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家

王喜鑫

说起我们这一家，还得从1985年春节的这张全家照讲起。

1985年，我刚满7周岁多一点，在这个大家庭中是孙子辈的孩子。这张照片是在我们牛耳河小学校的会议室照的，我至今还隐约记得当时照相的情景，那时我和铁旦哥（大姨家的哥哥）最是要好，照相的时候我必须和他站在一起，而且挨着特别近，摄像师几次提醒我不要靠着太近，可最后拍出来的照片中我还是紧紧靠在哥哥的身边。闲暇时每每翻看这张照片都会感慨万千，感谢命运让我成生长在这个幸福的大家庭，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值得庆幸的是照片中的家庭成员，除了二位老人（姥姥、姥爷）离开了我们，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在各自的城市中平安快乐地生活。

我的姥姥、姥爷

我的姥姥是蒙古族人，她常跟我们讲，她的老家在呼和浩特大草原上，她原是蒙古族的格格，只是记不清是正黄旗还是镶黄旗了，身份很是特殊。我的姥爷曾是骑兵连长，转业后便投身到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中。他和姥姥是经组织安排走到一起的，婚后共育有七个儿女。

我从小是由姥姥带大的，在孙子辈里，我也是姥姥最疼爱的孩子。在我四五岁时，还记得常有从金河和根河来的调查人员找姥姥，了解 “文化大革命” 期间她被迫害的事。每次说起这些，姥姥都会伤心地哭诉，那时我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却也跟着大哭。

大概从五六岁开始，我便能自己和邻居家的小朋友出去玩了，常常一玩就是一整天。那时，姥姥和姥爷都已退休，他们每天的娱乐活动就是打麻将。那时的麻将还是手工制作的，我至今仍能零星记起制作麻将时的情景。记忆中，一起打麻将的有黄姥爷、顾姥爷等人。其中，黄姥爷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总是戴着一副老花镜，后来他儿子在我初中时教我们物理，我不记得他的大名，只记得那时学生和老师都叫他 “黄五”。黄老师说话有点结巴，但讲起课来特别精彩，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还记得他对我格外关照，因为我不爱学习，他多次找我谈话，还提到他父亲和我姥爷是好朋友，我们两家是世交。这或许就是我对黄姥爷印象格外深刻的原因。至于对他们打麻将的场景印象深刻，则源于一个小故事。那时候的孩子身体比较皮实，在外面玩耍难免着凉生病。当时的条件有限，不用吃药打针，通常是找人用针扎一扎、放放血就好了。老一辈人把这种病称作 “攻心翻”，这种病当时真要是到医院去看，还不一定能治好，大家都是用这种土办法解决。我小时候特别容易着凉，每次犯病，都是姥姥给我扎针，扎完前胸扎后背，还要在十个手指上放血。最难受的是肛门里会起一个血泡，必须用针挑破，然后用鞭炮的火药或者大蒜来消毒。记得有一次我着凉发病，姥姥在炕上给我用针挑 “攻心翻”，姥爷他们在炕下玩麻将。挑完肛门里的血泡后，需要用火药消毒，可当时正值六七月，物资匮乏，实在找不到火药，没办法，只能用大蒜消毒。大蒜消毒和火药功效差不多，但火药消毒不太疼，大蒜消毒可太疼了，当时我疼得在炕上直蹦，把炕下打麻将的姥爷们逗得哈哈大笑。

姥爷是建国初期的老干部，在我们牛耳河镇商业局当局长。别看官职不大，在当地群众中却很有威信。今年回故乡时，偶然碰到一位老人，他还无意中提起我的姥爷，说姥爷是个好干部，没少帮助群众。在那个年代，我们唯一能利用姥爷职权享受的 “特殊待遇”，就是去冷库挑肉。当年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物资都由政府统一调配、统一发放。我清楚地记得发猪肉的情景，一整头猪被分成两半，按职工户数发放。因为猪有大有小，发放时以半只猪为单位计量，所以就有肥瘦之分，老百姓都想要膘肥体壮的猪，这样能多炼些油。发猪肉的时候，是我们小镇最热闹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全家出动去排队领肉，说是排队，现在想来，跟哄抢差不多。当时在冷库里发肉的是一位哑巴大叔，脾气特别不好，拿着切肉的刀在那儿呜哩哇啦地比划，还真没人敢惹他。有他在，这么多人来领福利，倒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我们小孩子见了他，心里都发怵。在发放福利的间隙，姥姥就会带着几个姑爷去冷库挑肉。平常凶巴巴的哑巴大叔，这时也会满脸笑容地陪着我们挑猪肉，这大概就是当时领导干部所谓的 “特权” 了吧。

