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自力更生夯实基础 创建核工业

若谷

1955年在天安门城楼，左起：宋任穷、邓颖超、陈赓、肖劲光。

宋任穷和钟月林

源丛九曲七星峰 璀璨征程大哥风

——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开国上将

宋任穷韵琴神姿115周年

作者：张谷林

2024年6月20日

前 言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日，也是宋任穷同志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在这值得纪念和怀念的日子，作为老航天人的后代，学习和回顾宋任穷同志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曾经先后担任核工业三机部、二机部部长五年，导弹、卫星工业七机部部长14个月，尽显默默无闻的波澜壮阔。

他在核工业部任职时，正是我国核工业创业期，真正的一穷二白，一切从零开始。

他在导弹、卫星工业部任职时，正是七机部拨乱反正、开启“三抓任务”非常关键的最难交叉转折期，一切从“心”开始。

宋任穷同志既是唯一担任过中国“两弹一星”两个高科技工业部部长职务的老井冈、老红军、开国上将，又是先后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三抓任务”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圆满成功之前离任，调往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因而，他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疑惑和遗憾，就是他没有在自己的任内收获自己殚精竭虑让中国人站起来、强起来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喜悦。特别是60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80年代“三抓任务”的圆满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我国军事尖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今日中国的国防和航天事业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严谨依据史实史料、真人真事、一言一行、群众情怀，以史为鉴，从宋任穷同志自荐担任核工业部部长过程开始，到“三抓任务”胜利完成，再到建党100周年的时间顺序和实践成果，以一个“三抓任务”时期曾经在航天岗位日夜加班工作过的基层员工的研究视角，实实在在地论证宋任穷部长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的个人魅力，将军风采，精神文化，及其非凡的领导、影响、创新、造就力等历史性卓越地位。

目 录

中篇、夯土烟花生存到民族强盛科学长城

引子：

这里的人们爱吃辣子，
伟人说不吃辣子不革命。
这里的科技农人不但创新辣椒品种，
而且还建设了辣椒博物馆。

这里的人们善制花炮，
发明创新1400年。
这里的芯片烟花飞遍全球洒满最美大爱，
而且还建设了花炮博物馆。

客家人生栖的土楼，
护佑百姓生存的古城。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

浏阳人祖祖辈辈恭敬三大祖师爷，
蔡伦、孙思邈和李畋。
七星峰“辣子们”夺目应用四大发明，
天空绽放千姿百态耀眼锦簇。

浏阳的辣椒、花炮作坊、古城址、李畋祖师爷。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驾驭核弹航天两大部，
奠基掌舵功在平实细微。

生于斯，长于斯，
从小吃辣子制烟花的开国上将……
为实现飞越千年跨过世纪的童心科学梦想，
让原子弹、火箭、卫星、太多的“大爆仗”炫目璀璨。

山清水秀的浏阳潮啊，
嫦娥玉兔领舞“万户”环形山。
“韵琴”“绍梧”“任穷”，
新天地声声霹雳火箭贺神威。

“两弹一星”问鼎浩瀚，
金鳞舞动“封神”成龙。（“封神”，张爱萍赞）
抚琴妙音护佑国泰民安，
时代旋律放歌吹角连营。

辣子精神、花炮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红色科技长城。
“雷电尞（燎），获白麟”，
天姿却暗香灯火阑珊处。

浏阳花炮与中国“两弹一星”。

一、自力更生夯实基础 创建核工业

历史是闪亮的，

犹如漫天的烟花和爆仗……

他从劳动创造的人脉中走来：

在炮火硝烟中冲锋陷阵，

从未离开烟花炮仗那些基础科技原理。

浏阳花炮、冀南抗战。

他从开遍映山红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走来：

宋任穷曾被派到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王佐部培养和发展党员，开展政治教育，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当“先生”，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禁止打骂士兵等等。自此年轻真挚的他又多了一个陪伴终身的名号，被战友兄弟们认真地称为“宋大哥”。

1929年初，在敌强我弱，坚持井冈山斗争，队伍被打散后，忍受失去多位战友和亲人之痛，他以摇橹、乞讨、耍蛇、做花炮等为掩护，四处奔波，千辛万苦辗转江西、湖南年余，寻找共产党和红军而闻名于全军上下，留下了充满灵活机智、勇敢智慧的传奇经历。

他曾先后在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0四团（粟裕任团长）、一0五团政委、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O团政委、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十三师政委任上参加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攻克龙岩和漳州的战斗。

井冈山和五大哨口位置图

井冈山三个字，对于中国人和现代历史来说，可谓如雷贯耳。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红军只在井冈山山上地区战斗了不到两年零四个月时间。

实际上，井冈山曾两次失守。

自从1930年2月，井冈山山上“老营”根据地第二次失守后，就再也没有收复过。直到1949年，井冈山地区才被贺晋年、欧致富等率部全部解放。

贺晋年

欧致富

宋任穷不仅是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中国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时，最早期走上井冈山的红军指战员之一；而且还和他的战友康健等，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围魏救赵”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形成中央苏区之前，最后一批由彭德怀，滕代远命名“五军特务连”，被打散而撤离井冈山上“老营”根据地（井冈山第一次失守）的红军指战员之一。

整体过程也有当时很重要的党内“左倾”错误大背景。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仍被当时＂左＂倾领导人陈独秀掌控。在他不切实际的影响下，六大通过了＂镇压土匪＂的错误决议，并要求革命根据地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来消灭农民武装，以消除＂土匪＂给革命运动造成的阻力和危害。这一决议无疑是对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农民英雄们的极大误解，也为之后发生的悲剧埋下了祸根。这一决议出现了不少严重错误，马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广泛争议与批评。不过此时的中共中央及其湘赣边界特委，却坚持执行这一错误决议。他们无视了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劝阻，执意要在井冈山一带＂剿匪＂，企图以武力手段消灭包括袁、王在内的农民武装。指令宋老送密信的江西省委时任书记汪泽凯此时也陷入这一错误漩涡，以至于他与陈独秀等4人后来同时被中央开除出党。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进入赣南和闽西之后，有打胜仗的过程，也有受挫的过程。毛泽东说“围魏救赵”到福建闽西的大动作是伍中豪提出来的。此时的红军主力基本丢掉了井冈山的山上“老营”，只是在边界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直到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部来到福建龙岩市连城县新泉镇进行了新泉整训，此时不仅有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还能够打多久的疑问？也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与上海中央之间的激烈争论。

再之后，毛泽东的立场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随后准备了古田会议的全部文件。又因当时敌我环境所迫，毛泽东率部队到达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即是说，“古田会议”的思想路线和文件集中在连城县新泉镇形成，“古田会议”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邓子恢和夫人

张南生

“古田会议”后，连城县新泉籍党的地方干部张南生红军时期第一篇日记记载，他奉邓子恢信件之令，参加了伍中豪军长，邓子恢政委的红12军，担任红12军第2纵队103团3连政治委员。这一任职，鲜明体现了“新泉整训”和“古田会议”的精髓要义。

这一过程，我们不再更多赘述，党史军史都有详细记载、论述和评价。

总之，宋任穷是在革命和红军最困难的情况下，通过讨饭、耍蛇、做花炮引火线等一年有余的努力，又找回了自己在红军的主力部队。可见他革命意志之坚强！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手迹

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他从遍布荆棘坎坷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走来：

长征出发前夕，中央军委特地任命黄埔一期学员、著名将领陈赓为干部团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同时将著名的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合编成一所新型综合的红军学校，隶属军委叶剑英第一纵队，又称干部团。下辖一个上干队、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各配有军事、政治和文化教员若干名，全团共1480余人。

军委干部团并非普通的团级部队，主要职责是为一线部队干部提供“快速培训”。它既可以对学员进行军政和特种专业技术的培训，也可以随时向一线部队输送指挥员，堪称一所“流动的军校”。正因为干部团的特殊性，长征期间它不仅是培养干部的“大熔炉”，还承担着红军核心中枢护卫部队“御林军”和长征路上的“救火队长”的双重角色。

因干部团担负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任务，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必要时参加战斗，其人员均系从部队选调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以上干部，装备也优于普通部队，是红军中唯一的“钢盔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通常装备有一支长枪、一支短枪，火力猛，可以说是红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中革军委一击制敌的“杀手锏”。

干部团在担任遵义会议警卫工作后经过整编，中央又将一些老同志也送到干部团，其中有董必武、徐特立，还有陆定一、成仿吾、彭雪峰，李一氓等，由干部团负责保护和照顾。毛泽东为此特别叮嘱陈赓和宋任穷：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惟你们是问。

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福建出发后，经广东、湖南、广西，先后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特别是在湘江封锁线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自身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在遵义会议新的党中央领导直接指挥下，干部团在一渡赤水之前打土城和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打的异常激烈和艰苦的肉搏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韦杰和覃应机。

1935年2月24、25日，干部团一天行军120里赶到娄山关，派上级干部队接替红三军团第十三团韦杰和覃应机率领的侦察连死死阻击扼守的娄山关阵地，其他干部、学员全部奔赴遵义城西南，与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一起同国民党军两个师在红花岗、老鸭山展开激战。红三军团第十团张宗逊团长负伤，钟伟剑参谋长牺牲，只剩下黄克诚政委一人指挥战斗。陈赓和宋任穷带着干部团于黄昏进入老鸦山阵地，配合第十团夺回至关重要的老鸭山制高点；至28日，红军歼灭了遵义城内外的敌人，重新占领遵义城，俘获敌人三千余人，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干部团参加过的战斗、陈赓、肖劲光、黄克诚、张宗逊、钟伟剑等。过雪山草地。

老鸦山，山体左面部分是红花冈，右面是老鸦山，湘江河将遵义新城和老城左右分隔开来，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

在此期间的28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记载：毛泽东“（1935年）2月28日，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到达大桥。随后，有感于娄山关战斗胜利，作《忆秦娥·娄山关》词。其中有非常著名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诗句。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迅速渡过金沙江的指示，宋任穷、陈赓从毛泽东的话里知道了党中央强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感到非常振奋。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干部团抢占金沙江重要渡口皎平渡。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来到干部团进行具体作战部署。

在刘伯承指挥下，宋任穷等命令先遣连当天急行军160里，消灭驻守金沙江渡口之敌；肖劲光等率队勇猛夺取狮子山隘口，打通道路。陈赓率干部团经过激战，拿下具有重要意义的通安州。干部团占领皎平渡和通安州，保证中央红军数万大军用七只木船顺利渡过金沙江，受到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东北郊铁厂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议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刘伯承高兴地对宋任穷说：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靠什么？主要靠政治，靠同志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靠我们的党，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靠群众。没有这些，就根本做不到。

周恩来、刘伯承与小叶丹、通安镇的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用的船等。

宋任穷干部团过杳无人烟、禽兽罕见的草地，走了七天七夜。“大家穿着老羊皮，每天只吃三两粮。一两片烤羊肉干，主要靠吃青苗。能吃到青稞就是最好的饭了。有一天，董必武同志来了，我们用手指抓一点干炒青稞给他，算是最好的招待了”。宋任穷回忆：“炮兵连有一位班长病了，用担架抬着他。我跟在他后面，也抬了一阵，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再抬我了，我已经不行了，你们要多保持体力，胜利还要靠你们啊！’他把随身带着的粮食、牛肉干、毛毯都拿出来给我们，要我们继续往前走。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这点东西也许还能救活别人。’说完这话不久，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种壮烈情景，使人感到心酸，令人肃然起敬！数十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35年9月18日至10月19日，党中央决定北上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陈奇涵、宋任穷率陕甘支队三纵队随营学校跟随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于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完成了长征。

就是在这次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翻越红军长征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穿过了位于宁夏固原六盘山上约2.5公里长的红军小道，被现今人们誉为浓缩展现了从江西瑞金到陕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这条红军小道经过长征最后一道险恶关隘腊子口。

1935年9月17日下午，红一军二师四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是以数不清的红军指战员以血肉之躯夺取的，攻占腊子口早已作为经典战例载入长征史册。红一军二师四团六连指导员兼突击队队长胡炳云是这次战斗无法计数的幸存者之一，荣获战斗英雄称号。

天险腊子口，董必武、彭德怀、陈奇涵、胡炳云，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10月7日，毛泽东站在六盘山的高峰，随口吟出了《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最初的名字叫《长征谣》，后来经过八次修改。其中响彻全世界的一句诗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的这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诗句，不仅表达了全体红军将士的心声和精神，也充分表达了百万年以来的中华人类和5000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灵魂。

宋任穷和他的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正是在这样的红色意识形态旗帜的指引下，走完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之路。

宋任穷与钟月林

1935年12月12日，在瓦窑堡，宋任穷与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革命战友，来自江西于都的贫农女儿，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钟月林结为夫妻。

