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的父亲侯玉生于去年(2023年)8月12日去世。在他去世前的大约两三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未停止伏案工作,所有内容基本围绕着一本书的出版,即《张拱辰福州对剖票研究书信汇编》。他编辑、校对、深入整理张拱辰爷爷关于福州对剖票的研究内容,其中包含大量书信、手札、出版物、图示等丰富文献。2021年整年,他已经编成这本书的雏形;2022年初,他委任我为这本书做完整的书籍设计。面对父亲的信任我义不容辞,而为本书设计历时约有3个多月,每次打开设计文件,都会让我不断回想起幼时在张爷爷家中,在那间被烟熏得昏黄的小屋里,我多次参加过的小组活动;那些在众人手中传递的邮票和信封、小型张、小本票,他们手里忽明忽灭的烟、搪瓷茶杯……我体会到从那时延绵至今的人们心头的热气。</p> <p class="ql-block">终于看到样本时的喜悦</p> <p class="ql-block">也是在22年4月,父亲确诊罹患癌症,但疾病未能让他停止编书的工作,其后半年的时间里,即便是病重期间、病房里、病榻上,他都仍在继续,直至此书出版。那个夏天我们全家都在医院里渡过,开封集邮小组的叔叔们来了两次,吴宝乾伯伯其时也已经病重(后于2023年初去世),但他和黄长胜叔叔、徐文敬叔叔一起,在父亲病榻之侧,三人完成了本书出版前的最后整理工作。再后来,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拿到样书,那时我才望见他如释重负的神色。</p> <p class="ql-block">集邮小组参编部分人员</p> <p class="ql-block">去年八月父亲的葬礼上来了好多吊唁者,有些叔叔和阿姨是小时候常见到,长大以后则很少见到的。在父亲的葬礼上重逢,但觉时光逝去的迅疾。其中有一位孟宪芝阿姨,就是我小时候被父亲带去参加各类集邮活动的时候总会见到的。在我家,她仔细翻看这本书后,当即联系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馆长并向他推荐,同时建议我将书捐赠给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研究中心。于是,在2024年1月16日下午,我带着父亲的遗愿,将《张拱辰福州对剖票研究书信汇编》一书捐赠至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中国邮政文史中心。博物馆馆长张力杨先生为我颁发了捐赠证书。</p><p class="ql-block">至此,书的事情看来似乎算是告一段落,但我心中总觉尚未了结。其中的原因,或许藏在父亲书房中的故纸堆里。</p> <p class="ql-block">父亲去世之后,我整理他在两张书桌里、桌面上留下的大量编书过程中的文献资料,有手写,也有影印。在我看来这是典型清晰的文献研究过程,完全值得再做一次文献过程展。但一时间并没有很好的机缘去做展览的策划,只好先分门别类的装进几个大纸箱中封存,等日后或有安排,再做考虑吧。</p><p class="ql-block">人生漫漫,我们总与无常和苦难相伴,活的艰难。可是经历世事变迁,羁绊与不甘也随着时间的烟尘存留心中,像是凝聚心力的细线,牵系关联着,将人与人聚在一起,去成就事业、达成梦想。《张拱辰福州对剖票研究书信汇编》的完成即是如此,我很荣幸能够经历它的出版,并愿在以后,继续躬耕那些未完成的部分。</p> <p class="ql-block">文:侯双双</p><p class="ql-block">文编:英子</p> <p class="ql-block">附: 先贤的足迹</p><p class="ql-block">____整理出版张拱辰先生遗稿前后</p><p class="ql-block"> 侯玉生</p><p class="ql-block">小组为张老出书的动议由来已久,多年来也曾几次复议,但基本是停留在愿望和概念上。我虽也积累了一些张老师和福州对剖票的材料,却总感觉无论是出一本各方纪念文章的合集,或是为先生立传,都不是上选。2020年12月,吴宝乾、黄长胜我们三人在海南旅游途中,议论纪念张老远去30周年活动时再次说起出书的事,他俩提议把保存在宝乾兄家中多年的先生手稿整理成册,这下我的思路才豁然清晰起来。</p><p class="ql-block">先生当下的遗存基本是1970年前后至去世前的文字材料,更早的记录已在文革中损失贻尽。稿纸已经泛黄,两本是装订起来的“福州对剖票各家说”;一本是与无锡孙君毅先生的信扎(来信是原件,去信是誊写);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我的回忆>。全部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众所周知,张拱辰先生在长期集邮活动方面的成果,主要是福州对剖票封的研究,上述材料也正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这就构成了本书的主题,但要把这些时间跨度大,缺乏连贯性的原始碎片整理成章,原原本本展示出先生的精神风貌和种种现象背后的复杂联系,工作量很大。