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讼史钩沉之“情理裁判”案

八月雪

　　编者按：明代推官李清所著的明代判词专辑的《折狱新语》被誉为“情理裁判”典范，凝聚了古代司法官裁判既习惯于真情感悟的情感又注重遵循“天道”“真理”律法规则的裁判精神，深受百姓接受和尊崇。纵观徽州明清讼事中众多司法官推理断案，无不凸显出这种既注重案件一般合法与否规律性又洞察细微地极尽可能地考虑当地人情世故和公序良俗的特征，从而使司法裁判让当事人叩首心服。这种在尊崇法律规则基础上，从人情、世情和常理出发对案件进行论证分析，明察是非曲直，融情理于司法裁断中，即了断当事人间矛盾纠结又解开纠缠不清的心结，达到案结事了，稳定地方的司法文化传承对于当下诉源治理的矛盾纠纷化解有着积极借鉴意义。

　　明代宁波府推官李清所著的明代判词专辑的《折狱新语》曾在《婚姻·法斩事》中记载这么一起婚姻纠纷案件：因庶人陈世杰无嗣，沈海便做媒将李二木家的婢女聘于陈世杰为妾。陈世杰已“鸡皮鹤发之年”，迎娶豆蔻华年的少女原本极不相称。后因感情不和，该婢女便改嫁刘龙。媒人沈海觉得未能分沾利益，便唆使李二木到衙门控告刘龙与婢女勾搭成奸。推官李清经审理查明，婢女改嫁刘龙心甘情愿，并非李二木所称“略卖”情形，且改嫁后刘龙与婢女夫妻和睦，反思李二木与婢女婚配却属于貌合神离“恶姻缘”。于是，李清从人情世故出发，作出了如下判决：“夫主翁已为鸡皮鹤发之衰朽，而婢子犹作艳李浓艳之妖娆……以繁花缀黄叶，恐一老一少到底是恶姻缘也”，判称陈世杰同意小妾改嫁是“积阴德”的行为，李二木无事生非，遂被判处杖刑，而婢女与丈夫得以团聚，寻到自己婚姻幸福。此案审理不难看出司法官李清断案裁决对人情世故的注重。

其实，《折狱新语》中的不少案件裁断均体现出这种法理人情相融相衬特点，这种颇具人情味的司法裁判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理解，不仅需要司法官具备对人情世故细致入微的体察能力，而且还需要裁判者具有对律法规则和裁判尺度适用把握恰当的水平。徽州讼事中众多司法官推理断案就凸显出这种既注重案件一般合法与否规律性又洞察细微地极尽可能地考虑当地人情世故和公序良俗的特征。

翁婿分利”对薄公堂案

明崇祯二年(1629年),歙县籍徽商汪春旸借女婿许三让119两银钱作为本钱外出经商。最初，翁婿签订协议是包租两分起息的借贷关系，后双方将借贷关系通过修改协议变更为合本(合伙)经营关系。按照双方签订的合本(合伙)协议规定，翁婿两人应该平均分配经商盈利，但丈人汪春旸违反约定，并没有与许三让平分经商盈利。许三让便邀请同乡程华林为中人，远赴河南濮阳向老丈人索讨利润，翁婿因分配结果发生争议，程华林又“不善居间”调处，许三让一怒之下将翁丈告上公堂。

案子辗转到了歙县，由歙县县令傅岩审断。傅岩一番细细查问，认可双方签订的合本（合伙）协议有效，按照约定双方“利应瓜分”也属合理。但傅岩觉得虽然“夫人之好利情同”，可这起案件特殊在于翁婿亲告纠纷。许三让与岳丈对薄公堂，言之凿凿以双方签订的合本（合伙）协议为据并无异议，但按常理，翁丈汪春旸在原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已经说好“初议包租二分也”，怎会在借款未增加变动情形下“以议定之息再有增益”呢？

　　显然，明面上纠纷在于“增益者端为后有合本之议耳”，但作为翁丈的汪春旸之所以同意与许三让签订后面合伙关系的“合本之议”来实现“利应瓜分”，根源在于当事人的翁婿之间存在这种亲情。

况且，为了抑讼徽州知府颁布的“词讼条约”早有规定：“凡民间口角细事，亲邻可以调处，些微债负，原中可以算清者，不得架词诳告”。作为夫婿的许三让动辄将翁丈告上公堂实属“即欲曲为三让再画蛇足，其如领墨何”。