从此两人相伴相随，甘苦与共，携手走过了70年的人生岁月。

陕甘宁边区南梁革命纪念馆。

他从火焰燃烧般山丹丹花开的陕甘宁红二十八军走来：

193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中央任命陕甘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刘志丹为红二十八军军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周恩来亲自对宋任穷等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说：刘志丹党性强，顾全大局，十分注意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他对中央派去的干部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陕北红军尊重外来干部；多次在会议上讲，中央派来的干部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地方红军应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

周恩来特别嘱咐宋任穷等同志要尊重刘志丹同志，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

宋任穷牢记周恩来的话，到红二十八军任政委后，与刘志丹军长相互尊重，相处融洽，一起工作，共同战斗，结下了深厚友情。两位搭档还一起组建北路军，重创敌人，屡获战果。

1936年2月后，刘、宋奉命率红二十八军由五堡北上向神木、府谷进发，巩固抗日后方，策应主力红军东征。在他们的指挥下，红二十八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相继攻克清涧等十多个重要城镇，顺利进入了神（木）府（谷）苏区，打通了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的联系，给红军主力东征奠定了基础。党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报道红二十八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其中3 月23 日，以《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己取得联系，红二十八军与神府红军会合了》为题，发表过一则报道。

刘志丹

宋任穷政委曾回忆刘志丹军长说：“这里所说的二十日的战斗，是指杨家堰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充分显示出志丹同志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

1936年3月下旬，中国军委电令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3月31日晚，红二十八军于沙茆头附近天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攻下了阎锡山部，一个营占领的罗峪口，接着向北打下黑峪口，破坏了阎锡山部队在黄河东岸30多公里的沿河防线。

部队“由北向南，准备同十五军团会合。进入临县白文镇时，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令我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中阳县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我们即率部队从白文镇出发，向南接连打败临县、方山、离石、柳林和中阳来犯小股之敌，四月十三日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

“志丹同志对大家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苏区的联系。

“为了打好这一仗，志丹同志亲自勘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接到中央电报的当天，我们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并对打三交镇作了如下的部署……

“4 月14 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我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我一团阵地不远。一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接连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志丹同志便命令一团向北山移动，与二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一个营，实际上是一个团部，两个营，还加一个炮兵连。志丹同志和我商量，让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和参谋等随志丹同志一起去。

“志丹同志到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作战，在观察敌情时，不幸左胸中弹，伤势很重。志丹同志断断续续地对裴周玉同志说，告诉政治委员，请他带着部队消灭敌人，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己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陕北人民的领袖刘志丹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年仅三十三岁。裴周玉同志向我讲述了志丹同志中弹的经过。我们非常悲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

“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我们把志丹同志的遗体抬上担架，把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送下山坡。我把志丹同志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中央。并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志丹同志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志丹同志诀别。然后，派人护送志丹同志的棺材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同时，也将伤病员和多余的武器运过江去，以利部队轻装战斗。

“志丹同志离开了我们，二十八军仍像志丹同志活着时一样，坚守阵地，继续战斗。”

红二十八军战斗，刘志丹军长牺牲，裴周玉。

“部队到康城镇，我便到总部向毛主席汇报了志丹同志牺牲的经过，以及二十八军渡河后的战斗情况。毛主席又让我向彭德怀同志作了汇报。二十八军经过多次战斗，人员不断伤亡，三交镇战斗后，全军只剩七百多人。部队虽然减员将近一半，加上三交镇仍没打下，志丹同志壮烈牺牲，指战员们非常悲痛，但是部队的士气仍然很旺盛。志丹同志在指战员中的威望很高，但他从来不树立个人的威信，而是经常教育部队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听从党的指挥。志丹同志为人正派，一身正气，对部队也深有影响。志丹同志带出了这样一支好部队。因此，志丹同志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红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志丹同志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

”我由衷地敬佩志丹同志，对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怀有深厚的感情。

”我由衷地敬佩志丹同志，对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怀有深厚的感情。

“由于刘志丹同志牺牲和部队减员较多，原曾经准备撤销二十八军，后总政治部专门派人到二十八军作了考察，认为部队情绪稳定，士气旺盛，素质确实不错，于是，决定保留二十八军建制，补充一部分兵员，任命我为军长，蔡树藩同志为政治委员。”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刘志丹将军。

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刘志丹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刘志丹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习仲勋为《刘志丹革命事迹陈列馆》題字。

宋任穷与刘志丹短短几个月的“搭班子”，却让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与刘志丹在一起的团结战斗，刘志丹在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

80年代初，宋任穷还专门去西安看望了刘志丹的夫人和子女。

刘志丹与宋任穷

正是在毛泽东进行战略指挥东渡黄河的间隙，在陕北清涧县长城脚下袁家沟欣然提笔，写下了豪放之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这首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的辞赋不正是书写着毛泽东和刘志丹、宋任穷等战友同志们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吗？

毛泽东豪放之词《沁园春·雪》

他从黄河冲积而成的华北大平原冀南、冀鲁豫根据地走来：

八年抗战中，宋任穷作为河北冀南地区和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冀南、冀鲁豫军民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山东省莘县大王寨杨庄村是典型的抗日模范村，宋任穷在杨庄村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带领冀南军民创造“人山”，开展艰苦卓绝的平原游击战。村里至今传诵着一首当年儿童团的儿歌：“宋司令的兵真难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黑窝窝头小米汤，老萝卜咸菜辣椒酱。土枪土炮上战场，打一仗胜一仗，早晚把日本鬼子消灭光。”这首儿歌用老百姓的语言高度赞扬了宋任穷及八路军将士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骁勇善战的豪气。

1944年9月宋任穷率领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进驻清丰县单拐村，直至1945年8月20日抗战胜利进行大反攻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宋任穷常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军民本是一家人，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他常向干部战士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经常深入农户去访贫问苦，为群众排忧解难。

1945年春节期间，他亲自安排杨勇副司令员带领军区机关人员，在单拐村开展了慰问军烈属和特困户的活动。他们为这些家庭打水、扫院子、贴对联，还送去米、面和肉食。单拐村有一位烈属叫陈庆竹，他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是个特困户。可是他不想给部队添麻烦，始终不提自己的困难，不要照顾。杨勇同志听说后，就亲自背着慰问品给他送到家去，并好言抚慰一番。

宋任穷得知情况，极为重视，立即叫杨勇和部分干部前来开会。

宋任穷动情地说：“这里的人民太好了，自己的亲人为国牺牲，有困难还不愿张口，怕给上级添麻烦，咱们一定要认真调查，决不能漏掉一户军烈属和特困家庭，一定要让他们过个好年!”之后，在宋任穷等军区首长的关怀下，村里的特困户都得到了救助。村民们看在眼里都十分感动。春节期间，村民们和儿童团纷纷自发地去给首长们拜年。宋任穷也准备了花生、红枣和糖块儿散发给大家，欢声笑语充满了农家小院儿。

宋任穷、钟月林

宋任穷与129师、冀南军区刘伯承、张浩、邓小平、徐向前、李达，刘晓、邹介民、陈再道、李聚奎、肖华、符竹庭、王宏坤、杨勇、阎揆要、朱光、刘明辉、王蕴瑞、范朝利、钟汉华、杨秀峰等老战友在抗战前线。

开辟冀南军区，开展各项工作和战斗。

《刘复之回忆录》

刘复之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任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秘书时，随师部东进冀南平原，开辟最难啃的骨头——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时的宋任穷：“在师部东进冀南的行军中，我认识了政治部主任宋任穷。这位红军中著名的将领，在军旅生活中，接近群众，摆‘龙门阵’，思想活跃。东进后，宋任穷留在冀南地区组织军政工作，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行政公署主任是杨秀峰。他们坚持了艰苦的平原游击战争，创建了根据地。”

在刘复之的印象中，在东进敌后平汉线平原那样的险状中，宋任穷是位乐观主义者，时刻与部队干部战士在一起。

宋任穷、钟月林等回老根据地看望左权将军、乡亲们和战友们。

他从南京市、红土高原昆明市、重庆西南局走来：

1947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分别挺进大别山、豫陕鄂和豫皖苏，夺取中原，建立中原解放区。

6 月30 日，刘、邓率部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首先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解放了大别山区的20 多座县城，建立了鄂豫和皖西两个战略根据地。

8月，陈、谢部强渡黄河，向豫西挺进，解放了陇海路沿线的许多县城，直逼西安，建立了以伏牛山为中心的豫陕鄂解放区。

9 月，陈、粟、谭部发起进军豫皖苏战役，迅速扩大和巩固了豫皖苏战略根据地。此后，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大别山发动的大规模“清剿”，又胜利地开辟桐柏、江汉两个新区。

我中原三大主力军相继开辟和扩大了鄂豫、皖西、豫皖苏、桐柏、江汉各战略根据地之后，初步形成了地跨鄂、豫、皖、苏、陕五省的中原解放区。

1948 年，中原解放区进入不断发展和巩固的阶段。

中原解放区发展和巩固阶段。中原解放区发展和巩固阶段。宋任穷和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郑位三、杜义德、杨勇、曾绍山等战友。

从1948年春起，宋任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南京市委副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四兵团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5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宋任穷回忆说：“我到豫皖苏任职时，该根据地下辖8 个地委，3 个市，68个县，1600 多万人口，为中原解放区最大的根据地。

“同时，中央指定粟裕和我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粟裕仍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陈毅离职时其军政职务由粟裕代理，并任命我为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问我什么时候到总部上任？我对他们讲，我这个第三副政委是挂名的，我还是主要在地方搞支援前线的工作。毛主席于1948 年5 月给陈、粟、谭震林和我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宋任穷同志亦非专任华野副政委而是以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兼任副政委，故于华野大政方针之命令文件应当署名，而于日常事务及战役作战之命令文件则不须署名。”

“豫皖苏中央分局归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因受战争环境影响，驻地不固定，在界首以及以界首为中心的亳县、杞县、太康、郸县、淮阴等县一带流动。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继续清剿顽匪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城乡生产，繁荣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解放区，支援前方作战……

“淮海战役揭开序幕后，中原局于1948 年11 月13 日和16 日，先后发出了关于全国支援淮海战役的紧急指示和支援淮海战役致豫皖苏的指示，指出此次徐州会战是围歼国民党在长江以北最大主力，是一次最大的决战，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决战。此战如获全胜，则长江以南将无大战，全国战局将发生基本变化。要求中原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和人民不顾一切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损失，以争取此次决战的胜利。并责成豫皖苏分局加强支前机构与支前工作，授权支前机关全权征调粮草与民夫担架，保证一切作战需要，责成豫皖苏有关专署组织强大的供应站，供应作战部队油、盐、猪肉、菜蔬及黄烟、烟叶、纸张等，保证部队必须的生活水准，以维持部队战斗力，并指出：‘在征调过程中，群众负担不公者，以后允许再行调整。’指示我们必须保证铁道、公路之畅通，尤其是接通前线之公路、桥梁必须保证经常畅通无阻。还指示各后勤部门必须重新部署工作，如后方医院的设置，药品、弹药、军鞋等的采购和供给，使之适应战争之需要。豫皖苏分局遵照指示全力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表示：决心忍受一切艰苦，克服一切困难，倾家荡产支援前线，争取战役全胜。

“据统计，豫皖苏人民支援粮食2.1亿斤，柴草5.3亿斤，担架12.5万付，后方男女老少，不分昼夜磨面、碾米、制鞋，有的献出仅有的口粮和种子供部队食用，有的甚至拆下住房木料供给部队，形成了支援前线的高潮。在淮海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赶到前线了解支前情况。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粟裕同志告诉我：前方缺柴禾，必须紧急解决，以保证部队战斗力，我们当即采取应急措施，尽最大努力解决了部队的柴禾供应问题。当时我们下了决心如果柴禾供给不足即使拆房也得保证前方的需要。坚强的后勤保障极大地支援了前方。

“随着解放战争之节节胜利，新解放区不断扩大，需要有计划地准备大批干部调往新区和城市工作。”

1949 年3 月7 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豫皖苏中央分局和豫皖苏行政公署同时宣告撤销。中央决定调宋任穷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解放战争形势图和淮海战役支前。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泽东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

4月21日，渡江战役开始。

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开进南京。

5月1日举行会师干部大会，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主持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常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五人组成，刘伯承、宋任穷为正副书记。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到会的南下干部2000多人，地下党干部700多人，共3000人。

渡江战役后，国内形势发展很快。6月2日，军委电示二野，对进军大西南作了一系列的准备。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面分析敌情，拟定了避开正面，大迂回、大包围、断后路，各个歼灭西南敌人的作战要旨。同时拟定了接管西南的方案。为准备支援战争、开辟和接管西南的干部，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研究了随军干部的筹调计划。为解决进军西南干部的不足，在南京、上海、苏南一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西南去服务。