在我上小学前，基本是在姥姥家度过的。那时，家里有两样东西最多。一是家里的药最多，姥姥没退休时，是我们医院药局的主任。在当时，职工医疗全部公费，所以我们家在用药方面更方便些。二是革命书籍最多，直到现在，我家还保留着全套的精装版《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些书籍都是姥爷在工作岗位时发的，每本书上面都盖有姥爷的名章。听妈妈说，姥爷文化水平不高，每次秘书写完讲话材料（当时都是手写的稿子），姥爷都让妈妈重新一笔一划地再抄写一遍，他才照着稿子讲话。妈妈还说，姥爷的秘书字写得可漂亮了，只是因为有点连笔，姥爷看不懂。我和弟弟相差三岁，小时候在一起总打架。每次都是弟弟把我打伤，有时脸都被他抓花了，这可把姥爷气坏了，他就告诉我找个没人的地方使劲揍弟弟一顿，直到把他打服为止，可每次我都没舍得动手。还有一次，我疯跑着玩，一不小心，眼眶撞到了大门的门框上，肿起了好大一个包。当时姥爷正好在家，又是生气又是心疼，赶忙给我揉眼睛 。

姥爷家兄弟三人，他是家中老大。二姥爷也和我们在同一个林场，他有三个女儿、二个儿子，如今我们仍有往来。三弟即我的老姥爷，家在扎兰屯的农村，有好几个女儿（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和一个小儿子。听妈妈说，他家的女儿们原本都是中专毕业生，却因超生失去了公职。最小的小舅舅高度近视，只能靠种地维持生计，家庭条件不太好。每隔一两年，他们就会到牛耳河来看望我姥爷他们。说是看望哥哥，实际上也是希望得到哥哥在生活上的帮助。那时林区的生活比农村要好很多，而且我姥爷、姥姥都是干部，能给他们不少帮助。每次老姥爷和小舅来的时候，都会带些土特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绿豆糕，这可能也是他们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

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姥姥全家搬到牙克石市生活。我记得那是秋天，我穿着毛衣，没套外套，去火车站送他们。姥姥对我依依不舍，说等我上中学，让我去牙克石上学。第二年夏天，姥爷过六十六大寿。因为正值暑假，妈妈和三姨、四姨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先去了牙克石。凌晨 4 点火车到站，由于人多，经济条件又有限，我们没坐出租车，而是坐的马车。下车后大家都很兴奋，尤其是韩乐，那时他还小，没怎么出过远门，高兴得大喊：“这么多高楼啊！” 大舅、舅妈，还有我爸、三姨夫、四姨夫随后才到。在火车上还出了个小插曲。当时大舅年轻气盛，胆子大又贪玩，看到一帮小混混在玩扑克，非要凑上去玩，谁劝都不听，结果被骗了几百块钱，舅妈气得直哭。姥爷这次过大寿，是我们家的大事，全家所有人都到齐了。这也是姥爷在世时，全家聚会最全、最风光的一次。

我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姥姥全家搬迁到牙克石市生活。还记得走的时候应该是秋天，我穿着一件毛衣没穿外套，去火车站送她们，姥姥始终对我依依不舍，说等上中学的时候让我到牙克石去上学。第二年夏天姥爷过六十六大寿，因为是放暑假我妈和三姨、四姨领着我们这些孩子先去的牙克石，凌晨4点火车到站，因为人多加之当时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坐出租车，而是坐的马车。下了车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韩乐当时还小没怎么出过门，高兴的直喊“这么多高楼了”。我大舅、舅妈还有我爸、三姨夫、四姨夫后来的，在火车上还发生一个小插曲，当时大舅比较年青，胆子大也愿意玩，在火车上看见一帮小混混玩扑克，他非要跟着玩，谁说也不听结果被骗去了几百块钱，气得舅妈直哭。姥爷这次过大寿也是我们家的大事，全家所有人都到齐了，这次也是姥爷在世时全家聚会最全，也是最风光的一次聚会。

姥爷过完六十六大寿的第二年，就被检查出患了胃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能回家静养。姥爷不太适应城市生活，因为在城里没有熟人，于是又回到牛耳河，住在我们家。我还清楚地记得姥爷在我家养病时的情形。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总有一位王老爷来我家，陪姥爷聊过去的事。他们俩都爱抽烟，一晚上能抽好几根。爸爸担心招待不周，每次王老爷来之前，都会提前备好烟。姥爷觉得王老爷太能抽烟了，心疼烟，不让爸爸准备。隔壁邻居李姥爷病逝了（我们都叫他姨姥爷），因为大家都是姥爷的老邻居，妈妈怕姥爷害怕，不让我们告诉他。那时办白事都在家里，邻居住得特别近，其实根本瞒不住，只是大家都不提。我还记得陪姥爷上厕所时，他问我是不是老李头去世了，我没吭声。后来有一天，姥爷早上起来跟姥姥说，他梦见小鬼来抓他了。姥姥赶紧找来一位老人，把姥爷的头发剪了。没过几天，姥爷就陷入昏迷，被送进了医院。这期间我去看过姥爷一次，当时大舅对姥爷说：“石头（我的小名）来看您了。” 姥爷无力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就又昏睡过去。姥爷去世时，葬礼在当地办得也算隆重。官方还召开了追悼会，好多在职和退休的老同事都来参加葬礼，由此也能看出当年的革命情谊。姥爷也算是风光地走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