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洪涝灾害防治及纷争调处

八月雪

　　编者按：2024年6月18日以来，古徽州黄山市遭遇了二十多年来未见的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袭击，横行肆虐的洪水猛兽席卷徽州大地，山田，农庄，城乡街道遭受凶猛猖獗洪水袭击，而受灾最严重的歙县城乡，大街小巷深陷滔滔洪水中，农田被毁、山体滑坡、街巷道路被淹，造成人员伤亡，人民群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6月20日晚，省委书记韩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赶赴受灾最严重的歙县、屯溪、休宁等洪涝重灾区的抢险抗洪第一线，实地察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和抢险抗洪的干部群众，昼夜奋战的部队官兵……广大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战天斗地抗洪救灾凯歌。

　　洪涝灾害古徽州历史上屡见不鲜。明清时期神州大地洪灾等各类灾害泛滥，徽州一府六邑无一幸免，尤其是歙县受灾更为严重。但古徽州歙县等地并未像江淮其他地方一样发生“饥民抢掠四起”的混乱现象，也未造成饿殍满野、哀鸿遍地后果，除了当地儒家道德礼仪教化和伦理规制治理外，当地官民各项救灾抗洪措施发挥了极大作用。本文以歙县屯溪为例，将人们视野带到百年前的古徽州，看看明清时期徽州官兵抗洪救灾义举以及所发生的讼事。

明清时期徽州洪涝灾害

歙县系程朱阙里，礼仪之邦徽州的“大邑”，厚重的礼仪文化渊源和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使得“歙大邑也，而新安名郡也，世称程朱阙里，彬彬乎文武之乡也”。（吴吉祜《丰南志》卷七《读吴氏诗文存书尉》）

　　据《太平寰宇记》考证，“歙，翕也，谓山水翕聚也”。歙县境内山谷交错、溪水纵横、崇山峻岭，恶劣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其自然灾害频发，种类繁多。据史料载：明清时期古徽州灾害种类繁多，其灾害主要 有水灾、旱灾、风灾、雪灾、雹灾、虫灾、疫灾、兽灾、饥荒等，其中水患洪涝最为明显。

南宋罗愿的《新安志》记载 ：“新安为郡在万山间 ，其地险陋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水湍悍，少潴蓄……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壤与禾荡然一空。”《歙志》中亦记载：歙县“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明清时期 (1368—1925)古徽州发生人员伤亡、财产重大损失特大洪涝灾害达90次之多。

究其原因，除了地理环境因素外，崇山峻岭之中的歙县至清代中后期，土地稀少贫瘠，人口增长较快，官府和棚民对山林无序开垦，也使得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人居环境更加恶劣，水患洪涝屡屡发生。“吾郡依山为治，山溪湍环，泄多潴鲜，加夏秋霖涨，挟蛟为灾，冲堤坏堰久须修复，势固然也”（ 清劳逢源《歙县志》卷二《水利》，道光八年刻本）。

　　明清时期歙县洪涝水患造成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众人员牲畜伤亡，山区农田被毁。“万历三十五年六月甲午(1607年)，南直徽、宁、太平等府山水大涌，繁昌、黟、歙、南陵等县漂没人口无算”（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之《安徽史料卷》，武汉出版，1994出版）。山洪还直接造成牲畜人员伤亡、农田被毁。“正统二十二年夏水伤麦。”（民国许承尧，《歙县志》卷十六《杂记·祥异》，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二是民房坟茔尽毁。“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大水及城漂坏庐舍坟茔无算”（ 清劳逢源，《歙县志·卷二·水利》、《卷十六·杂记·样异》，道光八年刻本）。“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旱久忽大雨万蛟齐出西北雨乡坏损田庐漂淹人畜以万计”（ 清张佩芳，《歙县志·卷二十·杂志下》，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三是道路交通和防洪堤坝冲毁。歙县防洪航运的渔梁坝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时被洪水冲毁（民国许承尧，《歙县志》卷二《营建志·水利》，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卫龙 堤于明后期被洪水冲毁“水之激，堤以蚀”、“徽城凭山为宇，地狭人稠，……每遇霪雨，潢潦载途，行者几于厉揭”（ 明傅岩，《歙纪》卷十六《纪祥议》）。造成当地行舟和徒步困难，经贸受到严重影响。