此案“事在濮而修怨于徽”，夫婿许三让仅出钱119两并不出力就来“增益”，更何况究竟是否盈利也存有疑，因汪春旸儿子记账混乱，汪春旸之妻又将错账“误授其真者，为让所执”以至于许三让公堂上“喋喋不休”据此强词夺理，对分利毫不相让。这场翁婿之争，作为夫婿的许三让案中操弄有悖于徽州传统的上下尊卑伦理规序，有“犯分”之罪，对其应以“儆”处分。

县令傅岩裁判汪春旸除前给付的二百六十两外，再增付五十两给许三让，对被告人汪春旸违反合本经营合约的过错不予追究。这起按照本案客观存在情理居中裁判不仅符合徽州传统的尊卑长幼伦理关系，而且，符合纠纷起因纠缠着翁婿亲情关系这些案件隐情的客观实际，使得翁婿双方心服口服，案件也按照“利应瓜分”约定当场兑现实现了案结事了。

　　纵观这起“翁婿分利”纠纷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作为岳父汪春旸与女婿许三让事先约定借银一百一十九两，议定利息二分，合约白纸黑字，岳父汪春旸拒绝支付事先约定的利息给女婿许三让，违约在先，按律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审理该案的傅岩并未简单了事地按照两造“是非对错”一判了之。而是在抽丝剥茧的查案中发觉翁婿之争异常之处系翁婿亲情关系隐情纠缠其中，导致合约轻易变动，且赚利与否翁丈一方并无防人之心，给了夫婿“误授其真者，为让所执”可乘之机。由此，断定夫婿精于算计而岳丈基于亲情并非斤斤计较，酿成翁婿分利之争官司夫婿责任更大。

弄清案件原委，县令傅岩释法原情，根据徽州桑梓之情、伦理规序文化传统，巧妙地借两造双方尊卑的伦理身份，作为决定案件结果的重要依据，让违约者汪春旸因其“尊者”身份，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依法维权的受害人许三让因其“卑者”身份，处以“犯分”、“并儆”。所欠红利酌情判付，这种“情理裁断”结果为众人所接受。

连环债引发的“命案”

明崇祯四年（1631年）六月，歙县衙门接到一起歙县东乡里保坊长洪希伊等“索债致死人命案”的鸣官报案：村民郑光祖在同村村民许寿老和隔壁街坊毕兴才索债打砸下被人毒害殉命，跟索债关联的债主许寿老、毕兴才、担保人陈来寿和牵连债务人王阔均有重大作案嫌疑。人命关天，歙县知县傅岩一方面立即拘传犯罪嫌疑人许寿老、毕兴才、陈来寿、王阔到案。一方面安排仵作立即对死者进行尸检解剖查明死亡的直接原因。经过一番紧锣密鼓走访调查，仵作“借殓，十指青色，仰药之故昭然”，这就是说仵作“借殓”尸检中，从死者郑光祖十指青紫颜色，断定死亡直接原因系毒药中毒所致。

街坊邻里也证实，郑光祖死前前两天，债主许寿老、毕兴才上门逼债，因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债主带来的随从“群哄其室，碎其碗”，据说郑光祖外放的外债无法收回，走投无路的他曾经流露出轻生寻死念头。郑光祖之兄郑胜祖也到堂陈述：弟弟郑光祖与债主争执被伤后，闷闷不乐，唉声叹气地自闭房门一天未出，郑胜祖觉得情形不对忙叫门不应，当胜祖让人破门而入时，见弟弟郑光祖已经服毒倒地昏迷，遂急忙叫家人将弟弟送医抢救，然而，医生全力抢救却“医之不愈，至夕而殒”。

由此可见，死者郑光祖因债主上门索债“计无所出”，又迫于“是月十五”的还债限期已至，走投无路而服毒自尽，并非他杀。不过，郑光祖的死与债主许寿老、毕兴才等上门逼债脱不了干系，《大明律》规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人致死者，罪同。并追埋葬银一十两。若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绞；大功以下，递减一等。若因奸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看来，许寿老、毕兴才等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死者郑光祖“计无所出”而感到绝望去寻了短见呢？公堂之上，知县傅岩经过细细盘问终于弄清造成这起命案原委---

原来，郑光祖、许寿老和陈来寿都是在歙县东乡同一街镇小本经营的商贩，平时大家和气生财，相互帮衬。不久前为营生郑光祖先向许寿老借一笔二百文钱外债，不久，郑光祖又找到街坊陈来寿作为中人担保，向毕兴才借三两纹银后转借给第三人王阔，形成相互牵连的三角债。郑光祖与债主们还商议约定“是月十五”对账偿还。