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总团主任。

宋任穷与刘伯承、李达、陈士渠等在南京。与彭涛、冷楚、张霖之等战友。

由南京市军管会负责筹建的南京西南服务团（后称二团）于6月25日招收学员，7月28日与上海一团会合，苏南分团于8月31日也到了南京。还有二野军大、华北革大、华东革大的学员队伍，北京中央直属机关及东北局派来的干部队伍。编入二野西南服务团序列的共17000多人。

在宋任穷的带领下，西南服务团成为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一支生力军。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和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进驻昆明。卢汉率领军政人员到东郊迎候。仅有30万人口的昆明，出动12万之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当解放军进入昆明市区时，万人空巷，鞭炮齐鸣，欢声雷动，群众争相向指战员献花、献旗、献酒。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军和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进驻昆明，卢汉和群众夹道热烈欢迎。

中央和西南局对云南的工作提出“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和一系列指示，认为没有我党我军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各方面工作的胜利。大家一致拥护，纷纷表示一定要把中央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

33年后宋任穷回忆说：云南工作的方针为什么要把团结摆在第一位，工作放在第二位？现在回头来看，团结搞好了才能够有力量去对付敌人，才能够团结人民，团结和改造朋友，工作也就搞得好。

云南刚解放不久，省委第二书记、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即被中共中央派赴越南工作，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成为了省党政军最高首长。他在搞好党内团结的基础上，十分注意党外团结，以统战工作为中心，团结改造起义的军政人员，使团结统一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

同时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卓有成效的工作。针对当时民族工作中主要存在左的倾向的实际情况出发，又在党的民族工作史上罕见地提出了“讲团结不讲斗争”“易缓不易急，反左不反右”的口号。还强调工作中要贯彻“多讲感情，少讲利害”，从多个方面帮助少数民族改进和提高。

没有我党我军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各方面工作的胜利。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宋任穷纪念文集》第232页，编有署名德民、楚龙的“宋任穷两改横幅”回忆短文。文中说道一件小事，典型道出宋任穷历史上就强调讲团结讲感情的良苦用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宋任穷兼任云南军区政委。云南起义的部队先称暂编十二军、十三军。通过民主运动，他们要求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军区决定将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十二军、十三军合编，即四个军合编为两个军。

“开会那天，全体官兵在志丹体育场集合。场中悬挂着巨幅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十二、十三军改编大会”。首先登上主席台的宋任穷看后觉得不妥，立即要布置会场的同志把“改编”改成“合编”。这天晚上开晚会，他看到“部队合编欢迎晚会”的大横幅又说不妥，马上又叫工作人员将“欢迎”二字改成“联欢”。

“事后，有人问宋任穷：“改编”跟“合编”、“欢迎”跟“联欢”意思都差不多，您为什么非把它改写不可呢？宋任穷很严肃地告诫部属说：“共产党人说话、做事、写文章，都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共是执政党，居领导地位，尤其要注重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你们想想吧，‘改编和‘欢迎’，这都表明我们是主动者，起义部队是被动的。事实上，云南起义部队主动起义，在昆明保卫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顺历史潮流之举，这能分出个主客吗？把‘改编和‘欢迎’改成‘合编’跟‘联欢’就彼此一样，没有主客之分了，这样合乎事实，才使起义部队心欢、眼悦，有利于团结战斗。”

宋任穷两改横幅，给后人留下了令人深思、获益无穷的团结奋斗佳话。

尤其是这个回忆中，还实事求是地提到了当时是在“志丹体育场”举行的此次“合编”大会。

令人深思、获益无穷的团结奋斗佳话。

“志丹体育场”五个字虽不起眼，然含有深厚的哲理和怀念战友的情感。

可笔者查询了很长时间，却没有在昆明市现存地图和资料中找到云南省昆明市“志丹体育场”的具体位置。显然“志丹体育场”只有在红土高原红色江山刚刚建成时极短期存在。

光阴荏苒，风雨过后……找不到了可以理解，但史实不会泯灭！

毕竟，因康生等人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攻击这部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陷害关心这部小说创作的习仲勋等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遭到诬陷后被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持续时间之长，即使在众多曾受过迫害的老一代革命家中也很少见。

因此，“志丹体育场”这一特定历史时间段，只能出现于解放初期宋任穷主政云南省和昆明市的时期，也只能焕发于那火红激荡的岁月。

作者依据史实分析推测，正因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任穷与刘志丹曾经共同在红二十八军度过非常亲密的时光，为了怀念与刘志丹共同团结战斗的清纯战友情，也为了突出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团结战斗的光辉典范，以老红军为榜样，鼓舞、教育和激励云南各界，团结第一，将团结奋斗的局面深化展开，宋任穷和云南省暨昆明市曾经特别命名过“志丹体育场”的大会场地。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讲团结战斗和重情重义的宋任穷，一直没有断了与刘志丹亲人们的联系。

时光过去了近半个世纪，80年代初，宋任穷和夫人钟月林一起在西安看望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及其后代，留下了珍贵合影，令人感慨万千！

这幅照片收录在为纪念宋任穷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2009年7月出版的《宋任穷画传》第55页。

宋任穷和夫人钟月林一起在西安看望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前排右二）和女儿刘力贞（前排左二），女婿张光（前排左一）。

他从将星荟萃的全军大授衔星光中走来：

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宋任穷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协助罗荣桓部长主持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还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军队、地方的干部他都能管。

当时的解放军总干部部，是在党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军的军事、行政、后勤、技术干部的领导机关，是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等若干总部并列的一个总部。

1955年2月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下令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等系列文件。

中央军委决定：要在1955年内完成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1955年要颁发现役军人的勋章奖章，1956年要颁发转业、复员和离队军人的勋章奖章。

宋任穷回忆到总干部部后，主要负责抓的首先是这两项工作。并随同彭德怀、罗荣桓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直接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不要大元帅、元帅、大将军衔的指示，倍感亲切。

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将士都是很大的教育，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历时两载的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任上，宋任穷协同总干部部各位部长副部长，把总干部部建成全军干部之家，为进入和平年代的人民军队的干部工作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总干部部向每一位为人民打江山、流血流汗，身残志坚的将士们，颁发了为人民服务的无上荣光！

可是谁又能想到，刚刚配上三枚一级勋章，被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穿上开国将军礼服的的宋任穷，却在第一时间主动回到了从小在浏阳故乡做烟花爆仗的科技创新革命起点，埋首俯身忙碌在全国的深山野林，鸿沟大荒……

1956年4月，宋任穷志愿积极向周总理、毛主席报告，请求参与中国的原子弹工业基础的拓荒工程！

这难道仅仅是因为穿上将军服装不习惯吗？！

当时，核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向邓稼先等科学家征求献身极其保密的原子能核事业的时候，用的就是请他们去做个“大炮仗”的词汇。

这难道不无可能是这位打小就吃辣子、制作花炮烟花长大的开国元勋，心中始终怀有研究制造一个大大的中国人的“大爆仗”的世纪梦想吗！请科学家们一起来做这个“大炮仗”吗！

开国元勋心中始终怀有研究制造“大爆仗”的世纪梦想。

浏阳的辣椒和烟花爆仗

都吃过四川成都的辣子，那是麻辣麻辣的。

也吃过湖南长沙的辣子，那是生辣生辣的。

在北京狂称自己喜吃辣子的人，却不一定能吃得了成都和长沙的不同风味的辣子。

麻辣，不仅是辣，还有些麻。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受不了的在舌尖上跳舞的辛辣香感。

生辣，不仅是有辣感，还会辣的舌头僵硬，会让人从舌尖一直辣到肠胃，火辣辣的血液沸腾。

吃辣子使人会有火焰般的心胸，仿佛将整个世界都燃烧起来，每一口食物都变得格外鲜美，令人开窍。

无论是麻辣还是生辣，都有其共性。

其共性就是一种强刺激，辣得人直跳脚，辣得人直冒汗，浑身有力，脑洞大开。

辣椒是大自然馈赠浏阳人的独特科技创新礼物，从浏阳历史传统产品豆豉剁辣椒，到火红细长申报“地理标志”的“鸡肠子辣椒”的特色辣椒品种，让我们领悟浏阳人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无穷无尽的回味，赞叹浏阳人喜爱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热辣劲爆。

“鸡肠子辣椒”和浏阳豆豉剁辣椒。

毛泽东说：辣椒是革命者的粮食！

作者曾多次有幸吃到叶利亚大姐等精心为许多老革命家亲手制作赠送的毛泽东最爱吃的豆豉剁辣椒小菜。

红红火火的辣椒，滚滚红尘的人生。

人生道路不仅仅有温馨般香甜，也有辣子般辛刺激发，催人意志坚定，神奇挺拔，不屈不挠，百毒不侵。

平凡的辣椒能为至纯、盛阳、善良之人培育勇敢、坚强、刚毅、高尚、默默攻坚进取的人生品格，营造清纯、亲密、多赢的团结合作环境。

浏阳的辣椒魅力和自然环境，为浏阳人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科技创造发展意识心态条件。

1400多年前唐初，湘赣边山区灾害连年，瘟疫流行。

浏阳先人李畋不辞劳苦奔赴蔡伦故里——湖南耒阳学习造纸技术，又访遍四方能工巧匠，学得提炼土硝的方法。

受先人“燃竹驱祟”的启发，李畋在竹筒中加入火硝（制造火药的原料之一），发明了“硝磺爆竹”，点燃之后以硝烟驱散山岚瘴气，减少了瘟疫的流行。（笔者插队时为学大寨“平田整地”，用此法做炸药，还卖了一部分为知青队赚取生活费。结果被县里的小喇叭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又得到药王孙思邈自制火药的指点，将“伏火硫磺”首创为“火硝纸爆”，以纸筒代替竹筒，做出了鞭炮，开“烟花礼炮”之先河。

故而，浏阳人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人蔡伦、中国古代著名药王——火药创新人孙思邈、中国古代花炮发明人李畋敬奉为浏阳花炮业三大祖师爷。

清康熙《浏阳县志》记载：“后人卷纸作筒，实以硝磺，名为大爆竹，馈遗者，号曰春雷。往岁小除夕，响声不绝。县有彼此竞爆者，以鸣豪举。”

雍正年间，花炮成为皇家贡品，清廷放的“架子焰火”就来自浏阳大瑶镇。

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实业志》和《湖南省经济调查丛刊》：“湖南省爆竹制造，始于唐代，发达于宋末”，“湖南鞭炮之生产，最初发源于浏阳，后随该业发达，产地逐渐推广于邻县。”

清光绪初，浏阳鞭炮遍销全国各地，并有出口。

到了民国，无论时局如何转换动荡，浏阳“平时不见乞丐，荒年绝少饥民，是皆爆业所赐也”。

十九、二十世纪喜吃辣子的浏阳人，“十家九爆”！几乎家家户户，每家每户，每个人都做过烟花炮仗，家庭流水线式作坊遍地开花，是远近闻名的花炮之都。

民国花炮摊贩。

如今，花炮生产行业从一张纸到最后的成品，全部可以在浏阳完成，就地取材的土纸、土硝、硫磺，经制筒、填土、装药等12道流程，72道工序制作为成品，随后包装、仓储、运输，从湘赣交界的山区远销世界，誉满天下。

可以说浏阳人牢牢掌握着花炮产业的全球话语权。

浏阳市大瑶还是世界花炮之源，世界花炮文化的发祥地。大瑶花炮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拥有600多家花炮及相关企业。

全中国各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大型焰火表演，都离不开浏阳的烟花科研生产。看起来烟花是娱乐观赏产品，实际上更需要系统控制的复杂技术工程。发展到今天，烟花研发生产都是高科技。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在国际上首次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芯片礼花弹。这批浏阳烟花，每个烟花上都配上了芯片，安装了压力控制装备，通过电脑控制精确点火，在规定的时间、高度、方位、朝向爆炸，组成各式各样的文字和图案，成为世界焰火最高生产技艺的集中体现。

震惊世界的大脚印，就被这样控制着每隔两秒迈出一步，全程15公里，一共29个，让全世界叹为观止。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闭幕式烟花表演，都由浏阳人设计和提供。

为了突显浏阳市世界“烟花之乡”的地位和荣耀，每年浏阳市都会在跨年、春节、冬至等重大节日，上演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烟花表演。

三个世纪以来，欧洲、美洲许多国家都盛行音乐焰火表演，美丽的焰火如蛟龙、如飞燕、如流星、如彩虹，璀璨耀眼，熠熠生辉，让游客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浏阳烟花以其射程远、亮度大、颜色鲜艳而闻名，浏阳烟花爆竹也因此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人们互相交流的桥梁。使得1400年来的浏阳烟花爆竹成为中国湖南省浏阳市的一种传统文化遗产，也是当地人民的骄傲和信仰。