　　四是次生灾害造成山洪汹涌、山体崩塌、泥石流频发，人畜伤亡，道路桥梁房屋被毁。“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大水害稼灵山崩压死居民三十余人”（民国许承尧，《歙县志》卷十六《杂记·祥异》，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五是灾后疫情、饥荒和旱灾频发加重民众生居危机。涝灾后，“人物相感缠而为患”（汪志伊的《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盖饥寒之民离家就食，昼暴夜露；或遭风雨，必成疫疠”（《方苞集》下集外文卷五《与徐蝶园书》）。《徽州府通志续编》这样记载：徽州地区“六邑饥，又大疫”，“大饥，斗米一千八分， 民大瘟疫，僵死载道”，甚至出现“孤村几无人烟”现象。

明清时期徽州洪灾防治

在频频洪涝灾害面前，古徽州官民并没有被洪灾和病疫、饥灾所困阻，而是官民互动、相互依靠想方设法地实施各种急救措施和抗洪救灾方法，一方面官府在灾疫中发挥非常有效的社会调控功能，另一方面广泛发动民众，激励和支持商贾和乡贤乡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救灾治疫义捐、义治活动。

这是由于徽州自古受儒家礼仪道德熏陶教化，有着济贫帮困、乐善好施优良文化传统，加之古徽州系史上中原名门贵戚三次迁徙形成宗族社会，徽州民众凝聚着强烈的宗族意识，形成独特的礼仪教化和伦理规序的地域文化。在官府有效统领和调控下，能激发出万众一心、共克艰难的抗洪治疫力量。

嘉靖《徽州府志》写道：“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明尚宁等《徽州府志·卷二·风 俗》，何东序修，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徽州官民抗洪救灾治疫特点：一是广泛发动和倡导乡绅商民推行赈济(包括赠粮、施粥、赈银 )、输粟平籴、施棺、建义冢等义救义治活动。

首先是赠粮、施粥和赈银。洪涝灾害冲毁良田、毁坏粮食作物造成饥荒和市场粮食紧缺，灾民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食物问题。徽州乡绅乡贤纷纷援手赈粮、施粥和赈银，实施义行。明崇祯十四年，徽州洪灾后爆发了饥荒和疫灾，丰南人吴苣和叔父一起倡导捐米施粥，使千余人饥民度过了此次危机。（吴吉祜《丰南志》之《人物·义行》）。

明黟县县令在其《旌义堂记》赞誉了乡民胡彦本捐谷赈济善行：“正统辛酉之年，予宰黟县。岁旱饥，耆民胡彦本慨然出粟一千二十石赈乡人千四百三十户有奇。予以奏闻，上遣使赍敕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且复免其丁役”（嘉靖《黟县志》卷十四《艺文》）。

岩镇镇东嗥头的吴荣，“先是嘉靖甲申，户部奉恩例召义民输粟以救灾，荣以冠带。君如例人粟，不受冠带，有司强之，后受焉。岁甲辰、乙已(1544-l545年）连凶歉，都移文府县谕富民出银分赈饥户，君即应召，盖性乐于施非假以荣名也”（《古歙岩镇镇东嗥头吴氏族谱·仰山吴君行状）。