可是，还款日期快到期后，郑光祖毫无动静。许寿老、毕兴才、陈来寿等上门看个究竟。郑光祖说自己钱款都压在进货上，无多余闲钱来全部清偿两家的债务，提出要以王阔所欠的三两纹银本金及利息作抵，而中人担保的陈来寿怕承担连带责任，惹祸上身，死活不同意郑光祖提出的拿王阔欠款本息折抵的要求。

债主许寿老和毕兴才一再逼债索讨，甚至坐店不走，无计可施的郑光祖只能清仓兑现，可是，为数不多货款“偿毕则许怒，偿许则毕怒”，一言不合双方发生争吵，两位债主一怒之下“群哄其室，碎其碗”并且将阻拦郑光祖殴打致伤“殴则许而未行也”。眼见家中一片狼藉景象，忿怒不已而又无可奈何的郑光祖思衬自己讨债无果、无力清偿欠债又遭人殴打致伤，如此憋屈窝囊还得忍气吞声，想着还债期限即将来到顿感绝望，一念之下服毒自尽。

　　看来，这起命案始作俑者是许寿老、毕兴才威逼索债又打砸伤人所致，而作为担保中人陈来寿言而无信，唯恐担责而拒绝为欠债人王阔代偿折抵郑光祖债务是促使死者走向绝路的又一原因，无疑许寿老、毕兴才、陈来寿按律对郑光祖之死应共同承担责任。为此，知县傅岩作出判决：判处许寿老、陈来寿、毕兴才三人杖责，合力出丧葬费十两安葬死者，王阔将所欠死者郑光祖的银两归还其兄长郑胜祖了却欠债。

纵观此案审理裁断全过程，不难发现，这起普通的三角债务纠纷，最终因债主逼债演化成为债务人被迫服毒自杀的恶性案件。民转刑纠纷，官府一般按律下判即可，但县令傅岩并没有按照《大明律》“因事威逼人致死”案的律法照本宣科地简单下判，而是不厌其烦地寻根问源，查明引发“命案”起源和因果，肇事者各自责任及与命案关联的隐情，对案中案的矛盾纠葛并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在遵从律法前提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基本策略，注重理顺案情，平息冲突，兼顾纠纷各方利益、既依法惩处肇事者和相关责任人，又权衡考虑案件债务纠纷化解，竭力了结被逼债而自杀的债务人的连还债，采取由死者之兄长代收代付方式来彻底消除这起“命案”带来后遗症，实现“案结事了”，这种“人死债不烂”做法使众乡亲心悦诚服。

（见傅岩《歙纪·纪谳语》,陈春秀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

情理裁断案的特点

明清时期徽州讼事中“情理裁断”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明显地域特色。由于徽州系史上中原士族三次迁徙形成宗族社会，崇尚程朱理学儒家思想教化，注重宗族族规家法管理和名望乡绅乡坤以及宗亲纠纷调处成为徽州宗族乡村治理地域特征。宗族宗亲血缘关系成为纠纷调处重要因素，由此，官府在案件审理裁判中不可避免地倚重当地人情世故和公序良俗，在案件裁断中除了要求里老保甲自治调处纠纷，减轻诉累外，更加注重维护熟人社会秩序需要而兼顾人情、考虑世情和常理推断，形成了具有乡土正义衡平特色的“情理裁断”文化传承。

　　一是兼顾人情世故的衡平特点。对于传统文化习俗厚重的徽州来说，众多田土、买卖、邻里纠纷，司法裁判的“情理衡平”理念要求司法裁判并不能仅仅按照两造的“是非对错”一判了之，而是法理兼顾，衡平考虑各方利益，理顺摆平各方诉求，在情理法施策中化解矛盾。李清在《婚姻·姻变事》中记载了把妨碍婚事的两人暂时羁押狱中，成全了一对有情人案例，“父冰人官月老，亦鸳鸯谱内之新语佳话也”，该裁断体现出人情法理相融，为当事人心服口服。

　　二是法理世情相融兼顾特点。对于一些案情错综复杂、经历悠久的积案、难案，司法裁判者往往要在尊崇律法前提下，遵循民众认可的公序良俗，达到法理世情相融兼顾效益。这就要求裁断者不仅具有“依世情理案”的理念，而且要有驾驭世情与律法的高超能力。

