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七一专辑（3）

李子

云南思茅、版纳军分区大院发小编辑部

（编辑资料由徐苏明提供）

　　我的父亲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定陶县游集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别说上学，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于解决，即使这样，但他的祖父是个开明人士，虽然穷，但在村里德高望重，力保我父亲读书。他说：“只有读书，穷人才有出头之日”，就这样靠着村里人的接济，我父亲读完了中学。县里的中学离家有十五华里，当时的学校学生吃饭是靠自己解决，因为不能每天往返家里，父亲每个星期回家一趟,返校时带上一个星期的口粮，这些口粮就是祖母把村里各家接济给的粮食发面做成窝头，让父亲带回学校。冬天还好，啃个窝头，就点开水，还算过得去，一到夏天，窝头放两天就发霉了，但也不能扔掉，久而久之，父亲就得了胃病，此病伴随了他的一生。就这样，父亲克服了种种困难，一直读到了后师毕业,也因为身体的原因,他49年没有南下。

　　父亲于1938年参加了革命,于1939年入党,从此以后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

　　父亲于2010年去世,他经历的很多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只能从我耳闻目睹的一点一滴中来记录父亲的人生吧！

小时候刚记事，就知道父亲是个很忙碌的人，实际上父亲当时已是定陶县“特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兼中共定陶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他表面的身份是办学，教书，那时他在一个学校任校长，在教学中宣传革命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发展提携了很多青年学生参加了革命。我记得当时有三个女学生，穿着天蓝色的旗袍上学，每到放学时，学校门口挤满了人都是为了一睹女学生的风采，听说后来这三位女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还嫁给了八路军的高级首长。

一到晚上，父亲从学校回到家里，家里就成了工作的场所，有来商讨工作的，有来送传单的，有来开会的，我母亲这时就领着我到外面去站岗放哨，等家里的人都散去了，我们才回家。因为当时有很多宣传革命的传单，需要张贴出去，当时我母亲挺身而出，要接下这一项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作，父亲当时有顾虑，怕万一母亲暴露了，会连累组织。但母亲做事谨慎，都是夜深人静时一人把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群众看到传单，很受鼓舞，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日子长不了，都积极协助八路军打鬼子。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

　　从事地下工作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都需要伪装身份，父亲身姿挺拔，儒雅斯文，虽然常年穿着长衫、戴着礼帽，是一校之长，但长此以往，终究还是走露了风声。有一天晚上，交通员悄悄来报，有情况，敌人正在来抓捕的路上，在南街上已放好了两辆自行车，让往南撤退有游击队接应。当时我家住在南北走向的一个大院子里，不知是便于撤退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往南、往北都可以撤。于是父亲当即拿出两把手枪，检查了一下，递给我母亲一把，拉着我就往南去了，到了街上，果然有两辆自行车，父亲带着我，母亲自己骑一辆，一路往南而撤。也不知走了多久，大概天快亮了，看看后面也没有追兵，父亲说到前面村子里歇一下吧，母亲也同意了进了村，敲开一家老乡的门，父亲说我们是八路军，被敌人追赶跑了一夜，也没见敌人追上来，想借用个地方休息一下，房东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屋并抱来了被子安排我们在西屋住下了。我和父亲都睡下了，只有母亲一人静静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她忽然喊道：“不行，我们还是要走”，父亲说：“刚睡下，怎么又要走”？母亲说我心里七上八下不定由，心安不下来，其实，俩个人心里都在想虽然走了大半夜，不知道脱离了危险没有，谨重起见，父亲还是把我唤醒，告别了房东，我们还是急急忙忙赶路了。

　　谁知刚出村，敌伪的马队就到了，把这个村子挨家挨户翻了个遍，也没见我们的身影，此时，天已亮了，敌人怕再往前会中了游击队的埋伏，只好调转马头回城去了。我们往前没走多远，就见到了游击队了，大家见面，分外亲热，忘掉了一夜的劳累。说话之间一位年近四十岁左右的大叔端来了大饼和小米粥，饿了吧，孩子，赶紧吃吧！由于刚脱离险境，死里逃生，我一时竟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想来也很后怕，如果当时和父母亲一起落到敌人手里，怕是也没有命了，虽然很小，但身临其境，这件事情如烙印般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长大后，我学烙饼，都说我烙的饼好吃，那是因为虽然事隔八十年之久，但在我的脑海里永远记住了这件事，那是一份劫后逢生的味道、是刻在我血脉里的味道，从不曾忘记。今天写出来，也全当是纪念这位大叔了。