乾隆十六年(175年)夏“商贩不通，米谷腾贵……绅士程扬宗等相率乐输银六万两上之于府”（民国许承尧，《歙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惠济堂记》，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其次，通商平粜，拯救灾民。每遭洪涝灾害和病疫灾害，饥民剧增，粮价上涨，官府和民间乡绅乡贤纷纷合作出银出谷平抑粮价。沙溪集略》卷四记载徽商凌顺雷灾疫之年冒着暑热奔波苏皖，购得谷米“平价以售”轶事：“岁辛未旱饥,道殣相望,公虑市米无多,人有怀金钱而枵腹终日者,乃冒暑热往返江苏间采买接济,道经严陵青溪,居人阻截,公等筹画申理得直,故米艘得源源而来,平价以售，如是者数四,乡里赖之。”康熙《徽州府志》记载：汪太护，(明)歙稠墅人。尝贾毗陵，值岁棂，出谷大赈，后里中饥，输粟六百石，郡守李公申请赐建义坊”（ 清丁廷楗，《徽州府志·卷十八·杂志·下异》，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再次，施棺建冢、掩骼埋胔。古徽州笃信风水“尤重先茔”。洪涝灾害造成先茔被毁尽失，“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大水及城漂坏庐舍坟茔无算”，“五十七年六月旱久忽大雨山洪暴涨西北两乡坏损田庐漂淹人畜以万计”。礼仪教化下徽州，十分重视亡故宗亲的安置。除了官府设立义冢外，民间商贾乡绅更倾心致力于施棺建冢，婺源县城西人汪逢阳，“性慷慨，勇于行义”，万历十六、十七年，洪涝病疫灾害时，曾施棺埋葬三百余冢。歙县岩寺的佘文义“性不好华靡，布衣游名卿大贾间，泊如也。置义田、义屋、义塾、义冢…… 所费万缗”(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四《佘公桥》）。

　　二是建立义仓、购置义田、兴修水利。

第一、建立义仓。为了抗洪赈灾，朝廷在水患严重地区推广备荒仓储，普建预备仓和廉惠仓。预备仓是明代朱元璋起始推行的备荒仓。弘治《徽州府志·恤政》记载，徽州府的预备仓数量充足，县府预备仓的数量大多在4所以上，而且逐年增加，洪涝病疫中杜绝饿殍盈野现象发生。

嘉靖《徽州府志·恤政》载：“正德十二年丁丑，知府张芹买田三千亩，令六邑作廉惠仓备荒。”在太守张芹力推下，徽州六邑普建廉惠仓。这种官办性质的备荒仓储起到了灾疫之际官府无法拿出平籴资金时确保赈灾粮供需的作用。

然而，到了明中期后，预备仓颓废，管理混乱，储谷减少。1618年明朝户部曾坦言：自古备荒善政，莫不以积谷为先务。今应天奏报，所属各官积谷多已跄额，实在谷数共五十六万二千石。但以抚属十一州郡，每县仅以数千石计 ，设有饥馑，所计能几？故社仓、义仓不可不广（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安徽史料卷》，1994年2月武汉出版社）。在此情形下，动员商贾乡坤建立义仓、社仓迫在眉睫。

徽州早期赈灾，主要是乡贤乡坤和商贾捐输祠堂祠田的籴谷，以此接济穷困潦倒的族人。明中叶后，为弥补赈灾救疫空缺，徽州乡村普建社仓。歙县新馆的鲍峻“尝捐屯饷、设义仓、助军需，浙抚上其事于朝，迭邀恩奖”（《歙新馆鲍 氏著存堂宗谱·义行》）。徽商程扬宗“念切桑梓，乐输银六万两，以一半先为买谷积贮，以一半交典生息为将来增贮之计”（民国许承尧《歙县志》卷15《艺炼·惠济仓题疏》，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祁门县社仓官府“给本银四百七十一两，买稻一千五百七十石，并各约输稻，令乡约分贮各仓备荒”（道光《祁门县志》卷十四《恤政》）。

　　第二、设立义屋，购置义田。洪灾之年，徽州富贾乡绅积极设立义屋为流离失所灾民提供所居之处，还购置义田给灾民耕植安度灾年。明万历年在广德从商的歙县沙溪凌景芳，“尤喜施与周急赈穷”，“乃捐其资置田与族饥馁者，共亩计之凡有若干；创屋与族无依者，共楹计之凡有若干。又置冢一区，与族之死无归者，共族之人养生丧死无憾。”（乾隆《沙溪集略》卷） 歙县县令林元立由此赞叹不已，亲作《凌氏义田记》写道：“凌景芳者，其义士欤!”岩镇佘文义乐于行义，专设佘氏义屋安顿无家可归的难民“养浩有义宅之举，君子取焉”。