浏阳人认为，通过制造和燃放浏阳烟花爆竹，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交流。

2023年浏阳花炮的总产值已经突破500亿元。中国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全国烟花、爆竹累计出口36.36万吨，金额累计72.22亿元人民币。《2023-2028年中国烟花爆竹行业深度调研及前景预测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花炮生产国，其产量占到全球产量的90%，约占世界贸易量的80%。

浏阳花炮組图。

深耕细作植心田，

烟花艳丽指路明。

生于浏阳，长于浏阳，颖悟绝人的开国元勋宋任穷，不仅从童年起就度过了连年亲手制作花炮的岁月，而且在艰难困苦的井冈山斗争中，在红军队伍被打散、寻找红军队伍的危险中，宋任穷不但能在1928年极短的时间就学会了耍蛇的本事掩护自己，还在1929年自家乌垅村老宅中又做了大约半年时间的花炮火药引线等待机会……

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切切熏陶，自小就会做火药炮仗的开国上将宋任穷，对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并不陌生，不就是要生产一个大大的炮仗原子弹吗？不就是浏阳人出身的开国上将心中隐藏着的大大的梦想吗！不就是从小就琢磨着就想到过的，什么时候能亲手制造飞得更高，炸的更响，威力更大更大的大爆仗吗！

宋任穷可是比“辣子们”还要“辣子”，比科学家还要更早就懂得中国核科学基础事业之火药原理。

他就是革命的辣椒胚子，“辣子”中走出来的科技革命狂，花炮生产实践中诞生出来的原子弹高科技领导者。

46周岁的开国上将宋任穷，深受故乡湖南浏阳县花炮文化基因的历史传承影响，深藏社会主义祖国强大需求的梦想，深得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和器重！

宋任穷要从零开始，从火药原理的核聚变爆炸原材料开始，第一位以上将军衔的身份，开创性领导研发生产一个大大的大爆仗——原子弹研发生产系统事业。

这不就是一颗大爆仗吗。

我们这样诚心夸赞宋任穷，可能会有朋友不理解。

造原子弹那是最高最高的高不可攀的高科技，结果你用烟花炮仗来说事，这行吗？

但是如果你知道了当年欧美的火药技术来自于中国，50多年前“土法炼铀”的做法就会明白了。

1958年虽然找到了铀矿，但提炼铀的工厂还没建好，怎么办？

宋任穷就亲自安排过以广东粤北山区下庄试点引导全国的方法：土法炼铀。

在年轻的王明健带领下，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在临时搭建的竹棚里，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在农民们的帮助下，像磨豆腐一样，用碾米的石磨将矿石粉碎，用竹筛筛净，放土缸里酸浸，再用包豆腐的细布一遍遍过滤，再经烘干，就得到了面粉状的粗铀。令人惊叹的是，部分“面粉”经检验竟完全符合标准。经过两年半的苦战，下庄水冶厂生产了71.3吨的重铀酸铵，占当时全国土法炼铀总量的67%。

3年多时间，20多个省办铀矿，筛选获得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为原子弹试验的核燃料生产提供了原料，进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赢得了一年多时间。

基于王明健的贡献，周恩来总理和宋任穷部长于1959年和1960年分别两次给王明健发过请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等会场参加宴会酒会。

对此，就连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薛理泰都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军史研究员在调研新中国原子能事业早期发展史过程中，听到过许多宋部长亲自到广西、广东等铀矿点，既协调动员地方领导支持，又亲自与地质队员们同吃同住，非常艰苦的故事：

宋部长住在韶关下庄，冬天没有新鲜蔬菜，餐桌上只上了一盘干的空心菜，大家戏称是“无缝钢管”，可以想象出是多么难以咀嚼下咽。部长那时候也是五十岁的大首长啊。为了事业，团结带领整个行业的干部、群众，以上率下地干，上下一心地干。为原子弹那么快地研制成功，带出了一支队伍，培塑了一种作风，创建了一种文化，形成和造就了一个伟大的科技冲锋时代，党的高级干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宋部长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好榜样！

要说中国的原子弹是怎样造出来的？党统一领导，二机部牵头，举国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个过程充满了“人民炸弹”的实践智慧。

土法炼铀的典范——下庄。

爆仗上将领衔中国核武器工业部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党中央恰当地估计了我国的资源条件和科研基础，于1955年1月毅然做出了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实施，并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年11月，我国第一届人大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统称“二机部”）主管国家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开国上将宋任穷任部长。

“二机部”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抓队伍组建，抓地质找铀矿，抓科研基地建设（原子能事业的“三抓任务”）。

其中，地质找铀矿和科学研究是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两个根本环节。

毛泽东、党中央适时决策搞核弹。

在阅读理解《宋任穷回忆录》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宋任穷多次使用主动性词汇“抓”字来强调对重大任务工程的重视程度，突出了抓紧抓住的主动性，主动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果的坚决态度。

可见，宋任穷上任“二机部”部长初始，就紧锣密鼓地提出和落实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三抓任务”和任务中的两个根本环节。这与他20年后上任七机部部长全过程，同样紧锣密鼓，紧抓根本的提出和落实我国“两弹一星”突破性发展的，非常具体的主动性“三抓任务”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宋任穷，这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是第一时间领衔走进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第一线的、第一位上将级别的开国元勋，且他并非是唯一的简单地全身心投身于寻找铀矿地质勘探的第一线岗位工作的第一位开国上将，而是唯一的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究制造工业部门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和研究制造导弹、火箭、卫星的第七机械工业部两大高科技专业部门都担任过部长职务的开国上将。

相隔20年，无独有偶，先后担任二机部和七机部两大高科技专业部门的部长，宋任穷这位来自于烟花故里，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和亲身参加秋收起义走出来的浏阳籍上将军人，走马上任提出来的第一组重大系统任务都是带有主动性、根本性意义的“三抓任务”。

不言而喻，从烽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的革命军人宋任穷，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在纷繁复杂、稍有马虎就会掉脑袋的战争年代，通过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反复磨练而形成的强大的自身能力结构实力。

什么叫实力？什么叫硬实力、软实力？中国“两弹一星”国防科技发展的特色实践证实，没有从革命战争环境中走出来的革命军人领导者自身特有的能力结构实力，社会主义中国国防科技的初创建立和稳步发展是无法从零起步的。

在不同时期的特殊年代，带有主动根本性的“三抓任务”的反复提出，体现出宋任穷上将级别的部长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发展规律和科研生产的重点环节、根本性任务工程的系统性转换节点看得透，吃得准，抓得住。

他能在充分尊重主客观规律、发挥调动各方能动性的基础上，主动分清轻重缓急，抓住系统性工程中带有根本性的转换节点工作程序，以身作则，指挥他的三军，攻坚克难，一步一步的加速度攀登国家最高科技任务高峰，高速度高质量的完成关键节点任务。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将军宋任穷的基本能力结构和智慧实力。

这就是宋任穷当部长的奇异之妙。

左起：宋任穷、肖劲光、陈赓在天安门。

部长之妙

宋任穷当部长之妙，妙就妙在这个部长位置不是上级走程序命令下来的，而是宋任穷向毛主席、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主动提出放弃军队的高职位和高待遇，志愿申请、获得批准，才命令下来的。

一般来说，此类在战争年代类似积极请战、突击、献身任务的情况，在和平年代主动志愿申请职务的做法很是难得发生，更何况是从顺风顺水的军队高位，转任国家最高保密科技专业零出发领导的、完全改行的陌生无闻位置。

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的本意，是要主管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工作的宋任穷，推荐一位来自于军队的中央委员干部出来加强地质战线。但宋任穷经过两天思考后，却以“对穿那一身制服不习惯”为理由，“毛遂自荐，对总理说就把我调出来吧”。从而，宋任穷担任了完完全全一穷二白的，方方面面都“穷”得不得了，却要承担极大历史责任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部门三机部（二机部）的部长。

此种极为超常规的奇妙干部任用程序，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非常准确地反射出宋任穷的底线思维和文化自信。

毛泽东、刘少奇的任命书。

张劲夫文章中有一段回忆，准确的反映了这一国家最高保密科技专业领导位置的性质：“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他访问苏联回来很快就找到我。他来的时候气鼓鼓的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没有搞哇！’我说：‘三强，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弹哪。这是国家最绝密的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绝密的单独规划。’他当时最关心的是想从科学院调些人去，怕我们不重视，不愿意给人。我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量支持你，你这个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比‘四项紧急措施’还重要。‘四项紧急措施’是为你服务的啊！’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我懂了。’”

从 “国家最绝密的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的定位，可见宋任穷身为浏阳人所具备的辣子精神和对制作花炮的严谨科学技术思维的把握和提升，是他与生皆备的生存梦想和敢想敢干，宋任穷脱俗超凡的满足这些条件。

朱德总司令都来了。

而宋任穷上将军自身具备的这些独特能力和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一方面，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一方面；听毛泽东的话是一方面，受党的教育是一方面；长期革命战争实践是一方面，向群众学习、受群众监督是一方面。可想而知，脑子里时刻有这么一根弹奏高科技的弦，从小就在家乡做烟花爆仗的累积知识和强国梦想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

如此多的优选法方面，仅为宋任穷经过几十年战争生涯，在与火药类武器打交道的过程中，汲取知识和能力本事的主要突出点，实乃万中取一。

无论是原子弹、氢弹、中子弹，还是航天飞行的导弹、火箭、卫星，他们的最高科技的基础材料之一，确保成功的关键技术之一，多项跨学科的专项科研进步之一，不都离不开花炮火药、应用火药及火药原料配比应用乃至高能炸药类控制的基本原理，以及高能燃料的发展创新吗？！

火药与烟花，是原子弹核武器、导弹火箭的老祖。

恩格斯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传给了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火药与烟花之间的关系是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具体来说，火药是制作烟花的必要原材料，没有火药，就无法制作烟花。因此，可以说火药是烟花生产的起点或基础原料。

以此类推，“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矿石里能提出的天然铀同位素235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此外，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要高能炸药。……钱学森提出，搞导弹主要看你火箭用什么燃料，火箭的燃料很重要。钱学森说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科学院要把科研重点放在开发自己的高能燃料上，这样火箭才能做得大，射得远。”——摘自张劲夫文章。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的爆炸基础原理与浏阳花炮的基础原理，是不是应该有其最原始的相同点呢！无论是线性的答案，还是非线性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只是古今所用的基础原材料和应用技术有着质的不断进步提升而已。

浓缩铀的提炼和高能炸药、高能燃料的原始科技基础原理都源自于中国古代烟花爆仗的火药制作基础原理。

寻遍那个时代“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科学家们、指战员们、工人师傅们、技术人员们，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宋任穷这位开国上将一样，他从小玩的，他们全家人赖以生存的世世代代发展中的科学应用技术，不就是“两弹一星”最原始的关键火药爆炸、燃料材料（浓缩铀提炼，高能炸药，液体燃料，固体燃料）制造的原理技术之一，不就是把现代化的“引火线”系统（引爆装置）安装到原子弹的高能炸药上使之爆炸吗。

想想吧：战火硝烟、枪炮击发、烟花引火线、核弹引爆原理。

宋任穷从小就生长在浏阳这块儿有着1400年花炮制造史的热土上，耳濡目染用自己的双手来生产制造、用火药燃烧和爆炸技术来发射各种各样的花炮和烟火。尤其是在他的回忆里，1929年井冈山时期，他还做过半年的引火线。可是不要小看引火线呀，这可是花炮和烟火中的高科技；引火线对火药的燃烧性和爆炸性要求极高，是中国火药数百年来上台阶的历史性创新。

那是一种童趣，

那是一种生存，

那是一种期寄，

那是一种梦想！

宋任穷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都会激发积极向上、勇于承担中国原子能事业部委科研生产一把手的实践活动。

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到老的宋老。

1956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全院日常工作的张劲夫同志，在1999年5月5日写过一篇对党和国家评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影响巨大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文章中两次正式称呼宋任穷为“宋大哥”：

“宋任穷到科学院搬兵 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了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我到科学院工作后的一天，宋大哥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拜访我。因为搞原子弹，主要靠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决定把这个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名义上由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

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在中央主要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老革命家正式称呼宋任穷为“宋大哥”的官方文章。

张劲夫

“宋大哥”是宋任穷又一个倍受人们尊敬的称呼。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昵称。

“宋大哥”这一称呼的由来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他始于战争年代，经战争年代自然而然形成是肯定的。

有很大可能是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年轻的宋任穷在袁文才和王佐部任职时就逐步开始的。尤其他既是政工干部又是政治文化教员（先生），还被士兵们选举担任连、营士兵委员会主席，与出身客籍的官兵战友们朝夕相处，亲如兄弟，急人所难，真诚助人，成功完成了对袁、王队伍的团结改造，也与袁文才、王佐二人以及他们所属的官兵们凝结了很深的感情。后来又到刚刚起义的红五军团担任师政委，给红军指战员们讲党课，他就是教书先生呀。