　　父亲暴露身份后，只能从城里转移到农村继续他的地下工作。他还是以教书为名，陈集、保宁、小徐庄、三合寨、半半堤等等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和很多群众结成了朋友，以至于解放后，还当亲戚一样走动，这些关系不仅是他们上一代，也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这都是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友谊，他的学生很多，我参加工作后，经常有人问起父亲，说你父亲的身体还好吗? 我跟他上过学，是你父亲的学生，原来还有很多人惦记着他。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谈判决裂，内战开始。记得是1946年接到上级命令,往黄河以北转移,当时条件非常艰苦，行军到那里，那里就是驻地，经常是找不到住处，发两个窝头就是一天的口粮了。那时我已经七岁，二妹三岁，三妹才两个月大，母亲带着我们风餐露宿，跟着行军太艰难了，走到小徐庄时，就把我二妹留在了当时做地下工作时认识的一家农户家里，让我二妹认做干爹、干娘。后来国民党听说小徐庄有个八路羔子，到村里问老百姓到底有没有？全村的百姓都说没有，把敌人骗走了，保护了她。

　　我们一路往北到了黄河边，白天敌人的飞机巡逻，只能躲在高粱地里，晚上才能过河。船只全是老百姓自己打造的木船，天一黑，他们都把船只开过来，渡八路军过河。人多船少，又非常紧急，母亲几次都没上得了船，一次眼看船要开了，我母亲心一横就把我三妹扔上船去，她想逃一条命算一条命，情急之下母亲刚踏上一只脚，船就开了，船上的人奋力把母亲拉上船去，母亲寻着哭声，找到了三妹，过了河一看，我母亲的衣服全湿了，原来把我三妹扔上船时，头被嗑破了，母亲一身被血浸湿，从此以后，我三妹头上留下了一个疤，又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在我三妹的头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

一家人总算有惊无险过了黄河，到河北以后，父亲就把我送进了军工子弟小学，我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了。学校也跟着转移，走到哪里住到哪里，自己磨面做饭，全体教职员工及学生，全部都是供给制，由国家负担，但是没有工资。有时夜里行军，由班主任领着，用一根长绳子把大家的手拴上，连在一起，生怕哪位小学生睡着了掉队，就这样又渡过了三年的艰苦岁月。

　　父亲由于工作的需要，一会在黄河北，一会又在黄河南打游击，这时他身边己有两位警卫员跟随着父亲，解放以后都给安排了工作。这期间父亲还受到了陈毅元帅的接见。

母亲领着三妹在根据地工作，此时一家五口人分四下里,至到了1948年底,我们一家才回到了老家——游集。

　　也不知怎么那么巧，那时也没有通信设备，在同一天里，我们一家都先后回到了家里。天很冷，我祖父赶紧抱来了柴火，点燃了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祖父把家里这三年来发生的事跟我们一一道来。祖父说你们走了以后，国民党就来了，当时国民党的军队进了村，你的爷爷就知道我们家要大难临头了，赶紧叫我和你母亲躲出去，他一人在家，他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国民党兵果然进了我们家，问道你家里的人呢？我儿走亲戚去了，我孙子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和我曾祖父一问一答，看看问不出什么，就叫当兵的把刺刀架在他脖子上，并威胁他如果不说，就杀了你！曾祖父说要杀你就杀，我孙子长着两条腿跑那去，我管得了吗？可惜我走不动了也撵不上他了。说话间，好多乡亲都来了，大家怒斥这些国民党兵，有本事找他孙子去，欺负一个老人有啥用，那当官的只好气极败坏地下令要把房子烧了，又是好多乡亲站了出来，才把房子给留住了。

我祖父祖母看着家里也待不下去了，就把我曾祖父托付给了亲戚，老俩口推着个小车，一路乞讨，往黄河北找我们去了，转展了很多地方也没找到我们，又一路乞讨着回到了家。

　　在这三年间，除了国民党来抄家，我的二叔也牺牲了。我的二叔游泮旗，是父亲唯一的亲弟弟，他小名叫二黑，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参加了儿童团，经常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我们离家后，他也参加了游击队，打击敌人，保护当地的老百姓。有一次，遭到了国民党的偷袭，短兵相见时，他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不幸中弹牺牲了，他牺牲的地方离家不远，游击队把他送回了家里，一家人看到血淋淋的尸体，悲痛欲绝。曾祖父年事已高，敌人的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没怕过，看到他年纪轻轻的心爱的孙子去世了，老人家很难承受这样的打击，我二叔下葬不到十天，他也跟随他心爱的孙子而去了，十天之内，连失两位亲人，是何等的哀痛。