第三、兴修水利、输畅交通。兴修水利是治灾根本，对于防灾抗洪意义重大。明清时期徽州官府积极调配兴修水利，歙县民众积极参与。歙县渔梁坝是现存新安江最古老拦河坝，明清时期程立达“督修渔梁坝”（民国许承尧《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岩镇佘文义“又捐四千金，造石桥于岩镇水口，以利行人”（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4册《佘公桥》）。

明清时期徽州洪灾纷争调处

洪涝和饥荒、病疫灾害期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安抚民心，徽州一府六邑一方面发布告令，采取严厉的惩治措施，歙县知县彭好古为严厉打击盗贼发布教谕：“迨至凶年而人人相戒日：宁死饥，毋死盗也”（万历《歙志》传卷一）。

另一方面，府县官员和各村乡宗族组织积极开展教谕引导，并采取激励和调控措施，形式多样的民间救灾抗疫的“义治”盛兴，及时弥补了官府治疫救灾中缺银少粮的空白，也稳定了乡村社会秩序。由此，这个时期除了少量偷盗案件外，大部分跟赈灾和通商平粜纠纷有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徽州发生洪涝水灾。“灾害为近数十年所未有，离居者十户而四五”，以休宁的屯溪为最重，总计整个徽州受灾人口1696人。“五月十九日后连朝阴雨，二十四五日，又复大雨倾盆，山洪下注”（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水灾发生后，当地官府积极动员当地民众士绅与旅外徽商，共同筹措救灾物资，有效开展灾后救助。

　　六月初十日，休宁县县衙接到屯溪居民吴士林一纸诉状，诉称不满当地官府平籴限制而告之公堂。状子陈列官府肇事官员的“二大罪状”：一告当地公济局，指责公济局平籴限制的规定不合理，不能满足灾民的基本需求。自家属于特殊贫困家庭，孤寡母子相依为命，且家中上老下小人口众多“因食口众多，满拟多籴，局员喝阻不许多籴”，由此发生争吵多人扭打。二告当地巡警局，挟私偏袒，欺侮孤儿寡母，不问青红皂白纵勇滋事，重伤据理力争的吴士林，以至上访吴士林机“久溷局中”要求给予说法。一时间群情激愤，多人涌入县衙要求秉公平籴，惩处挟私偏袒警员。

此时，休宁县府又接到屯溪德厚昌商号店东曹英诉状，状告巡警局官员任恒智“平日里就嗜烟纵赌、而今又纵勇滋事，故其人应停职，其所在的巡警局应解散停巡”。很明显这场平籴纠纷引发巡警局深陷其中的群访群诉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洪涝防御治灾大局。

　　时任徽州知府的刘汝骥在接到休宁县县衙详细禀报后，一方卖督促休宁县派员赶赴屯溪当地展开调查，一方面派员安抚群众、纾解群访者情绪。经过大量走访和一一详尽查看各方的诉状，申辩，在搜集大量的人证、物证后，终于弄清这起群体性上访的“民告官”案件原委——

　　原来，事情的缘起是休宁县孀妇吴程氏之子吴士林等人，“因食口众多，满拟多籴，局员喝阻不许多籴，氏子语言无知……信口嫚骂”导致与现场维持秩序的执勤警员互相扭打，吴士林等受有轻伤，吴士林等就趁机“久溷局中，图诈不去”引发当时不明真相群众同情和愤怒，原来就与巡警、义绅存有矛盾的德厚昌商号店东曹英“挟仇抱怨”借此上诉，众人参与，致使事态扩大，使得一起普通的警民纠纷案件不断升级，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此案审理中，各方对薄公堂，唇枪舌战、你来我往，相持不下。但刘汝骥细细查看案卷，盘问证人，缜密分析后认为：洪灾之年，“平粜本有限制，不能任人多籴。否则囤积转售，强者籍以取利，弱者转无从得食，流弊丛生，何可究诘？屯溪穷民不下数百户，何以虚来实往，均无异言？而子不遵约束，强欲多籴，本属不合。为局员者喝之，可也。斥退阻之，可也。”