小组同好们一起动手做了大量工作。在编辑思路上,我们力求最大限度收录和忠于原件,能保留下的就不放弃,非明显笔误的不作改动。</p><p class="ql-block">福州对剖票是发生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福州海关邮政的一次短暂现象,发生及过程本都是一桩小事,但他的发酵放大和是是非非则持续发生在之后几十年间。三天里仅福州一地的邮件少之又少,有人曾断言国内存世的民间实寄封为零,但据张拱辰、孙君毅二位先生所知,现存的国内民间实寄封有两枚:中国邮票博物馆馆藏的“吴宝康寄肖俊封”,另一枚是日本水原明窗收藏的福州寄厦门“林振爵封”。受到热捧并为邮人争相收藏的实际是“销印封”,即集邮者在三天内所寄出的集邮品:对剖的邮票、加盖的方戳、销票的日戳,都名副其实,即使未经实寄亦公认为真品(本埠不盖落地戳)。这类封同样数量有限且一般都在集邮者手中。只是当时集邮的人很少,这就为后来的造假留下了空间。到民初时其价格已一路攀升,更催生出了半假封(一枚真戳)、全假封、剪片、残封、“小全套”、“大全套”等各种伪制品,造假者也并非谢选卿一人。至此,事情还不算十分复杂,真正复杂在“凡谢选卿封均为真封无疑”的说法占据了上风,也就是说凡是谢本人亲笔写的英文西式销印封就是真品。除了谢本人在圈子里的说辞和匿名宣扬,当时的邮界名宿也有人言辞含糊或为其站台。所以谢封受宠,销量大、时间长且流传广。谢选卿是福建人,名铨庭,自幼就读教会学校,通英文。清末供职于西人执掌的福州邮政,后因制作假对剖票封事发去职。民初来到开封,在河南省外事部门谋事,生卒不祥。他在三天内除制作了一部分销印封外,其余全为伪制封。他的伪制封主要分两大类:来豫前的半伪封和汕头伪封;来豫后制做的全伪封。经张拱辰先生亲见和考察,谢封总量约在5000枚左右。开封一位杨姓集邮者曾告诉孙君毅,一直到1980年之后仍有日本人士求购谢制封,可见影响之大。</p><p class="ql-block">张拱辰先生在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了福州对剖票,到青年时期,激发他进一步探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与“二谢”的邂逅,使他很早就拥有了几十枚各种“福州对剖票封”。二是国外舆论伪品多指向谢选卿封,国内舆论则相左,就连权威的<马氏图鉴>也以“伪品极多”概之,凡几十年来伪品不绝,乱像丛生,长期没有公认且明确的识别标准。</p><p class="ql-block">由此,张拱辰先生决心要弄个明白,不落一个集邮者的社会职志。经过不懈努力,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基本梳理出了复杂现象的前因后果和真伪的主要特征。1960年前后,他把自己的研究和独家发现在无锡<邮友信箱>小报上作了披露,同时致信甲戌邮票会顾问陈复祥做了说明。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外状况,他把一枚谢选卿伪封寄给英国权威的吉本斯邮票公司予以鉴定。隔了很长时间,回复终于被街道干部送来。原来海外来信是被有关部门先送开封师范学院翻译后,经审查不含政治内容才信归原主,也是那个时代的小小插曲。吉本斯的说法很明确:真品无疑!并且愿以10英镑作市值等价交换。这说明至少在英国,清代福州对剖票的真伪仍是一潭浑水。先生的文章在无锡刊出不久,首先有上海青年集邮家刘广实来信赞同,并撰文在<邮友信箱>上讨论,接着有柳州闫东魁、无锡孙君毅等甲戌会友来信探询,北京姜治方也在买到谢封后,寄来复件和旧藏请予鉴定。一时间福州对剖票真伪问题又引起了热议。</p><p class="ql-block">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福州对剖票封仍在国内各个大城市和国外拍卖会上不断出现,甚至中国集邮公司也有收有售。有邮友回忆,在开封一毛五便可买到一枚,另一邮友也记忆犹新:在鼓楼街一次就买到过40枚!所以真伪辨别仍然是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1962年,上海的陈湘涛通过陈复祥致信张拱辰探寻详情,通信竟长达数月。陈湘涛先生早年在英美留学、生活,是英国皇家邮票会华邮组成员,当时他正受皇家邮票会委托撰文澄清这一“棘手问题”。陈文最终在1963年10月伦敦中国邮票会双月刊上发表,他采纳了张拱辰的一些论点,但也并不认同。其中原因,也可在本书中窥知一二。</p><p class="ql-block">“文革”把集邮活动打入了封资修冷宫,然而上海陈纪昌先生却因发现有福州对剖票封的暗中交易,而在1969年致信张拱辰请教真伪。先生对意外来信立即予以回复,并告知在家中养病及住址,这就为之后与孙君毅的长期联系架起了桥梁。孙先生较张拱辰年长八岁,同为甲戌会友,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曾执业律师。