老井冈红军“绿林好汉”嘛，欢喜对有恩于他们的人，帮助过他们的人，他们所敬佩的人，当过他们先生、老师的人，从心底就尊称、流传开“宋大哥”的称呼。

时隔五十九年后，1988年5月宋任穷重返井冈山时，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王佐两位烈士的后代，与他们亲切握手，热情交谈。

1988年5月，宋任穷井冈山与王佐的儿子亲切握手。

可是，谁都能想到，开天辟地的担任中国核工业部第一任部长，“宋大哥”是又穷又难呀！

制造原子弹，从一无所有起步，做好做大做强中国的核工业事业肯定是又穷又难呀！

首先是要解决穷的问题。穷在哪里？穷在没有足够供应研发的铀矿原材料。

而为了祖国的强大，越是让人看着望而却步的东西，越是要一探究竟，揭开它的奥秘。

只不过，宋任穷和他在原子弹研制生产部门的战友们、同事们的难点在于：他们要在浏阳花炮制造的基础火药原理上，在找到足够的铀矿资源后，解决了原材料穷的问题，再解决研究制造难的问题。才能不断进行无限量的科技发展核炸药原理的跨越式放大创新！

原理，只有原理，是最基础的科技原理发现和创新。

每发现、解决一个最新原理，科技就会更上一层楼。

核炸药不是普通的火药爆炸物质。而是高能量的含有易裂变核素或可聚变核素，在瞬间就能集中释放大量能量而发生爆炸的物质。制造核炸药的主要核素有铀235、钚239、氘、氚等全新矿物质材料。它们用作能源工业所需的核燃料时，必须可控制地在反应堆中稳定、均匀地释放能量；而用作核炸药时，则必须在极短瞬间（微秒量级以下）集中释放能量，才能实现核爆炸。

即是说，制造原子弹需要核炸药基础材料。

核炸药基础材料包括釉235等多种世纪新发现矿物质材料。

发现此类基础材料和研制成原子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技问题，也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科技台阶，需要不同的人群去操作、去寻找、去研发、去生产。

这是纯纯脆脆打基础的工作，就像建楼一样，建设高科技楼宇，只有高科技基础打的越好，建的核科技的楼层才会越高越壮观。如果没有基础，什么样的楼和房都建不成。

这就是宋任穷部长领导的核工业部面对的中国核弹研发基础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什么是基础，就要解决什么才是基础的问题。

可以说，发现铀材料解决铀材料是最基础的问题，发现核原理解决核武器研制的原理同样是最基础的问题。

地质找铀矿根本环节是解决铀材料最基础的问题。

科学研究根本环节是解决核武器研制原理最基础的问题。

打过仗的都打过仗，但是打过仗的不一定都搞过高科技。

尤其是必须面对的核科技基础层面的原材料和科技原理打基础难题。

此时此刻，打好基础就是当务之急，难上加难、顶天立地、科技发展里程碑的大事。

从零开始，就要做好这些，完美解决穷和难的问题。

通俗易懂的说，宋任穷任职领导核工业部期间，解决了三个最大最领先最基础的现实重大入门基础穷和难的问题。

第一，解决穷和难问题第一个需求是：要有人。

就是要调兵遣将，集合制造原子弹的行政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们，尤其是找到能做全面科学技术带头人的科学家和工人师傅们。

有专业人员专门对毛泽东选派的研究制造原子弹的人员队伍进行过专业研究：最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核物理学家。

当时毛泽东决定，要倾全国之力，把全国优秀的核物理学家全部集中到研制原子弹上来。可见，毛泽东确实是下了大决心。

在毛泽东调派的干部队伍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富有战争指挥经验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部队军官，他们到了研制第一线后，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奋斗拼搏的精神，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感染、激励着广大研制人员，成为研制生产、基地建设的主要组织领导者。

宋任穷即是其中的首名高级将领。

毛泽东还调派了一批实战部队，单独形成建制，组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核武装力量。在研制过程中，他们既负责保障、保卫、保密工作，又负责建筑、试验、发射等工作，是新中国研制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的基本队伍。

中央特别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与宋任穷主持“二机部”相关时期，曾先后发出过三个通知文件，为原子能工业抽调专业技术和管理干部及优秀技术工人。

1956年4月，中央发出第一个文件，主要为原子能研究所和铀地质队伍抽调干部和工人，紧接着10月，为组建三机部（后改为二机部）机关抽调干部。国家从37个部门和15个省市（区）抽调近2万人，其中从志愿军中选调500名无线电通信兵，配备给地质勘探队。1958年1月，为西北三个工厂和工程设计院等七个单位抽调215名干部。

1958年9月，中央发出的第二个文件，主要为铀浓缩、反应堆、铀元件、核武器生产、铀水冶和三个铀矿山，以及配套的相关单位，先后抽调专业技术和管理干部及技术工人，累计16899人，其中技术工人11028人。

1960年3月，中央发出第三个文件，为原子能工业紧急抽调一批中高级科技骨干，以防犯前苏联中断援助和加快研制步伐；在原子弹研制关键时期，又于1962年12月从上海、长春、鞍山等地抽调126名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奔赴核武器研制基地。还通过教育部采取“移花接木”方式，在苏联和东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选调百余名留学生改学原子能科学技术专业；在国内高校中选调专业相近、高年级的二百余名学生到北大、清华、兰大学习原子能科学技术知识，迅速组成一支年轻的核科技专业人才队伍。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注，数以万计的历届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和招收职工未计入）

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各路精英，很快就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坚强集体，为新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落实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精神，张劲夫再次称呼“宋大哥”回忆说：“宋大哥光顾寒舍，就是要来谈科学院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我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

左起：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刘伟、二机部长宋任穷、苏联专家、陈毅副总理、苏联专家、女是翻译，右一钱三强。

在宋任穷和张劲夫的回忆中，不约而同共同提到了许多管理者、科学家、工人师傅们牵头人的名字。

宋任穷回忆：从1956年起，“那时三机部机关没有几个人，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毛主席曾不止一次亲自关心和指示过……地质方面，开始是中苏合营，双方各派两人组成中苏委员会，第一轮主席是刘杰，委员是高之杕。高之杕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地质专家，在创建铀矿地质事业中，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中苏两国政府商定，由中苏合营改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中国自主经营。雷荣天同志主持，在山西、四川、辽宁、江西，连同先前的湖南、新疆共建立了六个区域性地质勘查队，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这一段回忆文字把早期行政管理者的群体领导名单基本说清楚了，后面也对每一位部领导同志的履历做了基本介绍。

1958年1月8日，又增加了以李觉将军为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为副局长的九局、九所、九院同一家九字头的连续沿革特大重要核科研机构，“是二机部最重要的一个局”（1958年10月10日，九局又更名为北京第九研究所。后来又扩展到青海221、四川902、四川903，名称也几经易名为北京第九研究所、第九研究设计院、解放军第九研究院、核工业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但在北京的整个核武研制主要办事机构一直被大家俗称“九所”。）

1958年1月8日，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决定成立第九局。

此前，还成立了十四局，负责筹备反应堆、后处理厂建设，周秩任局长，局长就是将来的厂长（404厂）；成立了十五局，负责筹备浓缩铀厂建设，王介福任局长，局长也是将来的厂长（504厂）……

从行政管理者领导群体骨干名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对“两弹一星”两大工业部门有一个基本相同的重要领导干部任用决策。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行政管理者是以革命军人出身的，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有一定文化知识背景的军人出身干部为主体。

这也包括宋任穷和张劲夫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来自于人民军队。而且领导班子是三结合的，是由军队指挥员、地方干部、科学家结合的领导班子。

同时，我们还能从整体回忆中，得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是由核工业三军组成的。核工业三军指的是军人在行政领导者的分量较重，还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大量脚踏实地实干的工人师傅大军坐镇各个基地。

另外，综合很多资料，能够看出中国最早成立的这个核工业部的短小精悍领导班子，分工清晰明确，绝不拖泥带水。宋部长既会用自己，用很多时间跑全国的铀矿基地；也很会用他的领导班子成员。常务副部长刘杰配合宋部长抓总，主持日常全面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他出现，这就很有利于宋部长在下面跑铀矿等基层；刘伟先是负责核工业事业第一个核科研起步基地北京坨里基地的建设，抓苏联援助的一堆一器，后分管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雷荣天负责对苏联方面的联系和全国的铀矿基地建设；钱三强负责与中国科学院的关键任务、科研生产、人事调动等非常具体的沟通联系；晚一些到部任职的袁成隆负责各个基地的生产任务，抓核燃料系统自力更生，过技术关，抓得较深、较细、较得力，在部领导班子的排名就靠前了。

而且，宋任穷在高科技领域用干部有个规律性的体现，对一线抓具体科研生产的行政管理干部非常重视，善于从一线抓科研生产的“打手”中选拔副部长，并且都是他在二机部离任后接任部长的刘杰、刘伟和七机部离任后接任部长郑天翔任职期间表现出来的。如，曾在二机部一线基地担任主要职务的李觉、王介福、周秩、张丕绪、赵敬璞、刁筠寿等都先后被提拔为副部长。

十八年后，当他离任七机部仅十五天，曾在七机部一线抓科研生产约20年左右的林爽、张镰斧即被选拔副部长。这说明宋部长对一线干部越来越重视。

三军归一统，

麾下出人才。

聚齐了精明强干的行政管理者班子之后，就要找科技和生产加工的带头人了。这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而为了完成这些重要任务，早出成果，以二机部为主，中国科学院紧密配合，各方各部门积极援助，“移花接木”迅速建立自己的科技队伍；所有的科技人员、工人师傅都做出了无私奉献。

宋任穷和张劲夫先后、以及共同回忆到的科学家以及科技人员有：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王承书、张沛霖、王大珩、吴自良、黄祖洽、于敏、周光召、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等著名科学家，以及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澎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宁。工人出身的厂长杨庆年，和厂的总工程师顾子恺……

当然，相当部分的科学家是在宋部长离开二机部之后，才先后分别来到宋部长已经为他们建设好的大西北研究基地工作的。这些基地本身都具备影响、创新、造就人才、干才和成果的实力。

中国科学院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杨承宗，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杨澄中，为了区别两位科学家，分别叫他们“法杨”、“英杨”。“‘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去。‘英杨’杨澄中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负责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还有从大学调去的化学家汪德熙也到了二机部……”

张劲夫对被调配科学家的过程也有回忆：“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九院）搞设计。另外，还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仪器要大大加强，才能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三强说：‘我想调李林。’李林当时在上海冶金陶瓷所，掌握一台电子显微镜。我说李林我可以给你，我另外培养搞电子显微镜的，先为你服务。问题是我还要把她的家庭工作做好，不然夫妻俩分开，不好嘛。三强又要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同志去，后来，稼先同志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科学院的院刊编辑汪容到原子能所理论组彭桓武那里，搞核物理理论研究，又将王承书调到二机部，她工作很出色，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场区集体照。

“三强说，我还想要些人，最重要的是要沈阳金属所的副所长张沛霖，我也同意他带一批人去了。张沛霖的功劳是把铀变成金属。氟化铀原来是气体。要把它变成反应堆元件需做大量的工作，这是沈阳金属所承担的；张沛霖对金属锆有研究，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当时对三强说，你有任务尽量让我们各所承担。

“三强后来又找我说，科研任务还需要很多仪器，特别是光学仪器，例如高速摄影，还要调科学院的一些人去。我说这个问题要和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商量，他是所长。后来决定让副所长龚祖同带一批科技人员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机分所，主要为二机部的工作服务。因为二机部好多工作单位在西北一带，要什么仪器，提出来让西安光机所研究制造，比较方便。后来在全国成立了好几个光机分所，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起的作用很大……

“我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那里请来了许多老工人，很不错。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不自己搞不行。要建立研究室，要研制设备。另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科研人员设计图纸，让工厂做才行。我在北京中关村专门召开老工人会，我说你们是金手艺，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东西！老工人听了非常高兴。另外，从部队技术兵种的复员兵中，挑选了数千名有技术的战士当工人，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有个工人当厂长叫杨庆年，很能干。他不但配合研究室把氟油研制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厂生产，保证了供应。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顾子恺也有贡献……

“一个是冶金所，吴自良任副所长；……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这个关，搞“真空阀门”。结果这个关攻破了！攻克这个项目……这时宋任穷调走了，刘杰同志当二机部部长。他一见我的面，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呀！我的工厂能生产了！’这项成果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得了特等奖。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开展了研究，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但题目是刘杰与三强商量后提出的。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就爆炸了氢弹。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当然，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主要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们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时间最短的。二机部是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原子能所和提到的几位专家外，还有从高等院校调去的朱光亚、周光召等专家，他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光亚、张爱萍