这就是说，对于无数不多平粜库存“不能任人多籴”否则便会“强者籍以取利，弱者转无从得食”，而上告者吴士林“不遵约束，强欲多籴”原本不合规法，公济局平粜人员认真履职“喝之”“斥退阻之”合规合法，无可抱怨。知府刘汝骥遂作出批示裁断：士绅照常开粜，不得因噎废食。

　　关于巡警局是否纵勇滋事及吴士林是否重伤？刘汝骥查看各方证据并走访知情者，查明吴士林的受伤情况，“嗣经该县刘令禀覆，吴士林伤已验明，惟左肋拳伤一处，别无伤痕。讯系警勇费志发、李荣生二人所殴，当予分别责惩。任弁喝令一节，实无其事”。至于吴士林所辩“未买粒米，并无强买滋闹情事”，刘知县审案后认为，“查吴程氏遣抱拦舆禀内，……氏子语言无知，触怒赶毁等情，是皆吴士林屡籴滋事之明证”而且如果“无强买滋闹情事，然则该警兵何仇于吴士林，而无故寻衅？该平粜义绅又何恶于吴士林，而环请提惩耶？”此断然不合情理。

刘知府还认为，“义绅焦劳辛苦，而经营之刁民游戏怒骂而破坏之，此揆之情法，无从为之解脱者也。”故而，刘汝骥饬令休宁县府：警勇“既违警章，自有法律绳之。刁民卧局滋闹，饬差押逐提案惩戒……仰休宁县立即查照节次批饬提集确训，酌予惩处报明查办，以彰公道而遏刁风”。

　　对于“任恒智是否嗜烟纵赌及巡警局是否应该解散停巡”控告。为彰显公平，增加审案透明度，刘汝骥特派在平粜纠纷中与警员扭打受伤的原告方之一的李鸿麟亲往查验。

经过查证，原来德厚昌商号对任恒智嗜烟早已告发，“知府业经移请徽州营调验”，已经作出“却无嗜好”结论在案。此次“奉札后遵即重加调验，一面移会徽州营札调来郡”查验以往结果，一方面让府署中腾出一间让李鸿麟与任恒智共寝其中，“又虑其怀挟代药品也，入所之先并论李生切实检查，四月初七辰刻入署，初十日午刻出署”，结果，李鸿麟证实“入所之时遵示搜过，并无怀挟。终日相对共语，却又无倦容”显然并无嗜烟情形。如果任恒智”嗜好甚深，委靡不振”“何以在差两年有余，未据揭禀”显然其嗜烟的控告并不能够成立。

至于“又原控收受赌规一节……原禀既称有证有据，何不指其人以实之？应仍饬县随时访拿，果得有实据，与者受者即一并尽法惩治”可见，此控告也系德厚昌号的诬陷。

对于曹英所指控的借故让巡警局解散停巡之诉明显属于借警员殴伤吴士林之机，肆意扩大事件影响，以达到公报私仇目的。寻根问源，原来去年十二月，曹英就曾经因请警局差人帮助商号押运货物起冲突而借故诬告想代换心腹外委张开元，不料遭到义绅洪廷俊等人的强烈反对，洪廷俊等人以“情形熟悉、缉捕勤能”公函要求留任任恒智，从而使曹英对义绅洪廷俊记恨在心。此番德厚昌商号“痛诋洪绅，是其本意，并非与任弁为难，直与洪绅为难，其挟嫌倾轧之情，已昭然共见”。

　　据此，刘知府作出判决：一是对纠纷中当事双方作出处理，吴士林受有微伤从宽免究。殴人局勇送县责惩。二是对德厚昌商号提出的撤换任弁、警局停巡和不认警捐诉请予以驳回。并言明“警察为维持秩序保卫治安，要政岂能因一二警勇殴人被拘，辙将全班停止巡缉……候札饬任外委即行照常梭巡查缉，以安商旅而戒不虞”。三是整顿巡警局，实现从此绅商“蠲除意见”的目的。

这起因洪灾平粜引发纠纷终于在刘汝骥明察秋毫地细问深查中真相大白，迅速下判而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