听完祖父的叙述后，一家人抱头痛哭，战争，夺去了我家两条生命，我二叔多么好的青春年华永远定格在了十九岁。小时在家时，曾记得二叔养了一只大绵羊，放羊时他总是带上我，别人家犁地，我们俩在后边捡别人不要的红薯，看到又有人来捡，他说咱让给别人，我们去挖野菜，二叔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坎里。得知他牺牲了，国仇家恨，涌上心头，对他的思念将伴随着我的一生。

　　还有我的曾祖父，他生在清朝，我记事时，他己八十多岁了，那时家里虽然贫困，但他很有风骨，在我们家乡那一带很有名望。他常年穿着长衫，周周正正，不怒自威。记得他有一把茶壶，每天吃过早饭，他自己拄着拐杖，提着壶到集市上去了。那个年代，村里几乎没有人家烧水喝茶，集市上有卖开水的，一分钱一壶，看到老爷爷来了，对他很热情，马上给冲上满满的一壶水，老祖父付了钱提着茶壶就回家了。这壶水，他要喝一天，那时没有保温壶，但他有个暖囤，外面是草编的，里面放上麦杆，然后壶放进去，就可以保温，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但这个暖囤在我家还保留了好多年。

我曾祖父一生都有骨气，也很有远见。是他坚持让我父亲上学读书，支持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听我母亲说，我出生时下着大雪冰天雪地，曾祖父就给我起名“冬梅”，我想曾祖父给我起这个名字，是预示着他希望他的后代们都有着梅花一样的品格和傲骨。

　　斗转星移,日月变幻,一转眼到了1984年。父亲觉得他们这一辈人都老了，他下定决心，千里迢迢从山东菏泽来到了贵州看望他的老战友。

他先到了贵州省政府看望了戴省长，两人一见面抱在一起，那种兄弟般的情谊难于言表。俩人回忆了很多往事，其中谈到一支钢笔，这只派克钢笔是日本投降时，父亲负责押送一伙日本军官，在路上一个军官忽然掏出一支派克纲笔交给了我父亲，到了目的地，父亲也把这支钢笔交了公，开表彰大会时，戴省长（当时可能是地委书记）又把这支笔奖给了我父亲，戴省长南下时，我父亲又把这支笔做为礼物送给了戴省长，戴省长说我用它写文件，签字，用了好多年，现在当宝贝把它收藏起来了，两人说罢，哈哈大笑，把谈甚欢。

父亲接下来又到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看望了杨用信院长。战争年代，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穿了件破大袄，在我外婆家避难。白天躲进高粱地里，我外公给他送饭，晚上回家来睡一觉，天不亮又要躲回高粱地。父亲见了他依然喊他二哥，还是那么亲切，他回忆说，当初在邵楼避难时，晚上回家，大娘总是把点白面留给我，给我做面片吃，放点葱和香油太好吃了，为了不忘过去，咱们今晚就吃面片吧！就这样俩人各吃了一碗面片，父亲和杨伯父谈了许久才离去。1986年杨伯父去世,我们都参加了他的葬礼，谁知此次两位老人见面后就成了永别。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也是父亲的学生，有一年回到老家，还看望了父亲。

　　父母他们这一辈人，奋斗一生，戎马一生，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和平年代，他们依旧保持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以公为上的革命传统，即使父亲后来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始终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在他们老一辈人的身上，真正彰显了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毅力，这是我们后辈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们的家史，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细说过，后辈们只知道他们的外公外婆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干部罢了。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回首往事，只能把记忆深刻的几件事记录下来，也是希望后辈们能知道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几代人前赴后继奋斗的结果。同时，希望这份记录是对前辈们最好的纪念，是对父母亲在天之灵的告慰！

　　另外，补充一点，父亲喜欢画和书法。他有一幅郑板桥的画，战争年代打游击时，都是警卫员背在身上，行军打仗都没有失落，一直保留着，谁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家拿走了，后来多方寻找也无果。父亲练就了一手好书法，人称书法家了，他的书法留给了他的后代，作为后代们对他的纪念！

　　父亲，儿女们永远怀念您！

女儿：游冬梅

写于2024年3月

（本期编辑的黑白图片均来自网络）