张劲夫的回忆甚至包括计算机的作用。

他说，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钱三强“最感谢的就是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二机部帮助很大。所以，我当时说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我们科学院早在1958年8月1日就研制成功第一台计算机。要我去讲话，我给它一个提法，叫做‘有了’――‘中国有了计算机了！’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嘛。接着，我们研制第二台，1959年9月，104机出来了，也是电子管的，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务。这个所即后来的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再过一段，第二代计算机出来了，晶体管的，科学院半导体所搞的。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

说到计算机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作用，笔者深有感触。因为笔者80年代初曾在1967年8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制造出来的第二代109丙大型晶体管计算机担任过工程组副组长、组长，负责维护工作，夜以继日的近五年时间。这台大型计算机原定寿命10年，“三抓任务”的大型计算任务全部是由该机完成的，二机部九院的同志也经常来算题，每次时间都长达一夜之多。该机超期服役，年平均运行时间超过8000多小时，为此还二次获得国家第1名年运行时间大奖，被誉为“两弹一星”功勋机。此中甘苦、作用和成果，还是清清楚楚的。

宋部长乐于不耻下问，一有机会就到研究室和科研人员交朋友，问问题，而且问就要问个明白。

宋部长去原子能研究所，深入各研究室调查研究，见到彭湃的儿子彭士禄，先是问他家里的生活情况，接着就转到了核潜艇的特性、潜艇核动力的优点，以及核反应堆的基本原理、堆型类别、大体结构、技术难点，国外发展情况和国内研究进展程度，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层又一层，直到他完全清楚明白了才停下。

宋部长的办公室里挂着元素周期表，以方便背诵。为了和苏联专家直接交流，他还自学俄语。

很快，宋任穷自己就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也能跟研究人员就技术问题侃侃而谈了。

1958年前后，正是各种运动没完没了的时期，二机部的科研工作难免受影响。为了争取时间，加快建设进度，宋任穷等讨论决定，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人员、检修人员及基建人员，可以不参加整风运动。宋任穷还跟下面打招呼：要掌握分寸，不能影响基本建设。要定右派时，把名单报到宋任穷这里，宋任穷不同意，不让扩大打击面。

因此，周恩来说：“宋任穷在的时候二机部不会乱。”

宋老与专家们，彭士禄。

宋任穷老部长在他的回忆录第303页，以“出色的领导者和群众共同奋斗，是我国核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为小标题，对二机部的行政管理者、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有一段清晰的精确评价：

“我在二机部工作几年，深感二机部这支队伍素质好，党政领导干部大都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到了原子能事业部门发挥战争年代那种‘从战争学习战争’的革命传统，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增长了领导才干，有些人成为十分内行的领导者，出色的领导完成了各项建设和发展任务。

“科技队伍中有一批老科学家、老专家，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在一些重大技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思想敏捷，工作积极，是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科技攻关和工程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工人队伍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不但政治素质好，大都是党团员；而且技术素质也好，不少人怀有高超技艺，解决了许多加工技术问题。所有这些，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事业的胜利成功。”

宋任穷在二机部时，从开创到离开，整整五年时间没有自已独自的办公室，一直都是和刘杰副部长共用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面积还不大。这都反映出宋任穷极为高尚的人品。

宋老就像党和国家的一块金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也像是一位突击队长，只要党和国家需要他，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以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工作作风，克服一切挡在前路上的艰难险阻，唱响胜利的凯歌。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第二，解决穷和难问题第二个需求是：要有物。

要寻珍探宝，竭尽全力找到研制生产原子弹的罕见高品位新材料铀矿藏。

有过统计，制造一颗原子弹，大概需要3000吨高品质铀矿石。

《宋任穷回忆录》第286页回忆记录：“我任部长后用很大精力抓地质工作，几乎所有搞铀矿地质勘探的地方都去过。当时，我年纪还不大，不到50岁，不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地质找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密林，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广大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知道自己是为建立和发展祖国原子能事业找矿，一种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激励大家以苦为乐，以难为荣，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结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发现了大批放射性异常点，经过揭露勘探和工业评价，于1958年正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

看到老前辈的这段回忆文字，热血沸腾，思潮起伏。

为建立和发展祖国原子能事业找矿。

我们很难知道，也无法统计，宋任穷这位几乎脱了军装的开国上将，穿着普通的老百姓服装，与他的专业的、机关的、地质的、勘探的、检测的、省市自治区的数十万大军，是如何乘坐着最普通的卡车、棚车、作业车、马车，年年月月，争分夺秒的顶风冒雪，历经严寒酷暑，大雨倾盆，迎来朝阳，送走晚霞，披星戴月，一起长途跋涉、忍饥受饿，徒步奔波在通往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的大漠荒原，最后一只华南虎消亡的粤贵山区深山野林……

他是帅，

他是将，

他是老班长，

他是老战士；

他是部长，

他是矿工，

他是采购员，

他是“老妈妈”。

贴心人，

领路人，

黑暗中的灯塔，

百花中的绿叶，

脚踩露天矿坑，

进出幽幽矿洞。

最健壮的年华，

最风华的岁月，

最华丽的梦想，

最高尚的情操，

任劳任怨，

兢兢业业，

泼天大爱，

都无私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有谁敢说他去过每一处铀矿矿区，进出过每一口铀矿矿井？

仅有宋任穷部长等几人！

我们仿佛亲眼目睹那时的开国元勋宋任穷上将是如何身先士卒，跟群众打成一片，以自身的行动感染了广大的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们，很快就向国家提供了铀矿工业储量。

宋部长深入掘进矿洞第一线。

宋任穷频下铀矿有广为流传的“两拒”故事两则，一是拒吃小灶，二是拒绝警卫。

1956年5月，宋任穷在广东和江西两个铀矿检查完工作之后，6月又乘火车到许家洞车站下车，翻山越岭步行来到金银寨铀矿，跟工人一道住进了帐蓬里。宋任穷每到一处就跟工人促膝交谈，同吃同住。吃饭的时候自己带着一个碗到食堂和工人排长队买饭吃。矿里有两三千职工吃饭，只有一个简陋的食堂，吃一餐饭要排20多分钟队。矿里另有一个小灶食堂，那是苏联专家的食堂，矿领导要他到苏联专家那里去吃被他拒绝了。

矿领导考虑到安全问题，找民警队蔡文明队长安排一个同志去给宋部长担任警卫。蔡队长带着袁东成找到宋部长，没想到却被他拒绝了。宋部长对他们说：“你们工作很忙，你们的任务是保卫苏联专家，同时还要保卫好苏联赠送给我们的那几台找矿仪器，那仪器非常珍贵，那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尖端科学仪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两个国家才有，它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

接着他又对矿领导说：“我不需要警卫，我在这里每天跟工人同志在一起非常安全，工人阶级最可靠、最伟大，是新中国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每天在为我国的核工业而奋斗，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你要是给我配警卫，我就同群众拉开距离了。”后来，他常激励大家以苦为乐，以难为荣，忘我工作。

那一时期，宋任穷特别关注到：“中央对原子能事业特别重视，给我们开绿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一切都优先。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谨慎的。还在组建队伍初期，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强调事业特殊，保密严格，不太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盛气凌人，目无组织，我们就严肃批评了这种现象，反对特殊化，明确规定各单位的工作应向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请示汇报，也要同当地人民群众搞好关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遵纪守法，服从管理。”

基于这些表现，他按照自己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贯做法，做了一些当今人们都难以想象的事儿。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贯做法，当今人们都难以想象的事儿。

《宋任穷回忆录》第292页有一句话的回忆：“我到广东韶关出差时，没有找地委书记而直接向地委的工业部长汇报情况，他们非常重视。问题解决的很顺利。”这段话是他当时真实的工作记录。

在金银寨铀矿检查完工作之后，宋任穷来到郴州地委，找到当时主管工业的工交部部长高兆勋。

他一见面，就对高兆勋说：“我是来汇报工作的。”让高兆勋非常惊讶。

高兆勋说：“您是中央委员、中央的部长，我是地方上的小部长，应该我向您汇报，有什么事通知我去办。”

宋任穷说：“我们部里的单位在你们这里工作生产，就归地方党委领导，我当然要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

高兆勋说：“我把地委书记找来。”宋任穷忙制止：“不要惊动太多人，也不要告诉地委领导我来了。”

宋任穷住在郴州地委一间10多个平方的干部宿舍里，并在这小房子里主持了一个三省三地铀矿的负责人座谈会。

高兆勋说：“我们地委虽穷，但会议室还是有的，我们到会议室去开吧。”可被宋部长拒绝了。

宋部长离开郴州时直率地说：“我这个人喜欢到处转，在北京我是一个自由人，到处都可以去，外出就坐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听到老百姓的讲话，北京人讲话很直爽，从中可以听到群众的一些意见。”

过了两年，1958年，国家已掌握了金银寨的准确资料，决定交给湖南二矿开采（后改为711矿）。这一年，宋任穷再次来到了金银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红军高兆勋和309队铀矿离退休的老同志在一起时，大家仍然忍不住常说任穷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干部，宋老在郴州的故事更是被传为佳话，使得当今已经久违了的红色初心和前辈们的优良传统作风历历在目。

久违了的红色初心和优良传统作风。

还有一段有关宋任穷流传已久的老故事，讲的是宋部长被铀矿工人拍醒的趣闻：

一天中午，宋部长在工人宿舍转了一圈。那时矿上都是24小时三班倒连轴转，工人都去上班了，他就在帐篷里一个工人的床上躺下睡着了。恰好这个工人下班回来，怒了，这什么人啊，怎么在我床上睡觉？就把他拍醒了，一人一铺，你怎么乱睡觉？可是说了一通。他哪知道他拍醒、还批评的这位长者是宋部长啊。

有一位1958年就在中南309队11队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老同志曾回忆宋部长与人为善，平易近人的往事：

当时队部在广东翁源下庄。9月的一天，队党委书记张文同志对他说：“宋任穷部长来队检查工作，今天晚上到韶关。你和司机老李马上去韶关交际处接他”。接到任务，我们当晚就赶到韶关交际处住下。

第二天清早，吃过早饭，打听好部长的住处。就把车子开过去，看见客厅里一个衣着整齐、穿崭新发亮黑皮鞋的人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们轻轻推开纱门，问：“是宋部长吗？”那人马上放下手中的报纸，问我们哪个单位的？我回答是11队来接宋部长的。我们正说着，外面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不紧不慢地朝我们走来。那人立即大声说：“宋部长，11队派车来了！”我们才知道认错人了。部长穿一套旧蓝卡机布中山装，脚上穿的是布鞋，还不如这个秘书神气呢！我赶紧对部长说：“队上派我们来接你们，你们辛苦了。”部长听我满口湖南话，笑眯眯地对我说：“看来我们还是老乡啰！你们的车子怎么来得这么早！吃了饭没有？”听说我们已经吃了饭，就叫我们先坐一会，让秘书赶快结账，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快要上车时，住在隔壁的广州军区文年生副司令员和韶关地委领导、专署公安处的同志都闻讯过来。他们考虑部长的安全，决定派一辆汽车护送。部长婉言谢绝了，说：“我今天到自己的单位去，他们已派车了，就够了。路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谢谢你们的关心”。

部长坐上车，一路上亲热地拉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在11队干什么工作。又问李司机多大年纪，开多少年车，到翁源有多远，要经过哪些县城。经过南华寺时，部长高兴地叫司机停车参观一下。南华寺是广东四大名刹之一，历史悠久，古木参天，寺内有一口钟，安放在宝塔顶上。部长兴致勃勃地登上几十米高的宝塔顶，仔细地看这口古钟，还主动和寺内的和尚攀谈，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上午十一时半，我们一路平安到达队部休息了一会儿，张文请部长到为苏联专家开放的西餐食堂去吃饭，部长怎么也不肯，严肃地对张文说：“你是党委书记，我这次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吃喝的。专为我开小灶，搞特殊怎么行呢！”当时队部机关和修配车间共一个食堂，上千人就餐买饭要排长队。尽管张文怎么解释，部长一定要到大食堂去，我赶快到食堂拿来两套碗筷，才算替张文解了围。部长接过碗筷，对张文笑了笑说：“现在你赶快回家去吃饭，不要管我们”。我领着部长走到大食堂，看见排队的人很多，想领他俩到食堂里面打饭，他也不肯，执意拿着碗排队。当部长买好饭，拣张桌子坐下来时，周围的同志很拘束。部长看到同桌的一个小伙子碗里有辣椒，笑着说：“小鬼！你是湖南人啰？给我一点辣椒。”大家看到部长这么随和，拘束感顿时烟消云散，围着说说笑笑起来。