司法官李清在《折狱新语》中记载这样一个案例：舒允明与妻夏氏无子，遂收养水永祥为子，更名为舒永祥。水永祥原乃水国太之弟，后舒允明意外落水身亡，水永祥也因病去世，留下寡妻缪氏及遗腹子舒陛。水国太将缪氏卖嫁他人，所得银两用于娶妻，后将舒陛交于新妻抚养，自己又与夏氏姘居。事情败露后，夏氏携舒陛另居别处，然夏氏并非安分守己之人，她将先夫舒允明的田产卖于本地生员吴绶章的父亲。后自称与舒允明同宗的舒亮携舒陛到衙门控诉夏氏及吴绶章之父，欲夺回夏氏卖于吴绶章之父的田产。舒亮的用意昭然若揭，李清在判词中写道：“试问永祥之死，国太之占，缪氏与夏氏之改嫁，屈指数十年间，几多花谢水流之叹！而亮皆安在？不过假陛为奇货耳。”显然，“假陛为奇货耳”才是舒亮的真正意图。

此案难点在于田产买卖已然完成，吴绶章之父已然居住房屋多年，田产买卖时夏氏是否对田产有处分权，而今田产的所属权又归谁，成为难以厘清难题。而若让夏氏将房子赎回，那么她现居住房无人问津和管理；若让吴绶章腾空搬出现住房，对于生活居住此处多年的吴绶章来说不尽合理。据此，李清在判词中认为：“欲命舒氏议赎，则堂前之燕子无主；欲命绶章议让，则久营之鹊巢难弃。”

很明显，对于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众多、案情错综复杂的房产继承和赡养抚养及房屋所有权争执混杂一起难案，如何处理田产继承归属问题，不仅关乎律法，更涉及当地公序良俗的世情与法理融合。李清最终判决吴绶章出银四两于舒陛，供舒陛赡养夏氏。舒陛虽为舒氏宗人，但鉴于舒陛数十年间命途坎坷，判决准许他与其伯父永祯同住。对于舒亮，借题兴讼，图谋不轨，对其处以杖刑，以儆效尤。此案的处理，无不体现出裁判者依世情理案又综合适用律法融于世情中的高超水平。

　　三是常理推断与裁判相结合特点。古徽州司法官裁断中往往习惯于根据当地人们生活经验和民众公认的道理作为评判依据，对一些缺乏证据或证据不足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性推断，从而作出符合客观实际又为民众认可的判决。

宣德八年（1433年）和宣德十年（1435年），祁门知县分别收到祁门县十四都李阿谢和谢能静的“供状”，两份“供状”都指向同一个纠纷：祁门十四都李舒山场田宅继承纠纷。

李舒是当地六十亩山场和田地的乡绅，娶了同乡谢能静的姐姐李阿谢为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病发身亡撇下年仅四岁的孺子李务本。没料到，永乐十年（1412年）李务本也暴病身亡。李舒族弟李胜舟便让自己儿子李景祥作为李务本继嗣，继承家产。但李阿谢和谢能静“供状”上说李景嗣过继后仍与其兄李景昌共同生活，并未照料赡养李阿谢。

宣德七年（1432年）李阿谢向里老反映，认为李景祥继嗣族兄李务本“昭穆不应”实为不当，“经投里老，及首告本县”。之后，知县命里长、老人赴当地勘验调查，经过里长、老人调查后也觉得李景祥继嗣不合适，知县遂命李景祥返还自家，李阿谢重新选择继嗣之人。

不料，李景昌、李景祥兄弟以李阿谢、谢能静企图霸占李舒户族家产为由直接向按察使上诉，按察使命徽州府重理此案，李阿谢遂向徽州府提出反诉，接徽州府府衙指令，祁门县再命十四都里长、老人和亲族赴当地调查。宣德八年、十年李阿谢和谢能静分别向徽州府提交“供状”，由此拉开一起长达十多年官司的序幕。

最终徽州府根据永乐十年、二十年黄册记载为依据，厘清该案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推理判决，将户名改为“李阿谢”，同时户籍上剔除李景祥的名字，将田地准还其亲弟。这种既依从法律，更考虑情理，从社会人情、世情和常理出发来推断案件，无论是审理案情还是裁判结果均符合情理，从而使裁判达到“情法两平”、“情法兼顾”的社会效益，

无疑，这种情理法综合兼顾“情理裁判”的司法文化传承对于当下诉源治理、执源治理的矛盾纠纷化解仍有着积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