了北方有北国分别于甲辰和戊申日征伐蚊地，俘虏31人。
卜甲，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河南安阳出土。内容均为占卜和祭祀。 虎纹石罄，商后期 （1400BC-100BC），1950年河南安阳出土。八音是中国古代对乐器的分类方法，即通过金，石，丝，竹，鲍，土，革，木八种材质对乐器划分。其中石雷乐器称为罄。该罄具有5个音阶。 青铜编铙， 商后期（1400BC-100BC），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打击乐器。
禹青铜鼎， 周厉王时期，1942年陕西岐山出土。器内壁刻有207字，记叙噩侯驿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驿方。铭文是研究周王朝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不萋”青铜鼎盖，周宣王时期（1100BC-771BC）， 器盖内铸有铭文，记叙猃狁犯周人西部边境，不萋受命抗击，获胜后得到赏赐。 “颂”青铜壶， 西周晚期（1100BC-771BC），颂壶颈部内壁刻有铭文，记叙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礼仪，内容，赏赐等具体内容。这些资料可以与“周礼”，“左传”等典籍有关记载相互印证。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盠”青铜方彝，西周中期，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铭文记叙了周王册封“盠”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空，司马。反映了西周的军事体制以及官制，极具历史价值。从艺术上看，有别于同类的器皿，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装饰性。从建筑上看，可以了解西周的宫殿建筑结构。
玉簋，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簋质地为玉，腹部饰雷纹，装饰有4条扉棱。 双性玉人，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裸体，双面雕刻，一面为男，一面为女。通体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
玉凤，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该玉凤质地为青玉。采用阳线突出轮廓的浅浮雕技法雕成。其雕琢工艺和技法与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极为相似， 有推测认为可能是前代遗物。
“妇好”青铜鸮尊，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鸮尊的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铺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这件器皿可以是商后期青铜造型艺术的巅峰之作。 “妇好”青铜三联甗，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甗的功能相当于现代的蒸锅。
“妇好”青铜偶方彝，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该方彝形体巨大，为两件方彝的连体。造型采用庑殿顶状的宗庙建筑。反映了当时重檐式殿顶建筑结构。
“作册般”青铜鼋，商代末期（1400BC-1100BC），具有极美的艺术造型，是古代中国青铜艺术的极品。不同于商周其他青铜器，“作册般”青铜鼋以造型为目的，鼋头伸缩，四足探行，尾巴摆动，仪态活灵活现。鼋背插入四簇，背甲铭文记载了商王射鼋四箭全部命中的事件相契合。这使得该器成为历史事件的印证，给后人生动呈现出当年商王田园席射的场景。 “王令众人曰协田”刻辞卜骨，“王令众人曰协田”刻辞卜骨，商武丁时期（1600BC-1100BC），河南安阳出土。文中“协田”二字是指春播前在天地上进行翻耕。这片卜骨辞反映了商王对农业活动的重视，对具体的农业活动进行占卜。
涡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3200BC-2000BC），1956年甘肃永靖征集。此陶罐画以精美的大小漩涡，整体外表精美匀称，是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治水成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禹死后，其子启继位。至此，传统的“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所代替，中国出现第一个王朝 “夏”。夏人主要活动于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是目前探索夏人文化历史的主要遗存。 中国最早的大禹画像出自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的汉画像石。画面上的大禹面左身右、衣着朴素、左手平伸，右手持耒、头戴斗笠。画像左侧题刻：夏禹长於地理，脉泉知阴，随时设防，退为肉刑。这幅画像完美地表现出了大禹平治洪水、为民谋利的帝王形象。 青铜爵，二里头文化（1900BC-1600BC），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已知出现最早的青铜酒器。二里头的青铜爵在文明史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青铜器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代表了时代的文化，科技的发展水平。青铜爵不同于刀剑镜等扁平物件，它的出现代表了科技和制造业的一次划时代飞跃。
青铜爵和青铜斝，商前期（1600BC-1400BC），1953年河南郑州出土。
青铜鼎和青铜斝，商前期（约1500BC），1974年湖北黄陂出土。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1400BC-1100BC），1957年安徽阜南出土。该尊肩部装饰有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是商代淮夷人聚居地，此地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明显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三星堆发现的“龙虎纹尊”也和商文化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青铜面具，商（1600BC-1100BC），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鸟型青铜yi（瓢），春秋燕国，1952年河北唐山出土。 “秦公”青铜簋， 春秋秦国，1921年甘肃天水出土。该簋盖有54字铭文，器内有51字。记叙了秦国祖先已建都12代，作器者要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
“栾叔”青铜缶，战国楚， 199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此器盖和腹部均有铭文，记叙了此器用于祭祀祖先，祈求保佑子孙后代。“栾叔”青铜缶的错金工艺在青铜制造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方法是在青铜表面錾刻出浅槽，然后嵌入金银并且打磨。
熊悍鼎， 战国楚，1933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该器鼎身及盖口工刻有62字。记叙了楚幽王时期，楚国打败秦军。熊悍及楚幽王。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国，河南辉县出土。器内12字记叙了此器是吴王夫差自作用鉴。鉴是一种水器。
“王子午”青铜鼎，春秋楚国。1978年河南浙川出土。铜鼎腹内84字铭文，记叙了王子午（楚襄王的儿子庚）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此鼎一套共七件，这是其中最大一件。其铸造采用了焊接技术，焊料合金含锡金98%，硬度极高。铭文采用鸟篆，是汉字艺术化的开始。
兽耳青铜壶，春秋晋国，山西侯马出土。 嵌松石青铜钫（酒器），战国，1957年河南陕县出土。
错金银马首青铜軏（yue），战国魏国，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軏是车辕顶端装饰。这件马首形的铜器采用错金银工艺装饰毛纹和麟纹，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是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菜侯申”青铜方壶，春秋菜国，195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菜侯申是春秋时菜国国君。 虎纽青铜罍，春秋郑国，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
青铜冰鉴，战国曾国，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冰镇酒的器具。这件铜器堪称世界最早的冰箱，这也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甘斿”银yi（瓢），战国时期，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银制品。可能出土于洛阳金村古墓葬。该墓大部分文物被贩卖到国外，所出物金美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