宋部长这次来队，主要是考察地质系统基层干部的群众观念问题，即如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搞社会主义建设。晚上，他先去了队长、书记的家，接着又去看职工宿舍和集体宿舍。对集体宿舍，他看得特别仔细。发现单身职工的床头上堆放着破衣服、烂袜子，有的还没有洗干净，就对张文说：“你们可以把家属组织起来，帮助工人缝缝补补，洗洗衣服，让他们安心搞生产，家属还可以得些收入。”11队很快就把家属组织起来，成立了“劳动服务队”。

宋部长在11队一共待了四天，队上的三个工区、修配车间、炼铀厂，他都去了。在一工区，他上山时，正碰上工人在平整机坪，他卷起柚子，接过工具就干了起来。三工区的翁源小寨，地质情况很好，但山高林深，连条像样的上山小路都没有。队领导考虑到部长的安全，不想让他去，他也坚持要去。当他登上雾蒙蒙的大山，满身汗水，紧紧握住工人的手时，大家激动的热泪盈眶。

11队的同志们，没有辜负部长的殷切希望。在他视察的地方，冲破传统成矿理论的束缚，首次发现了花岗岩型铀矿，被命名为“希望”矿床，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宋部长还心贴心的细致安排：“野外地质队的同志深居深山老林，往往10天半个月看不到报纸，我提出每个队必须配一台收音机，保证每天能听到新闻广播，及时了解中央精神和国内外大事。”

宋任穷到二机部后长年跑地质队，随地质队找矿，经常吃住在人迹罕至的野外和无人区，收听不到无线电广播。回京后宋任穷破例给外贸部第一副部长雷任民打电话，请他帮忙买一台在野外能收听到广播的半导体收音机。雷任民帮他买了一台国外产的半导体收音机，解决了在野外收听广播的困难，这是他唯一一次托人从香港买东西。后来国内也可以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后，宋任穷让部里买了一批半导体收音机，分送到各野外工作的地质队，以保证地质队随时随地都能收听到无线电广播。

功勋铀矿在711。

第三，解决穷和难问题第三个需求是：要有基地。

要安营扎寨，在合适的地方建立可供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们进行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保密研发生产制造的基地。

总体研发基地建设首先是从宋任穷领导指挥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开始的。

宋任穷回忆：“科研方面，当时主要抓紧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由刘伟同志主持，在北京西南郊坨里，1956年5月开工，1958年7月建成。为了争取时间，充分掌握这一堆一器技术和加快建设进度，我曾与刘杰等同志一起讨论决定，反应堆、加速器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检修人员应参加设备安装工作；研究所以甲方身份参加基建活动的人员，可以不参加当时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

张劲夫回忆过中国科学院认真配合的情况：“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

宋任穷高兴的说：“1958年9月27日，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在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移交典礼。中央很重视，陈毅副总理剪彩，聂帅和郭沫若讲话，中外来宾1000多人。从此，我们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该基地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仍属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强任所长。该基地汇聚了一批科技人才，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以及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澎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宁，都在这里工作。这个基地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对于原子能科技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有了“老母鸡”，就一定会“下蛋”。

“下蛋”就必须有“窝”，必须依靠基本建设，“下蛋”一定要下到预先选择的基地厂址上。

从1957年上半年开始，部选厂工作组跑了西北几个省，选了很多地方，最后陆续报经中央批准，浓缩铀厂定在甘肃兰州，反应堆、后处理厂定在甘肃酒泉，核武器研制基地定在青海海晏县。

这说明，宋任穷部长对十四局基地（404厂，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十五局基地（504厂，位于甘肃省兰州市西郊），尤其是221基地（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的建设布局未雨绸缪，早已经展开了。

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李觉将军被宋任穷部长点名，经周恩来批准，任命为二机部九局第一任局长，一头扎进全面创建核武器（原子弹、氢弹等系列）研制事业重要基地的艰难历程。

李觉将军

李觉是一二·九运动后，离开北平，参加红军的大学生开国将军。

1957年6月，自他离开北平21年后，第一次回北京到九局任职，流传着一段趣味插曲。

从青藏高原下来，按惯例住医院检查治疗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来看他，笑着说：“我们准备欢送你了。”李觉感到莫名其妙，问：“副总长，为什么要欢送我？往哪里送？该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

“详细情况，二机部的宋任穷部长会告诉你。”说完，陈赓对他狡黠一笑，露出一丝神秘神态。

“八一”建军节过后，宋任穷对来报道的李觉说：“要你来搞原子弹。”

听说让自己搞原子弹，李觉感到很吃惊：“我哪里懂原子弹？我不仅不懂，连见也没有见过，怎么搞呀？”

李觉后来回忆：当时我心里一震，是不是我听错了，我过去扔过手榴弹，也造过炮弹，还用手电筒的灯泡、搞过电雷管。但从来也没有想过搞原子弹这样高精尖的东西。

宋任穷很干脆：“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还是要靠我们的老传统，过去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就要在研制过程中学习研制，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这段小插曲，说明当年宋任穷部长任用李觉将军是与军委陈赓大将协商过的，也是“两弹一星”事业初期所有军人出身的，参加和担任“两弹一星”事业行政指挥员的共同心声和必备调任手续。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

李觉将军曾回忆最初三年多在党中央和宋任穷直接领导下，难以忘怀的打基础建基地的激情岁月：

50年代中后期，我国核工业建设全面展开，核武器研制事业便提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议事日程。

核武器研制机构（九局和221基地）组建于1958年初，我有幸长期参与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和同志们一道，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1958年1月8日，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决定成立第九局。由我任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负责筹建研究原子弹的设计院（代号221基地）、生产和装配原子弹的工厂、试验原子武器的靶场、储存原子弹的仓库等工程项目。

1958年春，我随同宋任穷部长到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住处汇报，彭总表示同意，要我们找总参谋长黄克诚办。黄总长很干脆，立批照办。从此，试验场和仓库这两个项目就由总参谋部、后由国防科委来负责设备及科技力量的调配方面，我们尽力配合支援。

同年3月，组成选厂小组。因为是绝密的军事禁区，占地又大，除水、电、交通等一般条件外，还必须有利战备和尽量少移民。这些条件，只有西北地区才可能具备，故此，在地图上初步圈定了几个地方，紧接着去实地考察。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二机部领导审查并报中央批准，厂址初步确定下来。

此后不久，党组批准成立九局。

第九局成立伊始，从部机关选调了几位干部，租借了西苑旅社几间房，着手考虑1958年的全面工作。我们局里几位负责人商量，试验场和仓库，是统帅部管的事，还是由军队管为好。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意这个意见。

221基地选定在青海的金银滩，占地1100余平方公里，西临青海湖，是水草丰茂、人迹罕见的盆地，平均海拔3200米，高寒缺氧，无霜期很短，没有铁路和公路相通。在这样一个地方搞建设，是很困难的。二机部党组很关心。青海省委也很支持，委派副省长薛克明负责，组成由省人委、计委、公安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组，协助办理和解决移民、地方建材、生活供应、劳动力和警卫等问题。为方便工作，我被增补为青海省委常委。在建筑工业部的支持下，从西北工程局和兰州第九设备安装公司选调部分职工，加上青海省支援的河南省支边青年数千人，组成104建筑公司和103安装公司四处，担负221建设，从1958年11月开始施工。第九局组建221筹建处，实行现场领导。

青海湖金银滩221基地。

苏共中央于1959年6月来信，表明苏联不给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一切技术资料。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明确指示，不理他那一套，下决心自己研制原子弹。

经中央批准，我们从全国选调了105名高中级科技人员以及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留学生，于1960年5月，在北京九所组建了理论、实验、设计、生产准备4个部，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开展原子弹研制工作。5月1日前，在河北省怀来县某工程兵试验场，打响了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开始了艰难的探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根据工作实际，撤销了北京九所4个部的建制，组成9个室，其中6个室分别从理论物理、爆炸物理、中子物理、金属物理、自动控制、弹体弹道等方面进行探索，学术秘书室做协调工作，其他两个室为221基建服务。

为加强科研领导力量，1961年初，中央抽调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到九所，与先期到所的朱光亚、程开甲，各自主持一个方面的科研工作，何泽慧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攻关初期的有关科研项目的指导工作。由此，组织机构逐步健全，人员不断充实，科研工作首先在北京全面开展起来。

221基建开始十分困难，施工设计和建筑施工在摸索中进行，又遇到三年经济困难，每人每月22斤混合粉，几钱油，又没有蔬菜，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中央对221职工很关心，调来了一批黄豆。青海省给了一批牛、羊。我们又组织了农副业队，狩猎打渔，种植青稞、土豆，并要求干部以身作则。局党委书记赵敬璞（军人）和局里其他领导与职工同甘共苦，终于战胜了困难，站稳了脚跟，迎来了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

221基建开始十分困难，又遇到三年经济困难。

由于大家在为国争光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党政干部和科技人员团结协作、锐意进取，以及部内外单位的紧密合作，九所的科研攻关，进展比较顺利。
到1962年下半年，内爆型原子弹重大技术难关相继攻克，中子源也明确了主攻方向。同年9月，刘杰部长找我和吴际霖询问科研攻关及221基建情况，明确指示, 核武器研制要加快进行，争取在1964年，最迟1965年初要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按照刘杰提出的进度要求，我们对科研和基建进行了详尽而又周密的安排，力争1964年第三季度进行国家试验。

1962年11月，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从此，核武器研制与试验在中央专委的直接组织领导下，加快了进程。在国防工办郑汉涛、刘柏罗等组织下，建工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电力部、邮电部、工程兵的施工队伍陆续开赴风雪高原，和原有的施工力量，各自负责一方面的工程建设任务。
为打好总体战，成立了221基建总指挥部。1963年4月，221工程全面开工，百里草原出现蔚为壮观的抢建场面。随着221基地建设的展开，九所的科技人员和局领导机关陆续向这里转移，工程建成一项，投入使用一项。这时，经中央批准调来的126名高中级科技干部陆续报到，同时选调了一批转业军官做各级党政工作，千军万马汇集草原，展开第一颗原子弹攻关的最后决战。为适应需要，机构又进行了调整，撤销了九所9个室的建制，又恢复了4个部，其中生产部、设计部、实验部进入221，组成为312设计分院，理论部暂留北京。同时，遵照中央专委的指示，参照大庆油田的经验，在青海省委的领导下，成立青海省驻矿区办事处，建立健全了公、检、法、商业、粮食、邮电、银行等部门，221成为政企合一的事业单位。

221基建与科研交叉进行，面对着数万人的施工队伍和科技队伍，千百项科技攻关与工程项目，组织领导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1964年2月25日 , 二机部党委批准成立核武器研究院（九院）。3月2日，二机部党委批复任命我为院长、院党委代理书记。

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干部殚精竭虑、尽职尽责，科技人员和工人废寝忘食，不计名利得失，单位之间先人后已、团结协作，保证了各项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全面开展。1963年底，赢得了全球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成功的重大胜利，表明最后一个重大难关被攻克。紧接着原子弹装置结构，重要零部件选型、试验、生产，准备热试验等工作争分夺秒地进行。

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部内外单位紧密合作，九所的科研攻关，原公浦404、221基地攻关。

1964年6月6日，在 221六厂区进行全球爆轰试验，除了活性材料用代用品外，其他都是真材料。这是对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和结构设计、试验队伍和测试手段等的全面考核。同预想的一样，试验完全成功，参试人员欢欣雀跃。按照这次试验的结构，研制了两发真产品，一发训练弹。

此后，我又前往核试验场，参加热试验现场指挥部的工作，总指挥为张爱萍副总长，刘西尧任副总指挥，吴际霖押运产品随专列行动，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李信、朱光亚以及陈能宽、邓稼先、龙文光等也前往核试验现场，各自负责一方面的工作。

经过各方面紧张准备，1964年10月14日，凝集各方面心血和全国人民心愿的第一颗原子弹吊装到102米铁塔顶部。16 日晨，插好雷管，接通塔上电源后，我与大家一起撤离爆心，等待“零时”的到来。16日15时15分，蘑菇云在荒漠上腾空而起，试验成功了，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不久，核武器研究院全面规划核武器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一方面加快原子弹武器化，另一方面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研究，原则同意这个规划。由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开始就力求建立在比较高的技术水平上和注意武器化的问题，因此，武器化的进程比较快。

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航弹热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 日，“两弹结合”全射程试验成功。根据中央专委“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1969年生产了一批导弹头交付部队。从此，我国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1966年10月，李觉（中）参加“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期间与基地领导合影留念。

李觉将军回忆的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全射程试验，是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唯一的一次原子弹与导弹相结合的全射程发射试验。相当于用枪把子弹打出去的发射试验，经过了这次成功试验，证明了中国有把原子弹打出去的“枪”了。