文革中藏品丧失殆尽,仅幸存“清代邮戳志”部分手稿。1974年他在家中悄悄重启了这本书的写作,但清末的福州日戳和1903年的方形加盖戳的混乱却成了障碍。因手头缺少实物支撑,寻遍新老邮友却收获不大。特别是天津黎震寰先生和宁波肖容先生在信中所述的情况更是疑点重重。为难之际,他通过陈纪昌与张拱辰先生恢复了联系。1977年初,张拱辰先生了解到孙君毅所需后,热情如泻,虽两人素未谋面,却表示定毫无保留倾己所知。当时的通讯条件远不及今天,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的书信往来曾频繁到一天一封甚至同日对发。其间先生经历了病患和丧子之痛,也应求把所藏的11枚销印封全部提供给孙先生使用,这些在本书第三部分都有原原本本的展示。</p><p class="ql-block">孙君毅先生在初步完成<清代邮戳志>写作的同时,产生了与张拱辰合著一本“中国对剖票”的构想(原构思仅写一篇文章),张拱辰先生表示完全支持,却婉拒了署名。1979年10月,<中国对剖票>完成并油印出四十余册。孙先生在前言中高度肯定了张拱辰先生的研究成果和鼎力相助。随着文革结束和集邮活动的迅速兴起,油印本的传播产生了广泛影响(<清代邮戳志>在1984年孙先生身后出版)。1981年初,时在邮电部资料室任职并正在着手为全国邮展遴选团体展品的沙子芬先生急忙把部藏的四枚福州对剖票封复件分寄张拱辰和孙君毅请予鉴定。同年三月,日本集邮家、华邮学者水原明窗闻讯,立即把所藏的八枚福州对剖票封复印件寄孙君毅先生鉴定。孙先生转寄一份请张拱辰共同鉴定,并向水原介绍了张拱辰的情况。11月,水原明窗个人华邮收藏展览巡展上海。期间,他专程到无锡家中拜会了孙君毅先生,并请转告此行不能到开封拜见张拱辰先生的遗憾。1982年秋,孙君毅作为江苏省代表出席全国邮联一大,满心希望能见到开封这位无私的邮友,然而张拱辰先生并没作为河南省代表与会。1983年,邮电部指示各地为全国第一次邮展选送展品,张拱辰先生拿出自己的全部11枚福州对剖票封外加两枚谢制封作为比照组成12个贴片送展。年末,先生自费赴京观展,但此时孙君毅先生已经去世,两位老友终生未能会上一面。据陪同先生赴京的邢彦博邮友回忆,当福建省邮展参观团来到三楼<1903年福州对剖票实寄封>展框前时,有人惊呼:“这么多福州实寄封啊!张拱辰是谁?!”当晚,福建、广东、江苏等省邮友专程到埠城门一家旅馆(各省参观团住邮电部招待所)探望了张拱辰先生。至此,张拱辰的名字在邮界才逐步为人所知……</p><p class="ql-block">如今福州对剖票这桩120年前的有邮史公案已经真相大白,并为世界邮坛所公认。当事者和大多数研究者都已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和遗存却是留给世人不应磨灭的遗产。我们在整理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每遇到困难也总被先贤的精神所鞭策,从张拱辰先生对所留资料书信的仔细装订和认真工整的字迹中,我们能强烈地解读出先生希望日后把它们示于后人的初衷,这些珍贵的文字,若能给今天和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份详实可靠的依据,就是我们小组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和慰藉。</p><p class="ql-block">先生去世后,所收藏的11枚销印封由其子张镭收藏一枚,弟子邢彦博收藏一枚,郑州集邮家姚伦湘先生收藏七枚,其余两枚不详。</p><p class="ql-block">“谢制封”存世量不明,孙君毅先生生前曾通过张拱辰获得两枚,我们在开封、郑州追踪到了三枚,分别由吴宝乾,邢彦博,张镭收藏。我们认为“谢制封”在今天业已十分少见,仍然是邮界研究者追寻的品种,它既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参照比对的实物见证。正如张老师所说“真与假是矛盾着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有同样的研究价值。”</p><p class="ql-block">经小组同好近一年的不懈努力,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这本书即将呈现给社会了,深信对于张拱辰先生研究的过程和基本情况都能从这里找到答案或线索。作为编者,虽可能“尽吾能亦未善”,更多的还是欣慰,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这份尘封的财富还会继续压在纸箱里,也会在如流的岁月里像记忆的落叶一样化作烟云……</p><p class="ql-block"> 2022新年于海口</p><p class="ql-block">特别鸣谢郑州作家郑兢业先生、苏小萌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协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