这次试验不仅使位于青海的221厂与位于北京的211厂有了一次全面合作，也是二机部的李觉与七机部的张镰斧之间的唯一一次全方位合作。他们两位试验队负责人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等的现场直接指挥下，面对无遮无拦一眼看不到边的空旷戈壁滩，冒着零下十几度的温度、风吼沙鸣，率领各自的原子弹试验队和导弹试验队，在一线现场指挥211厂火箭总装车间老装配工魏文举等操作手在吊车上进行准确细心的导弹吊装及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仅10多分钟就先后完成了弹头引爆装置和调温系统的检测、安装，固定住各个软管和电缆，实现了历史性的“两弹结合”，共同在西部靶场完成了中国“两弹结合”全射程试验的国际性重大创举里程碑任务。

“两弹结合”全射程试验，魏文举。

青海省青海湖边上的金银滩221基地，是在宋任穷部长领导下亲自选、定址建设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试验基地；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221基地的建成为中国的核工业事业建立了不世之功，被广泛誉为中国核工业发展的摇篮，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1987年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与军委办公厅联合下文，批准撤点销号。至此，为核武器研制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 221基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近些年来，青海省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221基地旧址的保护利用，青海师范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认为它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两弹一星”辉煌成就的重要见证，铭记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卓绝历程，为挺起民族脊梁和核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各有关方面都强调，221厂是核工业的根和魂，深度发掘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大力弘扬“两弹一星”初心精神，是人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笔者曾两次有幸参加了在221基地举行的学习、参观、研讨活动，深深感受到宋任穷、李觉等老前辈们的初心和使命。

特别感受到青海省省委省政府不仅仅挖掘著名科学家的精神文化，还特别注重挖掘普通工人师傅、普通牧民搬迁的精神文化。强调“两弹”研制成功，除了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做出的贡献外，成千上万的普通建设者、车间工人、牧工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样功不可没，让人耳目一新。

非常值得赞颂的，自1958年8月，中国核武器基地建设工程正式启动，221基地建设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牧民搬迁。

1958年深秋，世居在金银滩草原上的1279户6700余名农牧民没有提任何条件，仅用了10天时间，便离开了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热土，迁移到了祁连、刚察等地。

这是一场浩浩荡荡，历经磨难的迁移。一家人等不及锅里的饭煮熟，将襁褓中的婴儿放入牛背的篮筐里，匆忙拿上几件皮袄，绑上几条毛毡，赶着15万头牛羊，向着新的安置点走去。最远的有500多公里，期间还要翻越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到处都是茫茫雪原，前路未知……

金银滩草原牧民们这一为民族为国家的英雄壮举，与乌可力老大哥撰书回忆他的父亲——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上将在1958年3、4月间，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额吉纳旗旗长塔旺嘉布王爷父子二人仗剑携手，为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上将亲自指挥的代号为“0029”的两支正兵团级部队的十万官兵，陆续开进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宝日乌拉以南地区，为中国第一处导弹靶场的及早开工建设，义无反顾地做起了动员并组织土尔扈特人迁移故土的英雄壮举有异曲同工之妙。在5000多牧民的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之下，植根于额济纳大漠深处将近200年的土耳扈特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部落大迁移。10年的艰难搬迁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叫苦叫难，没有一个人向政府提额外要求。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理解了额济纳千里大漠中的“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

这就是我们的老前辈宋任穷、尤太忠心心念念不忘的，挂在口边常常说起的：我们的人民好啊！可敬啊！

生生世世能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荣耀！

陈士渠上将

乌兰夫上将

乌可力

草原牧民搬迁。

1958年8月，李觉将军带领20多人的队伍、三顶帐篷、四辆解放牌卡车和四辆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最先进入草原，开始核基地建设的准备工作。这三顶帐篷就成了后来原子城雏形的基石，中国的核弹制造就从这三顶帐篷起家。

同年11月，近万名建设者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顶着风雪在这里安营扎寨，代号02工程的重大行动在金银滩草原拉开序幕。

数万建设大军建起了草原干打垒、地下窝棚和半地下宿舍……

李觉将军说：“把新建的房子让给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将军带头住帐篷。

1958年12月至1964年6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科研专家、技术工人、干部牧工、家属和人民解放军、警卫部队指战员，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草原大会战。

他们来时都是风华正茂，走时却已白发苍苍。

那些现在看起来破败不堪的房屋在那时是“草原新居”，科技人员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就似住进了高原“幸福窝”。

各路建设大军团结一致，舍家为国，头顶蓝天，脚踏草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以“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干劲”的坚强毅力，建设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221基地是中国核工业事业最早最初建设的基地之一，尽管它只是诸多早期建设基地的一个典型缩影，却是宋任穷部长反复强调的中国人争气弹的非凡展现之地。

中国人争气弹的非凡展现之地。

1959年5月初，宋任穷部长和刘杰副部长一起，视察了在西北建成的第一个核工业基地404厂，看望了从全国各地严格挑选的万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5月9日，他在万人群众大会上作了革命传统报告。针对个别人的错误言论讲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让我们不要讲大道理了，这办不到。过去我们就是靠的这些大道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建立党、军队，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今天我们仍然要靠这些大道理教育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今后我们要永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国宝，永远不能丢，谁丢了，谁就要犯大错误。”

回味宋老那时候讲的话，可谓如雷贯耳，声声韵琴，震荡心扉。

我们现在是大道理多呢，还是小家子多呢？是群众多呢，还是自己多呢？

想一想，老红军就是老红军，老井冈就是老井冈。红色初心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呀！都是不能丢的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着想的大道理呀！都是反对腐败行为的金玉良言啊！

宋部长在新疆矿区讲话。

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科技领域开启的又一次伟大的长征之路。

这是在敌对国家全面封锁，全面围堵，全面绞杀环境下的，又一次艰苦卓绝的科学长征。

一穷二白，就像宋任穷的名字一样，这个任务艰巨呀，方方面面真的都很穷啊！

也像宋任穷的名字一样，这个“穷”字回味无穷，这个事业延绵无穷，“穷”到没有尽头，一代一代的拼杀。

就是在这种“穷像”的真实环境下，红军大哥宋任穷又一次不显山不漏水地率领核工业三军冲杀出来了。

宋任穷不畏风险，毫不犹豫开始组建这支新的科技长征队伍，成为这支队伍实打实的领袖人物之一。

廖承志速写，陈赓大将题字的“穷像”。

从小时候的梦想、党和国家的需要、领袖的高瞻远瞩，让宋任穷站在“穷”字上，担纲中国的最高高科技。

什么叫穷？

穷就是志气，就是信仰，就是勇气，就是不断学习、光明磊落、一往无前！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老子《道德经》的这两句话，分明就是在赞颂宋任穷开阔的眼界胸襟、扎实的知识底蕴、智慧洞开的能力结构！

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中）、刘杰副部长（右1）、刘伟副部长（左1）与苏联专家顾问团团长等的合影。

回顾宋任穷弃甲归核五年征程，步步为营，绸缪桑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走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道路。

1957年9月，宋任穷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陪同聂荣臻团长、陈赓副团长访问苏联，商讨原子弹和P2导弹技术援助的事宜。中途曾专程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然后再次返回苏联参加谈判，双方于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定了两国政府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7年9月，宋任穷访问苏联。

核工业事业具备一定条件后，1959年7月，周恩来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2月23日，宋任穷率领二机部制定出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二机部制定八年规划纲要的措施为1965年七机部暨一院制定“八年四弹”规划做出了表率。

1959年6月，苏联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宋任穷抓紧部署应变准备，把全部建设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当时，利用苏共中央中止援助的决定尚未向下属传达的时间差，宋任穷一面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紧逼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一面组织科技人员同苏联专家对口学习，挤牛奶，挤牙膏，千方百计把技术学到手，把资料弄到手。

实际上，宋任穷一年前就已未雨绸缪下手了。据军史研究人员采集的史料说：1958年7月15日，有苏联核武器专家来到二机部机关，宋部长亲自接见并主持，请专家们在小范围介绍苏联研制原子弹的情况。苏联专家不让记笔记，宋部长亲自劝说，苏联专家不好驳宋部长的面子，钱三强副部长等难得地记下了点滴内容。会后，现场翻译结合零星纪录和追忆，整理了一份材料，对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非常难得。

宋任穷勉励大家：“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可以干得更好。”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虽然是从零开始，宋任穷却不屈不挠。

宋任穷的口头禅：“人家说我们研究不出来原子弹，我们都要争口气，要把这口气变成研究原子弹的动力，成功搞出原子弹！”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争气弹”的来历。

1960年，二机部向中央做出了1964年实现首次核试验爆炸的整体研制规划。宋任穷也于1960年，在广州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机部的计划是定于1964年底前进行首次核爆炸。四年后，中国如期实现了原子弹爆炸实验的成功，轰动整个世界。

正当宋任穷如火如荼的挥军征战在全国核工业领域的各个一线基地，中央向宋任穷下达了新的任务。

1960年夏季，中央决策层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中，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重新设立六个中央局。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精心挑选六位出类拔萃的领导者，分别前往各中央局担任重要职务。

六大区域中，东北地区以其严寒的气候、广袤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而显得相对落后和贫困。然而，东北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工业历史的地区，它在国家经济复苏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关于东北的领导人选，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宋任穷。他亲自指定宋任穷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肩负起领导东北的重任。这一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对宋任穷的高度信任和认可。

而宋任穷此时正全力以赴投入他已入门的原子弹研发工作，突如其来的调令让他一时难以适应。他对二机部岗位怀有深深的眷恋，难以割舍。

为了留在二机部，宋任穷改变了自己一贯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他深知贺龙和聂荣臻对自己的工作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决定先与这两位老帅等老总诉说想法，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建议，以便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几位老帅老总的同意。

随后，他又去寻求邓小平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然而，当小平同志明确告诉他这是主席的指示，准备去吧。宋任穷终于理解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他由二机部部长调任东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出发前，周总理与宋任穷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就二机部的接班人选问题听取了他的意见。宋任穷向周总理推荐了刘杰作为合适的候选人。

在离开之际，他向刘杰表达了自己的期望：“我离开时，你不必亲自送我，但若有关于原子弹实验的任何消息，你必须及时通知我。”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与各大区中央局等领导同志合影。左起：李井泉、柯庆施、彭真、毛泽东、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胡耀邦。

当宋任穷离开二机部转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时，中国“两弹一星”事业核工业部二机部最重要的局——九局和唯一研发、制造、总装第1颗原子弹、氢弹的221基地已经进入开山起航之时，初见规模，与其它铀矿生产基地、核炸药研制生产基地一起，为中国的第1颗原子弹氢弹的成功，中国现代化的核工业事业奠定了坚实有效的基础。

中国核工业事业6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和变化轨迹证实：这些基地发挥了其十分巨大广泛的影响力，表现了非凡的人才、技术和成果的历史性延续性造就力、创新力。如果没有宋任穷部长领导建设的这批铀矿、原子弹、氢弹、核炸药等研制生产基地，中国的原子弹制造和核工业事业恐怕仍然会落后多少年，甚至还会在一些方面从零起步。

基础就是初心。
造就、创新就是使命。

四年后，在宋任穷部长亲自筹备建设的各个铀矿和基地的中国“两弹一星”事业核三军将士，用他们自己的铀矿材料、在自己的基地研制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大爆仗，向他们的老部长宋任穷敬献了新中国成立15周年国庆节大礼。

从火药花炮的故乡浏阳走出来的老红军、老井冈宋任穷笑了！他在孩童时代就有的梦想实现了！

1977年10月，新中国成立28周年国庆节后，七机部进入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宋任穷走马上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以68岁高龄再次空降“两弹一星”事业的新领域，再战新征途。

在七机部，宋老不是做“窝”，而是“搭架子”，在二十年来的创业发展基础上创新搭建高天长城的架子，党的统一领导下的“两条指挥线”的架子，最后“三抓任务”成功，建起了高天新城，出人才出成果。

宋老有远见，有预见，他的影响力，创新力，造就力，正是逻辑辩证地体现在这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管理者人才和科学家人才，最大程度影响发挥了工人师傅们的力量，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成果。

宋任穷在中央全会。

左起：汪峰、廖承志、宋任穷在十一届六中全会。

左起：胡乔木、宋任穷、谷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排右起：习仲勋、王任重、宋任穷、陈再道。

党的十二大期间，宋任穷、杨尚昆、陈云、陆定一、姚依林在会议休息室亲切交谈。

二机部刘杰部长、李觉副部长和所有同志们共同庆祝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30周年。

浏阳日出

特别感谢为作者提供《宋任穷回忆录》《宋任穷画传》等多方面资料的宋京波同志、肖奋光同志，湖南和江西相关单位的研究成果资料，一些研究者和摄影者发表的相关成果和作品等，感谢！感谢！

（未完。后面接续“下篇：二、卫国护民 ‘三抓’航天大爆仗”。继续讲述宋任穷上将的革命历程，特别是他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担任导弹、卫星工业部部长时的精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